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女诫》与士大夫宗族建立的文化背景
女儿及笄，如男子之冠礼，表明她已成人，这也意味着她受教育阶段的结束。女儿及笄后方嫁入他姓，从一定意义上讲，夫家没有教育子妇的义务[9]。如果出嫁女行为失检，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女家之不能教化，所以出嫁女被遣归，除自己蒙羞外，对其家族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相对而言，对夫家的声誉则影响甚小。有时男性是以能出妇而获得褒扬的。如《荀子·解蔽》曰：“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10]又《汉书·王吉传》载：“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令吉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从东家对王吉去妇的反应以及里中语来看，里人并不认为王吉当为此事去妇，但王吉因此而去妇，史家赞赏其“厉志如此”[11]。
事实上，《仪礼》已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出嫁女姓氏的关注。如《士昏礼》载：“若舅姑既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祝盥，妇盥于门外。妇执笲菜，祝帅妇以入。祝告，称妇之姓曰：‘某氏来妇，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注》云：“某氏者，齐女则曰姜氏；鲁女则曰姬氏。来妇，言来为妇。”又曰：“妇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来妇，敢告于皇姑某氏。’”[12]在三月成妇时，必将媳妇的姓氏告于姑舅之灵。所以，女子既许嫁，就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强化教育。《士昏礼》曰：“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若祖庙已毁，则教于宗室。”《注》云：“就尊者之宫，教以妇徳、妇言、妇容、妇功。”[13]之所以选择在祖庙、宗室对已许嫁女进行教育，无非显示这一教育非小家之私事，而是宗族之大事。婚礼当日，父母家人仍要作最后的训诫。《士昏礼》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庶母及门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衿鞶。’”[14]其最终目的，除考虑女儿的命运外，也希望女儿不使宗族姓氏蒙羞。
汉代崇儒政策的推广，使士人的宗族蓬勃发展。士与强宗大族紧密结合，一方面使强宗大族士族化，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极力维护、提高其家族文化品第，扩张家族的财势，两者互为因果[15]。汉代强宗大族的文化优势使宗族形成士大夫豪族，以别于非士大夫豪族，其标志即在于宗族中人具有儒家的道德修养，其言行能堪为世则。儒家观念并不注重社会序列与地位，而在于其人是否为贤者[16]，因而宗族女儿同样需要、也同样能够承担这一职责和使命。士族儿女之所以能成为贤者，是宗族施行教育的结果，两者亦互为因果。
班昭《女诫》也透露了这些信息。《女诫》“序”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17]《七诫》云：“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18]以班昭之语，自己因“先君”、“母师”之教，所以能“常恐黜辱”，因此终其一生没使“父母”蒙羞。所以她有教育子女的自觉，虽然她自谦教育子女不够行之有素，又仅以最低标准加以要求，其最低标准即是女儿能不“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最高标准能使女儿“声誉耀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其忧患宗族的心理最为明显。
我们从刘向《列女传》、《后汉书·列女传》的女性传记的书写方法[19]，也可略见西汉元、成之后至东汉以来宗族建立以及宗族受重视程度的提高。《列女传》在叙述传主时，如果传主为已适人者，则必称某人之妻、某人之母，如果不是贵为帝室、王室、公室之女，则大致不叙及其为女的身份。《列女传·母仪》14则中，6位母亲没有本家身份；《贤明》篇15则中，10位妻子没有本家身份；《仁智》篇15则中，9位没有本家身份；《贞顺》篇15则中，6位没有本家身份；《节义》篇15则中，11位没有本家身份；《辩通》篇15则中，6位没有本家身份。即使传主主要以女儿身份行事的15则记事中，《鲁漆室女》、《京师节女》、《晋弓公女》、《齐伤槐女》、《阿谷处女》、《赵津女娟》、《齐钟离春》、《齐宿瘤女》、《齐孤逐女》、《楚处庄侄》、《齐太仓女》等11则，虽貌似有本家姓名，实际上或表明其生活之地（阿谷、京师、漆室等），或表明其父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弓工、赵津、太仓令），或表明其社会处境（孤逐、伤槐）和身体特征（宿瘤）等，与其宗族姓氏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而《后汉书·列女传》17位传主，15位传主有本家姓氏、郡邑和其父兄之名，另2位虽姓氏、籍贯不详，但史家特为注明其“不知何氏之女也”，亦可见《后汉书·列女传》以记载女性本家姓氏为通则。本家姓氏与出嫁女紧密联系，则出嫁女的声誉与家族声誉更为息息相关。
《后汉书·列女传》中的几则传记可见出嫁女对本家宗族文化品格的维护和担戴。如《勃海鲍宣妻》桓少君，其父为儒师，喜爱其学生鲍宣“修德守约”，所以以女妻之，少君亦能“修德守约”，结婚后，与鲍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可见少君认同父亲所秉持的贤者标准并在婚后加以践履。史云少君“修行妇道，乡里称之”，自然为桓氏宗族带来了荣光。又汉中程文矩妻李穆姜，为同郡李法之姊，穆姜以义化导继子，使四子并为良士。《后汉书·李法传》称李法“博通群书，性刚而有节”，可以想见穆姜早年所受的教育。穆姜临终，遗言继子遵李法遗令行事，可见穆姜对本家文化品格的认同、实践、传承和传播。
南阳阴瑜妻荀采，荀爽女。年十九，夫死，绝意不嫁，父以病笃诒之归宁，强嫁之，女最终自缢而死。荀采之所以如此，与荀爽之教育有关。荀爽曾作《女诫》。其文曰：“《诗》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明当许嫁，配适君子。竭节从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颜悦色。事如依恃，正身洁行，称为顺妇。……非礼不动，非义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为灾，傅母不来，遂成于灰。《春秋》书之以为高也。”[20]荀采正以行动实践其父“非礼不动，非义不行”的教诲。
沛郡刘长卿妻桓鸾女，尤其值得分析。《后汉书》有其父祖兄弟桓荣、郁、焉、鸾、典、晔及子侄辈桓彬之传。传后史家“论”曰：“伏氏自东西京相袭为名儒，以取爵位。中兴而桓氏尤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21]桓氏出自名儒之家，当夫死子夭之时，担心家人逼其归宁，乃割耳以自誓[22]。其理由是：“昔我先君五更，学为儒宗，尊为帝师。五更已来，历代不替，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诗云：‘无忝尔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桓氏完全从实践和传承本家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规范自己。“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显其门闾，号曰‘行义桓釐’。”[23]亦以其本家姓氏对其加以旌表。
安定皇甫规妻之语，最能看出士大夫家族以儒家修养区别并傲视其它人群之意。《列女传·皇甫规妻传》载，皇甫规逝时，其继妻年盛貌美，董卓欲以相国之威令其改适于己，皇甫规妻立骂董卓曰：“君羌胡之种……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其趣使走吏乎？”既为“奕世”，可见这一“清德”已在其家族中形成传统，而女儿亦是这一传统的担当者和传递者。
从另一方面看，越是士大夫宗族就越可能对子妇有更高的道德文化和行为的要求。如上引入《后汉书·列女传》的桓少君嫁渤海鲍宣，鲍家也是士族之家，鲍宣子永、孙昱在《后汉书》中各有传记。《后汉书·列女传》载少君云己不敢忘“先姑”之言，《鲍永传》云永事继母至孝，正因其家有尊姑孝母之文化传统，所以鲍永妻“母前叱狗”，鲍永就认为她行为失检，冒犯继母而要出妻。上引王吉例也可见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