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反聂队伍

回到学校后发现红卫兵组织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全校基本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组织。这种分裂和对立并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所谓“造反派”（造干部的反，造反动学术权威的反）和“保皇派”（保干部）的分歧与对立，在北大对待“黑帮”的态度基本一致，谁也不想当“保皇派”，而是对校文革（北大在9月份成立了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其后各系也成立了系文化革命委员会）、对聂元梓的态度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聂派，一派是保聂派。

从10月初就有人贴大字报反对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聂元梓，主要观点认为，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深入群众、不听取群众意见、不相信群众、不发动群众，也不斗争陆平，不批判张承先。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支持校文革和聂元梓一派的观点是，校文革是新生的“红色政权”，聂元梓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的，聂元梓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我回校后不久，就站到反对聂元梓一派这边。除了我认为校文革和聂元梓没有能力领导好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也与我对聂元梓的看法不好有关。聂元梓原来在我所在的经济系做过副系主任，后来被陆平提拔到哲学系做党总支书记。据说陆平有三位能干的、可依赖的女将，包括聂元梓、王庆淑（原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和龚理嘉（经济系党总支书记），他们三人被称为陆平的“三面红旗”。在“文化大革命”前社教时的国际饭店会议上，聂元梓开始时拥护陆平，后来又反对陆平，有人称她是“投机分子”。“文化大革命”中以她为首的七人写的大字报，有人说她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大字报不是她写的，是有人授意她写的，因为她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才签了名（第一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庆淑和龚理嘉都被揪出来批斗，而聂元梓却成了“革命左派”，所以有人认为她不是真正的“左派”。经济系教员杨勋（后被她送进监狱关了4年，20世纪80年代调到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工作，是改革开放后比较早地提出农村应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学者之一）贴了一张大字报，揭了聂元梓的老底，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和反思，我也觉得杨勋说得有道理。加之有人传聂元梓生活作风不好，使我对聂的印象更加不好。有一个让人笑破肚皮的事，有一天聂元梓正在大饭厅中作报告（我在场），突然从房顶上掉下一只“破鞋”（用绳牵着），只差一点就落到聂的头上 ，全场哄堂大笑，而聂涨红了脸，十分尴尬。由于以上原因，我决定参加反聂队伍。

全校的反聂派组成了一个大的松散的组织——“红联军”（红色造反联军），全校各系都有“战斗队”参加“红联军”。经济系的师生也分为两派：拥聂派和反聂派。反聂组织叫“红色尖刀连”，平时没有什么活动，1966年12月的一天，“连长”突然召集成员开会，讨论当前的形势。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让一个叫“虎山行”的战斗队的同学介绍“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情况，希望“红色尖刀连”能同他们一起“炮打中央文革”。他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要“炮打中央文革”。会上有的同学说“虎山行”说得有道理，尖刀连的人要支持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行动。“红色尖刀连”的连长是经济系三年级的一位学生，极力鼓吹成员联名“炮打中央文革”。其实，前几天我在大饭厅东墙上已经看到“虎山行”贴出的反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了，我觉得没写出什么东西，倒有哗众取宠之意。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少高年级同学主张“炮打中央文革”，包括我在内的低年级同学都反对。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江青、康生等人的看法的确不好（北大的反工作组大会），认为他们水平不高，但中央文革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虽然有缺点甚至错误，但是不能“炮打”的。刚好前几天我看到1966年第十五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说“我们党，决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不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了吗？我们绝不会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会议上争吵起来了，不欢而散。没想到会议有记录，后来被聂元梓一派抄去，在1967年2月北大军训时，凡是在这次会议上同意“炮打中央文革”的同学，都被当成“反动学生”斗得死去活来。事后我特别庆幸自己没有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否则不仅会受皮肉之苦，连毕业分配都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