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黄灵庚

今天讲浙学，必须思考以下问题：浙学是一门怎样性质的学问？浙学来自何方？有哪些特征？浙学在当下，哪些值得我们继续发扬、且赋予新的意义？

一

从现存古籍材料看，浙学是属于阐释、发挥儒学要义的主流传统学问。综观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浙学名家，无论是南宋的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黄震，还是元明以后的金履祥、许谦、柳贯、宋濂、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邵晋涵、万斯同、万斯大、章学诚等等，莫不尊奉孔、孟儒学为不祧之宗，以“儒者”自居。各家学说不尽相合，前后传承也有变化，但是都以“六经”之旨为依归，以弘扬圣学为己任。他们在传统儒学的基本框架下，各自阐发、演绎，或者主修性理，或者主攻心学，或者承传中原文献之统，或者鬯扬事功，或者弥纶朝廷经制，或者修史以鉴今，或者攻文以传道，最后终归于孔、孟圣学的道统。

清中叶全祖望在梳理浙学脉络及渊源时，说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吕祖谦、吕祖俭）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而说斋独不与诸子接，孤行其教”（见《宋元学案·说斋学案》）。全祖望所称“婺学”，指金华学派。婺州是“浙学”的原创地，而吕祖谦是浙学的开山。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季宣）、郑（伯熊）俱出自程子（程颢、程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龙川学案》）可见“永嘉之学”也系“浙学”之源。全祖望又说，“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尹焞），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谢良佐），而金文安公（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北山四先生学案》）。勉斋，即黄榦，是朱熹女婿，朱学的嫡传。这即是说，“浙学”至南宋后期，涵盖朱子的“闽学”。更确切地说，朱学经“北山四先生”传承、改造，注入浙学。又说，“四明之学多陆氏（陆九渊、陆九龄）。深宁（王应麟）之父亦师史独善（名弥巩）以接陆学，而深宁绍其家训，又从王子文（名埜）以接朱氏，从楼迂斋（钥）以接吕氏，又尝与汤东涧游，东涧亦治朱、吕、陆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深宁学案》）。“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中能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东发学案》）。甬上此时的“浙学”，又融会了南宋的朱学和陆氏兄弟的心学，都打上了朱学、陆学的标签。

由此可知，黄百家、全祖望所称“浙学”，是指南宋之际，上承北宋濂、洛之学，而兴盛在浙东地区的一个学术流派，是两宋时期的新儒学。浙学各家思想虽然不完全一致，主张也各不相同，甚者如唐仲友，孤行其是，不甚和他人往来，但是莫不正心修己，崇儒教，黜释道，遁规蹈矩，言必举尧舜，行必称三王，都是很正统的儒者。明清以后的姚江、四明诸贤，无一例外。所以，浙学学术文化的归属，是传统儒学，是大中华文化的主流学术，绝非局限于两浙地区的边缘学术、边缘文化。

二

浙学既然是传正统儒学之脉，那么在探讨其源流时也不应走火入魔、一味本土化。一味本土化，其实是边缘化，使之游离于主流道统以外，无所归属。

浙学兴起于南宋孝宗以后，是无可争议的。明末刘鳞长有《浙学宗传》一书，其选文及所列名家，早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可惜没有引起时下学者充分的重视。南宋以前，虽然不能说两浙地区没有儒学，但是至少可以断定，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和中原或者其他地区相抗衡的学派。在那时浙学还没有形成气候，更谈不上在全国的影响力，所以追溯此前，称之为学统，实在不够资格。及至南宋国家政权南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北宋时期的关、洛之学，在中原地区已走向衰落，而在南方，特别在浙水之东得到广泛的承传，浙学也就应运而生，浙东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其影响力早已越出了小小的浙江。

全祖望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经常被当下学人称引。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学也，吕（祖谦）学也，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三家之一的吕祖谦，是浙学的开山之祖，永康的陈亮、永嘉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重事功之学，甬上王应麟主史学、黄震讲朱学，都是吕祖谦的讲友、门人或者私淑。浙学在南宋孝宗、光宗时期，独树一帜，彼此呼应，相互消长，形成了相当规模，足以与朱熹闽学、张栻湖湘之学、江西陆九渊心学等三家学派颉颃上下。朱、吕、陆、张四家之学形成了南宋以来近千年来中国学术的格局，犹如四艘在中国思想史长河上齐驾竞渡、目标同一的“龙舟”，而后引发了学术上百舸争流、万帆竞驶的繁荣景象。其实，浙学的性质、源流，《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实在没有节外生枝、创为新说的必要。

但是，现在有人偏偏喜欢“找故事”，要推翻前哲的结论，从而把浙学的历史拉长，以为越长越显示出浙学的优势，所以将源头追溯到东汉时期的上虞人王充，甚至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越文化，进而又追溯到七千年以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真有点不着边际了。还说这是“大浙学”，而南宋以后的浙学是“小浙学”。这并不符合浙学形成的历史，因为“大浙学”和“小浙学”之间没有任何学理关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再说王充是充当了反儒的角色，南宋的理学家将他当作“异端”看，怎么可能和他有传承关系？当然，越文化、河姆渡文化、王充及其著作《论衡》是留存浙江地区的历史文化，也确实值得研究。但是，这是两码事，凑合不到一块。“大浙学”的提法，将原本的主流学术文化“浙学”边缘化、本土化了，当作土生土长、类似“巴蜀文化”的地域性学问，这实在不是抬举浙学，反倒是画虎不类了。

在当今学术话语中，与南宋浙学同时并起的朱熹理学、张栻湖湘之学、陆九渊心学，都没有被边缘化为本土的“闽学”、“湘学”、“赣学”，为什么非要将浙学无限扩大为本土化的“大浙学”呢？再说，“浙学”的学术活动并不局限于浙江。如作为浙学主体的“吕学”和“王学”，并不能框定在本土“浙江”之内。

三

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始列“浙东学术”一目，称浙东，原因是浙学学者多是活动于浙东地区的人。浙东是一个地域概念，唐、宋以来，以钱塘江为界，区分两浙，浙东是宁、绍、金、处、温、衢，浙西是杭、嘉、湖、睦（严）。浙学兴于浙东，故又称“浙东学派”。但是，明末清初以后，浙西地区渐渐涌现出了如吕留良、张履祥、俞樾、章炳麟那样的儒学宗师，浙学自也包括浙西地区。

章学诚说浙东之学出于婺源，认定朱子之学为老祖宗，则是指宋孝宗乾、淳以后的情况。吕、陈、范、唐诸贤谢世之后，浙学学人多转入朱熹门下而传承朱学，如金华“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承传朱子嫡传黄榦之脉。这说明随着历史的演进，浙学自身结构在不断演变之中。浙学接纳陆学也是如此。章氏又说，南宋末至元初，甬上自袁燮、袁肃、袁甫之后，“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章氏梳理元、明以后浙东学术流变之迹，前后相承关系，大致得其情实。浙学是开放的，多元的，博览广收，不主一家，不名一师，是浙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所以浙学学人虽然承传朱、陆之学，并没有完全割舍东莱中原文献之统、永康王霸之学及永嘉事功之学。经世致用的学理，实事求是的态度，开拓进取的精神，海纳百川而不守门户的气概，在元、明以后的浙学学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和朱、陆二家之学原旨很有些不同。朱熹批评吕祖谦“喜合恶离”，其实正是浙学博览广收的长处。浙东学人崇尚史学，以史鉴今。朱熹当年批评说“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反倒是彰显了“浙学”经、史并重、讲究实际的学术风貌。浙学区别于朱、陆之学，在于主张经、史不分家，将“六经”当作史看。吕祖谦经常教诲门人弟子说“载在经史”，“专意经史”，“当于经史间作长久课程”。这个学术传统，后来得到很好继承和发扬，往下延伸、拓展，即宋末王应麟的“深宁史学”以及明、清宁、绍间黄宗羲、万斯同等人的“浙东史学”。清代浙东史学以及经史考据之学，虽然比较集中于甬上一隅，其与吕祖谦的“经史”源头遥相呼应。章氏梳理浙学源流而不讲吕学、尤其回避永嘉、永康之学，恐怕有失偏颇。

四

浙学名家现存文献，除经、史著作外，还有数量颇为可观的诗文集，属浙学学人的文学创作。在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名家，有陈亮、叶适、黄溍、吴师道、柳贯、吴莱、杨维祯、宋濂、王袆、苏伯衡、张孟兼、方孝孺、谢铎、胡应麟、徐渭、黄宗羲等。宋濂说：“吾婺素号文献之邦，振黄钟之铿鍧，剪毛羽之纷蕤者，比比有之。”他说的“素号”，大概也只能追溯到宋鼎南移初期，前此不足观。综观浙学学者的诗文集，大略有如下特点：

专志弘道，并不刻意为诗文。明初以前多视艺文为雕虫小技，不过是“载道”之器而已。是故生前多不自纂集以传后；今传其集，多为后世门生所辑，失佚甚多。素以文家称的宋濂也是如此，其诗文之中，道学之气甚为浓烈。“六经”而外，所推崇者唯孟子、周敦颐、二程、朱熹数子，谓“完经翼传”，“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至于像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大家，“恨其不能皆纯”。其他作者，更不在话下。所以，把宋濂专看作文章家，恐怕他不会认可。

普遍是文多而诗少。如吕祖谦《东莱集》四十卷，文凡三十六卷，诗仅一卷。陈亮《龙川集》三十卷，文二十九卷，诗、词、表、启合为一卷。叶适《水心集》二十九卷，诗仅三卷。陈傅良《止斋集》五十一卷，诗存九卷。《宋濂全集》一百八卷，诗仅八卷。王袆《王忠文集》二十四卷，诗仅三卷。王守仁《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不录诗。刘宗周《蕺山集》十七卷，赋诗也仅一卷。浙学学人擅长于理性之学的阐述而不专意于涵咏性情的诗词之作。

浙学学人多为朱、吕、陆、王的门徒，注重个人道德修养，注重节操，洁身自好，追求道德完美的“君子儒”。所以在他们的诗文集中，充溢着“忠事君上”、“民胞物与”、关注民瘼、忧国忧世的政治热情，议论古今治乱得失以讽谕、箴砭时世，或者讴歌慷慨殉国的烈士、义夫及守节殉道的贞女，思想内容比较纯正。对于沉湎于声色狗马之徒，多置之于不齿，且坚词厉色，鄙弃流俗。王柏著《诗疑》，甚而把孔子手定的《诗经》中三十二首表现男女爱情的诗篇，斥之为“淫诗”而删夷不存，以“男女大防”之由，连圣人之“经”也表示怀疑。所以，无怪乎浙学学人的诗文少见攀柳折杨、依红偎翠之类的内容了。

明以后的浙学学人仍然传承儒学性理之脉，保持原有的学术风格，没有纯粹流为文人，将宋濂、王袆等单作文人看，也是偏颇之说，不足取法。

五

浙学的当下价值有哪些？其意义何在？我们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务实，二是立德，三是担当，四是博通，五是绩学。这本小册子分为五个专题，各个专题分别精选十篇浙学学者的文章，就是按照浙学这五个方面的价值意义来编排的。每个专题之前都有“导语”，对其价值意义作了简要概述，这里就不再作重复介绍了。我们相信，读者阅读此书以后，自然会心有得。

改革开放已四十年，浙江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许多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但是，浙江人民的智慧、气度以及奋斗精神，有本有源，不是凭空产生的，既缘于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又有复杂的历史渊源。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发表过《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对浙学的文化意义及浙江精神作过透彻分析和高度概括，并指出：“南宋定都杭州以后，风云际会，政治调整、经济更新、文化重建等各种要素的整合，将两浙地区的社会整体发展提升到了全国的最高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造就了各领域的人才精英群体。到了明、清两朝，以及民国时期，浙江已经成了全国无可争议的财赋命脉和文化重镇。”研究浙江精神，总结浙江经验，自然而然会联系到历史上的浙学名家、浙学名著，从中汲取精华，发掘当下的价值意义。这也是文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

我们编写《浙学读本》的初衷，是满足普通群体了解浙学、传承浙学的需要，特别是中小学师生、行政机关公务员，热切盼望有适合于他们学习或教学的浙学类通俗读本，准确介绍、普及浙学的基本常识、原理。《浙学读本》编写，也正是往这方面去努力。每个专题之下，各遴选了十篇选文，内容紧扣专题，而文体不拘一格。每篇选文都有“解题”，重点介绍作者的学术贡献、简略分析选文的内容及要旨，还有比较详尽的注释，可以帮助读者扫除阅读中的文字语言障碍。总之，希望这本小册子为浙学普及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

这本小书是一个集体项目，具体分工如下：黄灵庚承担《务实》《立德》，李圣华承担《担当》，陈开勇承担《博通》，慈波承担《绩学》，最后由黄灵庚、慈波统稿。由于经验不足，水平有限，读本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疏误，希望读者不吝指出，便于再版修订。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