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女诫》之立论卑浅处

中国古人多以《女诫》教女，对其中义理逻辑少有质疑。朱子曾指出《女诫》有“言有未备及鄙浅处”。其《与刘子澄》书云：

向读《女戒》，见其言有未备及鄙浅处，伯恭亦尝病之。间尝欲别集古语，如《小学》之状为数篇，其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勤谨，曰俭质，曰宽惠，曰讲学。班氏书可取者，亦删取之。如《正静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语，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谓宜其家人，《宽惠》谓逮下，无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检阅，幸更为详。此目有无漏落，有即补之，而辑成一书，亦一事也。向见所编《家训》，其中似已该备，只就彼采择，更益以经史子集中事，以经为先，不必太多，精择而审取之尤佳也。^[64]

揣摩朱子新编女诫的体例，一是在“卑弱”之前增“正静”一章，以朱子学术倾向衡之，其或从“性理”角度阐发、建构女教。二是增加了“孝爱”、“和睦”、“宽惠”章，与其《小学》“明伦”部分相应。三设“勤谨”、“俭质”章，似《小学》之“敬身”章。“讲学”章，当辑嘉言懿行，如《小学》之外篇。朱子欲编之女教书，比班昭《女诫》更多在性理层面立论，体例有不同，内容面相有增加，确针对《女诫》“浅”和“未备”两端而作补充，但对班昭《女诫》女德思想并无异议。朱子也常推荐女性读《女诫》，《朱子语类》卷七记：“问：‘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范》，亦好。”^[65]

朝鲜人金元行（1702—1772年）曾指出《女诫》不能“原吾心本然之爱”，有“去仁义”就利欲之“疵”。其《书曹大家女诫后》云：

盖观古今之教妇人，必亟称曹氏《女诫》，余读其文焉，其为义精，为言约，苟善学者，其亦足以淑身宜家，而有余裕者矣……故夫父之为慈，子之为孝，兄之有友，弟之为恭，夫妇之为和且顺，使亦根于吾心之固有，而其恩义之笃，油然生于其中而不能已，岂有所为而为哉？今此书之言曰“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又曰：“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不可失也。若淑媛谦顺之人，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呜呼！诚如是言，则是人之所以顺舅姑、和叔妹，未尝原吾心本然之爱，以尽其职之当为，而将为悦其夫之心，而姑为是曲从而结援耶？如使其夫之遇己者，其爱憎厚薄无所与于舅姑叔妹，则是舅姑不必顺，而叔妹不必和欤？不幸而使其夫又至无恩于其父母兄弟姊妹，则吾将从而薄之以助其恶，而求相媚欤？呜呼！何其谬也！夫妇人之从于夫也，有外成之义、同体之恩，故《内则》论子事父母、妇事舅姑，其尽孝敬之至，极奉养之宜，皆一视而无所异。然则夫之父母，亦我之父母也；夫之兄弟姊妹，亦我之兄弟姊妹也。其恩养恻怛，盖亦必有自然而不容已者也。今处舅姑叔妹之间，而其所为恩爱者乃如此，则其于父母兄弟又可知矣。是孟子所谓“父子兄弟去仁义，怀利以相接者也”，岂不殆哉！虽然，人非圣贤，其于道不能无所偏，故其为言不能尽醇而无疵，今于此，亦弃其疵而取其醇焉可矣。^[66]

金元行从“吾心本然之爱”和“尽职”两方面，言妇当顺姑舅、和叔妹，因而从义理的层面批判《女诫》之“不失夫心”，实为心术已坏。据上分析，《女诫》各章间讲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第七章“和叔妹”以第六章“不失姑舅心”为前提，“屈从姑舅”以第五章“不失夫心”为前提，“不失夫心”以第四章之“正心专色”为前提，“正心专色”是第三章“敬顺”妇道之补充，“敬顺”妇道的成立以第二章“夫妇”之伦的成立为前提，“夫妇”之伦的成立以第一章“女德”之成为前提。其理论基点在于“女德”之成，其终极目的在于“裨助汝身”、“夫主嘉美，声誉耀于邑邻”。金元行不顾及《女诫》的内在思路，只从中抽出“不失夫心”之语，再将之置换为“悦夫之心”，并在这一意义上推衍为“求相媚”，再推衍为“助夫恶”，通过数度延伸，将《女诫》义理归至“怀利以相接”上，实有深文周纳之病，因而其批评亦非公允。当然《女诫》诫子书的书写传统，其表达的朴素性倾向，亦启金元行批评之端。这也可以看出汉代务实的儒者与当代和后世醇儒的区别。

如果将《女诫》视为独立自足之文本，要求其内在义理的通畅、纯粹和普适性，我以为《女诫》有两大缺陷：（一）如上所述，《女诫》七章层层递进的结构，实是单线地构建理论，尤其没能从儒家义理上解决“曲从”的问题；（二）其理论建构在男性教育和为夫之道完备、完善的假设之上，因而未及夫妇间有是否曲直之时，不能圆融地解决妻子既保持“敬顺”又不失“苟媚求亲”的矛盾，削弱了该文本对女性生活的指导意义。这一方面由于儒家学说也未能圆满地解决此问题（详下），一方面是班昭之论确有粗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