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诗歌的流派
在我国文学史上，诗人词人多若繁星，他们或风格相近，或时代相同，或为同乡好友，或为父子师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时间有前有后，影响有大有小，地位有高有低。了解和熟悉它们，对于诗歌欣赏是大有裨益的。
从创作方法上划分，诗歌的流派可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以及形式主义等几个流派。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流派。
现实主义流派的特点是：真实而形象、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有着具体生动的细节描写；在深刻认识基础上进行高度概括；较多运用朴实的语言和白描手法。
现实主义流派的诗人，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国风》中的佚名诗人。之后，是汉魏乐府中现实主义作品的佚名诗人。而东晋的陶渊明，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宋代的陆游，则是他们所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流派的领袖人物。此外，东汉的蔡琰、王粲、陈琳，中唐的元结、柳宗元、元稹、张籍、王建、李绅，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北宋的梅尧臣、王安石，南宋的范成大、杨万里，金代的元好问，元代的王冕，明代的高启、于谦，清代的顾炎武、吴伟业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诗人。
浪漫主义流派的诗人，最早也可以追溯到《诗经》中创作那些浪漫主义诗篇的佚名诗人。之后，便是我国的第一个大诗人屈原，他早在战国时代就把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推上了一个高峰。在魏晋南北朝，先后出现了曹植、左思、郭璞、鲍照等浪漫主义诗人。唐代的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最具深远影响的浪漫主义大师，他掀起了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新高峰。此外，唐代还有王之涣、王昌龄、岑参、李贺等优秀的浪漫主义诗人。清代的龚自珍，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
浪漫主义流派的共同特点是：洋溢着追求自由和理想的进取精神，具有乐观向上的豪迈气概，以丰富的想象构建浪漫而美妙的虚幻境界，常使用大胆的夸张和奇特的比拟，诗中流淌着绚丽奇妙的语言。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很多诗人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一些时代性的流派影响极其深远。下面概述我国古代影响较大的一些诗歌流派：
“屈宋”指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和宋玉，他们是“骚体”的创始者和代表作家。“屈宋”流派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辞、楚赋的作家群体。这类作品富有抒情和浪漫气息；篇幅较长，形式也较自由；多用“兮”字以助语势。其中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他的《离骚》为楚辞的代表之作，影响极其深远。宋玉写有《九辩》、《风赋》等。他们的诗篇在艺术形式上有很多相似和共通之处，如多用楚国方言，多依楚国音律，大都具有奔放而华美的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高度评价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三曹”指汉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他们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代表，对当时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称其三人为“三曹”。曹操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其诗多取材于社会现实，风格清俊通脱，名篇有《蒿里行》、《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诗歌大多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归，格调细腻婉转，语言清丽浅显，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他把五言诗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其诗作充满追求和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可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在散文和辞赋上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其中《洛神赋》美不胜收，另有《与吴季重书》和《与杨祖徳书》两篇有名的散文诗札。
“建安七子”指的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七人，“七子”之称出于曹丕《典论·论文》。他们的诗篇反映了社会动荡，体现了勇于进取的精神。“建安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有突出的贡献。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诗人的主力军。“建安七子”的创作各有风貌：孔融诗歌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抒情性强，艺术上最为成熟，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刘桢诗篇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诗作刚劲有力；阮瑀诗作自然畅达；徐幹、应玚诗赋俱佳，文笔细腻，体气舒缓，文采飞扬。“建安七子”创作风格各有千秋，却具有共同的时代风格，此时代风格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竹林七贤”是“正始体”的代表诗人。在文学史上，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转折时期。正始时期的诗歌分为两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他们崇尚老庄，喜好玄谈，诗歌大多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曾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另一派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其余五人为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魏氏春秋》载，此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们的诗歌体现了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极度不满，其中以阮籍的《咏怀》和嵇康的《幽愤诗》最为有名。刘勰曾盛赞其二人：“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是西晋太康时期的诗人，也是“太康体”的代表诗人。“太康体”是指太康时期以左思、潘岳等为代表的诗体。这一时期诗人的诗歌比较注重对诗歌艺术形式的追求，讲究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正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其诗歌技巧虽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而笔力稍嫌平弱。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对这一时期诗歌的整体风格作出了中肯的评价：“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
钟嵘《诗品》中有“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之说，表明了太康诗人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其中“三张”是指张载和其弟张协、张亢；“二陆”是指陆机和其弟陆云；“两潘”是指潘岳、潘尼；“一左”是指左思。太康诗人中左思的文学成就最高，其名篇是《咏史》八首。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出现一种诗风——元嘉体，其特点是多描绘自然风景，讲究对偶，代表诗人是颜延之、鲍照和谢灵运，号称“元嘉三大家”。他们的诗歌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辞藻的雕饰和对仗的工整，在元嘉时期风靡一时，故称“元嘉三大家”。三人虽并称，也各有特点。谢灵运擅长写山水诗，以辞藻富赡、善于描写自然景物著称，三人中他的成就最高，被后人视为“山水诗派”之鼻祖；颜延之的诗歌以侍宴、应制之作居多，风格典雅，语言凝炼，却失于雕琢，且用典过多，即使写景之句，也常是“雕缋满眼”；鲍照以乐府诗知名，其诗作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远胜于颜、谢二人，其他诗作与颜、谢相近，较重辞藻，并善于以奇险取胜。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中对“元嘉体”诗歌有过这样的描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一种新的诗体——永明体。这种诗体严格遵守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纠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语言过于艰涩的弊病，使诗歌创作转向清新通畅，同时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永明体是从“古体诗”到格律严谨的“近体诗”的过渡，所以又称为“新体诗”。
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有八位文学家：沈约、谢朓、王融、萧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他们都是“永明体”作家，彼此唱和，开创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文学史上称其为“竟陵八友”。八人中成就最高的是沈约和谢朓。他们所作诗歌平仄协调，音韵铿锵，对仗工整，词采华丽，体裁短小，为格律诗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永明体诗歌虽然在运用声律等技巧上有一定进步，但思想贫乏，内容空洞，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宫体诗派”是南朝梁后期和陈后主时期流行的一个诗歌流派，主要诗人有梁简文帝萧纲和他的文学侍从，以及庾肩吾、徐陵等人。宫体诗产生于宫廷，主要以描写宫廷生活为主，风格浮靡轻艳，注重辞藻、对偶、声律，形式绔丽。
唐代初年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世人称其“王杨卢骆”，也称为“四杰”。他们是初唐文坛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的诗歌题材较广泛，且初具雄伟气势，在内容、风格等方面较宫体诗有很大突破。五言律诗在他们的带动下发展成熟，为诗歌带来新的风貌。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二首中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斥责了那些“轻薄为文”却耻笑“四杰”的人，肯定了“四杰”在诗歌上的成就。
此流派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他们继承并发展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多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描写田园生活和山水景物。他们的诗歌反映了淡泊闲适的思想，色彩雅淡，意境幽深。他们既能描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还能够巧妙地捕捉表现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他们把六朝以后的山水田园诗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中，王维的成就最高，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以画理通之于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影响很大。
“边塞诗”始现于汉魏六朝，至隋朝创作数量增多，至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带来进一步发展，至盛唐则全面成熟。此流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等，其中，以高适、岑参成就最高，所以也称“高岑诗派”。他们的诗歌多描写边塞战争和壮阔苍凉的边塞风光，同时也抒写因战争而起的豪情壮志和征人离妇心中所产生的思乡、闺怨等思想感情。他们的诗歌多用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情辞慷慨，格调雄浑，足以表现盛唐气象。名篇有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
唐代大历年间的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等十位诗人合称“大历十才子”。他们大多为权门清客，所作诗歌大多为饮宴点缀、歌颂升平、吟咏山水、送别酬酢，偶尔也有反映仕途失意和战乱宦旅生活的作品，题材风格比较单调。他们都擅长近体格律，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言辞优美，音律协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诗歌形式技巧，但也有一些较好的诗，如卢纶的《塞下曲》等。
“韩孟诗派”崛起于中唐，在当时诗坛有着极大影响。韩愈为领袖，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等人为代表诗人。他们主张“不平则鸣”、“以丑为美”，诗歌中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形成一种奇崛险峻的诗风。他们在艺术上刻意求奇，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庸纤巧。这种对诗歌的新的追求和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他们还主张以文为诗，议论人事，如韩愈的《师说》，使诗有散文化的倾向。
“元白诗派”是指在中唐，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的一个诗歌流派。此流派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与韩孟诗派的创作道路完全不同。元、白二人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新乐府诗派”。
“姚贾诗派”是活跃在中晚唐诗坛的诗歌流派，以姚合、贾岛为中心，并集合着中晚唐之际的多位诗人，如朱庆余、马戴、周贺、喻凫、顾非熊、刘得仁、郑巢等。他们多是下层文士，其诗歌多叙写荒凉冷落之景和身世飘零之感，诗风寂寞寒苦，言语精于雕琢。姚贾诗派是继韩孟、元白两大诗派消歇时出现的重要诗歌流派，对当时社会和后世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南宋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都是“姚贾诗派”的追随者。
晚唐时期，诗人温庭筠和李商隐诗歌风格相同，《新唐书·温庭筠传》中谓庭筠“工为辞章，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他们的诗歌风格承六朝余习，辞藻艳丽，笔调柔婉，且多为爱情之作。此诗风在晚唐诗坛产生很大影响，并为宋代的婉约词派开了先河。同时期风格相近的除李商隐、温庭筠外，还有段成式，因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
温李虽并称，但是二人的作风、成就并不完全一样。《四库全书总目》中载：“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李商隐的诗歌在讽喻时政上超过了温庭筠，但他的诗歌用典过多，词语晦涩又有甚于温庭筠。
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诗歌流派就是西昆诗派。西昆诗派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其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是晚唐五代诗风的延续，师法李商隐诗歌的雕润密丽，其诗作大多音调铿锵，整饬典丽，但是诗歌的思想内容比较贫乏，与时代、社会没有密切关系，缺乏生活气息，也很少抒写诗人的真情实感。
“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在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师承前人之辞，或前人之意；江西诗派的诗人大多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该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中国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永嘉四灵是指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他们同出于永嘉学派叶适之门，其字或号中都带有“灵”字，故称“永嘉四灵”。他们彼此旨趣相投，诗格相类，同样工唐律，作诗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谓之唐体，从而形成中国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也代表了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
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后有一个诗派兴起，即“江湖诗派”。当时，书商陈起刊刻《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诗刊，因《江湖集》内诗歌风格气味皆相似，故后人称之为“江湖诗派”。《江湖集》内所录诗人大部分或为布衣，或为下层官吏，身份卑微，且多以江湖习气标榜。江湖诗人时时抒发欣羡隐逸、鄙弃仕途的情绪，也经常指斥时弊，讥讽朝政，表达不与当朝者为伍的意愿。然而他们与“四灵”一样未摆脱模拟之风，故而境界不高、气量狭小。此流派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戴复古和刘克庄。
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是指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包括在内。作为台阁体创始者的杨士奇历任四朝内阁大臣，为太平时期宰相，其平易自然的诗风正适宜奉敕颂圣、歌咏升平之作。因此钱谦益说：“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其流世界冗卑而不振。”
此流派领袖李东阳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坛，门生众多，其诗论诗风堪称一代之盛，成为台阁体向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的过渡。因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故名。此流派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成化以后，明王朝的社会弊病日渐严重，台阁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创作倾向与它的萎弱冗沓、肤浅工巧的文风，越来越不适应文学的发展。为反对台阁体的形式主义文风，李东阳主张学诗应效法唐诗的创作经验，以振兴当时的诗坛。
“前七子”代表了兴起于明朝弘治、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其余骨干有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共七人。为区别于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前七子”对当时的腐败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而且强烈反对台阁体诗文，鄙弃自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他们针对当时虚饰、萎弱的文风，提倡复古。他们的主张被当时许多文人接受，逐渐形成了一场影响广泛的文学复古运动。
“后七子”为活跃于明朝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成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他们承接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提倡复古，彼此标榜，但声势更为浩大，世称“后七子”。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强化和具体化。他们把复古运动引到了极端，但模拟之气甚重，加之才气不足，生活不厚，诗歌中常有重复雷同的现象。
竟陵派为明代后期文学流派，因为主要人物钟惺、谭元春都是竟陵人，故称“竟陵派”。和公安派一样，竟陵派也主张“性灵说”，是明末反对诗文拟古潮流的重要一派。竟陵派基本继承了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但又有所不同。他们接受了贾岛、姚合和宋代“晚唐体”的影响，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虞山诗派是明末清初，以常熟虞山命名的东南诗坛重要流派。此流派以钱谦益为首，包括其门生冯舒、冯班、瞿式耜，族孙钱曾、钱陆灿及吴历等。虞山诗派最大的特点是学古而不泥古，积极主张诗歌革新并能取诸家之长而自成风格，对东南诗坛的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
“性灵派”主要活跃于清代中叶，以乾嘉时期大诗人袁枚、赵翼、张问陶为主要代表。此三人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主张直抒性情，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强调要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真实情感，在近代和现代文学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