八 《女诫》“曲从”思想的由来和发展

在没有是非曲直的情况下，子妇顺从姑舅是没有问题的^[67]，但如果涉及到是非曲直，子妇当如何处理？关于此话题，班昭之前的谈论较少，但此子妇与姑舅之伦可拟“父子”之伦，对父子间在有是非曲直情况下子是非当曲从的讨论可为之提供参照。对此，《论语》、《礼记》的态度清晰，以为子当谏父，而非曲从。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68]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69]

朱子以为《论语》和《礼记·内则》“言相表里”。他说：“几，微也。微谏，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见志不从，又敬不违’，所谓‘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也。’‘劳而不怨’，所谓‘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70]两者合观之，虽然子女要以婉曲的方式谏父母，但进谏父母之决心甚坚，因为在子顺父之原则之上，尚有乡党州闾舆论，显然《礼记》假设乡党州闾舆论是公正的、正义的。《礼记》此条“郑氏注”明确地说：“子从父之令，不可谓孝也。”^[71]

《孟子》对此问题的态度比较复杂，但有理路可寻。从大的原则看，《孟子》以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72]，是不赞成曲从的。但他持父子之伦以“仁”为本的看法^[73]，所以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似乎也不主张儿子要坚持不懈地谏诤父亲。《孟子·离娄上》曰：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74]

班昭对夫妻关系的定性以及可能出现的非常态实际上承《孟子》父子关系的认识而来。孟子假定父子关系常态就是父慈子孝，如果父亲承担了老师的职责，学生处于学习阶段，总会有不当言行，父亲就要用正确标准加以纠正，儿子做不到，父亲就动怒，父亲一动怒，就伤感情了，儿子就会想，父亲用正确道理教育我，自己的做法就不正确，这样父子之间就伤感情了，就会父不父、子不子。孟子为避免父子之间出现非常态状态就“不教子”、“易子而教”，不让伤害父子关系的可能性存在，班昭为避免夫妻关系的非常态出现的釜底抽薪的方法也承之孟子。《孟子》又用匡章之例证明“父子责善，贼恩之大”，但又不认同“通国皆称”匡章为“不孝”的说法^[75]。孟子不排斥子以感化方式使父自己归于正。如《孟子·万章上》载孟子曰：“《书》曰：‘祇载见瞽叟，夔夔奇栗，瞽叟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朱子释孟子之意曰：“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见化于其子，则是所谓父不得而子者。”^[76]

不过，《孟子》中有“以顺为正”妾妇之道的明确表述。《孟子·滕文公下》云：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77]

虽然此处《孟子》以妾妇譬喻公孙衍、张仪等不能行道之人，以大丈夫譬喻能行天下之大道之人，但有阿谀苟容为妾妇顺从之道的明确表述，从而与“大丈夫之事”形成完全不同的标准。

曾子是位孝子，但有一位脾气暴燥的父亲曾皙，父子冲突较多，所以《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都有关于是否曲从父母的讨论。其文云：

君子之孝，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微谏不倦，听从而不怠，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谓孝矣。^[78]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79]

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80]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爱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辨。争辨者，作乱之所由兴也。由己为无咎则宁，由己为贤人则乱。^[81]

与以上《论语》、《孟子》、《礼记》等论述相比，《大戴礼记》有两点令人关注：一是子当谏父，然谏不从，则当依父母之意行之，且当“行之如由己”，也就是说子女最终曲从父母，且为父母受过，从而使父母免受乡党舆论的谴责。二是将孝分为王者、“君子”、“士”、“庶”之孝，各种人群持有不同的标准（此似继承《孝经》而来），其中“君子”孝中有“以正致谏”之目，“士”之从命当以德衡量或因己德而使父母之命正义化，其它人群似无此要求。然而君子、士非仅以势位划分，如果以有道来界定，则又可突破社会身份，自有其灵活之处。

班昭兄班固所集之《白虎通》，亦有对上述特殊情况下夫妻、父子之伦的表述。《白虎通·谏诤》曰：

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耻共之。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谏不从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为谏正也^[82]。故一与齐，终身不改，此地无去天之义也。子谏父不去者，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犹火去木而灭也。^[83]

《白虎通》认为娶妻的目的不为谏诤，如果妻子谏夫不成，亦不当求去，但因为夫妻荣辱与共，所以妻谏夫既必要又合理。子谏父亦同理。

由上可见，对于夫妻、父子之伦，班昭有许多可资取鉴的资源，然与上述各家思想对照，班昭取《孟子》“父子不责善”的避而不论的方法以避免妇人与夫争论曲直是非；其对姑舅之道，是在《大戴礼记》的述行上更退一步，对之毫无劝谏之想，“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因而使妇人在此两类伦常关系中，越来越似有还无，沦为沉默和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