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对目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梁云祥

【内容提要】　1894—1895年间中日甲午战争迄今已120年，但战争对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对中日两国来说有着不同意义，战争的遗留问题对中日两国关系影响甚为深远，令中日两国人民都难以忘怀。但是历史已经发生，既不可能更改更不可能重来，中日双方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有勇气翻越这段历史，构建两国间的永久和平。

【关键词】　甲午战争；中日关系

从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因为朝鲜问题[1]在中日之间爆发的“甲午战争”[2]迄今已经过去了120年，战争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也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战争所消弭，然而这场战争对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尤其对其后乃至今天的中日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却似乎还没有完全消弭，尤其在冷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革之时，这场战争的影响仍然时隐时现，这场战争所遗留的一些问题又再次被重新提起。然而，无论如何，历史的阴影不应该总徘徊在东北亚地区，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总要有一个了结。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中日甲午战争究竟如何影响了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和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至今还存在哪些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寻找解决或者缓解历史问题的有效方法，以便最终真正超越历史，构建正常平等的中日关系和东北亚地区的永久和平。

一、甲午战争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以及对中日两国的不同意义

从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开始侵入东亚地区以来，中日两国面对这一从未有过的历史变动所走的不同道路已经注定了两国的不同命运及其矛盾和冲突。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在完成国内明治维新的变革之后，就开始了对外用兵和扩张的过程，其最初的目标自然放在了离日本最近的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1874年日本借口所谓“琉球民事件”侵入台湾，以有利条件撤兵[3]，并于1879年彻底吞并了琉球；1876年以军事压力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开始否定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这一切，实际上都在动摇中国长期以来在东亚形成的所谓“华夷秩序”。进入19世纪80年代之后，中日两国围绕朝鲜问题即不断爆发冲突，先是有1882年的“壬午事变”[4]，后又有1884年的“甲申事变”。[5]在这两次事件中中日两国的冲突促使日本加紧了军备步伐，日本国内的战争气氛浓厚，准备与中国就朝鲜问题不惜发动战争。1894年，朝鲜国内爆发“东学党起义”[6]，中日两国再次出兵朝鲜，并形成军事对立。后虽然朝鲜国内内乱停止，但中日两国却在是否撤军和朝鲜国内改革问题上发生争执，日本以此为借口突然占领朝鲜王宫发动政变，迫使朝鲜新政府与清朝决裂，同时对中国不宣而战，对清军的运兵船只进行海上袭击，导致中日战争爆发。

从1894年7月25日本不宣而战导致战争爆发，历时八个月，其间经过1894年9月的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以及1895年2月日军攻陷威海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和1895年3月日军攻占辽东半岛和澎湖列岛，清政府彻底战败，1895年4月不得不按照日本提出的条件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这一条约的主要条款规定了中国对日本的义务：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资本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等。后来虽然在俄国、德国和法国的所谓“三国干涉”下辽东半岛没有被割让给日本，但中国又为此向日本多支付3000万两白银，其他条款则得以实施。

甲午战争及其结果，彻底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尤其对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后的历史发展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东方之前，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处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而形成的所谓“华夷秩序”[7]之下。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华夷秩序中心国家的中华帝国遭受重创，欧美列强用炮舰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并丧失了众多尊严与利益，华夷秩序开始解体，但是中国仍然是东亚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仍然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华夷秩序，对朝鲜半岛仍然保持着宗藩关系。但是，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中华帝国失去东亚中心国家的地位，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第一强国，并且在同俄罗斯等西方列强的竞争中共同成为了这一地区的主宰。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言：“《马关条约》的签订，堪称东北亚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大事件。以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两种国际关系体系并存的瓦解，各国关系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时期。随着清政府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历时既久的宗藩关系体制崩溃，近代条约关系体制成为唯一的国际关系架构。”[8]

而且，“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脆弱，从而为世界列强侵入东亚提供了馋人的诱饵。”[9]“根据条约日本从清国获得治外法权、关税协定权和设立租借地的权利，以及在开市和开港地的工商业、造船业等的经营权，还有日本对华进口免除关税等权利。这些权利中甚至包含有欧美列强都未获得的一些特权，不过对华拥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欧美列强很快也获得了这些权利。其结果，日本实际上起到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头兵的作用。”[10]即使被认为属于日本右翼作家们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也认为：“日清战争是进入欧美式立宪国家的日本同中华帝国的一场对决，其结果与世界的预想相反，被称为‘睡狮’其国力仍然让人感到恐惧的清国却轻易败给了刚刚兴起的日本，古代东亚一直持续的中华秩序随即崩溃。其后，列强各国蜂拥而至，从中国获得了各自的租借地，建立起了进入中国的跳板。”[11]

这场战争之后，中国成为了西方列强任意欺凌和宰割的对象。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为了继续自己的统治，想要通过所谓“以夷制夷”的策略来抵御外国的入侵，却反而失去了更多的尊严和利益。偌大的一个帝国被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列强所分割为不同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不但继续大量在中国市场倾销本国企业的商品，而且开始在中国各地投资建厂，并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影响和控制中国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已经开始的“洋务运动”[12]基本宣告破产，固有的小农经济和刚刚开始起步的民族工业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近代化过程被打断，从此中国逐渐成为一个贫弱的大国，其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剧。正像中国历史学界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鸦片战争以来五十多年，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甲午战争以后，列强侵略中国，就以资本输出为主了……而中国的殖民地化的危机也空前加深了。”[13]

与中国的急剧衰落相对照，作为这场战争战胜国的日本却通过这场战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与清国相反，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对日本产生了极好的影响。首先，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实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确立了作为东方强国的地位……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还给国内经济带来了飞跃发展的转机。”[14]也就是说，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了东北亚的强国，而且被西方列强所承认，开始进入西方列强的行列，逐步改变了自己过去同中国一样接受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境况，反而在中国获得了超过其他西方列强的一些特权，来自于中国的2亿3000万两白银战争赔偿甚至超过了当时日本国家年度收入的3倍，对进一步促进日本的近代化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其中既包括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也包括对日本国民教育的巨大贡献，当然还包括日本进一步的扩充军备。

不过，“甲午战争对日本社会产生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大国意识的急剧膨胀和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永远成为过去，轻视乃至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15]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以及“这一条约从根本上歪曲了中日关系，对等关系变为不平等关系，和平友好一转而为欺凌与对抗。”[16]而且，这种不平等关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场战争带来的消极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今天的中日关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再次发生逆转，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作为战胜国出现在东亚并开始恢复自己的大国地位，而日本却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不得不作为战败国来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战后不久东西方冷战的爆发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实力地位却并未发生实质性或根本性的变化，即出现了战胜国似乎未完全胜利和战败国似乎未完全战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被排除在对日惩罚、对日改造和对日和约的过程之外，反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重新确立同中国的关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并据此先后在1952年4月和1972年9月以比较有利的条件分别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和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改善了关系，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和中国两岸关系的分裂和敌对，中日两国之间对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过去战争所带来的一些遗留问题并未从法律上加以根本解决[17]，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些结构性变化[18]，围绕过去战争遗留问题的矛盾和争端开始凸现并越来越激化。

二、甲午战争在中日之间的遗留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曾经对中日甲午战争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清算，比如按照1943年12月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废除了《马关条约》中割让中国领土的有关条款，收回了台湾和澎湖列岛，此后，日本承诺放弃近代以来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的一切权利，但是由于中日两国在近代历史中的地位与经历不同，所以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围绕甲午战争其实仍然遗留了一些问题。归纳起来看，这些问题主要有：

（1）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以及普遍的学术观点看来，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同其后来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以及直至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都是有其一脉相承的国家战略的，即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逐渐确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开始一步步地对琉球、台湾、朝鲜半岛、东三省乃至整个中国大陆进行侵略，首先称霸亚洲并最终要夺取世界霸权。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仍然是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日本的清算主要是对其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侵略行为进行清算，对甲午战争则由于时间久远而并没有成为直接清算的对象，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应该追溯至近代，当然包括对甲午战争责任的反省。至今中国政府在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仍然将甲午战争这段历史作为主要内容。

然而，对于日本而言，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本社会一部分人本来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就非常不够，因此至今常常因为历史认识问题同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出现摩擦，对于完全否认近代以来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则很难做到。对于日本国家和民族而言，明治维新是日本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在面对历史大变局和西方殖民者入侵的历史时期，日本迅速适应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各项规则，内外图强，成为亚洲唯一一个没有被真正殖民化的国家，而且曾经一段时间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说，要让日本社会将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扩张同明治维新的光荣与辉煌一同进行反省其难度是很大的。充其量日本也只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反省，其实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摩擦就会减少很多，关于甲午战争的历史责任问题则仍然会继续在中日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19]

（2）台湾问题。甲午战争后，根据《马关条约》，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让给了日本，日本在出兵镇压台湾岛内的抵抗后很快在台湾和澎湖列岛建立起了殖民统治，并一直经营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在这五十年期间，日本在台湾建立起了完整的殖民统治，全面形成了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秩序，使得台湾对日本本土形成了严重的依赖关系和各种密切的人脉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台湾和澎湖列岛又重新回归中国，但是仅仅在四年之后即由于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内战导致台湾及澎湖列岛再次同中国大陆在政治上分离，台湾海峡两岸分裂对立的状态一直延续至今。当然，二战以后两岸的分裂和对立状态并非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占领台湾导致的直接后果，但是日本对台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进一步疏离了两岸的民族文化感情，反而在日本和台湾之间相互形成了一种颇为复杂密切的情结，为今天台湾的“独立”意识与“独立”行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更何况，目前日本与台湾在政治和安全上有着更为相同的利益和密切关系，即日本更为欣赏台湾的“民主化”体制，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在两岸的政治对立中日本往往会更同情台湾。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总会与甲午战争这段历史联系起来，并对日本在台湾的影响颇为关注。

（3）钓鱼岛问题。目前的中日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2012年9月由于日本政府对钓鱼岛诸岛（日本称为尖阁列岛）中的三个岛屿实行所谓“国有化”后所引发的危机。不过，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双方有更重要的共同利益，钓鱼岛并没有成为大的问题，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日关系总体结构的变化，这一问题才越来越成为中日关系中的焦点问题。

所谓钓鱼岛问题，就是中日两国对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存在争议的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这一问题的出现也同甲午战争有关，即钓鱼岛本来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是在1895年1月正值甲午战争鏖战并且清朝军队即将被打败之际日本窃取了钓鱼岛，并将其划归已经被日本吞并的冲绳县管辖。此外，中国方面还认为：钓鱼岛本来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钓鱼岛被作为冲绳的一部分由美军实行了军事占领，日本也并没有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钓鱼岛跟随台湾一起归还中国，反而在1971年6月美日之间私相授受美国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交给了日本。因此，今天的钓鱼岛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领土争端的问题，同时还是日本如何对待殖民侵略历史的问题。

但是从日本方面来看，却不承认钓鱼岛与甲午战争有关，也不承认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而是认为这一岛屿从1885年发现之后就已经成为日本的固有领土，甲午战争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中并没有包括钓鱼岛，因此日本并没有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归还台湾及澎湖列岛给中国的战后处理规定，反而按照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约》和1971年6月的《美日归还冲绳协定》，日本毫无疑义地拥有钓鱼岛的主权。

（4）近代化问题。在19世纪中期西方殖民者入侵东亚时，中日两国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即重新熟悉新的国际关系游戏规则和拯救民族危亡，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都同时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经过大约三十年时间的发展，即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其实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至少在东亚国家中已经名列前茅。但是，甲午一战，却使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差距迅速扩大，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过程被打断，来自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却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中国成为一个贫弱的国家，被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强所蔑视和鄙视，完全被排挤出了国际政治的权力之外。三十多年之后，在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再次侵略又一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持续导致了中国上百年的贫弱与落后。当然，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日本通过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及其他援助方式，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些援助远远难以补偿甲午战争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两次对华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

此外，正是因为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现代化程度的不同，又造成了两国国民的众多意识差距，如历史认识不同、国家定位不同，由此产生了众多的摩擦。尤其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近代以来中日实力对比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近代历史中所遗留的问题再次成为中国人关注的主要问题。

三、如何超越历史和构建永久和平

中日关系的历史其实不仅仅是近代历史，两国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400多年前中国的隋朝，从那时开始，两国有了大规模的官方正式交往，而且在其后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都堪称友好与密切。但是，这些历史毕竟久远，目前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历史却恰恰是近代历史，而近代历史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负面的因素要多于正面因素。

然而，历史已经发生，历史既不可能更改更不可能重来，当然也难以忘怀，寄希望于不同国家历史观的改变也不现实。关键还在于是否有勇气翻越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以及是否能够寻找到共同的现实利益和是否能够对未来负有责任。

我们常说，处理中日关系，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原则，应该说丝毫没有问题。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呢？历史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可能不同的人从历史中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中日之间由于历史纠葛是必有一战呢还是决不能再战，这就是历史显示给不同人们的不同结论。进而，如何在存在不同历史观的前提下面向未来呢？是以强化自我历史记忆来改变对方还是能够淡化历史去寻找现实的利益呢？

真正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双方就应该在中日关系中明确公开地确立决不再战的原则，而且不仅仅在法律上同时还要真正反映在各自政府和国民的观念和行动上。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而只能制造灾难和复制仇恨，使两国永远也没有未来，当然也就没有永久的和平。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只有寻找到更多的现实共同利益，才能够真正地翻过过去沉重的历史一页。

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历史，历史主要应该交给学者们去进行研究，力求客观公开地主要从学术角度而非政治角度去解读历史，寻找真实的历史，汲取教训，而非在教科书中渲染战争和培植仇恨。

目前的中日关系，主要受制于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日两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实力对比变化所造成的结构性变化的影响。然而，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两国仍然可以寻找到更多的现实利益，比如除去给彼此都带来利益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之外，还可以在地区危机处理、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等方面寻找到共同利益。而且，中日两国作为东亚乃至世界的大国，对整个地区和世界都应该具有责任，而不能仅仅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只有在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增加的前提下，中日两国才能够逐渐在彼此的关系中淡化和超越历史，否则就永远消除不了历史的阴影。在这一问题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值得记取，其实那时同样有历史问题存在，但是当时两国的共同利益超越了这些历史问题，所以历史问题并没有严重影响当时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不仅仅需要具备对地区的责任，还需要受到某种规范的制约，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欧洲学习，模仿德法关系来处理中日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实现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建立有一定约束力的东亚合作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中日两国既发挥主要的作用，同时又受到其他国家的约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东亚地区真正永久的和平，中日两国之间由于历史和现实矛盾而出现的问题也才可以得到解决。果真如此，那将是中日两国国民和整个东亚地区的福音。

我们期盼着中日两国政府和国民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Impact of First Sino-Japanese War on Curren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iang Yunxiang

Abstract: Although it has been 120 years since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1894—95）,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Nor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persisted. For the two nations, war is endue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and the issue of war exerts significant impact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istory is the bygones, and is not to be rewritten or changed. The two nations ought to have the courage to move beyond the past and construct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ternal peace.

Key words: First Sino-Japanese War;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urrent Situation; Impact

[1] 即围绕朝鲜国内改革以及对朝鲜的控制中日两国所发生的矛盾和对抗。

[2] 日本方面称此次战争为“日清战争”。

[3] 日本利用琉球渔民漂流至台湾被害事件为借口出兵台湾，虽然在军事上并未占据绝对优势，但却最终迫使清朝政府官员承认日本的出兵为“义举”并获得赔款50万两白银，在琉球问题上日本占据了优势地位。

[4] 反对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一些朝鲜士兵和民众袭击日本公使馆事件，事件爆发后中日两国同时出兵并导致两国矛盾激化，最终以日朝之间签订《济物浦条约》、日本获得赔款和公使馆的驻军权而结束。

[5] 日本支持朝鲜国内意图改革的开化党试图通过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遭到受邀出兵朝鲜的清军的镇压，中日矛盾进一步加深，最终以中日两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军以及以后出兵将相互事先通告而结束。

[6] 朝鲜国内排斥西方影响及主张所谓“东学”并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政治团体所掀起的国内暴动。

[7] 对这一秩序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即是否真实存在和是否总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及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究竟是一种朝贡关系还是贸易关系等等，不过大部分的观点认为，这一秩序是存在的，而且中华帝国在其中大部分的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

[8] 宋成有著：《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9] 坂本太郎著：《日本史》，汪向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2页。

[10] 尾藤正英ほか「新日本史A」，数研出版，平成7年11月，183页。

[11] 西尾幹二ほか「新しい歴史教科書」，扶桑社，2001年6月，219页。

[12] 19世纪60年代初至甲午战争结束30多年时间里中国部分官僚所谋求和主张并付诸行动的学习西方技术和建立官办工厂的一场大规模运动。

[13]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97—300页。

[14] 坂本太郎著：《日本史》，汪向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2—424页。

[15] 宋成有著：《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16] 宋成有著：《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17] 即中国大陆和台湾双方分别和美国、苏联对抗以及孤立对方，在同日本的关系上都曾经做出重大让步或者对一些历史遗留的敏感问题作了模糊化的外交处理，以至于遗留下了一些至今中日双方都在争论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18] 即冷战后中日两国共同安全利益的下降和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某些冲突导致的两国关系紧张。

[19] 如日本一些历史学者就认为甲午战争是由于清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和日本支持朝鲜国内独立改革派而引起，并没有像中国历史学者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日本国家战略追求对外侵略扩张而引起的。请参阅坂本太郎著：《日本史》，汪向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0—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