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务实第一（1）

【导语】浙学是实学，讲求贴近实际，据实理，依实情，办实事，重实效，反对故弄玄虚，漠视现实。浙学学人和那些脱离实际、专讲心性的道学家有所区别。浙学先哲认为，学问有无价值，全体现在是否“实用”上。所谓“实用”，是将自己的学说落实到具体政治环境中，和当世的历史状况、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系，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给百姓带来福祉。遇到具体的问题，身体力行、言行相副，使自己的学问和实际紧密结合，真正起到解纷排难、指明路径的作用。否则，空洞无物，不关痛痒，不着边际，甚者说一套，做一套，言必称尧舜，行则如狗彘，小则是害己害人，大则是祸国殃民。浙学的务实精神，就是要关心现实，注重实际，体恤万民。务实是传统浙学的精髓。浙学先哲如陈亮、方孝孺等务实较真，百折不挠，认定了真理，乃至死不退却，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为后人作出了榜样。当下倡导“干在实处，永无止境”，实现伟大的强国梦，迫切需要这种脚踏实地、务真求实的态度。我们应该珍视并弘扬这份浙学先贤留下的精神遗产。

太学策问

吕祖谦

【解题】选自《吕祖谦全集》第一册《东莱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金华人。宋孝宗乾道、淳熙间，历仕严州州学教授、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秘书省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且任省试及殿试考官。编撰有《东莱集》《古周易》《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书说》《左氏传说》《东莱博议》《大事记》《皇朝文鉴》等。吕祖谦是南宋浙学的创建者，东莱之学与朱熹的闽学、张栻的湖湘之学及陆九渊兄弟的心学齐驾并驱，奠立了南宋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格局。吕祖谦的学说较之张、朱、陆，尤关心当时局势，极尽其力，希望为朝廷效力。太学，是南宋朝廷设在京都（杭州）的最高学府。策，谓简策。策问是宋代科举考试所用的一种文体，考官对举子提出关于儒家经义或者国家政事方面的问题，考生的回答则被称为对策或答策。这篇《太学策问》，是吕祖谦在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任太学博士时，为试太学生所拟策题。对朝廷的培养目标提出建议，指出太学是朝廷最高学府，既不是粉饰太平的工具，也不能成为奸人借以猎取官位的地方，指出太学的办学宗旨：“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这也是吕祖谦及其门生终身践履的人生方向。

问：宪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学[1]，合朔[2]、越、楚、蜀之士而居，上非特为饰治之具[3]，下非借为干泽之地也[4]。所以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也。盖尝论立心不实，为学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试，负墙而问，布席而议，学则宗孔、孟，治则主尧、舜，论入德则曰致知格物[5]，论保民则曰发政施仁，论律身则曰孝弟忠信，论范防则曰礼义廉耻。笔于纸，发于口，非不郁郁乎可观矣[6]！迫而索之，则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穷之，则或枵然而虚也[7]。意者骛于言而未尝从事所以言者耶[8]？洙泗诸子亲见圣人[9]，出语岂不知所择？然问答之间，受责、受哂者相望[10]，反自不若后世学者之无疵。古之人其为己、不为人如此[11]。今日所与诸君共订者，将各发身之所实然者，以求实理之所在，夫岂角词章，博诵说[12]，事无用之文哉！孰不言圣学之当明也？其各指实见，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袭先儒之遗言。孰不言王道之当也？其各条实事，何者为纲，何者为目，毋徒作书生之陈语[13]。佛、老乱真者也，勿徒曰清虚寂灭，盍的言其乱真者[14]，畴深畴浅[15]。申、韩害正者也[16]，勿徒曰刑名术数[17]，盍确论其害正者，畴亡畴存。辟、喭、愚、鲁[18]，人人异质，不可胜举。刚、柔、缓、急，色色异宜[19]，不可胜陈。至于为学者之通病，论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告子之不动心[20]，自今观之固异也，使未闻所以异之答，能辨其异乎！禹、稷、颜子之事业，自今观之固同也，使未闻易地皆然之语，能识其同乎[21]！荀况、扬雄、王通、韩愈皆尝言学矣，试实剖其是非[22]；贾谊、董仲舒、崔寔、仲长统皆尝言治矣，试实评其中否[23]。凡此数端，具以质言，实相讲磨，以仰称明天子教养之实德。乃若意尚奇而不求其安，辨尚胜而不求其是，论尚新而不求其常，辞尚异而不求其达，则非有司之所敢闻。

英豪录序

陈亮

【解题】选自《陈亮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陈亮，字同甫，永康人。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在宋孝宗之时，以布衣身份五次上书直陈政事，“请迁都金陵，以系中原之望。凡钱塘一切浮靡之习，尽洗清之。君臣上下作朴实工夫，以恢复为重。若安于海隅，使士大夫溺湖山歌舞之娱，非一祖八宗所望于今日”（《元一统志·陈亮传》）。他还严厉批判其时脱离现实政治的理学家空谈误国，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言辞犀利，毫无忌讳，切中当时朝政弊病。这自然要遭到和议大臣们排斥，成为陈亮一生坎坷、灾难不断的根本原因。陈亮是南宋浙学中专力倡导事功的杰出代表，主张开物成务，酌古准今，无不闪耀着其经国论世、诚心务实的思想光芒。其所谓事功，是为国家兴利建功，而不是图一己私利。陈亮以为，国家兴盛，在于广揽英豪，举贤授能。何谓英豪？于是斟酌古今，编纂了一册《英豪录》，供朝廷参考。在陈亮看来，英豪不是徒有虚名，“以实心实意行实事”，是有真本领、真学问的人，是有胆魄、勇于承担大任的人，是对国家、民族大有用的人。这篇序文指出英豪们“信口而言，惟意之为，礼法之不可羁也，死生祸福之不能惧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见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间一言而决。理繁剧则庖丁之解牛也，处危疑则匠石之斫鼻也。盖其才智过人者远矣”。看似有些狂态，实在是其真心实意、发挥才能的表现，而不能用俗情俗理去衡量。

今天子即位之初，虏再侵边，君忧臣劳，兵民死之，而财用匮焉[24]。距靖康之祸于是四十载矣，虽其中间尝息于和，而养安之患滋大，踵而为之，患犹昔也[25]。起而决之，则又惮乎力之不足[26]。嗟乎！事势之极[27]，其难处非一日也。蔡谟有言：“创业之事，苟非上圣，必由英豪。”[28]今上既圣矣，而英豪之士阙乎未有闻也。余甚惑焉。

夫天下有大变，功名之机也[29]。抚其机而不有人以制之，岂大变终已不得平乎？此非天意也，顾天实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宁不用死耳，而少贬焉不可也[30]。故饥寒迫于身，视天下犹吾事也。见易于庸人，谓强敌吾剿也[31]。信口而言，惟意之为，礼法之不可羁也[32]，死生祸福之不能惧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见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间一言而决[33]。理繁剧则庖丁之解牛也，处危疑则匠石之斫鼻也[34]。盖其才智过人者远矣。然而旅出旅处，而混于不可知之间，媢之者谓狂，而实狂者又偶似之，将特自标树，则夫虚张以求贾者又得而误之矣[35]。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达，而谓无人焉者，非也[36]。嗟夫！承平之时，展才无所。不用，职也[37]。而困于艰难之际者，独何欤？且上之人亦过矣，独不可策之以言而试之以事乎[38]！虽商、周之于伊、吕[39]，不废也；废之而不务，而忧无人焉者，亦非也。

抑余闻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不得，则以五百金买其骨焉，不逾期而千里至者三[40]。何则？趋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于生者，见其骨犹贵之，可谓诚于好矣，生者之思奋，固也[41]。故余备录古之英豪之行事，以当千里马之骨，诚想其遗风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顾其诚好否耳[42]。盖晋武帝称“安得诸葛亮者而与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43]，盍亦思所以用之。凡所以区区于此录者，夫岂徒哉？

上宁宗皇帝札子

叶适

【解题】选自叶适《水心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札子，是宋代官府一种用来上奏的应用文体，相当于现在往上级报送的公文报告。叶适，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在今浙江温州市）人，生于瑞安，后移居永嘉水心村。早年师事吕祖谦。淳熙五年（1178），登榜眼。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历任平江府观察推官、太学博士、尚书左选郎、国子司业、知泉州、兵部侍郎等。叶适于内谋图富国强兵，为民兴利；于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其学以倡导事功为宗旨，和永康陈亮声气相求，视空谈性命为误国，所以崇真务实，并对朱熹学说有所非议，成为永嘉之学集大成者。著《水心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这篇上奏宁宗的札子，提出惠民以“实德”而不是徒有“宽民”虚名。他在总结两宋赋税利弊之后，呼吁“修实政于上，而又行实德于下”，无不体现其贴近现实、体恤民生的事功精神。

臣所谓行实德者[44]：臣窃观仁宗、英宗号极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虏[45]，盖以增兵既多，经费困乏，宁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46]，封桩之钱所在充满[47]，绍圣、元符间[48]，拓地进筑而敛不及民，熙、丰旧人矜伐其美[49]。然陈瓘讥切曾布[50]，以为转天下之积，耗之西边，邦本自此拨矣[51]。于是蔡京变茶盐法[52]，括地宝，走商贾，所得五千万，内穷奢侈，外炽兵革。宣和之后，方腊甫平，理伤残之地，则七色始立，燕云乍复[53]，急新边之用，而免夫又兴。自是以来，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数，而东南之赋，遂以八千万缗为额焉[54]。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加赋本以就事，赋既加而事愈散。然则英主身济非常之业，岂以货财多少为拘？

近者国用置司，偶当警饬武备之际，外人但见立式太细，钩校甚详，不能无疑，谓将复取。臣独以为不然。何者？“名实不欺，用度有纪，式宽民力，永底阜康”，此诏书也[55]。两浙盐丁既尽免矣，方以宽民，而何至于复取乎？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一切会计而总覈之，其理固当。然臣谓国家之体，当先论其所入，所入或悖[56]，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其为蠹国审矣[57]。今经总制、月输、青草、折估等钱[58]，虽稍已减损，犹患太重，趁办甚难，而和买、折帛之类[59]，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贪官暴吏，展转科折[60]，民既穷极，而州县亦不可为矣。以此自保，惧无善后之计，况欲规恢，宜有大赉之泽[61]！

伏乞陛下特诏大臣，使国用司详议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不须对补，便可蠲除[62]，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陛下修实政于上，而又行实德于下，和气融浃，善颂流闻，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者也。改弱以就强，孰大于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臣为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详陈焉！取进止。

送倪君泽序

王柏

【解题】选自王柏《王鲁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版《重修金华丛书》第7册）。王柏，字会之，浙江金华人。少慕诸葛孔明为人，自号“长啸”。一日读《论语》“居处恭，执事敬”一章，惕然改容说：“长啸非持敬之道。”改号“鲁斋”。师事金华北山何基，传黄榦之学，得朱学正传。王柏又传兰溪仁山金履祥，金履祥传东阳许谦，是为“北山四先生”。“四先生”之学虽传承朱熹理学道统，但是深受吕祖谦、唐仲友、陈亮、叶适等浙学名家影响，专心于名物考证，趋向于求真崇实，和朱学侈谈性理有些区别。所以到宋末理宗以后，浙学已经渐渐和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相互融合，即将朱、陆之学切入时世现实之中，转化为“践行”、“着实”功夫。王柏这篇送序在阐述名实关系中，体现了浙学一以贯之的务实戒虚、修己及人、言行相副的学术风格，以为“致君泽民，固儒者之事业”，其精神气质也和浙学事功之学几无区别，值得推崇。

士有求名而勉为自修者，此世俗为人之学也。士有好修而指曰求名者，此世俗忌人之论也。求名得名而实有未至，不特人败之，天亦有以败之。非天故欲败之也，此理之所必败也。有其实而名自至，岂人不得而掩之[63]，天亦不得而掩之。非天不欲掩之也，此理之所必不能掩也。自其变者言之，有其实而名不称者有之，未有无其实而能久盗其名者也。夫以求名为心，名苟得矣，则所以自修者必懈。诚以自修为心，名虽得而自修者益笃[64]。何者？惧其实之不称是名也。为人为己[65]，于是可以判矣。

若倪君君泽，所谓有其实而名自至者也。予知君泽为最密，其为人也，外木讷而内精敏[66]，所积者深，所存者远，真自修之士也。未尝求人之知，虽终岁同窗共案[67]，而莫测其学之浅深也。一旦对策大廷[68]，结知圣主，置之鼎甲[69]，人方惊叹骇愕，恨知之晚。今将趋南康幕[70]，戒行有日。予固知其必笃于实，而不有是名也审矣。然仕宦之实无它，政事而已[71]。欧阳公一代文宗，而对人多谈政事。或有疑而问者，乃曰：“文章止能润身，政事可以及物[72]。”斯言真可以针砭后世文士之膏肓[73]。夫流连词藻，不能政事者，其病小；玩愒岁月[74]，而不屑于政事者，其病大。乃欲以不事事谓之养望者[75]，益误矣。昔君泽不惮千里之远役，甘迟四年之久次，杜门山林，不入城府，与人谦恭，不异平日。此则所谓养望也。今发轫宦辙[76]，已脱冗职之污贱[77]。南康无贰车，太守之下[78]，即幕僚也。千里之休戚所系也，百姓之枉直取正也，有贡赋之征焉，有军旅之事焉，有官吏之宿弊焉，有田里之隐忧焉，又有书院前贤之遗范焉，人未及太守而先议幕府矣。四面之责方至，非可以清谈闲雅之为可尚也[79]，非可以体貌沓施之为可习也[80]，苟以台阁自命、富贵自期，厌尘劳而忍小物，吾见其名丧而重隳矣[81]，何有于养哉？昔魏国韩忠献尝以大名为开封推官[82]，暑月汗流浃背，理事不懈，府尹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此岂非后学之所当法欤？

君旧字希程，今改字君泽。夫致君泽民，固儒者之事业，亦朋友以是期君也。自上而下言之，能致君则泽民在其中矣。自下而上言之，能泽民乃致君也。后世无莘野之聘[83]，无版筑之求[84]，致君未有不自泽民始。苟以此自诡，不亲细务，而曰“此养望也”，即异时持禄固位之根基[85]，可不惧乎？君不惮其戆，索予言以相其行，辄发是语，庶朋友切切偲偲之义云[86]。

抚州新建增差教授厅记

黄震

【解题】选自黄震《黄氏日钞》（元刻本）。国家兴盛与否，在乎教育，而教育之兴，在乎尊师重教。浙学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自吕祖谦创丽泽堂，首倡“明理躬行”的办学宗旨，引导门生将所学经义，转化为践行，将儒学的孝悌仁义忠信礼智等教义，付之于日常生活的课目中。而黄震踵武于后，在这篇记中也提出“所贵乎明理，以其正躬行也”，继承了浙学的这个传统。黄震，字东发，浙江慈溪人，学者称“于越先生”。宋理宗宝祐四年（1240）进士。度宗时，官史馆检阅，参与修撰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后来又官浙东提举常平，兼绍兴府长史。宋亡，饿死在宝幢山下，门人谥曰文洁先生。著有《黄氏日钞》一百卷。黄震之学承传朱熹道统，但是折衷诸家之说，于朱学也不肯苟同，更多地吸取了浙学精华，与朱学相为融合，求其心之所安乃止。其学最大的特色是“践实”，力戒“空谈性理”，且再三强调《论语·学而篇》“教人为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弟为先，文则行有余力而后学之”，都为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提供了理论素养。

仁义礼智之性，具在人心，所以开而明之者，则存乎教。诗书礼乐之教，具在方册，所以讲而行之者，则系乎师。故师必明圣经，而后可以淑人心[87]，必淑人心，而后可以转移风俗，上为圣天子跻世太平之助[88]。自词章之学兴，而士未必知经。我神宗是以创经学，士犹多以词章发身，而职教者又未必皆经我理考[89]，是以创增教。增教云者，必使一州各备一经师，于以上续三代圣王化民成俗之初意，其责岂不甚重乎哉！方是时，抚之郡博士业词章，于是增教用经为师，必舍选名流则居之[90]，其事又岂不甚盛乎哉！然事以创见为骇，官以后至为客。今且十祀无所乎寓，僦屋而居[91]，联甍编伍[92]，师道之尊何有，而可以耸观听、新士习耶[93]？

上饶程君绍开来[94]，谓道必依形而立，理必与势而行[95]，始慨然以创厅事为己任。前太守缪侯嘉其志[96]，首助之。余继至，闻其事，又助之。然坐郡凋愧[97]，未能尽任其责。君乃捐俸倾槖[98]，日积月累，迨垂满秩[99]，事始获就。高其门闾，揭之题扁[100]，宏敞明洁，过者神竦[101]，犹无不知增教之所由始，而况士乎！其必肃然仰，洒然异矣[102]。然则乘此作新之机，可不益求经学之实者乎！夫所贵乎经学，以其明义理也，今之业经，程文而已耳[103]。所贵乎明理，以其正躬行也，今之言理，尚口而已耳[104]。或谓科举累人[105]，弊遂至此。余窃以为不然。自昔人主不能自治其民，必求天下之秀异以与共治，自昔人士亦无以自达于上，必吐胸中之抱负，始克上达。故今之试士以文，即古之敷纳以言[106]，科举岂累人之具哉？天下之事理，无不在圣人之教，事必践实，士能行矣而著，习矣而察，虽起居服食之细，皆足以验天理人事之则，而况大之为科举？其或行矣而不著，习矣而不察，则虽仰天俯地，尚不思覆载之恩[107]，瞻日顾月，犹不知照临之赐[108]，又何有于科举？粤自世教不明，经术道微，上之试于我者，本以性命道德，本以古今治乱，而我之应于上者，自以其穿凿[109]，自以其浮靡[110]。今日之试于上者，尚能言及天理，尚能言及仁政，他日之施于民者，自或流于人欲[111]，自或流于贪刻[112]，言行相违，穷达异趋，国负士乎？士负国乎？法弊人乎？人弊法乎？

程君之教人以经也，固不离乎文也，而文即理之寓，言即行之副，穷即达之占也。君之教人，岂必他求？亦惟因其文，使各践其实而已。君始荐于乡，即上先皇帝书万言[113]，先皇帝为之嗟赏不已。其在太学以行谊称，权奸误国，退不就试。今衡经于抚[114]，适岁饥厄，无预于政，而散财赈民，君固身践其实矣。身教者从，吾道何幸！余故悦而为之记。咸淳七年辛未岁七月廿六日，承议郎权发遣抚州军州兼管内劝农屯田事节制军马黄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