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传略

谭运长

序引：快活的蝙蝠

刘斯奋给自己的居所起了一个名号：蝠堂。是蝙蝠的蝠。

就在东山口的旁边，相距地铁站不远，有一个名叫梅花村的地方。这里过去远离市区，被民国时代的一些军政要员选中用来建别墅。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成了华南分局的机关办公之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展成一个有名的住宅小区，是省委机关干部的聚居之所。和一般的家属院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住宅区，实行的是现代物业管理。

刘斯奋当时的住处，就在梅花村小区里面。他当时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所以在这个小区里分到一套住房，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了。房子的面积、规格等等，和一般的官员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区别。进门玄关的地方，挂了一块木匾，大概有二尺见方大小，褐色的底子，红色的隶草，那是上海名家钱君匋八十九岁时的书法，两个字：蝠堂。

他和其他大多数省委干部不同的地方，也许就体现在这块牌牌上了，因为在梅花村的其他居民的家里，恐怕极少有悬挂这样的牌匾的。他把自己的住处叫着蝠堂，这说明他是一个文人，一个喜欢和善于命名的人。这块牌牌把他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名号学”联系在一起，于是也就有了某种风雅。和传统文人的大多数名号一样，“蝠堂”这两个字，也是言简意赅，里面包含着他的个性，他的志趣，当然，也有曲折而含蓄的用典。

2000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散文随笔丛书，在编辑自己的集子时，刘斯奋为之取名为《快活的蝙蝠》。“蝠堂”的用典，也就包含在这个书名里面了。以前有一个寓言，说一只蝙蝠去找朋友，来到鸟类里面，鸟们认为它虽然也长着一对翅膀，看上去却似乎更像是某种兽类，因而拒绝接纳它；于是它又来到兽类里面，兽们却又觉得它长着翅膀，有飞行习性，根本算不上一种走兽，所以也拒绝和它做朋友。于是这只蝙蝠就一直在鸟类和兽类的边缘来来往往，找不到可以扎堆的朋友，自然难免有一种焦虑的心态。刘斯奋认为这种情形和自己颇为相似，并把这种似鸟非鸟、是兽非兽的状态视为难得的个性自由，因而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蝠堂，以快活的蝙蝠自居。

刘斯奋的人生状态，也的确和那只找不到朋友的蝙蝠非常相似。比如说，他长期为官，从文化局、新闻出版局到宣传部，官是越做越大，应该说是属于做官的一路人了。然而，他的习性却不太像一个官员，连他的太太都说，他这种性格的人还能做官，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别的不说，前面讲到的那种将自己的住房起一个名号的做法，就是为官的人们不会去做的。从这点上说，他骨子里应该算是一个文人，事实上，他是把文学艺术创作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的，当年创作长篇小说《白门柳》，就曾被同事们很自然地视为不务正业。所以，他看上去并没有太多的官场上的朋友，有些上司、下属、同僚间的交往，基本上只是限于工作领域的。

他的趣味在很多方面都有文人倾向，比如说喜欢文人雅集，特别珍视可以谈文论艺的知音，可是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圈内的朋友。由于公务繁忙，他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营造这样的圈子。而且，他和人交谈的时候，并不喜欢纯粹文人式的清谈，总是说着说着就把话题引到经世致用的方面来，这一点恐怕又要算是为官者的习性了。所以，刘斯奋究竟算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文人呢？为官者把他看成一个文人，为文者把他看成一个官员，他既是一个官员也是一个文人，既不是一个官员也不是一个文人，就像蝙蝠一样，似鸟非鸟，是兽非兽。

不仅如此，单从作为文人的方面来看，刘斯奋也同样是一种蝙蝠的状态。中国传统的文人，往往是同时进行诗文书画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可是现代社会分工明确，写诗的称诗人，为文的称文学家，搞书法的称书法家，绘画的称画家，从事学术研究的称学者，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圈子，形成特殊的行规和准则。刘斯奋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涉猎，而且全都达到一定的造诣，可是，他似乎在每一个领域都没有沉潜得太深，没有像那些把持一方的大家那样，在圈子里混成个人精，有众多的门徒和朋友，达到呼风唤雨的程度。相对而言，应该说他为文的成就最大，长篇小说《白门柳》，获得全国最高的茅盾文学奖，而且就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达到的广博和深邃而言，这部作品还超出了许多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被中国出版集团作为20世纪经典名著收入《中国文库》。可以说，刘斯奋完全称得上一个小说大家了。可是，文学界的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除了一部《白门柳》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作品，甚至连相应的中篇、短篇都没有；而文学界不成文的行规是，你的作品必须有足够的数量，你的名字必须不断地在文学杂志上出现，你的身影必须不时地在相关的文学研讨会上露面，否则读者和评论家就会把你忘记。刘斯奋的文学成就，甚至因为他的官员身份遭到误解，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白门柳》的获奖，也许是借助了行政的力量，影响了评委的投票。说起来，这就是蝙蝠找不到朋友的尴尬了，不管怎样，文学界就是不把他视为圈内的人物。

刘斯奋写完《白门柳》后，就再也不写小说了，转而投入到他从小就特别喜爱的绘画创作上来。文学界的人认为他应该是画画的，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对绘画的热衷显然超过了文学，出版《刘斯奋人物画集》，到处开画展，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后来甚至还做了广东画院的院长。那他能否算得上画界的大家了呢？美术界的圈内人好像也不这么看，因为他画画不是科班出身，作品特色鲜明，个性强烈，可是按照美术界圈内的标准来看，总觉得他似乎在这一行浸淫得不够深、不够透，难以达到大家的那种炉火纯青。于是，这里的潜台词是：你还是到文学界去找朋友吧。

刘斯奋对学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年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做古典诗词注释的，后来就陈寅恪晚年诗文问题和大学者余英时进行的一场辩论，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然而，他当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白门柳》的创作上，学术生涯也就告一段落，就像文学创作写完《白门柳》就基本封笔一样。所以，学术界当然也不会认他作朋友了。

对于书法，对于古典诗词创作，也是类似的情况。

本来，一个人既做官，又为文，诗文书画样样俱佳，这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一大特色。然而，现代社会的分工法则，使这种很正常的情况变得看起来不太正常了。似鸟非鸟，是兽非兽，这蝙蝠的尴尬，成了刘斯奋这种传统气质的文人在现代社会的特殊遭遇。

然而，刘斯奋不因为找不到朋友，不能在某一个特殊的圈子里扎堆，就感到焦虑，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怀疑自身的价值。相反，他自号“蝠堂”，以“快活的蝙蝠”自居，非常满意于自己这种似鸟非鸟、是兽非兽的状态。他还对这种状态“发明”了一个词：非职业化创作。

刘斯奋是幸运的，他之所以能够以“快活的蝙蝠”自居，是因为他并不缺少人们对他的欣赏。他涉足了众多的艺术创作领域，虽然没有浸淫成一个“老油条”，但都得到社会上、甚至也包括专业领域里的很高评价。特别是长篇小说《白门柳》，获得了文学界的最高奖项，而且至今好评不绝，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他和他的作品，一再成为传媒和文艺界关注的焦点。不仅如此，他还曾经担任广东省最高的文艺团体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席，这一身份甚至使人们很难相信他的创作属于他自己所说的“非职业状态”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绘画领域，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却被认为画出了独树一帜的作品，也担任过广东省最高的美术专业创作团体广东画院的院长。他在学术研究、书法、古典诗词创作等多个领域，与文学和美术相比介入得更浅一些，却也无一例外地得到很高的欣赏和评价。看来，他实际上是完全可能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里做得更深、更透，甚至做成一个“大师”的，但是他的兴趣太广泛了，不可能专注一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在没有激情的状态下创作，更不愿意失去个性，成为“行家”和“行货”。可以这么说，刘斯奋的非职业创作状态，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所以是“快活的蝙蝠”。

刘斯奋身兼官员和文人，他的社会身份，同样是非职业化的。他这个人充满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和才能，但是如果有人要在现代分工明确的社会生活中做一个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既做官又为文，人们一定会把他看成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认为他十有八九不能成功。可是刘斯奋却做到了。

因此，对刘斯奋人生和艺术道路的研究，也许重要的还不在于总结艺术经验和人生智慧，而是要探讨、分析他的个性形成的历史，把非职业状态——非职业化的创作和非职业化的人生这一特例呈现出来。毫无疑问，他的选择与他的个性气质有关，同时也和他所经历的时代及文化地理环境有关。比如，他从童年时代开始形成的古典诗词修养，从诗词修养中形成的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就和他那种和现代社会分工保持一定距离的非职业化道路有着明显的联系。他天资聪颖，性格活跃，这样的人似乎注定不会一条路走到底，而是什么都想尝试一下，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满足于做一个成功的官员，同时也不满足于做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或成功的画家。

他身处广东，骨子里浸透了岭南文化的营养，岭南文化不迷信权威，不讲究出身，而重视悟性，把个性的自由和活泼视为一切，这一精神实质使他从不把专业色彩和专业领域里的某种规范看得太重，而始终忠实于自我的个性价值。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身处在岭南文化的环境下，像他这种并没有在某一特殊的专业领域里被视作权威和大师的人，才能得到如此崇高的声望，从而促使他能够充满自信地走非职业化的道路，坚持做一个“快活的蝙蝠”。

在广东的文化土壤里，有时会有一些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因素。比如“谐音文化”，把“8”看成吉利数字等等，就是如此。刘斯奋自号“蝠”堂，也是暗含着一个“谐音文化”的典故在里面的。“蝠”与“福”谐音，自号“蝠”堂，是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个特别幸运、特别有福气的人。比如，他在省委宣传部任职的时候，领导能够特批他的申请，不用天天上班，集中精力创作他的小说《白门柳》，这就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了。

2003年，刘斯奋从省委宣传部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他给自己刻了两方印章，一为“去留无碍”，一为“挥霍余生”。何等的志得意满，何等的潇洒快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职业官员”，有谁能有这样的心境呢？这，就是非职业化人生的妙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