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学生周晔馨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这让我非常高兴，也值得为之庆贺。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农户和农民工社会资本及其经济效应的著述，是晔馨潜心研究数载所结出的学术成果，时至今日仍然处于该领域的前沿。

对社会资本的学术关注最早出现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研究者把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社团的制度和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共享知识、相互信任、社会规范和不成文规则，看作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并将其定义为社会资本。在这一基本范畴上，学者们构建了具有不同侧重视角的理论框架，探究各种社会资本在社区和社团合作中的角色，以及在个体获得社会地位中的作用。20世纪后期，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制度分析思路进入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内蕴于非正规制度和规则的社会资本，也逐渐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域中，成为继人力资本后的又一个资本范畴。尽管在存量、积累、折旧、回报等观察和度量模式上，社会资本似乎不拥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某些共同特征，因而在是否可以称之为“资本”的问题上，学界尚存在不同见解，但对概念范畴界定上的分歧，并未妨碍学者对习惯、准则、相互信任、社会关系网和社会组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和分析。丰硕的研究成果正逐渐打开经济学人理解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另一扇窗户：在那些无法依靠理性和私欲组合的行为模式给出合理解释的地方，往往在融入社会文化、习惯和由此决定的行为模式后，可以得到更合乎逻辑的理解，因为经济学的假设和理性是受到文化限制和塑造的。

20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在其享誉中外的著作《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不同，中国社会是个差序格局，就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按照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系成由近及远的社会关系网。中国是一个攀关系、讲交情的社会，个人的发展依靠以血缘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网络或以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的支持，是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尽管乡土中国与欧洲国家的文化和传统截然不同，但在两种不同文化和传统之上概括和抽象出来的差序格局（“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社会资源）概念，却具有一定相似性。因此，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中国经济运行现象和规律的研究顺理成章，而且社会资本理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拥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和测量工具，对其合理的借鉴和运用，将可能有助于在学理上弄清楚中国情境下的社会资本内涵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并对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

农民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变化，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征之一。那些仍然在相对落后和传统的农村地区中以小规模土地耕种维系生计的农户，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水平相对低下，亲缘和地缘社会关系网络或原始社会资本在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还难以被替代，而那些进入工业和服务业就业、进入城镇生活的农民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建立起基于人力资本和业缘关系的社会网络。这些新型社会资本在他们的身份转变和经济社会地位获得中可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周晔馨的经济学博士论文选择了这样一个反映时代变迁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研究我国二元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农户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及其经济效应。

本书首先利用中国家计调查数据，在村庄和家庭两个层面估计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以及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渠道和结果两个角度，检验了世界银行经济学家Grootaert等人关于“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推测。研究发现，我国低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回报率均低于高收入农户，落后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低于富裕地区的农户。由此可见，穷人收入低下不仅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足，而且还可能因为贫困家庭血缘和地缘纽带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可以被动用的社会资源不足，以及彼此形成的支持性帮助不足。因此，“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推测至少从收入差距视角看在中国农村还难以成立。

接着，本书探讨了传统和新型两种社会资本对进城务工农民产生的多方面作用。譬如，从乡土带出来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能保证进城务工就业信息的真实性，加快工作搜寻和匹配的速度，并具有信誉担保、隐形保险等功能，农民工进城后还可能依靠原始社会关系的辅助经营小生意和创业。在城镇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新型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行为模式、生产率和经济地位。农民工社会资本经济效应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缺乏反映农民工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数据。为获得一手资料和数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专门设计了北京市农民工社会资本调查问卷，并连续数年组织了数据采集。利用这些数据，本书不仅测量了在京农民工个人社会资本各因子间的相对重要性，为边燕杰的网络社会资本操作化定义找到了经验依据，发现了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分布特征，而且检验了农民工同质性较高的原始社会资本与异质性较高的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作者还基于效用最大化和社会资本特征，构建了一个乡城移民过程中个体社会资本投资的动态优化模型，对社会资本投资和形成机制进行了学理探讨。

毫无疑问，周晔馨博士论文中的这些探索仍然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从社会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来看，这些工作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本书在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调查和测量、在社会资本对农户/农民工的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在农民工社会资本形成机制等方面的探讨，从研究视角到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可以说，本书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深化了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并与传统的劳动经济学等研究视角形成了互补。

总之，本书是近年来出现的一本既有深入理论分析又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社会资本著作。学术之路漫漫而修远，希望晔馨在学术的道路上坚持上下求索的精神，也期待他做出更多的优秀成果回报社会。

2017年5月8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