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薄片理论：小知识，大不同

两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种“笔迹”，即一种不经意间自动显现的明显特征。无论是简单如敲出莫尔斯电码这样的小事，还是复杂如与人结为连理这样的大事，都有其可以识别且稳定如一的规律。

几年前的一天，一对年轻的夫妻来到了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位于华盛顿大学的实验室。两人20岁出头，都是金发碧眼，顶着乱蓬蓬的时髦发型，戴着时尚的眼镜。我猜，在一番交流后，实验室的一些工作人员肯定会觉得这对夫妻不但招人喜欢、滑稽逗趣、机敏可爱，还有些让人哭笑不得，而这些特征也会在戈特曼为他们的到访而拍摄的视频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丈夫的举止顽皮可爱，而妻子则言辞犀利，有种不动声色的机智。我们且称他们为比尔和苏珊吧。

戈特曼放置实验器材的小房间，设在一幢普通的两层建筑物的二层。夫妻二人被领进屋，坐在两把相距约5英尺的办公椅上。两人的手指和耳朵上夹着电极感应器，以测量心率、出汗量，以及皮肤的温度。在放置椅子的突起的平台上，装有一台振荡器，用来测量两人各移动了多少距离。两台摄像机分别对准两人，以记录他们的言谈举止。两个人在运转的摄像机前独处了15分钟，并按照指示，任意选取一个在两人婚姻中引起争端的话题加以讨论。比尔和苏珊的问题出在宠物狗的身上。两人居住的公寓很狭小，却养了一只大型犬，比尔不喜欢那只狗，但苏珊喜欢。于是，在15分钟的时间里，两人展开了讨论，商议解决方案。

比尔和苏珊的对话视频，看起来不过是夫妻间常有的平淡无奇的谈话。没有人发火，没有人失态，更没有人豁然顿悟什么真理。首先发话的是比尔，他的声音十分平静：“我就是个不爱狗的人。”接着，他又埋怨了几句，但埋怨的对象是狗，并没有针对苏珊。苏珊也同样发了几句牢骚。有的时候，两人好像浑然不知自己是在争辩似的，比如，当谈到狗身上是否有异味时，比尔和苏珊的嘴角都挂着浅浅的微笑，你一句我一句地打起趣来。

苏珊：亲爱的，它不臭啊……

比尔：你最近有没有闻过它啊？

苏珊：闻过啊，它挺香的呢。我还摸了它呢，摸完之后我的手既不难闻也不油腻。你的手也从没有因为摸它而变得油乎乎过，好不好。

比尔：拜托！有啊。

苏珊：我才不会让我家狗狗油腻腻的呢。

比尔：拜托，这怎么可能！它是狗啊。

苏珊：我的狗绝不会有油味。你最好说话悠着点。

比尔：不，你才该悠着点。

苏珊：不，你才该小心点……不许你说我的狗狗有油味。

1.爱情实验室

看完苏珊与比尔15分钟的录像后，你觉得我们能对两人的婚姻有多少了解？我们能否推测这段感情是否会顺利发展？我猜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比尔和苏珊有关狗的谈话并没有提供多少信息。这段谈话太过简短了，而婚姻则要经受来自金钱、性、孩子、工作和至亲反复无常地轮番轰炸。夫妻两人在一起，有时会如胶似漆，有时会炮火连天，而有时虽然一时间简直想将对方千刀万剐，但度假归来后却又像新婚夫妻一样缠绵了。人们觉得，要想“了解”一对情侣，就必须得花费数周、数月的时间，把两人开心、疲倦、气愤、厌烦、愉悦，以及精神崩溃等状态观察个遍，绝不能仅凭比尔和苏珊那种放松的闲聊状态就妄下定论。看来，想要准确推测如一段婚姻将何去何从这等大事，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从众多领域搜集各种信息才行。

但是，约翰·戈特曼已经证实，我们实在无须如此大费周章。他的“爱情实验室”位于华盛顿大学的校园里，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已经将3000多对类似比尔和苏珊的夫妻带进了实验室中的那间小屋。戈特曼有一套代码系统，他将其命名为“SPAFF”。此系统包括20个代码，分别对应夫妻在沟通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绪。首先，工作人员会为每对夫妻拍摄录像，再依据SPAFF系统加以分析。其中，“反感”的代码为1，“蔑视”为2，“气愤”为7，“戒备”为10，“埋怨”为11，“伤心”为12，“一言不发”为13，“含糊其词”为14，依此类推。在戈特曼的指导下，工作人员学会了阅读人们表情的细微变化，也学会了如何诠释对话中的模棱两可之处。观看录像时，他们会为夫妻每一秒的交流指定一个SPAFF代码。由此，一段15分钟的争执会衍生出一串由1800个代码组成的数据，其中，夫妻双方各占900个代码。举例来说，“7，7，14，10，11，11”这样一组代码表示，在6秒的时间段内，夫妻中的一方先是感受到了一闪而过的气愤，然后含糊其词，接着起了戒备之心，最后发起牢骚来。接下来，代码破译人员依照电极感应器上的数据，得出夫妻中的一方何时心跳加速、何时体温升高，以及何时在座椅上左右摇晃等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代入一个复杂的等式之中。

根据上述计算，戈特曼获得了一项重大发现：通过分析一对夫妻长达1小时的交流，他便能够以95%的准确率，预测出15年后两人是否会离婚；通过观看15分钟的录像，他的准确率则在90%上下。后来，与戈特曼共事的西比尔·卡雷尔（Sybil Carrère）教授随意看了几盘录像带，想尝试着设计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她发现，仅靠观看3分钟的夫妻交流视频，工作人员仍能够以相当惊人的准确率，预测出哪些婚姻会面临破裂、哪些会成功。用来了解一段婚姻的时间可以如此短暂，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约翰·戈特曼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士，他长着一双猫头鹰般犀利的眼睛，头发花白，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他魅力超凡，总能与人相谈甚欢，每当谈到让他兴奋的话题时，他的眼睛便闪闪发亮，显得更加炯炯有神了。在越战期间，他出于人道主义拒服兵役。时至今日，他的身上仍带有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的范儿，比如他那顶时而扣在犹太编织圆帽上的红军帽。他的研究领域是心理学，但他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过数学。显然，数学的严谨精确对他的影响很大。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戈特曼刚刚出版了他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信息量庞大、名为《离婚中的数学》（The Mathematics of Divorce）的500页专题论文。他在一张餐巾纸上涂涂画画，试图帮我理解他论文中的论点，而我却被五花八门的等式和即兴而为的图画搞得云里雾里。

本书所讲到的，是我们的潜意识中冒出的想法和做出的决策，而戈特曼这个人物在书中可能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的思考方式并没有涉及直觉，他的决断也不是在瞬间做出的。他只是坐在电脑前面，煞费苦心地分析录像的每一秒罢了，这是典型的运用意识深思熟虑的思考方式。而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戈特曼那里学到有关“薄片分析法”（thin-slicing）的许多相关知识。“薄片分析法”是“快速认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快速认知”是指人们通过极少的经验即可理解事物和行为规律的潜意识能力。伊夫琳·哈里森见到立像时曾脱口而出：“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她所用的，就是薄片分析法；在仅抽取了10张牌后，艾奥瓦大学实验中的赌博者便对红色纸牌产生了压力反应，也是相同的道理。

潜意识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们的眼球，其中不乏薄片分析法的助力。然而，薄片分析法也是快速认知中最困扰我们的难题。在短暂的时间内，要搜集到精确判断所必需的所有信息，这怎么可能办到呢？答案是，当我们的潜意识进入薄片分析模式时，我们所做的，其实跟戈特曼与他的录像一样。只不过，我们的思考属于潜意识层面，并且是在一种自动、高速的状态下完成的。一段婚姻真的能在瞬间被破译吗？答案是肯定的，并且其他许多看似纷繁复杂的事情亦然，而戈特曼的做法恰恰可以为我们指点迷津。

2.婚姻与莫尔斯电码

在戈特曼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名叫安伯·塔贝尔斯的研究生，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SPAFF代码编写员。我和她坐在比尔和苏珊待过的房间里，一起在监视屏上观看了这对夫妻交流的录像。首先发话的是比尔，他说他喜欢两人以前养的狗，但就是对新养的狗提不起劲来。他的话语间并无愠怒和敌意，看来，他是发自内心地想要表达自己的感情。

塔贝尔斯告诉我，如果听得仔细些，我们就会发现比尔明显存有戒备之心。在SPAFF语言中，比尔使用的是交相指责和“是……不过……”的招数，即先表示同意，然后反悔。我们发现，在两人谈话的前66秒中，比尔有40秒都处于戒备状态；而当比尔发话时，苏珊很迅速地翻了几次白眼——这是蔑视的典型表现。接着，比尔谈到他对狗圈的不满，苏珊在回应时双眼紧闭，以居高临下、指责训教的口吻作答。比尔说他不想在起居室里放圈栏，苏珊则说“我不想为这个起争执”，然后又翻了一次白眼——又一个蔑视的表现。“你看，”塔贝尔斯说，“又是蔑视。谈话才刚刚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男方几乎一直处于戒备状态，而女方已经翻了好几次白眼了。”

在谈话进行时，两人都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偶尔有微妙的情绪闪过时，塔贝尔斯便会暂停录像，给我指出来。有些夫妻在争吵时会大动干戈，但这两人却远远没有那么外露。比尔抱怨说，因为担心狗会在家里捣乱，两人总是不得不早早回家，狗已然成为他们社交生活的绊脚石。苏珊否认了这一说法，争论道：“它就算啃东西，也只是在我们离开后的前15分钟里啃。”比尔看似同意了，他轻轻点了点头，说：“是啊，我知道。”然后又补充道：“我知道这可能不合情理，但我就是不想养这只狗。”

塔贝尔斯指着录像说：“比尔先是说‘是啊，我知道’，但实际上是用了‘是……不过……’那一招。虽然他对苏珊表示出认同，但接下来却说他不喜欢那只狗。他实际上是存有戒心的。我一直在想，他人可真好啊，一直在委曲求全。但我后来明白了，他用的是‘是……不过……’的手段，别人一不小心就会被他骗了。”

比尔继续说道：“你得承认我已经改进了很多了。这周的我比上周、上上周都有所进步。”

塔贝尔斯又发话了：“在研究新婚夫妻的录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后来离婚的夫妻中，一方要求得到夸奖和认可，但另一方却不肯给予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在相处融洽的夫妻二人中，一方会在听取对方的话后赞同地说：‘你是对的。’这一点很重要。人们在点头说‘嗯’或‘是’的时候，所表达的是支持和鼓励，但在整段录像中，苏珊却没有一次这样的表达，这一点是我们直到编码完毕时才发现的。”

塔贝尔斯接着说道：“说来也奇怪，他们在进屋时，并没有让我们觉得两人的关系有不和之处。拍摄完成后，工作人员让他们观看了那段录像，他们觉得整段录像都非常滑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我还是不能确定。他们当时不像结婚很久的样子，应该还处在甜蜜期呢。老实说，苏珊太过固执己见了。表面上，他们争论的问题好像是狗，但苏珊在两人矛盾中的寸步不让，才是真正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心态可能会对婚姻造成重创。我在想，他们能不能跨过七年之痒这道坎？两人之间的感情到底够不够积极？因为，看似积极的东西往往并非表象所示。”

塔贝尔斯着眼的是夫妻关系的哪些因素呢？用专业的术语来解释，她所衡量的，是正面与负面的情绪各占多少比例。因为，据戈特曼调查，一段婚姻若想延续，则婚姻中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比至少要达到5∶1。通俗来说，塔贝尔斯在短暂的录像中所寻找的，是比尔和苏珊婚姻的规律模式。因为戈特曼著作的中心论点就在于，所有婚姻都有其独特的模式，而我们可以从所有重要的交流互动中，发现这种模式的痕迹。戈特曼之所以会请夫妻讲述两人相遇的往事，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因为他发现，当夫妻追忆两人恋爱过程中最有意义的时段时，他们的婚姻模式便会立即出现。

“判断过程很容易。”戈特曼说，“我昨天刚看过一盘录像带。女方说：‘我们是在周末滑雪时相遇的，他当时和他的几个朋友在一起，我对他挺有好感的。我们本来约好一起出去的，但他喝多了，就直接回家睡觉去了，害我苦等了3个小时。我把他弄醒后告诉他，我不应该被这样对待，还说他不是个好人。然后他说：嗯，不过，我真是喝多了。’”初次见面时，两人的沟通方式就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很遗憾，这一模式贯穿了两人恋爱的始终。戈特曼接着说：“做出分析其实并不太难。刚开始进行这些访谈实验的时候，我还想过，要是实验对象接受访谈时恰好心情很糟怎么办，但实际得出的预测结果还是准确得令人惊讶。就算再追加一次访谈，你所观察到的模式还是一模一样的。”

在莫尔斯电码中，有一种人称“笔迹”（fist）的东西。理解了“笔迹”的含义，我们就能通过类比来弄懂戈特曼所说的话了。莫尔斯电码由点和横组成，每种点与横都有其特定的长度，但却从未有人能毫厘不差地遵循这些长度。当报务员发送信号——尤其是在使用人称“平键”或“甲虫”的老式手动信号机机型时，每个人使用的字距、点横长度都有所不同，组合点横、字距的模式也因人而异。发莫尔斯电码就像说话一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

“二战”期间，英军招募了几千个所谓的信号侦听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女性。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夜以继日地收听德军部队的无线信号。当然，德军在无线信号中使用的是电码，因此，至少在战争伊始的一段时间内，英军一直无法弄懂敌军在说什么。但这也无妨，因为没过多久，仅靠听取信号的节奏，英军就逐渐吃透了每个德军报务员的“笔迹”。通过这种方式，英军得到了与广播内容近乎同等重要的情报——发送电码的人是谁。“如果你针对某些信号听一段时间，那么你就能慢慢辨别出，比如，这一个小组由3个或4个报务员组成，他们轮班工作，并且每人都各有特点，”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奈杰尔·韦斯特（Nigel West）如是说道，“而且，信号中总会出现与正题无关的开场白，以及不符规定的对话内容。比如，‘你今天好吗？’‘女朋友怎么样了？’‘慕尼黑的天气如何？’然后，你便可以填写一张小卡片，记下所有诸如此类的信息。没过多久，你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发信号的人了。”

信号侦听员们给监听对象取了名字，对他们的“笔迹”和风格做出描述，并汇总成一份关于监听对象性格特征的翔实资料。在辨认出信号发送者的身份后，侦听员便会对信号进行定位。如此一来，英方便获取了更多的信息，即人物以及地点。韦斯特继续说道：“信号侦听员对德军无线报务员所发信号的特征了如指掌，简直可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对他们进行‘如影随形’的跟踪了。”这对编组作战序列来说可谓至关重要。所谓作战序列，就是由敌军各部在根据地的活动和位置组成的示意图。因此，假如一个从属于某部的无线报务员先是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发送电波，而3周之后你又发现了这名报务员，但此时的他/她身在奥地利的林茨，那么你就可以推测出，他/她从属的部队已经从意大利北部转移到了东部前线地带。再比如，你知道某报务员从属于一个坦克修理大队，并且总在每天的12点发射信号，但一场大战过后，他/她在中午12点、下午4点以及晚上7点都发射了信号，那么你便可由此推出，他/她所属部队的活动变得频繁了。如果长官在危急关头问你：“你敢打包票Luftwaffe Fliegerkorps（德军空军中队）现位于利比亚的托布鲁克边境，而非意大利吗？”你就可以回答：“是的，因为那个人是奥斯卡，我们百分之百确定。”

“笔迹”是在自然而然之间泄露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无线报务员们并没有费尽心机地让自己的信号独一无二。这种独一无二无须刻意，因为在使用莫尔斯电码时，电码发送者的一些性格特征会顺其自然地显现。另外，即使是从莫尔斯电码最小的组成单元中，我们也能捕捉到“笔迹”的影子。我们只需听取几个代码，便能够识别发信人的特征，此特征并不会随段落的不同而改变或消失，亦不会只在某个词句或短语中才有所显现。正因如此，英军的信号侦听员只需听取几段信号，便能断定：“这个人是奥斯卡，由此可以推测出，他的部队现在的确在托布鲁克边境。”每个报务员的“笔迹”是始终如一的。

戈特曼的言下之意是，两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种“笔迹”，即一种不经意间自动显现的明显特征。无论是简单如敲出莫尔斯电码这样的小事，还是复杂如与人结为连理这样的大事，都有其可以识别且稳定如一的规律。与对莫尔斯电码报务员的定位追踪一样，预测离婚其实也是对规律的识别。

戈特曼接着说：“人们在恋爱中会经历两种心态。我把其中的一种称为‘积极情绪优势状态’，即正面感情占上风、烦躁情绪占下风的状态。这种心态就像减震器，配偶犯了错误，另一方会说：‘哎，他只是心情糟糕罢了。’而当恋爱中的双方处于另一种被我称为‘消极情绪优势状态’时，即使是一件不置褒贬的事情，也会被消极看待。在这种状态下，两人会对彼此做出难以挽救的判断——就算配偶做了积极的事情，也只将之理解为自私之人难得的善举。这两种心态都很难改变。当一方尝试修复两人的关系时，另一方是将此举看作亡羊补牢还是恶意摆布，要看夫妻二人处于哪种状态。好比我与太太谈话时，她说：‘你可不可以闭嘴，先听我说完啊？’在积极情绪优势状态下，我会说：‘对不起，你说吧。’我自然不会很开心，但我意识到我是在补救。而在消极情绪优势状态下，我则会说：‘去你的吧，我的话也没说完呢。你真是个泼妇，跟你妈一个德行。’”

戈特曼一边说，一边在纸上画了一幅图，那幅图酷似一张股市在一天内跌涨的图表。他解释说，自己所做的，就是记录一对夫妻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起伏形势。他发现，推测图表中曲线的走势并不用花费很多时间：“一些线趋于上升，一些则趋于下降，但一旦曲线开始朝消极情绪趋势下滑，那么便会有94%的可能性会继续下滑。这表示，如果一段婚姻一开始的方向没有摆正，后来的补救也往往无济于事。我并不认为夫妻感情刚开始时出现的问题是阶段性的，我觉得这预示着两人对整段婚姻的看法。”

3.蔑视的重要性

让我们挖掘得更深一些，看看戈特曼是何以得出如此之高的准确率的。戈特曼发现，每段婚姻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征，我们可以从夫妻的沟通与互动中，搜集到十分翔实的感情信息，从而辨认出此段婚姻的特征。然而除此之外，戈特曼的实验中还有另一个引人称奇之处，即他所使用的化繁为简的预测方法。直到我本人尝试着使用过薄片分析法之后，我才意识到简化的重要性。我从戈特曼那里拿了一盘录像带，里面有10段时长为3分钟的夫妻对话视频。工作人员告诉我，录像中有一半的夫妻在拍摄完成后的15年内离了婚，而另一半则仍在一起。我能猜出他们各是哪5对吗？我原本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结果却大错特错。我一共答对了5次，也就是说，这个结果跟我用掷硬币来决定没什么差别。

这些视频让我头皮发麻，全然不知从何下手。对话开始时，丈夫含糊其词地嘟囔了两句，而后妻子不动声色地做了回应，脸上浮现出的表情一闪而过。丈夫欲言又止，妻子怒目而视，丈夫又大笑不止。两个人一会儿嘟嘟囔囔，一会儿又眉头紧锁。我倒带又看了一遍，可还是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转瞬即逝的笑容，变化微妙的声调……这一切让我手忙脚乱、措手不及。我的大脑乱作一团，试着判断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但是，到底何谓积极、何谓消极？我从苏珊和比尔的录像中发现，许多表面积极的东西实为消极。比外，我还发现，SPAFF表中包含的情感状态足足有不下20种。你有没有尝试过同时留意20种不同的情感？诚然，我并不是什么婚姻咨询师，但是在看过这盘录像带的近两百人中，不乏婚姻治疗师、婚姻问题研究者、神父、临床心理学研究生，以及新婚夫妇、刚离过婚的人和婚姻美满之人。这些人都比我更了解婚姻，但其中却没有任何人能做出比我更准确的预测。这组人当时的平均准确率为53.8%，只比碰运气的概率高出一点点。虽然我们知道每段婚姻都有其特征，但这对预测过程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在3分钟的录像中有太多转瞬即逝的细枝末节，它们扰得我们无从下手。

但是，这个问题可没有难倒戈特曼。在使用薄片分析法分析婚姻方面，他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坦言，自己只要在饭店里偷听一对一桌之遥的夫妻对话，便能推测出这两人是否需要考虑聘请律师，是否该发愁如何分担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了。他为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明白，我们大可不必对所有的细节都加以关注。我之所以会被统计消极情绪的任务搞得头昏脑涨，是因为我的所见之处到处都充斥着消极情绪。而戈特曼则更有选择性。他发现，我们仅需把重点放在他称为“四骑士”的四个因素上——“戒备”“一言不发”“指责”“蔑视”，问题便十有八九能够迎刃而解了。而在这“四骑士”中，“蔑视”被看作重中之重的那个因素。如果戈特曼观察到夫妻双方或某一方对另一方表现出蔑视的情绪，他便会将其视为婚姻出现危机的最重要的标志。

戈特曼说：“因为‘指责’是对一个人性格的全盘否定，所以你可能会认为‘指责’才是最伤人的。但是‘指责’和‘蔑视’二者存在着质的差别。如果我指责我的夫人，可能我会说：‘你从来不听我说话，你真是自私冷血。’作为回应，她会为自己辩护，这对我们解决矛盾和沟通交流当然没什么益处。但如果我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与她交流，我就是在表示蔑视，其结果就更加不堪设想了。蔑视往往是一种侮辱：‘你是个泼妇、败类。’这其实是在试着把对方强压到低你一头的位置上，是在划分等级。”

戈特曼发现，如果婚姻中存在着蔑视情绪，那么我们甚至连受蔑视方患感冒的次数都能够预测出来。也就是说，爱人对你的蔑视会使你产生压力，并对你的免疫系统造成影响。“‘蔑视’和‘憎恶’有很密切的联系，二者所表示的，都是要将某人从社会团体中排斥和驱逐出去。不同性别的人在消极情绪的表达上有着天壤之别，女性更趋于责备，而男性更喜欢沉默。我们发现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妻子先谈起一个问题，而后丈夫被激怒且对其不予理睬，接着妻子便加以指责，这种模式周而复始。然而，在‘蔑视’的表达方式上，两性之间却没有丝毫差异，一丁点也没有。”“蔑视”是个特殊因素，如果你能衡量这一因素，那么，你就不必煞费苦心地关注夫妻关系中的其他细枝末节了。

我认为，这与我们潜意识的运作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匆忙决定或灵光一闪之时，我们的潜意识与戈特曼使用的是同一种方法，即仔细审视当前情况，剔除一切无关紧要的细节，并将火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潜意识可谓登堂入室：实际上，运用薄片分析法所得到的结果，往往要比殚精竭虑思索所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

4.寝室的秘密

试想，你正在考虑要不要雇用我。你已经浏览过我的简历，确定我具有必备的资历。但你想知道的是，我是否是你们企业的合适人选：我工作是否努力？待人是否诚肯？是否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为了让你答出以上有关我个人品行的问题，你的上司给你提供了两种选择：其一，在一年的时间里与我每周碰面两次，吃吃饭或看看电影，直到你与我结成密友（你的上司可真够高标准、严要求的）；其二，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来我家，花上半个钟头随意看看。你会做何选择呢？

从表面上来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你应该选第一种，也就是选取厚片而非薄片进行分析。你与我共处的时间越长，搜集的信息就越多，判断也就越准确，不是这样吗？我希望读到此处，你起码要对第一种方式持一点怀疑态度了。正如心理学家塞缪尔·戈斯林（Samuel Gosling）向我们展示的，想要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薄片分析法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在戈斯林的实验中，他首先对80个大学生做了一项性格鉴定。其中，他使用的性格鉴定工具被称为大五人格量表。这是一份广受关注的多选项调查问卷，用来衡量人类性格的5个方面：

（1）是否外向。你是善于交流还是腼腆孤僻？是活泼还是保守？

（2）是否容易相处。你对他人是持有信任还是持有怀疑的态度？是乐于助人的还是抵触合作的？

（3）是否认真勤勉。你是井井有条的还是缺乏条理的？是严于律己的还是自由散漫的？

（4）情绪是否稳定。你是焦虑烦躁的还是沉着冷静的？是否缺乏信心？

（5）是否对事物持开放的态度。你的想法是天马行空的还是脚踏实地的？是独立自主的还是喜欢人云亦云？

接着，戈斯林让这80个学生的密友们也填写了相同的问卷。

这些学生的朋友使用大五人格量表，为这些学生打出分数。戈斯林对这些评估加以分析，他希望从中看出分数与事实有多大的误差。答案并不出人意料：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评价还是较为准确的。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我们相处，由此对我们有了实质性的了解。接着，戈斯林重复了这项实验，但这次他的实验对象可不是那些大学生的密友了。参与这次实验的人，都是与被打分的大学生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他们仅仅参观过评分对象的寝室而已。戈斯林派发给每位打分者一块写字夹板，让他们在15分钟内四处查看，并回答一系列有关寝室主人的非常基本的问题：用1~5来打分，在你看来，此房间的居住者是否是个健谈的人呢？爱不爱找碴儿？工作是否细致周到？有无创意？是否保守？是否乐于助人、不谋私利？诸如此类。戈斯林说道：“我当时的目的，在于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他人的印象，因此，我尽量避免对实验参与者进行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我只是说：‘这是你们的调查问卷，到寝室里好好品味去吧。’我希望看到我的实验对象通过直觉做出评判。”

结果如何呢？在对外向程度的评估上，参观寝室的人并没有密友们准确。如果你想知道某人是否活泼健谈、友好外向，那么你显然得和这个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评估某人是否容易相处——某人乐于助人和相信他人的程度上，参观寝室者也比密友们稍逊一筹。我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评估大五人格量表中剩余的3方面特征时，手持写字夹板的陌生人可就“后来者居上”了。在衡量认真勤勉程度时，陌生人的成绩略胜一筹，而在预测情绪稳定性和思想开放程度方面，他们的准确率则比密友们高出了一大截。总的来说，陌生人最终的成绩要比密友们的准确得多。由此可以看出，素未谋面的人仅花20分钟思考得出的对我们的看法，往往要比熟识数年的朋友对我们的认识更为精确。忘了那些没完没了的“相互了解”的会面和聚餐吧，如果你想弄清我是否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那就哪天来我家里随便看看吧。

我想，一般人都会认为戈斯林的结论荒谬至极吧？但实际上，在看过约翰·戈特曼的实验之后，我们大可不必对戈斯林的结论感到匪夷所思，这只不过是薄片分析法的又一例证罢了。参观寝室者观察的是学生们最私密的个人物品，而个人物品则是主人的生动写照。戈斯林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寝室可以提供两三种有关居住者性格的提示，那么首先便是身份声明，即居住者煞费苦心营造并希望展示给外界的形象，比如相框里成绩优异的哈佛大学毕业证复印件。接下来则是行为举止留下的线索，即我们不经意间遗留的蛛丝马迹，比如地板上堆着的脏衣服，或是按首字母排好顺序的激光唱片。最后，还有情绪调节器，即我们为改变居家情绪而对私人空间做出的改动，如房间角落里的一根香熏蜡烛，或床上巧妙摆放着的装饰靠枕。当你看到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激光唱片收藏，一张挂在墙上的哈佛大学毕业证，房间角落里的一炷香，以及洗衣篮中整齐堆叠着的待洗衣物时，你便会马上了解此人性格中的某些方面，而这些了解，或许是你在与此人面对面的交流中无法捕捉到的。任何一个浏览过恋人书架或偷看过恋人药柜的人，对此都会心照不宣：对某人私人空间短暂一瞥所得到的信息量，与长时间与其在公众场合接触所得的信息量几乎不相上下，且前者往往更为深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通过浏览某人的私人物品，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遗漏些许信息。当你舍弃与某人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时，你所筛除的是那些令人费解、复杂难懂且无关紧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很有可能会对你的判断起到扰乱的作用。一个体重275磅的橄榄球队前锋，私底下其实是个思维活跃且颇具洞察力的人——恐怕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相信这一点。我们总是难以逾越运动员力大无脑的刻板印象，但假如我们见到的只是这个运动员的书架或墙上的艺术品，那么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认识往往不够客观，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也往往具有误导性。所以，在评估某人的性格时，我们并不会直截了当地让对方做自我描述，而是给他们一份像大五人格量表一样精心设计的问卷，以期从答案中一窥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同样，戈特曼并不会浪费时间直接询问夫妻对两人婚姻状况的看法，因为他们可能会撒谎或羞于实话实说，更重要的是，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真相。他们或许正深陷感情的泥沼，抑或正如胶似漆，却连自己都道不清个中缘由。西比尔·卡雷尔说：“夫妻二人对他们之间的交流听上去如何简直一无所知。我们先是拍摄下两人的对话，然后播放给他们看。在前不久的一次研究中，我们采访了几对夫妻，问他们从研究中学到了什么。许多人，甚至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说他们对自己在争执中的样子或交流的方式感到意外。研究中，有一个女性参与者，我们觉得她的情绪波动极大，而她却说从不知道自己如此情绪化，还说她自认为是个处事泰然、不露声色的人。这样的人有许多，他们把自己想象得比实际更加热情或更加消沉，只有在他们看到自己的录像时才会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沟通方式的认识是错误的。”

如果连夫妻双方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对话听上去如何，那么直接向他们发问又能有多少用处呢？当然没什么用处。也正是因为如此，戈特曼才会指导夫妻们围绕关乎两人婚姻的话题展开讨论，聊些诸如宠物的事情，而不直接让他们讨论婚姻。之后，他会留心间接衡量这些夫妻婚姻状况的标准：比如，某人脸上一闪而过却饱含千言万语的某种表情，通过测量手掌汗腺反应得出的压力产生的迹象，心率的突然急剧加速，交流中声调不经意流露的细微变化等。戈特曼选择从侧面入手解决问题，在他看来，这种间接途径要比直接提问快捷、有效得多。

上文中那些寝室参观者所做的评估，其实就是约翰·戈特曼分析方法的“非专业版本”。为找到打分对象的“笔迹”，打分者给自己划定出15分钟，全神贯注地搜集信息，从而产生对寝室主人的直觉。他们利用寝室中隐匿着的种种蛛丝马迹，从侧面入手来分析问题。同时，他们也不必为面对面交流中各种混淆视听、无关痛痒的信息而分心。如此一来，整个决策的过程便由繁入简了。寝室参观者们使用了薄片分析法，那么结果如何呢？就像戈特曼一样，他们做出了非常精确的预测。

5.倾听医语

让我们再深入一步，来一探薄片分析法的究竟。

假如你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公司面向医生销售医疗失当保险。出于效益方面的考虑，老板让你在所有被保医生中，算出哪些医生最有可能遭到病人的起诉。这次你还是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验证医生们的学历和资格证，通过档案来查看他们在近几年有过多少失误。第二种选择则是偷听每位医生与病人对话的几个小片段。

现在，你可能已经料到我会说第二项是最优选项了吧？的确如此，原因如下：信不信由你，医生因医疗失当而被指控的风险，与其所犯错误的多少几乎没有关系。针对医疗失当诉讼的分析显示，遭到起诉的医生中不乏医术高明之人，而有些漏洞百出的医生却从未遭到过起诉。同时，在由于医疗事故而受伤的人群中，绝大多数的人从未想到过要对其主治医生提起医疗失当诉讼。也就是说，因医疗失当而导致的伤害，并不是病人起诉的唯一原因。病人们之所以起诉医生，不只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侵害。

那么这另一个原因又是什么呢？答案是病人在医生那里受到的待遇。在医疗失当诉讼案例中，有一种现象屡屡出现，即病人控诉说医生对他们不予理睬，或催促，或态度恶劣。在医疗失当案件领域首屈一指的律师艾丽斯·布尔金（Alice Burkin）说：“人们不会起诉自己喜欢的医生。我在这一行干了好几年了，从来没有碰到哪位潜在客户找到我们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医生，虽然我这么做良心有愧，但我还是想起诉他/她。’曾经有人来找我们，想要起诉一个专科医生。我们说：‘我们不认为失职的是那位专科医生。我们认为造成过失的是你的初级保健医生。’然后客户答道：‘我才不管她做了什么呢。我爱死她了，我才不会起诉她呢。’”

布尔金接待过一个客户，她的乳房肿瘤直到出现转移后才被医院诊断出来。这个客户希望以延误诊断起诉她的内科医生，而实际上，失职的人应该是为她做X光的医生才对。但是这个客户心意已决，非要起诉她的内科医生不可。布尔金告诉我：“我与那个客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内科医生从来不花时间和她交流，也从未注意过她身上的其他症状，她对这个医生可谓恨之入骨，她曾经告诉我们：‘那个医生从来没把我当成一个完整的人。’如果病人的诊断结果很糟糕，那么医生就得耐心解释情况，回答病人的提问，把病人当作人来对待。遭到起诉的往往是没有尽到这些职责的医生。”由此看来，如果想要预测一个外科医生遭到起诉的概率，你并不需要充分了解其做手术的技术，你所要知道的，是这个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互动方式。

医疗研究者温迪·莱文森（Wendy Levinson）曾记录了一组医生与其病人之间共计数百条的对话。在这组医生里，约有一半的医生从未遭到过起诉，而另一半的医生则被起诉过两次或以上。莱文森发现，仅凭这些对话，她就能够找出两类医生之间的明显差异。从未被起诉过的医生花在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要比遭到起诉的医生长了3分钟以上（分别为18.3分钟和15分钟）。前者更趋于给出“指导性”的解释，比如“首先，我会为你做检查，然后我们来详谈你的问题”，或者“我会专门留出时间供你提问”，这些话能够帮助病人理解他们在此次就诊中将会得到的结果，以及应该何时发问；这些医生更趋于积极聆听，喜欢使用“请继续往下讲”等用语；他们在病人的就诊过程中更加幽默和爱笑。有趣的是，这两类医生提供给病人的信息，在质与量上都大同小异，第一类医生并没有给出更多有关用药和病情方面的细节。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两类医生与病人沟通的方式。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心理学家纳里尼·安贝蒂听取了莱文森的录音，把注意力集中在只涉及医生和病人两人的对话上。她针对每个医生，分别选出两段其与病人的对话录音；接着，又从这两段对话中选取出两段时长均为10秒的录音，内容仅包括医生的发言，并由此剪辑出总长为40秒的片段；最后，她对这些片段进行了“内容过滤”，也就是说，她将谈话中可让人识别出具体单词的声音剔除。经过筛选，谈话的内容被过滤了，保留下的是由语调、音高和节奏组成的含糊不清的“一锅粥”。仅凭着这样的录音片段，安贝蒂进行了一次戈特曼式的分析。她请人对录音进行了“亲切”“敌对”“强势”“焦虑”等方面的评分，结果发现，仅仅利用这些评分，她便能够推测出哪些医生曾被起诉，哪些没有。

安贝蒂说，她和她的同事们“被结果惊得瞠目结舌”。这也难怪，评分的人对医生的技术水平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经验如何、受过何种培训，也不知道他们常做的手术类型，甚至连他们对病人说了些什么都无从知晓，只能从医生的语音、语调入手分析，进而做出判断。其实，事情远比这简单：如果医生的声音听上去很强势，那么他/她便很可能被归入遭到起诉的一组中去；如果医生声音中的关切多于强势，那么他/她被归入不被起诉组的概率就较大。我们还能再切得薄一点吗？医疗失当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牵扯多个层面，但追根溯源，这是一个有关尊重的问题。表达尊重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通过说话的语气了，而一个医生所能用到的最伤人的语气就是强势。安贝蒂是否需要将医生和病人的对话从头到尾全录下来，才能理解这些语气呢？不。因为就诊的过程与戈特曼的夫妻对话或学生寝室实验是大同小异的，它们都具有其独一无二的特征，这些特征能帮助我们认清其本质。

下次去看病时，你在医生的办公室坐定，他/她开始发话，而这时如果你感到他/她并没有在听你说什么，或是用高人一等的语气对你讲话，抑或并没有给予你应有的重视，那么，请相信你的感觉。你已经用薄片分析法对他/她进行过分析了，他/她的失职之处是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的。

6.一瞥的力量

薄片分析法并非什么奇异的天外来物，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是快速做出决定，还是与新朋友会面，抑或面对陌生的环境，我们都会用到薄片分析法。环境中隐藏着的“笔迹”众多，也正因如此，我们必须使用薄片分析法来加以应对，并逐渐对这种能力产生依赖。如果我们能花费一两秒，将注意力聚焦在很小的细节上，那么我们往往会对事物产生深刻的理解。

比如，许多不同的职业和学科都有其专属用词，来形容人们瞬间获取信息的特殊能力。在篮球比赛中，能够洞察和理解周围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的运动员，被形容为具有“场上意识”。在军事方面，人们认为杰出的将军们具有coupd’oeil——从法语翻译过来就是“慧眼”的意思，即瞬间洞察和领悟战场形势的能力。拿破仑具有“慧眼”，巴顿将军亦然。鸟类学家戴维·西伯利（David Sibley）说，自己在新泽西州的开普梅看到过一只飞翔中的鸟，虽然距离有两百码之远，但他立即反应过来，并认出那是一只叫作“流苏鹬”的罕见矶鹞。他以前从没见过飞翔中的流苏鹬，何况那一瞬间十分短暂，并不容他仔细鉴别，但他所捕捉到的是那只鸟的本质与精髓，即被观鸟者们称为“giss”的东西。而这，已经足矣。

“绝大多数的鸟类识别都是基于某种主观印象做出的，也就是鸟行动的方式、在不同角度和瞬间的样貌，以及在动态中其外表的一系列变化。不同的鸟在转头、飞翔或转身时，会展现出不同的外形和棱角，”西伯利说道，“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我们对每只鸟的独一无二的印象便形成了。这种印象是不可拆分、无法言喻的。归根到底，在野外观鸟时，你没有时间去分析：这只鸟有这样和那样的特征，因此它必定属于这个种类。实际情况比这要自然，更加依赖我们的直觉。经过长期训练后，你在观鸟时，大脑的一个小开关会被触发。某只鸟看上去就是顺眼，只消一瞥，你就能做到心知肚明了。”

好莱坞制片人布赖恩·格雷泽（Brian Grazer）曾一手打造出过去20多年中的众多热门影片，谈起与演员汤姆·汉克斯初次会面时的情景，他的话语和上文中鸟类学家的话几乎如出一辙。那是在1983年，汉克斯当时还是个无名之辈，当时他唯一的作品是一部现已（理应）被人遗忘的电视剧《亲密伙伴》。格雷泽回忆道：“他来我这里为电影《美人鱼》试镜，让我告诉你我在那一瞬间看到了些什么吧。”就在初次见面的霎时间，格雷泽立马感知到汉克斯非等闲之辈。“我们为那个角色已经试了几百个人了，其中不乏比他幽默的人，但是没有人像他那么招人喜爱。我觉得我能站在他的立场上生活，他的问题是我可以理解和感同身受的。你知道吗，想要逗人发笑，你就得有趣，而想要变得有趣，你就得做出一些卑鄙的事情。喜剧源于愤怒，趣味亦然，否则喜剧片里就不存在矛盾冲突了。但是，汉克斯不仅能够表现得尖酸刻薄，同时又能让你原谅他。观众必须能够原谅他，因为，即便他甩了女主角或做了些让你无法苟同的选择，但到头来，他还是主角，还得出现在电影里。当时我还无法用语言来解释这一切，选他当男一号也是出于直觉。直到后来，我才分析出了个中缘由。”

我猜许多读者对汤姆·汉克斯也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我问你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会说他品行端正、值得信赖、脚踏实地且风趣幽默，但你并不了解他，你和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没有过交集，你只是在电影中看过他所扮演的跨度很大的不同角色罢了。即便如此，你还是能够从这些体验的细小片段中抽取一些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信息，同时，这些信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观看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时的体验。谈起让汉克斯出演热门电影《阿波罗13号》的决定时，格雷泽说：“人人都说，无法想象汤姆·汉克斯扮演宇航员会是什么样子。我并不知道他能否胜任宇航员一角，但我觉得这是一部关于宇宙飞船遇难的片子，地球人最想让谁重回地球？美国人最想让谁脱离险境？答案是汤姆·汉克斯。我们不想看到他死，我们太喜欢他了。”

如果我们不使用薄片分析法，如果我们非得和某人相处数月才能看清其真面目，那么《阿波罗13号》扣人心弦的情节便会变得味同嚼蜡，《美人鱼》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如果我们无法在霎时间理解复杂的形式，篮球运动便会乱成一团，观鸟者们也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几年前，一批心理学家对那项把我搞得云里雾里的离婚预测实验进行了改动。他们向一些非专业人士播放了戈特曼实验中的一些夫妻谈话的录像片段，但这次，他们为评分者提供了一些小小的帮助。心理学家们给予评分者一张清单，让其在录像中寻找清单上列出的情绪。除此之外，他们还把录像剪辑成30秒的片段，并让实验对象将每个片段各看两次，一次集中看丈夫，一次则只注意妻子。结果呢？在这项实验中，实验对象在评判哪些婚姻会成功时，达到了80%以上的准确率。虽然他们尚未赶超戈特曼的准确率，但这已经是很优秀的成绩了。不过这也难怪，我们毕竟是薄片分析法的老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