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转型期的中国，“三农”问题毫无疑问是关系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农民（包括农户和进城务工农民^[1]）的收入更是重中之重。如何提高农户和农民工的收入和经济地位、缩小城乡收入差异，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现有文献中，尽管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微观视角和从我国城乡户籍分割、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等宏观视角展开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发展（Bourdieu，1983；Coleman，1990；Putnam et al.，1993），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补充，也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Ostrom，1999；Lin，2001；Grootaert ＆ Bastelaer，2002），一些经济学文献开始关注表现为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的社会资本对农户和农民工收入及经济地位的影响（Narayan ＆ Pritchett，1999；Grootaert，1999，2001；Grootaert et al.，2002；Zhang＆Li，2003；Carter ＆ Maluccio，2003；Sato，2006；Abdul-Hakim et al.，2010；胡必亮，2004；佐藤宏，2004；赵剑治、陆铭，2009；马光荣、杨恩艳，2011；张爽等，2007；黄瑞芹、杨云彦，2008；章元、陆铭，2009；等等）。

乡土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用和经济学含义，尤其是在正式制度和市场不发达的时期（Stiglitz，2000）。近年来，基于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比如，中观层面的研究发现村级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有很大程度的、可信的影响，社会资本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社区合作以及对信任的利用来改进农户的收入（Narayan ＆ Pritchett，1999）。这项研究验证了Putnam et al.（1993）的观点：在一个共同体内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就微观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研究而言^[2]，许多文献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或贫困有正面的改进作用（Grootaert，1999，2001；Grootaert et al.，2002；张爽等，2007）。但是，目前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分析，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改进。

首先，有必要使用微观计量方法就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村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贫困发生率、收入差距等（如Narayan ＆ Pritchett，1999；Grootaert，1999，2001；Grootaert et al.，2002；佐藤宏，2009；赵剑治、陆铭，2009；张爽等，2007）。至于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本身的影响，现有文献缺乏关注，仅仅将社会资本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简单讨论（黄瑞芹、杨云彦，2008；Sato，2006）；而且现有文献在变量选取上也比较单一，难以反映多维度的作用，有必要深入研究。另外，现有文献往往没有处理社会资本的内生性问题，这就需要应用工具变量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等方法进行分析。

其次，有必要使用微观计量方法研究社会资本是否会扩大农村的收入差距。尽管社会资本在减少贫困或改善收入方面，许多研究结论比较一致（Knack，1999；Abdul-Hakim et al.，2010；Narayan ＆Pritchett，1999），但社会资本是否对穷人更有利，却有争议。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穷人的回报更高、有利于穷人减轻贫困，因而提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假说（Grootaert，1999，2001；Woolcock ＆Narayan，2000）。但也有文献不支持这种说法（Gertler et al.，2006；赵剑治、陆铭，2009；Cleaver，2005）。在存量和回报率方面，社会资本是否对穷人更有利，是否能够减少收入差距？这需要采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等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也能够为扶贫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城市化是中国转型的最重要进程之一，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资本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用和经济学含义。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加入了这一进程，仅仅新生代农民工就已经上亿。这一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引起学者多方面的兴趣，他们基于不同视角用不同方法进行分析。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农民工收入、迁移和工作搜寻成本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引入我国乡城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但还存在许多地方可以完善。

首先，国内研究对农民工网络社会资本的分布特征缺乏系统的关注。近来的文献对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测量维度和指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理论上探讨测量的维度（Granovetter，1973；林南，1998；Lin，2001；张文宏，2007；赵延东、罗家德，2005），以及在实证分析中具体测量社会资本的某些维度（边燕杰，2004；赵剑治、陆铭，2009；陆铭等，2010），但对农民工网络社会资本分布特征尚未涉及。如果考虑t检验、基尼系数等方法研究农民工的总社会资本和网络社会资本的不平等程度，研究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比如新生代、老一代）社会资本的差别，研究不同组别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以及组别间不平等程度的差别、新型社会资本和原始社会资本的代际分布差别等问题，对于深化实证和理论研究，以及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都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基于社会资本转换（Coleman，1990）这一视角，对流动劳动力经济地位的获得进行研究，可能有助于理解实证分析中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结论的不一致。农民工既需要利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原始社会资本”来减少他们打工的搜寻成本和各种风险，也需要利用嵌入在城市“新型社会资本”中的资源，改善其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带来的网络社会资本转换，已经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赵延东、王奋宇，2002；曹子玮，2003；陈成文、王修晓，2004）。关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经济地位尤其是对其工资影响的理解，现有文献结论并不相同：有的认为没有影响，有的认为有正面影响（陈成文、王修晓，2004；刘林平、张春泥，2007；章元等，2008；章元、陆铭，2009；叶静怡、衣光春，2010）。现有文献有的区分了农民工进城前后积累的不同社会资本，有的则不加区别，因此，出现上述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对农民工社会网络考察视角的差别。在区别农民工原始社会资本与新型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它们对农民工城市收入的影响，可能会得到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收入关系的一致解释。

最后，关于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投资行为及其对收入、移民的影响，有理论建模研究的需要。国内学者从社会资本视角对我国农户收入、农村劳动力迁移和收入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但主要是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以及基于社会学的理论和经验分析，目前尚缺乏利用数理经济模型的深入分析。中国转型过程中，在年龄、学历和地域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的乡城流动人员如何对新型社会资本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行为对城市化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得到逻辑一致的解释。但是，现有文献对此较少关注，不利于对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化过程中作用机制的理解。近年来出现的关于移民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如Calvó-Armengol ＆ Jackson（2004），以及关于个人社会资本投资的经济学理论模型（Gläser et al.，2002；Yueh，2004），可以作为对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建模的借鉴。另外，也可以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分析农民工网络社会资本的变迁（Davis，2006）以及对移民和城市化的影响（Carrington et al.，1996）^[3]。分析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投资行为，可以使我们加深对社会资本投资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认识，进而为深化改革和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保护、转化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价值。

本研究将借鉴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发展和丰富社会资本对农户和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影响的经济学实证和理论研究。

[1] 进城务工农民在本研究以下部分中简称为“农民工”。

[2] 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个体（家庭或个人）的“关系”或社会网络。从微观视角看，社会资本理论关注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个体行为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个体对社会资源的拥有（access）和动员（mobilization）能力以及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等（Lin，1999）。Lin（1999）认为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是一对收敛的概念，他在实证研究的层面上使用社会资源概念，而在一般理论层面上使用社会资本概念。

[3] Carrington et al.（1996）指出，长期来看，社会网络对迁移有“滚雪球”式的促进效果，因为周边群体移民越多，他们提供的就业信息就越丰富，从而带来更多周边移民，进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