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身份转型与经典性构建

塞克斯顿是在心理医生的鼓励下开始写诗的。要进入她诗歌经典性特质的探讨，首先离不开对其身份转型的透视。在28岁之前，塞克斯顿不过是美国传统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她在访谈中坦言：“我是美国梦（中产阶级美梦）的牺牲者，我以前所希望拥有的一切就是一段安定的生活：结婚、生小孩，我以为只要拥有足够的爱，所有的噩梦、幻象、恶魔都会消失殆尽，我费尽心思要过上传统的生活，因为这就是我的家庭、我的丈夫所希望的，然而一切的表象在28岁那年崩塌了，我患上了精神病并试图自杀。”^[1]在接受心理医生的建议并尝试写作之后，她声称：“这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尽管并不轻松，当我写作的时候，我知道这才是我天生该做的事。”^[2]塞克斯顿承认写诗是潜意识的流溢，帮助自己说出无法言说的事：“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自我的重生，每一次都剥离一个死去的自我。”^[3]不到一年时间，她已写有一沓诗作，其中许多还在著名的文学杂志《哈德森评论》（The Hudson Review）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登载，这些最初的诗歌构成了她的处女作《在疯人院途中》的雏形。1958年9月，她在波士顿大学参加洛威尔主持的诗歌研讨班，当时洛威尔正在寻求新的诗歌语言，他的新诗《人生探究》在做最后的修改，而塞克斯顿带来《在疯人院途中》里的许多诗作让洛威尔为之一振。所以，即便作为导师，洛威尔也“把安妮当同事等而视之，这两个人常常分享且讨论彼此的诗稿。在洛威尔看来，那时安妮是班里一颗耀眼的明星，她是他的同路人，一起在‘自白’与‘诗歌’的边缘冒险进发”^[4]。

塞克斯顿的自白诗具有高度的主体性，诗风直白坦率，甚至有失制约，诗歌内容主要描摹私人领域的苦难与丑恶。有研究者指出，塞克斯顿从一个家庭主妇转变为诗人，这对于她自身和美国文学来说都意义非凡：在此之前，没有哪个诗人能像她一样对于家庭生活或病理学意义上的女性体验有过如此坦白的书写。^[5]然而，安妮·塞克斯顿在转变身份的过程中，同样也体现了女性艺术家所遭遇的捉襟见肘：“女性必须为在艺术和家庭生活之间择其一而付出代价，要么将艺术抛在脑后，要么就是情感上的遇难。男人就不用因为拥有家庭生活而放弃对一流艺术的追求。”^[6]而女性主义先驱伍尔芙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将女性艺术家的两难境地归结于男权世界的自我膨胀：“那种男性情结对妇女的行动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与其说是希望她低人一等，毋宁说是希望他高人一等。那种欲望使他无处不在……”^[7]塞克斯顿所深陷其中的生活世界，她所被灌输的价值理念，都与其创作的心境相冲突。但她不愿屈服于社会限定对其天赋诗情的压制，她一再感到写诗充盈生命的力量，是诗歌的创作将她从琐碎的家务事中解救出来，把每个转瞬即逝的无意义时刻转化为诗境。

塞克斯顿自白诗的经典性特质包括两方面的指向，一是“形式的简化”（simplicity of style），二是“专注于自我暴露”（preoccupation with self-disclosure），^[8]这也是美国战后诗歌的主音调。学者本·霍华德（Ben Howard）认为：“（塞克斯顿的最后几本诗作）已到达极致，从中能看到美国诗歌过去十年的踪迹，还有它今后的去向。”^[9]从诗作力度、形式的变化以及主题形象的升华等角度来看，塞克斯顿的诗歌创作大致历经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成就见诸《在疯人院途中》（To Bedlam and Part Way Back，1960）和《我挚爱的人》（All My Pretty Ones，1962）两部诗集。“耶鲁四人帮”之一、著名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颇具洞见地指出：“《在疯人院途中》极为出色，在这些诗中，我们不仅感受着诗人的经历，还感受着这些经历背后的道德伦理。……这些经历本身，虽然与住在精神病院相关，但仍然纯粹、感人、具有普遍的意义。”^[10]哈特曼还特别称赞道：“相对于精神病院的有效勾勒，它更像是关于人类境遇的一幅有力画作。”^[11]这是对塞克斯顿诗学理念的高度预见。第二部诗集《我挚爱的人》基本上延续了第一部诗集的主题风格，其中包含了对父亲、母亲、女儿等家人的群像描摹，对亲人间关系的诗学剖析，以及甚为读者熟知的、对女性身体经验的深入，这些也可说是她探求真实、索求真相的具体投射。诗人梅·斯文森（May Swenson）对此评价道：“从诗歌形态上来讲，她对自己那暴露且受创的内心处理，似乎骇人听闻，却勇气十足。随着技巧明显趋于成熟，她把她的经验从私人领域中传送出来，使其契合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悲痛、自责、欲望以及自我崩溃。”^[12]

第二阶段的创作以《生或死》（Live or Die，1966）和《爱之诗》（Love Poems，1969）为成果。《生或死》为塞克斯顿赢得了普利策奖，这使她在美国诗坛的地位得以巩固。在这部诗集中，塞克斯顿首度融入了组诗的创作元素。生与死的“赋格式”追问是这部诗集的基调：“在这个人性沦丧的时代，安妮·塞克斯顿的作品实有必要公之于众。……她是这样一位女性诗人，在那漫长难解却不乏熹微光亮的旅程中‘坚持不断/人性的陈述。’”^[13]这代表了一批学者对其诗歌现实意义的肯定与厚望。而《爱之诗》中，出现了更多的组诗，塞克斯顿的观照视角也更为集中地投向女性作为妻子、情人、母亲和女儿的多重角色，从“爱”的诗学角度描述女性的身体体验，挖掘女性的角色意义。《爱之诗》是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最喜爱的塞克斯顿作品，她俩曾长期保持通信。同为多产的美国女作家，欧茨似乎比常人更能触及塞克斯顿的写作深度，因而对后者的赞赏也更加到位，如下面这一段点评：“她的诗歌在开放，像花一样开放，但它们仍是一些愤怒的创口，使人难以忘怀。身体的局限性把她给迷住了，身体对灵魂诉求的辜负——尤其是辜负了她那失衡的对于自我、母亲、女儿和爱人的想法——把她给迷住了。”^[14]尽管由于“塞克斯顿专注于自我”而“饱受诟病”，但是欧茨坚持认为她的诗“语言敏利，富有音乐性，完美，演说式的慷慨激昂也恰到好处。那讽刺，是毫不过火的机巧触碰。那庆祝式的感觉则严谨而让人信服。”^[15]由“演说式的慷慨激昂”一句可见，塞克斯顿此时已基本放弃格律诗的形式约制，她的表达更加放松，语言更加细散，然而节奏则始终张弛有度。

第三阶段的创作伴随着《变型》（Transformation，1971）、《荒唐之言》（The Book of Folly，1972）和《死亡笔记本》（The Death Notebooks，1974）三本诗集的共同酝酿：我们可以将1970年视作塞克斯顿创作的“井喷期”，因为实际上这三部诗集的创作同在这一年里展开。当然，诗人有意展现它们互不相同的风格曲调——“《变型》将成为一本畅销书……而《荒唐之言》是为了表现更典型的‘塞克斯顿’……《死亡笔记本》则有意放在死后出版。”^[16]如此看来，塞克斯顿并不满足于前四部诗集的大获成功^[17]，而是更具激情地寻求突破。《变型》是塞克斯顿对格林童话的现代改编，如果格林童话堪称儿童文学经典，那么塞克斯顿的《变型》则是对这一经典的成人化解读与解构。“叙述者划清了领地，在她自己的领地内游戏，并且摆出惊人的姿态，画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平行线。”^[18]此处的“平行线”，指的就是格林原作与塞克斯顿的（解构式）作品之间的平行对应关系。这种创作方式，加上意象的奇特并置，以及出其不意的“黑色幽默”，使《变型》在延续塞克斯顿一贯遵循的主题的同时，展现出另类的诗学体态。《荒唐之言》更多地延续了“塞克斯顿式”的恐惧与幻象，“安妮·塞克斯顿希望通过《荒唐之言》，穿越并且超越世俗的条条大路，她致力于梦幻式的幽默，从而替那些超俗的、往往由诗人组成的睿智傻瓜们（wise fools）来抵制世俗的愚蠢傻瓜（foolish fools）”。^[19]这似乎在说，诗人此时已经从生活的自白叙事中抽离出来，转向一种明灭依稀的终极表述——对死亡的进发。这在《死亡笔记本》中变得更加明确，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在《死亡笔记本》的书评中辩证地提出，塞克斯顿的死亡观无不体现了她诗歌中一以贯之的“生命力”（vitality）：“《死亡笔记本》和她以往的诗集一样充满了生命力，但它又远远超越了那些作品，它从一直困扰着诗人的暗夜思绪中生发出艺术的光亮。”^[20]这是对塞克斯顿诗歌走向的一种肯定：“自杀的诱惑已经不再困扰她，朋友、亲属的死亡也变得次要……在某种意义上，死亡不再是一把药片或某人的葬礼，在塞克斯顿看来，死亡成了生命的前提。”^[21]可以说，对死亡的精心筹措，维系着塞克斯顿诗歌一贯的主题；而在《死亡笔记本》那里，死亡似乎已经剥去外衣，频繁地由经验想象转向某种纯粹的必然性。

第四阶段的创作涵盖《敬畏地划向上帝》（The Awful Rowing Toward God，1975）、《45号仁慈大街》（45 Mercy Street，1976）、《对Y医生说》（Words for Dr.Y.，1978）等作品。1974年塞克斯顿自杀前，《死亡笔记本》刚付梓出版，《敬畏地划向上帝》也刚结束最后的编辑工作，而《45号仁慈大街》尚在商谈出版事宜。这些作品，加上《对Y医生说》，后来皆由塞克斯顿的长女代为整理出版。诗人将一些作品留待辞世后公之于众，似乎是有意安排，也许包含了她对这些诗作的某种寄托。她后期诗歌的“失控”已在学界形成共识。所谓“失控”，主要指她在形式上的放任随性，但是“不和谐音”的扩展另一方面也有益于诗人对宗教、死亡、神性等微暗洞穴的玄妙表达。塞克斯顿后期创作的一个显要趋向是对宗教的质询，这虽然在其早期诗作中已有征象（她偏爱耶稣基督的意象，且一直纠缠于上帝与自我的关系），但是都没有后期那么浓重。“塞克斯顿向往更宏大的体验，对近乎神圣的必然性的冒进，向往不朽的自我；她清楚这是有的，存在的，但她却得不到。”^[22]这是诗人的宿命，欧茨指的正是那种通透的悲剧性——它隐藏在诗人的灵魂里，有时甚至就是灵魂的全部含义：“尽管她无比向往，尽管她才智俱佳，又有幽默感，然而她的‘上帝’就是不在身边……”^[23]毋宁说，这恰是塞克斯顿生命的动人之处：即便在丧钟响起的奇幻一刻，她也没有停止那种渴望。她这一生对于“救赎”的渴望不仅构成了她对生命的多层想象，更是她整个创作的秘密和本源，是她作品的经典性所在。

一言以蔽之，从“城郊主妇”到“自白派的母亲”，塞克斯顿身上的折射点是多重的，她的诗学走向是一种必然；抑或说，生活的种种局限，身份的艰难转型，恰恰构成了她诗歌的经典性和独一无二的诗学体观。

[1] Barbara Kevles and Anne Sexton，“The Art of Poetry: Anne Sexton”，in J.D.McClatchy ed.，Anne Sexton: The Artist and Her Critic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p.4.

[2] Ibid.，p.22.

[3] Ibid.，p.6.

[4] Kathleen Spivack，With Robert Lowell and His Circle: Sylvia Plath，Anne Sexton，Elizabeth Bishop，Stanley Kunitz and Others，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2，p.26.

[5] Diane Wood Middlebrook，Yalom，Marilyn，Coming to Light: American Women Poe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tanford University，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5，p.195.

[6] “社会赋予女性艺术家的角色尤其少……对女诗人的态度现如今有一定的改观，但在1959年，男诗人还是必须有十足的男子气，而女诗人们，因为要同时兼顾家庭，而不得不遭受男性对她们诗歌价值的贬低。”（Kathleen Spivack，“Poet and Friends”，in Steven E.Colburn，Anne Sexton: Telling the Tale，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pp.25-36.）

[7]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Ⅱ——自己的一间屋》，王义国、张军学、邹枚、张禹九、杨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8页。

[8] J.D.McClatchy ed.，Anne Sexton: The Artist and Her Critic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p.177.

[9] Ibid.，p.177.

[10] Geoffrey Hartman，“Les Belles Dames Sans Merci”，Kenyon Review，XXII.4，Autumn，1960，p.696.

[11] Ibid.，p.698.

[12] May Swenson，“Poetry of Three Women”，The Nation，February，1963，p.165.

[13] Thomas P.McDonnell，“Light in a Dark Journey”，America，May，1967，p.731.

[14] Joyce Carol Oates，“Private and Public Lives”，University of Windsor Review，Spring，1970，p.107.

[15] Ibid.，p.107.

[16] Diane Wood Middlebrook，Anne Sexton: A Biography，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1991，pp.332-333.

[17] 米德尔布鲁克认为塞克斯顿的前四部诗集都卖得很好，她作为艺术家的成功不容忽视：“单单1969年一年，它们卖了2万册，《爱之诗》最为领先——自2月份它在美国发布后已经卖了14，147册。”（Diane Wood Middlebrook，Anne Sexton: A Biography，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1991.p.332.）

[18] Christopher Lehmann-haupt，“Grimms’ Fairy Tales Retold”，New York Times，September，1971，p.37.

[19] Arthur Oberg，“The One Flea Which is Laughing”，Shenandoah，XXV.1，Fall，1973，p.87.

[20] Sandra M.Gilbert，“Jubilate Anne”，The Nation，September，1974，p.214.

[21] Ibid.，p.215.

[22] Joyce Carol Oates，“Singing the Pathologies of Our Time”，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March，1975，pp.3-4.

[23] Joyce Carol Oates，“Singing the Pathologies of Our Time”，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March，1975，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