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且问出处

刘门三杰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英雄莫问出处”。这里的“英雄”，可能主要说的是武将，而对于文人，人们总还是习惯性地要问一问出处的。

文人是有学问的人，学问总有根源。一般地说，“出生名门”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学问有一个学统，学统有一个继承关系，所以文人中谁是谁的学生，谁将谁的才学发扬光大等等，总是一个津津有味的话题。如果一个优秀的文人并没有太出名的老师的话，大家就要转而考察他的家世，看一看他是不是书香门第，有什么家学渊源，等等。例如，杜甫好像并没有什么名师指点，但是人们发现原来他有一个祖父杜审言，也是出名的诗人。在谈论书香门第时被引用得最多的例子，是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即所谓“苏门三杰”的故事。

刘斯奋当然算不上出生名门，如果硬要这么说的话，也许可以说他青年时代受教育的中山大学，算是一个名校。但是他求学的时候正是“文革”前夕，大学里的主要时间都被用来进行政治学习，没有什么为学的风气。甚至他个人喜欢做一些古典诗词，也常被视为“厚古薄今”，需要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他在学问方面没有一同砥砺切磋的同窗，更没有形成可以成为佳话的师生关系。大学对他而言只是一段经历而已，他远不像以前或者以后的大学生那样，对学校生活具有浓厚的感情，谈起来总是无限地怀念和神往。他写小说、画画等等，几乎只是出于本能和兴趣，既算不上科班出身，也没有私下里拜师学艺，甚至没有有意识地找人指点一下。所以，他后来所形成的艺术观念、方法等等，都没有什么继承关系，谈不上正规的学统，这一点，或者也是他始终没有深入某个纯粹的专业领域的原因之一。

由于不是师出名门，人们就很自然地要关注他的家学了。这样，人们似乎有了发现。他的父亲刘逸生，是一个著名的报人，也是广为人知的学者，他的《唐诗小札》《宋词小札》，影响深远，《龚定庵己亥诗集注》，为学界瞩目。他的弟弟刘斯翰，曾担任广州学术名刊《学术研究》的主编，本人治诗、治史，有《史与诗》等多种专著出版，也是著名的学者。就像当年的“苏门三杰”一样，在广州，人们也爱用“刘门三杰”来描述他们这个“书香门第”。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刘逸生的六个儿女中，还有一位排行老二的刘圣宜，她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专攻近代史，也有多种著作出版。那么就连传说中“三难新郎”的“苏小妹”，像是也配齐了。

应该说，这个类比看上去不无依据。有一段时间，刘家的这几个人同时著称于世，在广东的学术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确是一桩佳话。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和刘逸生的长篇小说《珠水龙蛇传》，曾经同时报评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结果刘斯奋当选而刘逸生落选了，这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苏轼和苏洵同时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刘逸生和他的两个儿子斯奋、斯翰，脾味相同而个性不一，和“苏门三杰”留给后人的印象一致。

其实，所谓家学的说法，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立。例如，两位兄弟从小就接触到古典诗词；再如，父亲有一个藏书丰富的书房，孩子们可以随便出入，随意翻看，等等。但与人们想象不同的是，他们是通过母亲学习古典诗词的，父亲反而管得不多。至于说“书香门第”，寻找更加深入的家学渊源，则恐怕要让大家失望了。

刘逸生曾经写过一本自传《学海苦航》，详细描述他自己求学、治学的历程。这本书语调平和，风格自然朴实，却饱含着真情实感，和刘斯奋在《白门柳》里显示的典雅的语言及堂奥的结构等风格特点，完全是不同的路向。《学海苦航》主要写的是刘逸生本人青年时代的经历，所以很少涉及他的儿子斯奋、斯翰的内容，但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刘家并不是书香门第。事实上，刘逸生之于文学、学术，就像书名所示的那样，是一种极端艰苦条件下的“苦航”。这种艰苦的条件，有时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求学、治学当然是一种奢侈。所以，如果要寻求渊源的话，我们只有从血统上去找，看看这个家庭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传统和力量，促使刘逸生把求学、治学看得如此重要，他的这种与众不同的价值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刘家祖籍在广东中山沙溪的云汉堡村，往上能够查到的历代先人，都没有做官的，也没有读书人。这个村庄的住民基本上都是农民，到了上世纪初，有很多不安分的人漂洋过海出外谋生，当然也有到广州、或在县城、当地做手艺，经营小生意的，但就是从来没有读书、写文章、做学问的传统。不但刘家祖上没有，就连刘逸生母亲的外家也没有。刘逸生母亲的外家，家境大概要富裕一些，有些田地，家中人员的关系也颇复杂。他母亲勤劳，行事果敢，有主见，却是个文盲。刘逸生的父亲、刘斯奋的祖父名叫刘祥盛，大概属于那种不安分的人，所以刘逸生在乡下出生不久，就被父母亲带到县城石歧，租了两间屋子住，大概是靠做鞋匠手艺为生。过了几年，刘祥盛又率全家到了香港，在油麻地新街地租了一片门面，开了一间专门给皮鞋匠制作鞋楦的手工作坊。

这个刘祥盛大概是有一点文化知识的，但他的知识显然不足以传授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但这个鞋匠显然与别的鞋匠不太一样，而正是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对刘逸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或者可以说，他们刘家血统的独特之处，可能就体现在这个不一样之上。

附庸风雅

当时的广东和香港，社会形势和风气可以说是很混乱的。大大小小的军阀行世，社会没有秩序和道德价值可言。大烟、赌博、娼妓，成为整个社会的流行病，大凡一些不安分、特别是有些小收入的人，很少不沾染上这些坏习气的。而在香港的制鞋行当，这些更是普遍的习惯。可是这位刘祥盛却仿佛“出污泥而不染”，既不抽烟，也不拈花惹草，不喝酒，更不赌钱，简直一点“不良嗜好”都没有。这实在是有点奇怪了。

刘祥盛和其他鞋匠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他喜欢一些新鲜的玩意儿，讲排场，充风雅，而这些往往是那些体面的人家才有的。例如，他把自己的住处装饰得很讲究，卧室里放的是新式大铁床，四柱到地，上面安了金顶，下面装着机械的轮子，可以转向。还有时兴的大镜面五桶柜，用的是上等的木料，满雕着飞凤、梅花，十分精致。更稀奇的是，不知他从哪里得来一种附庸风雅的脾气，喜欢弄些似懂非懂的字画、诗词、联语，用来装饰自己的家。如，墙上挂了一副对联，拿瓦筒粗细的竹子破成两半，上面刻的是行草：“奇石寿太古；好花春四时。”按他的文字知识水平，懂不懂得欣赏那行草的书法，知不知道“寿太古”的意思，显然是很有疑问的，但他就是喜欢这个东西。不仅如此，他不知从哪里买来一个酸枝镜框的行书横披，上面是满满的两首七律，后面的署名是“继尧”，估计是民国初年云南督军唐继尧的作品。他知道“继尧”是谁，明白那诗里所说的意思吗？显然，这只是从那些专门收买家私杂物的杂架摊子里随手买来的，因为看到人家陈设讲究的屋里有这种名人字画，谁知道是真是假，价值几何呢。

对于这种附庸风雅，刘逸生在他的《学海苦航》里有一番评论：“父亲的文化程度看来只及得当年的小学毕业水平，不过也不妨碍他看些浅显的文言文小说。还记得家里常有几本上海出版的《红玫瑰》，是三十二开本的杂志。里面尽是些‘鸳鸯蝴蝶派’作家写的小说、随笔之类。我看他不一定能全看懂，可是他闲下来还是硬着头皮看几页。尽管是半懂不懂，他也觉得满足了自己的求知欲了。”

刘祥盛这样“附庸风雅”的一个人，虽然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对孩子的教育一定是会非常上心的。加之相信流年、八字，依照相书得知儿子“口能容拳”，是个贵相，所以他特别关注刘逸生上学的事。他起初把六岁半的儿子送进一家私塾开蒙，学念《三字经》，写毛笔字。刘逸生学写毛笔字吃了许多苦头，因为天生是个左撇子，矫正过来十分艰难。也许正因为其难吧，他后来反而练成了一个颇有成就的书法家了。后来，看到鞋铺对面有一家“新制”的私立小学，又让刘逸生进了私立小学。有一次，鞋铺里接待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刘先生，是个大学毕业生，在九龙的精武小学教书的。据他介绍，精武小学是香港精武体育协会主办的，聘来的老师都很有学问，而且学校更以大力提倡体育，改造国民体格为特色，孩子入学既可学习文化，又可锻炼身体，能文能武，自然与众不同。刘祥盛本来就觉得儿子的体格太过廋弱，就立刻把刘逸生叫过来，认了老师，托付进了精武小学。

有这样一位父亲，刘逸生的学业原本是可以无忧的。意想不到的是，在精武小学顺利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家里出了件大事。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吃沙丁鱼罐头，喉咙鲠了骨。他用手猛扣，却始终吐不出那东西，折腾半天，就病倒了。送进医院，中西医都束手无策。吐了许多凝固的血，竟自撒手人寰。这一下天崩地裂，这个小家庭少了顶梁柱，在香港无依无靠，生活立刻成了问题。刘逸生再也不能上学了，开始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先是被送回中山老家，在母亲的外家寄居。后来又辗转澳门、石歧、香港，迫于生计，当木匠、报贩、搬运工、排字学徒，一次次失业，一次次流浪，生活无着。这样一个家庭，大多数时候连一个安定的住所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书香、什么门第可言呢？

然而，父亲刘祥盛身上的那些与众不同的品性，却在刘逸生这里得到继承，甚至发扬光大了。这样在社会底层到处流浪的生活，是很容易沉沦、一蹶不振，甚至沾染坏习气，走向堕落的。可是刘逸生就和他的父亲一样，始终连一点不良嗜好也没有。非但没有不良嗜好，就是一些正常的嗜好，也受到有意识的强烈抑制。在澳门给人看水果店的时候，他有一位姓蔡的表兄，经常带他上茶楼喝茶，渐渐地就有了“茶瘾”，有时就算没人领着，自己一个人也会到茶楼去了，为此自责、愧疚，直到彻底戒除了这一习惯。其实喝茶算什么不良嗜好呢？到后来，不仅他本人，连家人、孩子都喜欢喝茶，他们喝茶还喝得颇讲究，讲点茶道，“茶文化”成了他们刘门几家人共同的传统了。可在当时，刘逸生的收入极其微薄，往往一个月辛苦得来的几个铜板，喝几次茶就没有了，所以上茶楼的嗜好的确是很要命的。

当然，他也像父亲一样附庸风雅。而且，他的这股劲头，比父亲更要来得猛烈得多了。只要一有空闲，他最大、甚至唯一的乐趣就是看书。他只上过几年小学，读书多半也是半懂不懂。做报贩的时候，没有书看，就把手头的报纸翻来覆去地看，长此下来，增长了见闻，阅读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曾经把报社编辑部里的那部厚厚的《辞源》，一页页地整部看完了，真可谓如饥似渴。后来就慢慢发觉再读一些大部头、甚至艰深的哲学、科学类的书也并不太难了。于是，他一有钱就用来买书，不管生活多么动荡，自己的书总是带着。他的“附庸风雅”跟父亲比，层次无疑更高了。父亲只能是“心向往之”，他却看多了慢慢手痒起来，要亲自尝试着写一点联句、古体诗之类。写好以后，身边偶尔也有人欣赏，渐渐地，他就像那些出了名的文人一样，能用自己作的诗词来感物言志了。

1938年，刘逸生的人生迎来了一个转折，他开始结束了流浪，生活变得稳定一些了。尽管后来也还遭遇过失业，遭遇过战乱。而且对他来说意义更大的是，他的工作跟文字有了直接的关系。当时，《星岛日报》在香港创办，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收校对员，他壮着胆子去报考，没想到真的被录取了，成了这家大报的一员。尽管他做的只是不算太重要的校对工作，重要的是他开始与那些真正的文人、报人在一起，耳濡目染，无形中得到的学习，书本中是没有的。同时，阅读成了工作，这工作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乐趣。由于早年当过报贩，对报纸的认识更为深入，他做这个校对，甚至比一般人还要做得好些。

1939年4月，属于革命进步营垒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香港创办中国新闻学院，刘逸生投考成为其第一届学员，这大概是他第一次接受专业教育了。而在《星岛日报》里，由于机缘巧合，他第一次做上了编辑。因为国际版的编辑请假，老总让他临时编一天国际版，居然也做得像模像样。后来每次有编辑请假，都让他临时顶档，他这个全职的校对员，同时又兼着“万能版”的编辑。

好时光没能维持多久，战乱降临了。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刘逸生离开了《星岛日报》。1942年春，他与当地的吴婉华姑娘结婚，婚后立刻离开香港回内地逃难。从佛山到梧州、桂林，抗战胜利后再重新回到香港，进入进步的《华商报》工作，历时好几年，在战乱和不断的逃难中度过。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就在这个逃难途中的梧州，他的长子斯奋出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筹办华南分局机关报纸《南方日报》，许多香港的进步报人返回广州参与其事，刘逸生也在其中。他成为国家干部，《南方日报》的编辑。再后来，从《南方日报》抽调人员创办《羊城晚报》，刘逸生转到《羊城晚报》，担任“晚会”版的主编。他开始在“晚会”开设唐诗欣赏专栏，几乎每天写一篇，每篇一千多字，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唐诗小札》。这个时候，他已是颇有声望的资深报人、文人，古典文学学者了。对于文化、文学、文字等等，他早已不仅是“心向往之”，而是身在其中。他本人的诗词、书法作品，也被人用镜框镶起来，成为“附庸风雅”的对象。而他的大儿子刘斯奋，这时已上了中学、大学，也能作诗、画画、写作，开始摹仿《唐诗小札》的文体，在墙报上发表读诗、解诗、鉴赏诗的文章。然而，这时的刘家称得上“书香门第”吗？刘逸生留给他的孩子们的，的确有一个随时开放的、大大的、上面放满了各种各样书籍的书架，所以“书香”是肯定有了。不过如果说到学统意义上的“家学”，就恐怕谈不上。因为刘逸生的学问本就没有什么“统”——既没有什么系统，也没有什么专业规范。如果说“家学”，这家学从刘斯奋的祖父刘祥盛身上就隐约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对各种歪门邪道、不良嗜好的本能的拒绝，对文字、文学、文化的“心向往之”——“附庸风雅”！

客观地说，刘逸生中晚年以后名气很大，这名气主要还是在群众之中，在广泛的爱好者之中确立的。他的《唐诗小札》《宋词小札》，可以说是普及性的读物，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直到后来的《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由浙江、上海两地的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才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但他一生没有受过规范的专业训练，在中国新闻学院受训，学的是新闻，并非文学和经史，而且时间也很短。他在学界没有同门、朋友，没有师承，为学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兴趣、勤奋和个人的体悟。可以说，他是一直把自己作为文学的爱好者、门外汉来看待的，对于学问，他自己也是活到老学到老，一直都还在学习、探索的过程中，所以他不可能对孩子的学业提供什么权威性的指点，除了把自己的书贡献给他们看之外，他能做的很少。在报社紧张繁忙工作的一些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他自己的读书、写作上了，所以没有时间更多地关心孩子。孩子的生活、教育等等，都由他们的母亲承担了。然而，刘逸生为学最大的优点，是老实，不拿架子，不以学问吓人，他也自认没有足以吓人的学问。他的这一特点也使他的家人和孩子受惠，由于这位父亲并不认为自己特别高明，所以孩子们和他交流起来，完全是平等的，甚至偶尔还能成功地指出父亲的不是，解答父亲的疑难，从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一般要在一种特别好的、真正的“书香门第”的家庭里才会有的平等论文的风气，他们家也有了。

他们这一家，从“附庸风雅”的刘祥盛开始，到刘逸生成为某种程度上的“附庸风雅”者的头头，家里有了“书香”，有了一家人一起谈诗论艺的条件，再到刘斯奋、刘斯翰这一辈，出现了当地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出现“一门三杰”的佳话，是一个颇有意义的案例，证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提高的过程。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不要紧，只要不以愚昧骄人，不以“大老粗”自居，不自甘沉沦，对文化、对艺术“心向往之”，从附庸风雅开始，就能达到理想的进境。

由于有着“风雅”的价值观，他们对各种坏毛病、坏习气，不良嗜好、歪门邪道，有着天然的抵御能力。纵观刘家百年、三代（甚至四代，包括更年轻一代的，如刘斯奋的儿子刘一行、刘再行等）的历史，这一点非常突出。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动荡的时候多，安定的时候少，而在其中的某些时候，社会上邪风很盛，极少有哪个家庭一点也不受到侵袭的。而刘家人一心向学，这些对他们似乎丝毫形成不了诱惑。不仅家庭成员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是他们的朋友之中，也没有这样的“坏朋友”。这无法解释，简直有点神秘，难道他刘家有什么镇邪之宝么？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家庭，如人们通常所说的“书香门第”，这倒并不让人太奇怪，因为他们有坚定的、让他们自豪并足以抵御外界诱惑的学统、家风之类。而刘家，一个是鞋匠，一个青年时代一直流落在社会底层，恰恰是最容易受到侵袭的。而刘斯奋长期为官，找的人多，所谓“不正之风”，也是很容易招惹上的。所以说来真的有点神秘。

读刘斯奋的传记，也许读者想象里面总有某些浪漫、刺激、富有色彩感的细节、情节，因为他既有才，又有权，这些都是对异性很具吸引力、容易出“彩”的因素，但读者很可能要失望了。刘斯奋就像他的前辈一样，不但没有不良嗜好，连“良”的嗜好也不太多。他的生活简直有些平淡乏味，无非是公务、创作、家庭生活等等。至于情感世界，也没有什么太出彩的地方。说奇怪也不奇怪，一个人如果生活嗜好太多，生活中色彩太丰富，就不太可能做很多事。所谓“玩物丧志”，试想刘逸生如果不是只对读书着迷，还迷点别的什么事情，他肯定是不会有后来的成就的。而刘斯奋，如果不是安于平静而平淡的生活，也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又做官，又在众多的艺术领域得到自我实现。

急躁脾气

要说家风，刘家的男人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性子急，脾气暴躁。

说到父亲刘祥盛的脾气，刘逸生在《学海苦航》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脾气可说是暴烈如火。当他生起气来，有时简直达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有一回，母亲正在抱着孩子困午觉，他不知发了什么火，喊了母亲两声，不见她答应，就端起一盆洗脸水，直向母亲的身上泼过去，吓得母亲几天都还心里扑扑直跳。他打孩子更是家常便饭，稍不顺意，就是重重一巴掌，你越哭，他打得越凶。我是老大，挨的打也数第一，而且常常只是不懂事，而不是淘气顽皮或弄坏了什么东西。有一回，他带我到外面看电影，散场出来，就在马路边的摊子上喝莲子糖水。糖水很烫，我只能慢慢喝，他却三口两口喝完，马上站起身，拿眼睛瞪着我。我心里害怕：丢下不喝呢，说我浪费；喝呢，又实在烫嘴。正在为难，他索性不管，抬腿就走了。我只好丢下碗上前追赶，一路上又挨了一顿臭骂。又有一回，学校指定两种课外读物，要学生家长到书店购买。我回到家里，把书名向他说了，他去了两回，都说书店没有。后来我把同学买回来的给他看。他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啪’一声打了我一个耳光，真把我吓糊涂了，接着又是一顿骂。原来他把两本书的名字连在一起念，以为是一本书，书店当然没有了。在书店再三碰了钉子，又把气出在我头上。还听母亲说，前些年为了一些小事，他和我爷爷互不相让，开头是吵架，后来越吵越凶，父子俩打起架来，结果是彼此几年都不再见面。——在他这种火药式的脾气下，我自幼就养成了沉默寡言、埋头看书的习惯，只要躲进一个角落，起码少挨些突如其来的打骂。”刘逸生的个性沉默、内向一些，也较为胆小怕事，可是脾气的急躁，也和他的父亲差不多。不过他的个性软弱一些，所以和孩子僵持，尽管气得暴跳如雷，有时获胜的还是孩子一方。刘斯奋从小就很任性，幼年在香港的时候，出外不愿多走路，非要父亲抱他。香港的路常常是山坡，倾斜度很高的，抱了一会，父亲累了，把他放下来，他却还是不愿走，停在那里哭。父亲气得直冒烟，坚决不愿再抱，就这么僵持，拗脾气。终于气极了，刘逸生就像他的父亲当年在糖水店那样，一个人抬腿就走。走了很远，刘斯奋却不像他当年那般起身追赶上来，径自不动，在原地大哭。总不能真的不要那孩子吧，所以尽管又急又气、又打又骂，却还是不得不回去抱他。刘逸生打骂孩子也是家常便饭，其他人都是能躲则躲，能讨饶就讨饶，可刘斯奋却好像不怕打骂。他一向挨的打骂最多，暴力来临却不跑不躲，也不认错求饶，只是自己在那里又哭又闹。刘逸生拿他毫无办法，打累了只好停手休息。

到刘斯奋身上，性格却变得有点复杂，既承袭了父祖辈脾气急躁乃至火暴的一面，又承传了母亲温厚明察的一面。就前者来说，他与别人特别是家人相处，常常几句话声调就高了起来，变得声色俱厉，怒火中烧。孩子们自小处于这种环境中，挨打不多，挨骂却是家常便饭，长大了看到别人的家庭，就觉得自己家里的气氛好像和人不一样。大儿子刘一行带着女朋友第一次回家时，女朋友就感到非常吃惊。

有一次，刘斯奋出外采风回来，只有小儿子刘再行在家。进了门，见到刘再行独自坐在电脑前忙活，没有过来迎接他，连个招呼也没有。儿子以往对长辈的礼貌一直不怎么在意，他这位做父亲的对此心中早有积忿，这一次又是如此，不禁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这时刘再行已不是孩子，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了。

不过，另一方面，平和宽厚，富于同情心在刘斯奋身上同样十分突出，对待家人、朋友都是平等相待，能设身处地理解对方，为对方着想，颇有容人之量。同时，对是非善恶又十分敏感，具有很强的识别力。这方面似乎更多得自母亲的遗传，据说，当年刘逸生曾经有过一些看上去有些“可疑”的朋友，带到家里来，竟然被女主人（即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毫不客气地赶出门去了。刘斯奋也很自豪地提到自己生活中没有“坏朋友”，他为官多年，许多人常有的为“小人”所累、所害的情况，从来没有出现，他把这个归结为自己的一种“福气”。非常奇怪，“小人”、品行不良、不端的人，竟很自然地从来不敢上门。

对于自己性格中脾气急躁的一面，刘斯奋也是知道的，可这种东西看来同样是家族的遗传，想改也改不了。不过这家族遗传的火气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来得快退得也快，一阵雷霆过后，转眼又烟消云散。所以孩子们渐渐也习惯，硬着头皮顶上一阵，也就没事了。另一方面，急性子也当有急性子的好处，如刘斯奋一生能做这么多事，有这多方面的成就，大概也跟这个急性子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