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的问题

在确定农业中经济增长的机会时，必须解决三个未解决的问题：1）低收入社会能通过有效地配置其现有的农业生产要素来大幅度增加农业生产吗？2）各国在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成功性方面的巨大差别主要是由哪种农业生产要素所引起的？3）在什么条件下对农业投资是有益的呢？第一和第三个问题是有争论的基本经济问题，本书研究的中心就是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主要是用于分析。

现在谈第一个问题，在低收入国家，通过提高农业的配置效率，即通过更有效地配置现有的土地、建筑物、设备和农业人口（农业工人和农民），能使农业生产增加多少呢？我们用主要的两章来论述这一问题，因为普遍坚信的观点是，穷国的农业部门在使用所拥有的要素时总是效率很低的。本书研究所提出的假说与此相反，即认为大部分穷国的农业部门在使用它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时，效率是比较高的。

各国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别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物质资本或农民的差别呢？传统的回答总是这种差别主要取决于“土地”；现在在土地之外又加上了“拖拉机”。但是，这两种要素只能解释农业生产中的少数差别。本书的研究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在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土地的差别是最不重要的，物质资本的质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而农民的能力的差别是最重要的。

在理解农业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时，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由关于土地的思想遗产所造成的。 ^[13] 农田有两个组成部分，即自然赋予部分和资本建筑部分。后者是过去投资的结果。理论家们在谈到土地时总是不言而喻地指它的自然赋予。但这基本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农田生产率的许多差别都是人为的。对土地的投资一直是很重要的。此外，能替代土地的要素的生产正日益重要起来。

但是，总的说来，土地的差别并不是足以解释农业生产趋势的变量；也不在于农业中使用的传统类型的物质资本量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按要素成本由这种资本所得到的收入份额来衡量的。然而，农业中使用的物质资本的质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资本的质取决于它所体现的农业科学知识的多少。但是，解释农业生产差别的关键变量是人的因素，即农民所获得的能力水平的差别。

现在，看一看正在农业中所发生的情况是有益的。即使是对世界各地农业生产的趋势作一些概述，也有助于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

西欧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西欧是一个古老而拥挤的工场，人口密度比亚洲大得多，而且农田的自然赋予也很贫瘠，但它仅在二十年前就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展了自己的农业生产。例如，意大利、奥地利和希腊的人均可耕地比印度少，而且农田比印度的贫瘠，但它们分别以每年3%、3.3%和5.7%的增长率发展了农业生产，而印度的增长率只是每年2.1%。 ^[14] 此外，在1950—1959年间，西北欧的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20%，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 ^[15] 显然不能用开发新土地来解释这种情况。土地仍同样是过去自然赋予的最贫瘠的土地。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用于耕种的总面积有所减少。农业资本的质的提高是肯定的；农民具有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能力也是肯定的；大规模的耕作则并不存在。

在许多方面，以色列也同欧洲一样。人口与适于耕种的土地之比是高的。土地并不肥沃，而且没有一个人认为农业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在1952—1959年间，虽然农业就业人数只增加了四分之一，但生产却增加了一倍多。 ^[16] 这又表明土地并不是这种增长的主要源泉。现代生产要素是重要的。从事农业的人并不熟悉耕作，因为他们主要是非农业人口，但他们许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以色列的“吉布提兹姆”（kibbutzim，大农场）发展得很好，但它比“莫萨维姆”（moshavim，小农场）的效率低。 ^[17]

拉丁美洲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可以以墨西哥为例，而另一种以阿根廷、智利与乌拉圭为例。墨西哥的农业生产以每年7.1%的空前高速度增长着。 ^[18] 从墨西哥取得的成就中所得出的经验特别适用于许多力求发展现代经济的低收入国家。墨西哥只是在最近才开始这样迅速地增长。增长的基础不是由早期的、逐步的、延续几十年的发展奠定的。某些低收入国家以损害农业来实现工业化，或者在工业基础建立起来之前简单地忽视了农业，墨西哥没有犯这种错误。墨西哥是少数同时实现了工农业现代化，而且又从工农业中获得了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国家之一。

至今为止，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因此这种增长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墨西哥的经济学家把它主要归之于土地改革。 ^[19] 在为经济进步奠定政治和经济的前提时，土地改革确实是重要的。但是，土地改革并没有改变自然赋予。例如，墨西哥的农田比阿根廷的贫瘠。许多“艾几多斯”（ejidos，一种由大“种植园式”农场分裂而形成的小农户）是土地改革所确立起来的，但它们发展得并不好。然而，许多艾几多斯之外的农户却发展得非常好。政府不仅投资于水坝和灌溉设施，而且还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援助投资于农业科学。许多现代农业要素得到了采用。道路和交通运输设施有了很大改进。但是，农民的技术和教育似乎落后了，而且，这些看来正成为增长中的限制性因素。

智利的农业生产每年只增长1.6%， ^[20] 而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农业处于停滞状态。阿根廷肥沃的土地以适于种植苜蓿、玉米和其他谷物而著称。阿根廷部分地区可与衣阿华州最好的地区相比，而智利生产多种农产品的自然潜力很像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况。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农业科学成就对这些国家比对于大部分国家更加适用。而且，在将近二三十年之前，这些国家在使用当时仍属于最好的生产要素方面，大体上是并驾齐驱的。但是，这里存在着土地的不在所有制与大地产。对指导的经济刺激和对农民的奖励毫无效用。在整个农村，农业的停滞状况没有任何改变。

就整个农业生产而言，亚洲和远东超过了其他任何地区，其总产量大大超过了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总和。然而，这里的食物远远不够。众所周知，这里要养活的人口有其他地区的三倍之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突破主要是日本。中国尽管有许多扩大农业生产的计划，实际上仍处于困难之中。印度许多努力增加农业部门产量的成果令人振奋，但农业状况远远谈不上出色。通过比较日本和印度的发展，可以最有力地说明这种情况。

日本的农业生产按每年4.6%的增长率增加，而印度如前所述，只按每年2.1%增加。 ^[21] 如果说农田的差别是一个主要因素，那么农业增长率就应该是另一种情况。按人口平均来看，印度的农田是日本的六倍。 ^[22] 作为一种自然赋予，印度的土地也是比较肥沃的。即使根据灌溉面积，按人口平均衡量，印度仍将近是日本的三倍。 ^[23] 但是，日本每英亩土地的产量是印度的八倍。 ^[24] 毫无疑问，日本所使用的农业物质要素的质远比印度所用的好。但是，更重要的仍然是，与印度农民技术水平低、农村中文盲普遍存在的情况相比较，日本农民的耕作技术水平高，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多。

美国农业生产的成功戏剧性地表现为产品过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种减少产量的政府计划。尽管这样，在1940年到1961年间，农业产量仍增加了56%，而耕种的土地大约减少了10%（将近3，600万英亩！），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三倍。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农业的终点，这主要是由于农业的成功确实使它因过多的资源而陷入严重的失衡，这些资源主要由生产农产品中使用的劳动力组成。美国农田的自然赋予是广阔的，其中许多土地是肥沃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自然条件向来如此。美国的拓居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基本完成，随后便进入了农业生产根本没有什么增长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出的许多扩大农业生产的努力清楚地表明，农业的扩大是困难的。1917—1919年的农业产量仅比1910—1912年增加了6%。到30年代初，农业生产才开始上升，这时农业科学缓慢的、累积性的进步对生产的影响日益重要起来。通过农业推广活动和更多地办教育来向农民进行投资，使得农民能够采用并有效地使用现代生产要素。

但是，要从上述有关农田和来自农业的增长的论述得出“农业中土地的有效配置与作为土地一部分的建筑投资都算不了什么”这样的结论，那就错了。现在普遍存在的对地租的压抑削弱了它对土地配置的作用，而且，正如以后将要看到的，这还会带来许多损害。然而，如果从本书提出的农业增长问题的背景中得出这样的推论：农业中使用的物质要素质的改进和农民能力的提高要比土地重要得多，那就正确了。

另一种研究农业增长问题的方法比前两个问题中提到的方法都更加适用于分析，这种方法是要确定通过增加农业中使用的再生产性要素的存量所能带来的增加的收入流的价格。在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时，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只有两种类型的农业社会。在一种社会里，农业生产完全以长期存在的传统生产要素为基础。在另一种社会里，使用了某些现代农业要素，而且正在采用一些追加的要素。这样，第一种模型中的假设就是，从农业生产中增加收入的唯一源泉是增加已使用了许多年代的同种传统生产要素的数量。这种模型所包含的假说是，由这种来源所增加的收入流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它如此之高，以至于对进行这种农业要素投资的储蓄毫无刺激。另一种模型可以用来考察那些从农业中得到巨大增长的地方的农民的行为，它包含的假说是，从这种来源增加的收入流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因此，关键的经济问题就是：在什么条件下，对农业的投资是有益的？从以上的论述来看，这就意味着，除非农民有机会并得到刺激去改造其先辈的传统农业，否则对农业的投资就是无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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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另一种划分同农业相关的生产活动的有用方法是哈罗德·布雷迈尔（Harold Breimyer）提出来的，见《三种农业经济》，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44期（1962年8月）。

[2] E.伦德伯格（E.Lundberg）教授在其剑桥大学马歇尔演讲中非常谨慎地讨论了宏观增长模型的某些局限性，这些演讲以《投资的有利性》为题发表了，见《经济学杂志》第69期（1959年12月）。还可参看F.A.卢茨（F.A.Lutz）和D.C.黑格（D.C.Hague）编的：《资本理论：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记录汇编》（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1年），第1章。

[3] 这一段引自威廉·J.鲍莫尔（William J.Baumol）的《经济的动态》（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1年），第2章。这里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家是指“在马尔萨斯以后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之前这一段时期在英国工作的那些经济理论作家”。

[4] 戴维·米特拉尼（David Mitrany）：《马克思与农民》（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51年）。

[5] 这些原教旨主义者不属于J.S.戴维斯（J.S.Davis）在一篇文章中非常怀疑的“农业原教旨主义”（agricultural fundamentalism），这篇文章又收入他的《论农业政策，1926—1938年》（斯坦福大学粮食研究所，1939年）。

[6] 对这一问题，特别可以参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消费函数理论》（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为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1957年）。

[7] 这种评论是指作者的估算，见《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纽约，麦克劳—希尔公司，1945年），第68页。

[8] 西奥多·W.舒尔茨：《对农业生产、产量和供给的看法》，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38期（1956年8月）。

[9] 戈伦克斯博士在提出全世界农业生产的食物的需求收入弹性的状况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工作。参看他的《收入与食物消费》，联合国粮农组织，载《农业经济学与统计学月报》，第9卷第10期（1960年10月）。还可以参看联合国粮农组织编的《食物消费概况评论》（罗马，1958年7月）以及戈伦克斯的《食物需求收入弹性》，欧洲经济委员会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1959年6月22日，油印本）。最有用的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编的一本详尽的书：《需求分析与预测的书目》（1959年，油印本，167页），1960年的《增补》（油印本，98页）和1961年的《增补》（油印本，62页）。关于戈伦克斯估算的概要，可以参看《1970年农产品预测》，联合国粮农组织，载《1962年商品评论，特别增刊》（罗马，1962年）。上述估算引自表12，根据的是1957—1959年间的农产品价值。还可以参看H.E.巴克霍尔兹（H.E.Buchholz），G.G.贾奇（G.G.Judge）和V.I.韦斯特（V.I.West）：《美国农产品所选估算行为关系概要》（奥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研究评论》第57期，1962年10月）。

[10] 罗伯特·S.弗思（Robert S.Firch）：《美国经济的稳定化和农场收入的稳定性》（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63年）。

[11] 参看D.盖尔·约翰逊：《农业期货价格》（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7年），以及作者的《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与《农业的经济组织》（纽约，麦克劳—希尔公司，1953年）。

[12] 此外，有相当一部分经济思想是论述这个适应性问题的。作者的《农业的经济组织》的主要部分就论述了这一点。厄尔·O.黑迪（Earl O.Heady）的《经济发展中的农业政策》（埃姆斯，衣阿华，衣阿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62年）和戴尔·E.哈撒韦（Dale E.Hathaway）的《政府与农业：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3年）都是重要著作。对这一部门和其他部门所出现的基本福利问题，在作者的《经济进步中引起的再分配损失的政策》中作了论述，见《农业经济学杂志》第43期（1961年8月），该文又收入《农业中的劳动流动性与人口》（埃姆斯，衣阿华，衣阿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62年）。经济发展委员会所作的政策说明《农业的适应方案》（纽约，1962年）正如题目所表明的，也强调了这一问题。

[13] 参看拙著：《经济增长中的土地》，载《现代土地政策》（奥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2章。

[14] 所根据的是1952—1959年的农业生产。参看联合国粮农组织：《1970年农产品预测》，表M 18。

[15] 这里包括十个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西德、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典和英国。所包括的时期是1950—1959年。资料来源：《1970年农产品预测》，表M 13。

[16] A.L.盖索（A.L.Gaathon）：《以色列的资本存量、就业和产量：1950—1959年，理论研究》第1卷（耶路撒冷，以色列银行，1961年），附录B与C。

[17] 伊齐拉·沙丹（Ezra Sadan）：《以色列的农业定居：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未发表的经济学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62年）。

[18] 引自联合国粮农组织：《1970年农产品预测》，表M 18，时期是1952—1959年间。

[19] 埃德蒙多·弗洛里斯（Edmundo Flores）：《农业经济的改造》（墨西哥，文化经济出版社，1961年）。

[20] 这种估算的来源，可参看本书。

[21] 参看本书。

[22] 莱斯特·R.布朗（Lester R.Brown）：《对远东农业的经济分析》，载《外国农业经济报告》第2卷（美国农业部，1961年11月），表5。

[23] 同上，表3与表7。

[24] 同上，表16。把1958年的世界价格作为值项的基础，在1957—1959年间日本平均每年的生产据估算是每英亩274美元，而印度是每英亩33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