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1]

在有关减轻农村贫困的研究中，“资本”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但其概念也在不断演进：早期的研究主要强调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如“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从传统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恶性循环，来论述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Nurkse，1953）；后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则认为贫困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Schultz，1961）；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Bourdieu，1983；Coleman，1990；Putnam et al.，1993）又为研究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经验证据。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也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Ostrom，1999）。但社会资本与传统的资本概念也有很大不同，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非正式制度，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Lin，2001）。自从社会资本在收入和贫困问题中的作用被“发现”以来，不断有文献关注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等社会资本对减轻农村贫困的作用，大大推进了反贫困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社会资本的定义比较丰富，甚至还有一点混乱，因此，本研究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文献中研究较多，而且得到较好量化研究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蕴含在其中的互惠、信任和规范。

贫困概念通常指个体意义上的贫困，包括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起初，人们只是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来定义贫困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才发展出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内的能力贫困，再到90年代又进一步发展到包括脆弱性、社会排斥等更为宽泛的权利贫困。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是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其中除了强调人力资本的贝克尔等人，影响更大的是强调贫困文化的刘易斯。刘易斯提出，贫困表现为自我维持的一种文化体系，这种亚文化保守落后并在代际传递，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Lewis，1976）。而另一个研究贫困的代表人物阿玛蒂亚·森也认为，贫困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概念，其真正的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Sen，1999，1992）。他们的观点和社会资本所强调的社会互动已经有了内在的联系，因为网络、信任和社会参与等形式的社会互动中蕴含着社会资源，不但提供着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Lin et al.，1981），同时也可能造成某种形式和程度的社会排斥（Cleaver，2005）。

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于不同类型的贫困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社会资本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团的制度和组织，这些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团可以产生出共享知识、相互信任、社会规范以及不成文规则（Durlauf ＆ Fafchamps，2005）。根据社会资本包含的核心内容，它还可以被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Putnam et al.，1993）。社会资本概念关注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个体行为的“嵌入性”、个体对社会资源的拥有和动员能力以及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等。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是因人而异的，因此社会资本在不同收入人群中的分布和回报可能是不同的。由于导致各种贫困的原因不同，而且社会资本存在多种维度、有不同的作用途径，因此社会资本对不同的贫困类型就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可以从多个视角来定义贫困并对其进行分类，本章主要基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来回顾关于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所起作用的相关研究。静态来看，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Fuchs，1967；Rowntree，1901）；动态来看，又可分为暂时贫困（transient poverty）和长期贫困（chronic poverty）（Jalan＆Ravallion，1998；Jalan＆Ravallion，1998；Jalan＆Ravallion，2000）。这两种分类标准其实也是互相交叉的，但在实证研究中往往侧重点不同。^[2]本章基于以上分类框架，梳理了研究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所起作用的文献以及进展，并在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1] 本章最初发表于《南方经济》2014年第7期，编入本书时略有文字上的调整。本章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网络影响收入差距的理论、政策与实证研究”（12CJL023）、北京师范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238-10702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0301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博士候选人周敏丹等人的修改意见，特别感谢审稿人的启发和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2] 比如，和传统的贫困研究一样，长期贫困也可以区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只是多数研究者事实上研究的是长期绝对贫困，本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