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大串联”
8月开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从北大传到全国。
8月份成立了北大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到9月初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
8月17日,经聂元梓的请求,毛主席为北大校刊题写了“新北大”三个字,全校欢呼雀跃,连夜游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整个校园。大家在庆祝“旧北大”的覆灭、“新北大”的诞生。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首次接见百万余名北京和外地来串联的大专院校的师生。林彪发表了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首次喊出了“四个伟大”的口号,他说:“我代表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广场上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林彪又说:“各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北大的聂元梓等40多名师生。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后来听说是宋任穷的女儿)给毛主席的胳膊上套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说,要武嘛!后来听说宋彬彬真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毛主席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从天安门城楼的一侧走向另一侧,向百万名师生招手致意。师生们近乎疯狂,很多人泪流满面。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学生们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了,开始了抄家、揪斗、“破四旧”的活动。在这期间很多文物被毁,很多名人被迫自杀。由于我很早就去外地串联了,所以并没有参加北京和北大的“破四旧”、抄家行动。后来知道,经济系的年轻老师带领学生抄了我们系的干部和一些老教授的家,“文化大革命”中系里用的几台电视机(那时家里有电视机的很少)就是抄家抄来的。更有甚者,我系的赵迺抟教授年岁很大,留一缕长长的白胡子,很漂亮,也很有风度。有人给他做了一尊用白瓷烧成的塑像,红卫兵们竟当着他的面将塑像摔得粉碎。赵教授心疼得几乎昏厥过去。
从6月下旬开始,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就开始串联,互相交流各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希望互相支援和支持。北大和清华串联得很厉害。
同时,外地学校的学生也到北京来串联,获得“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北大就接待了很多外地来的学生。这时,北京的学生也跃跃欲试,想到外地去串联,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全国。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明确支持红卫兵进行全国“革命大串联”。于是轰轰烈烈的大串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8月下旬,我在大饭厅东墙上看到一张大字报,是几个系的同学联名写的,想联合一些人到外地去串联,支持外地的“文化大革命”。我当时对学校乱哄哄的现象已经失去兴趣,也想到外地去看看,甚至想去旅游。因为中央支持大串联,红卫兵去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也可不花钱或少花钱,所以我就报了名。很快报名的几个同学见了面,组成了一个串联小分队,选了一个队长(我记得队长好像是地球物理系的,姓祝)、一个副队长(东语系的,姓钱),大概有七八个人。我们很快就出发了,第一站到了哈尔滨,向一些学校介绍了北大和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实际上也插不上手,就又借机去了一趟大庆,参观了3211钻井队,看了干打垒的房子,也还受了些教育。后来我们(人员有所变化,有我们系的同学和我熟悉的朋友)又去了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大连、齐齐哈尔等地。
串联开始时我们还有一点帮助人家闹革命的意思,比如到上海,到市委贴了几张大字报,支持上海的学生炮轰旧市委的活动,后来发现我们也不了解人家的情况,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如乘机游山玩水。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党的一大会址,到长沙后去湘江江边看了橘子洲头,又专门去了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现在有一件事我还有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在湘江边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人,衣衫不整,面容憔悴。他问我:“你们是北京来的吧?有一个情况希望你们帮我向中央反映一下,我是歌曲《浏阳河》的词作者,这首歌是歌颂毛主席的,现在他们却说我反对毛主席,把我打成‘反革命’。我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呢?”我看他十分可怜的样子,就说我如果能看到中央领导,一定反映(实际上我根本见不到中央领导)。
1966年到上海大串联时,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前留影
我从8月下旬一直到11月初基本都在外地,在武汉时我甚至上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车上人多极了,行李架上都是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都是去串联的红卫兵。车没开时我就下车了,一是因为当时到乌鲁木齐需要好几天的时间,站到那里可能会把我累趴下;二是因为我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即使吃饭不花钱,也得留点钱备用啊;再有就是我到新疆去干什么自己也不清楚。
实际上,我对大串联已经失去了兴趣,感到厌烦。有些红卫兵不了解当地的情况,一下车,就到那里拉一派打一派,扰乱当地的秩序。有些人到处打、砸、抢、抓,有些人甚至借抄家之名,抢夺珠宝。千百万人的大流动,对铁路、公路运输,对地方的接待,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破坏了生产。于是我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决定不再出去串联。回到北京后我和几个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停止大串联。11月底,中央发出结束大串联的号召,催促在外串联的人员赶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