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别扭的雕像

1983年9月的一天，一个名叫詹弗兰科·波切那的艺术品经销商与加利福尼亚的J.保罗·盖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接洽，自称有一尊公元前6世纪的大理石雕像。这是一尊少年立像：一个裸身直立的少年，左腿前迈，双臂垂于身体两侧。现存的古希腊少年立像仅有200尊左右，其中被追回的绝大多数要么已遭严重损坏，要么已在墓穴或古迹挖掘的过程中支离破碎了。但是，这尊将近7英尺高的雕像却保存得几乎完好无损，像身淡淡的光泽也使之与其他文物颇为不同，真可谓一项了不起的杰作。波切那开出的价格直逼1000万美元。

盖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态度十分谨慎。他们借来这尊少年立像，并展开了细致而缜密的调查工作。这尊雕像是否与其他已知的少年立像的特征吻合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这尊雕像的风格使人联想到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收藏的《阿纳维索斯的库罗斯》（Anavyssos Kouros），也就是说，此雕像的制作年代和地点与人们的推测相符。另外，雕像是在何时何地出土的呢？具体细节无人知晓，但波切那向盖蒂博物馆的法务部门出具了一沓有关雕像近期背景的文件。文件显示，此雕像是瑞士内科医师劳芬布格尔从赫赫有名的希腊艺术品经销商鲁索斯处购买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被收为个人珍藏。

一位名叫斯坦利·马戈利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地质学家来到博物馆。他使用一台高清立体显微镜，花了两天的时间来检查雕像的表面。接着，他从雕像右膝下方取下一块直径1厘米、长2厘米的样本，并使用电子显微镜、电子微探针、质谱测定法、X射线衍射仪以及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其进行了分析。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雕像使用的材料是白云质大理石。这种大理石来自希腊萨索斯岛上一个名叫瓦锡角的古老的露天采石场，雕像表面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方解石。马戈利斯告诉盖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因为白云石转化为方解石需要成百上千年。换句话说，这尊雕像历时已久，绝非近期制造的赝品。

盖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一答复十分满意。于是，在展开对该立像的调查的14个月后，他们一致同意，买下这尊雕像，并于1986年秋季首次将其面向公众展出。《纽约时报》以头版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几个月后，盖蒂博物馆的古代艺术馆馆长玛丽昂·特鲁（Marion True）就此雕像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长篇叙述，并将其刊登在艺术期刊《伯灵顿杂志》上：“虽无外力的支撑，这尊少年立像仍笔直挺立，像中少年握拳的双手紧贴大腿，具有顶级的少年立像所特有的自信和生机。”在文章结尾处，特鲁情绪激昂地赞扬道：“无论像中少年是神还是人，它都将西方艺术成熟阶段那蓬勃的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这尊少年立像有点问题：它看上去不大对劲。第一个指出问题的，是时任盖蒂博物馆理事会委员的意大利美术史学家费德里科·泽里（Federico Zeri）。1983年12月，泽里受邀赴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工作室参观立像。不知不觉间，他的目光停留在像中少年的指甲上。虽然一时间难以名状，但他发觉这指甲看上去颇为别扭。第二个发现问题的，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希腊雕塑专家伊夫琳·哈里森（Evelyn Harrison）。盖蒂博物馆决定购买波切那的雕像前不久，她就在洛杉矶参观过该展馆。“时任馆长的阿瑟·霍顿（Arthur Houghton）带我们去看立像，”她回忆道，“他唰的一下把覆在立像上的一块布掀开，说：‘看，这尊雕像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但几周后就属于我们了。’然后我说：‘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哈里森当时看到了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在霍顿掀掉布的那一瞬间，哈里森心中出现一种感觉，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不太对头的直觉。几个月后，霍顿又偕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前馆长托马斯·霍温（Thomas Hoving）来到盖蒂的修复工作室参观立像。每当看到新的艺术品时，霍温总会将头脑中闪现的第一个词记录下来。而初见该少年立像时他脑海中浮现的词，他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那个词是‘新’。”“新”，这可不是面对一尊有两千年历史的雕像时应有的反应啊。事后，霍温经过一番琢磨才悟出产生这一闪念的缘由：“我在西西里岛进行过挖掘工作，并找到了一些文物的残片，那些刚出土的残片和这尊立像看上去相去甚远。这尊立像就好像是在星巴克最上乘的拿铁咖啡里泡过似的。”

霍温转向霍顿：“你们已经付过钱了吗？”

据霍温回忆，霍顿当时一脸错愕。

“如果付过钱了，就想办法把钱要回来；”霍温说道，“如果还没付，就不要买。”

盖蒂博物馆方开始发愁了。他们围绕希腊雕塑召开了一场专题研讨会，并将立像包裹好，运送到雅典，召集希腊最资深的雕塑专家进行研究。这次，令人泄气的消息更加不绝于耳了。

一次，雅典卫城博物馆的馆长乔治·迪斯佩尼斯（George Despinis）与哈里森站在一起，他只看了立像一眼，脸色立刻就变白了。他告诉哈里森：“任何一个见过出土雕塑的人都能看出，这尊立像从没被埋在土里过。”雅典考古协会的会长乔治斯·顿塔斯（Georgios Dontas）见到立像后只觉浑身发冷，他说：“第一次看见立像时，我感觉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玻璃。”在顿塔斯之后发言的是雅典贝纳基博物馆主管安耶洛斯·迪里夫瑞亚斯（Angelos Delivorrias），他详尽阐述了立像的风格与其材料来自萨索斯岛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悖之处。接下来，他切入了主题：何以认为立像是赝品呢？他说，当他第一次将目光停留在立像上时，他感到了一股“直觉产生的厌恶感”。研讨会收尾时，众多出席者似乎意见统一：这尊立像绝非先前人们所想的那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盖蒂博物馆及其律师和科学研究者历经几个月的苦心研究，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而几位全球最权威的希腊雕塑专家，仅仅通过目测和“直觉产生的厌恶感”，便得出了一个与盖蒂博物馆大相径庭的结论。究竟孰是孰非呢？

答案一时不甚明朗，因为这尊少年立像本来就是各种研讨会上引起艺术专家争议的热点。然而，不久后，盖蒂博物馆立像一案逐渐真相大白。经查，那封被盖蒂博物馆一方的律师作为确定立像来源的瑞典内科医师的信件，其实是伪造的。其中，一封年份为1952年的信上所用的邮政编码，是在其后20年才启用的；另一封标明为1955年的信中所提到的银行账户，也直到1963年才开户。历经数月的调查研究，此前人们认定这尊少年立像的风格与《阿纳维索斯的库罗斯》同属一类的判断也站不住脚了：通过仔细检查，希腊雕塑专家们越发感到，这尊立像是一个来自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多种风格拼凑而成的“大杂烩”。立像中的少年身材纤长，像极了慕尼黑一座博物馆中的《泰内亚少年立像》（Tenea Kouros）；而那独具风格的珠状发型，却又酷似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立像；至于其双脚，则属于现代的艺术风格。人们最后发现，与这尊立像最为相似的，是一尊由一位英国艺术史学家于1990年在瑞士发现的残缺不全的小型雕塑。这两尊雕塑使用的大理石原料材质相近，且制作手法如出一辙。但是，那尊发现于瑞士的立像并非源于古希腊，而是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罗马的一家赝品作坊。那么，科学分析师的那番立像表层经由成百上千年演化而成的言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看来，事实并没有他之前所说的那么绝对。经过深入研究，另一位地理学家得出结论：只要使用土豆真菌，人们就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将白云石雕像的表面“老化”。

在盖蒂博物馆的文物目录中，有一幅该立像的图片，旁边标注着：“约公元前530年，或为现代仿品。”

当费德里科·泽里、伊夫琳·哈里森、托马斯·霍温和乔治斯·顿塔斯等人看到立像并感觉到“直觉产生的厌恶感”时，毋庸置疑，他们是正确的。在短短两秒间，他们对雕像本质的理解，比盖蒂博物馆团队整整14个月的调查研究还深刻。

《眨眼之间》就是一本有关这两秒的书。

1.多快好省

试想，我请你来玩一个非常简单的赌博游戏。你面前摆放着4副纸牌，其中2副为红色，另外2副为蓝色。这些纸牌中的每一张牌都有可能导致你赢得或输掉一笔钱，而你要做的，就是从这4副牌中任意翻牌，以求赢取最大收益。但在开始时，你并不知道红色纸牌其实是一个风险较大的雷区，其代表的赏金较高，但罚金也高；蓝色纸牌中的牌能为你循序渐进地带来50美元的不错收益，同时罚金也适中。说白了，只有从蓝色纸牌里抽牌，你才能赢到钱。但问题是，你需要多久才能搞清楚这个游戏规律呢？

几年前，艾奥瓦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做了这项实验，他们发现，在翻开约50张牌后，大多数人都会对游戏的规律产生一种直觉。虽然并不明晰自己为何会倾向于选蓝色纸牌，但人们已十分确定，此种纸牌是较好的选择。在翻开大约80张牌后，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玄机所在，并能具体阐明为何红色纸牌不是赢钱的好选择了。个中道理显而易见：人们由经历产生思考，进而总结出理论，最终再将这一切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方法。

艾奥瓦大学的科学家们并未就此止步，而其接下来的实验也正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处。科学家们将每个赌博者与一台机器连接，以监测他们手掌的皮下汗腺的活动情况。与我们身体上大部分的汗腺一样，手掌汗腺能够对压力和温度做出反应，这就是我们在紧张时手掌发潮的原因。艾奥瓦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赌博者在翻开第10张牌时，就对红色纸牌表现出了压力反应，这比他们所陈述的对红色纸牌产生不祥预感的时间要早了40张牌。更为重要的是，赌博者的行为在手掌开始出汗之前就发生了变化：他们越发倾向于选蓝色的纸牌，从红色纸牌里抽取的牌逐渐变少了。也就是说，赌博者在意识到自己弄懂了游戏规律之前，其实就已经把游戏吃透了。远在从意识层面上理解应该采取哪些调整措施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做出了必要的调整。

诚然，这项实验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纸牌游戏，只涉及了几个实验对象和一台压力探测器，但这不妨碍其成为揭示人们思维方式的一个强有力的示例。在这项实验创造出的场景中，赌注丰厚，事态疾如旋踵，参与者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理解诸多闻所未闻、令人费解的信息。那么，此实验的意旨何在呢？这项实验实际上告诉我们，在与此实验类似的场景中，我们的大脑为了理解局势，会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第一种我们最为熟悉，即运用意识，或者说思考我们所拥有的经验、知识，并从中得出答案。此策略需要我们翻出80张纸牌才能见效，因此，这虽然合乎逻辑且精确可靠，但却缓慢费时且需要大量信息。不过，我们还有第二种策略。此种策略耗时很少，在我们抽取10张牌后就开始生效了。除此之外，这种策略还很灵敏，几乎立马就能帮我们悟出红色纸牌中潜伏的危险。然而，这种策略有个弊端，其运作的过程——至少在刚开始时——全部是在意识层面之下完成的，其传递信息的渠道既不合常理又间接迂回（比如我们手掌的汗腺）。采用此策略时，我们的大脑还没来得及通知我们，就已擅自做出了决定。

伊夫琳·哈里森、托马斯·霍温以及希腊的专家们采取的就是上述两种策略中的后一种。他们并没有将能想到的所有数据一一权衡，而是仅仅分析了一瞥之间所能得出的信息。认知心理学家格尔德·吉格瑞泽（Gerd Gigerenzer）喜欢将这种思考方式称作“多快好省法”。仅仅通过一瞥，这些专家大脑的某些部分便立即完成了一系列演算。于是，在任何意识层面的想法浮出水面之前，这些人已经感觉到了什么，就如赌博者手掌出汗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感一样。对于托马斯·霍温来说，带来这种感觉的是他脑海中突然闪现的“新”一词；对于安耶洛斯·迪里夫瑞亚斯来说，则是那股“直觉产生的厌恶感”；而对于乔治斯·顿塔斯，则是与立像之间犹如隔着一层玻璃的感受。这些人明白他们为何有这些感悟吗？他们当然无从知晓。但他们就是感受到了那种感觉。

2.人体计算机

上文所说的人类大脑中执行瞬间决断的部分被称为“适应性潜意识”，基于此种决策方式的研究已是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学科之一。切忌将这种适应性潜意识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述的“潜意识”混淆。后者所讲的是一片昏暗浑浊之地，充满了恼人的欲望、记忆和幻象，超越了人们意识思考的范畴。而“适应性潜意识”这一新概念，则被人们看作一台伟大的计算机，它能迅捷而安静地处理海量的数据，以便于人类执行各种功能。试想，你走在街上，猛然发现一辆卡车正飞速逼近你，你有时间把所有选择从头到尾权衡一遍吗？当然没有。人类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就是仰仗于这种进化而来的决策工具。通过这种能力，我们才得以根据极少的信息迅速做出判断。正如心理学家蒂莫西·D.威尔逊（Timothy D.Wilson）在他的《最熟悉的陌生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一书中所写的：“大脑将很大一部分高端而复杂的思考工作委托给了潜意识，从而达到运转的最优化模式。这正如一架先进的无人驾驶喷气式客机，无须或只需少量来自人类飞行员‘有意识的’指令，便能飞行。在帮助人们判断周围环境、警示危险、设立目标，以及精准而高速地采取行动等方面，适应性潜意识可谓高手。”

威尔逊说，我们会依据不同环境，在意识和潜意识的思考模式中来回转换。一个邀请同事来家里共进晚餐的决定出自意识层面。首先，你要进行慎重的思考，待你判断出这项活动是有趣的之后，你才会向对方发出邀请。同样还是这位同事，当你被对方激怒，并当即决定与其翻脸时，你的决定便出自潜意识层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所使用的大脑区域有别于邀人共膳时所运用的部分，引发争执的原因也属于你人格中的另一个层面。

无论是与人初次见面，对某求职者进行面试，对一个新的构想做出回应，还是面对在压力下迅速做出决定的挑战，我们总会用到涉及潜意识的大脑区域。举个例子，在上大学的时候，你用了多长时间判断你的教授是否是一个好老师？一节课？两节课？还是一个学期？心理学家纳里尼·安贝蒂（Nalini Ambady）曾发给学生们3盘关于某位教师的录像带，录像都经过消音处理，时长各为10秒。她发现，学生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做出评分。接下来，她将录像剪短到5秒，所得的评分并无差异。即便只观看2秒的录像，学生们做出的评分也与之前惊人地相似。之后，安贝蒂将这些学生瞬间做出的教师质量评分，与上过这些教师整整一学期课的学生所做的评分做了比较，发现两者几乎一模一样。一边是只看过一个素昧平生的教师2秒无声录像的学生，一边则是在这位教师课堂上待了整整一学期的学生，双方对教师所做的判断竟然大同小异。这就是我们适应性潜意识的强大之处。

虽然你可能未曾留意，但你很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第一次拿起这本书时，你将书在手里掂量了多长时间？是不是2秒？然而，就在这短暂的瞬间，书的封面设计、你对我的名字可能产生的联想，以及本书开头有关那尊少年立像的几句话，都会使你产生某种印象，五花八门的想法、画面和先入之见涌入你的大脑，进而引导着你读到这里。难道你不想解开这2秒的秘密吗？

我认为，从内心来说，人们对这种过于迅速的感知方式是持怀疑态度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认为决策的质量与做出决策所耗的时间和精力成正比。当面对疑难杂症无从诊断时，医生会要求病人做更多的检查；对听闻的消息拿捏不准时，我们会寻求别人的意见。看看我们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吧。我们告诫他们：“忙中出乱”“三思而后行”“静下来思考”“人不可貌相”。我们认为，尽己所能地搜集信息、最大限度地深思熟虑，是屡试不爽的上策。我们只相信运用意识做出的决断，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三思而后行，我们在仓促中做出的判断和第一印象，也不失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更为得心应手的工具，尤其是在压力来袭的时候。《眨眼之间》一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向你揭示这个浅显的事实：迅速做出的判断完全可以与绞尽脑汁、慎重思考后做出的决定媲美。

但是，《眨眼之间》并不单为直觉的力量大唱赞歌，本书对直觉背叛我们的现象也颇感兴趣。举例来说，如果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识别出盖蒂博物馆的那尊少年立像是伪造的或至少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当初博物馆为何还会将其收购呢？在悉心研究立像的14个月中，盖蒂博物馆的专家们又缘何没有感受到直觉产生的厌恶感呢？这是盖蒂博物馆事件的一大谜团。谜底如下：出于某种原因，那些直觉受到了阻碍。从某些方面来说，运用科学手段得出的数据看上去很具说服力（那位名叫斯坦利·马戈利斯的地质学家对自己的分析深信不疑，他还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阐述了他的分析方法）；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盖蒂博物馆强烈希望那尊少年立像为真品。盖蒂博物馆是一家刚成立不久的博物馆，急于搜集一些世界级的展品，而那尊看似弥足珍贵的立像也因而恰好蒙蔽了专家们的直觉。在古雕塑领域举足轻重的专家恩斯特·朗格茨（Ernst Langlotz），曾与艺术史学家乔治·奥尔蒂斯（George Ortiz）接洽，问他是否有意购买一尊小铜像。奥尔蒂斯遂去观看铜像，不料却大吃一惊：在他看来，这尊雕像明显是一尊做工粗糙、漏洞百出的赝品。那么，在希腊雕塑领域殚见洽闻的朗格茨，又为何会看走了眼呢？奥尔蒂斯解释道，朗格茨在购买这尊铜像时资历尚浅，还未成为专业领域的泰斗。他说：“我认为，朗格茨对这尊铜像掺杂着很深的感情。人们在年少时总会迷恋上自己的第一件所购之物，或许这尊铜像就是他的‘初恋’吧。因此，尽管他学富五车，但显然还是没能发现这尊铜像的可疑之处。”

奥尔蒂斯的解释并不稀奇，它一语道破了人类思考方式中的一些基本规律。我们的潜意识虽然神通广大，但并非无往而不胜。这台人体计算机并非每次都能挺身而出，帮我们瞬间破译“真相”。潜意识也有力不从心之时，也会遭蒙蔽、受干扰。我们依靠直觉做出的反应往往需要与其他的利害关系、情绪感知相互抗衡。那么，我们何时应听信直觉，何时应谨慎提防呢？解答这个问题就是本书的第二个使命。当我们迅捷的认知系统出了问题时，其背后的原因往往是特定且有据可循的。我们可以鉴别和理解这些原因，并掌握听从和提防这台超级人体计算机的时机。

本书的第三个使命在于让读者相信，我们可以培养和控制我们的瞬间决断以及第一印象，而这也正是本书的重头戏。我知道这看似天方夜谭，虽然哈里森、霍温以及其他几位观察过盖蒂博物馆的那尊少年立像的艺术专家通过强烈的直觉反应洞见了问题症结，但是，这些反应难道不是从他们的潜意识中出人意料地自己冒出来的吗？我们是否能够掌控这种神秘莫测的反应呢？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我们能够教会自己合乎逻辑而从容不迫地思考一样，我们亦能自学成才，提升自己瞬间决断的功力。在本书中，你将会读到医生、将军、教练、家具设计师、音乐家、演员、汽车销售员等形形色色的人的故事，这些人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而让他们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们在塑造、管理以及培养潜意识反应上所下的功夫。瞬间决断力并非落在少数人头上的红运，而是一项人人都能够自行培养的技能。

3.一个不同但更好的世界

有很多书致力于解决那些较为宽泛的话题，这些话题都在从大变动的角度分析世界。本书不属于这一类。《眨眼之间》关注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那些潜意识：当你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应对一种非常复杂的状况的时候，或是当你在压力下做出决策的时候所产生的那种瞬时的印象或直觉。一旦说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人们总是倾向于过多地关注那些宏观的大问题，而忽视了那些闪现的灵光。但是，倘若我们开始重视我们的直觉，会发生什么事？当我们用双眼审视世界，而不是用最高倍数的显微镜检查我们的决策方式和行为时，又会发生什么？我认为这会改变我们斗争的方式、审视书架上的作品的方式、观看我们制作的电影的方式、警察们训练的方式、夫妇讨论问题的方式、工作面试和培训的方式等。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的改变综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但更好的世界。在本书结尾时，我相信——我也希望你能像我一样相信——要想更好地认知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认识到，眨眼之间做出的决策与经过数月理性思考所做的决策的价值是一样的。“此前，我总是认为科学比直觉判断更客观，”当那尊少年立像的“身世之谜”真相大白时，盖蒂博物馆的古代艺术馆馆长玛丽昂·特鲁说，“现在我知道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