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尚书»的时代和体例

«尚书»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文献汇编。

这部历史档案文献汇编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虞书»和«夏书»是商、周时的人根据远古传说和部分从夏代传下来的资料追记的;«商书»一部分是商代留传下来的文献,一部分经过后人的加工;«周书»全是周代档案文献。

这些档案本来是比较多的。«左传»记述春秋史事,其中多次引用这些文献中的词句,他们在引用这些文献的同时,或直接举出某篇的篇名,或只称之为«夏书»、«商书»、«周书»,或笼统地称之为«书».这说明,在西周时期,这些文献已经分别汇编,而且是贵族们所熟悉的读物。春秋末年的孔子,很重视这些历史档案文献,«论语»里就记录了他经常向弟子谈论或引用«书»的事迹。相传在孔子的时代,这些文献有三千多篇,经孔子删去绝大部分,只留下100篇作为传授学生的教材。许多学者并不相信这个传说。然而,当时究竟有多少篇,孔子是否删订过,或者如何删订的,这些事已经无人能够考证清楚。不过,我们可以确信:既然孔子把它作为传授弟子的一种重要教材,当然曾经作过整理修订的工作,«论语·述而»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就是有力的证明。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把«书»作为六经之一,各家各派的学者,在«墨子»、«管子»、«孟子»、«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书中都引用«书»中的文句,说明从公元前475年起的200余年中,«尚书»是广泛流传的。这些先秦古籍所引用的文字,有的见于今本«尚书»,有的不见于今本«尚书»,有的文句和今本«尚书»大同小异,还有的篇目今本«尚书»已经没有。这说明,在战国时期通行的«尚书»,篇目比今本多,词句也不完全相同。秦始皇焚书时, «书»是被焚被禁的主要对象之一,汉初复出的«尚书»,只是大劫后艰难地藏留下来的一部分,并经过后人的重新整理。

«尚书»虽屡经整理,但全书体例和文体并无多大变化。«尚书»的文体,大多篇章是记言,少数篇章是记事或记言兼记事。它是中国记言散文之祖。孔颖达«尚书正义»把«尚书»的文体分为十类,较为烦琐,近人把它归为六类:

一、典:如«尧典».“典”古文写法上半像册字,即书册,下半像几字,象形把书册放在几案上,有表示尊重的意思。«尧典»记述尧和舜的事迹与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该受到特别的尊重,所以称作“典”。由此可知,这种体裁不是当时的实录,而系后人的追叙。

二、谟:如«皋陶谟».“谟”与“谋”通,谋议的意思。这一篇记述尧、禹、皋陶(yáo)等人讨论政治的谈话。这种体裁记述彼此问答对话,类似会谈纪要或会议记录之类。

三、训:如«伊训».“训”,是教诲的意思。这篇记述商大臣伊尹教训太甲的话,不过原文已亡佚,现在的«伊训»是伪古文,不可信。但«商书»中还有一篇«高宗肜(rónɡ)日»,也属这种体裁。

四、诰:如«大诰»、«康诰».“诰”,是告谕的意思,如执政者对臣民的号令,或者上级对下级的指示。诰体是«尚书»最重要的部分,约占一半。又如«盘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等,虽未用“诰”的名称,也属这种体裁。诰体大多记录讲话的口语,口语不像书面语言有条理,而商、周口语与现代语言距离太远,所以既重复零碎,又生涩难懂,是«尚书»中最难懂的部分。韩愈说“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类文体。

五、誓:如«汤誓»、«泰誓».“誓”,是约束的意思。多半指征伐、交战的誓师词。誓词是在群众集会上宣布的,语句力求简洁明了,比较易懂;也多半有节奏韵律,便于记忆。

六、命:如«文侯之命».“命”,是“令”的意思,所以命体是命令之词,多是君王奖赏臣子宣布的命令。今本«尚书»只保存下来周平王对晋文侯的一道嘉奖令。

今本«尚书»可信者28篇,不出这六体,通常用“典谟训诰之文”称整本«尚书»。

除经文外,还有一个附带的部分,那就是«书序».«书序»是用几句话给各篇作题解,但并非每篇都有一篇序,也有几篇合一序的。序有100篇篇名,过去传说是孔子从3000余篇文献中删存100篇,并为之作序。这话靠不住。经学术界考证,这些序大概是西汉讲授«尚书»的儒家经师们作的,因而有些题解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