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研究

日本历史的重要拐点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

宋成有

【内容提要】　本文在一个较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以663年白江口战役、1592—1598年万历朝鲜战争、1894—1895年甲午战争和1931—1945年抗日战争为日本历史的历史重大拐点，通过日本在几次历史重大拐点上对自身在东亚国际秩序中所处地位的选择，考察了构成东亚国际秩序结构的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三大板块间的互动，进而分析了日本在各重要历史拐点上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历史；重要拐点；东亚国际秩序；影响

日本古代文明的萌发受到大陆文明的强烈影响，近代文明的发展则得益于欧美的冲击。不甘寂寞的日本在东亚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独特，在古代曾经是这个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挑战者，在近代成为武力颠覆者并进而建立了日式东亚国际新秩序，但最终以惨败收场。进入21世纪，日本右翼政客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痴迷于“帝国情结”的羁绊，对东亚国际形势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正面临着新的历史选择。

一、从臣从到对等：加入与游离于东亚国际秩序

世纪之初，汉帝国周边民族历经有周以来千余年间繁衍发展，形成许多部落联盟国家、城邦国家或区域国家。东亚形成以汉帝国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社会或曰东亚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汉朝皇帝贵为天子，依据五德终始的天命论君临天下，享有共主之尊；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君长向皇帝称臣、朝贡请封，接受册封，取得正统地位。在称臣与册封政治纽带建立的宗藩主从关系架构中，“华夏”中国对周边“夷狄”薄来厚往、任由去留，互通有无，文化交流，共享天下太平。

两汉之际，新罗、高句丽、百济等国先后建立，接受汉帝国册封。日本列岛“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竞相通贡中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授以“汉倭奴国王”金印。永初元年（公元108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160人，愿请见。[1]魏晋时期，列岛小国相互攻伐。景初二年（238年）至正始八年（247年），邪马台国多次遣使通贡求封，曹魏明帝册封女王卑称呼为“亲魏倭王”。247年邪马台国使臣对带方太守王欣的一番话，道出了女王频频向曹魏表敬的原因：“卑称呼与狗奴国男王卑称弓呼素不和”，彼此常“相攻击”。[2]通贡曹魏，是卑弥呼威压竞争对手的一个手段。

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秩序发生巨变，有汉以来的册封中心一分为二，汉族王权收缩于江南，胡族王权雄踞江北，周边国家顺应册封中心的二元化，开展两面外交。倭国选择江南汉族王权，称臣纳贡。刘宋顺帝开明二年（478年）倭王武上表，称“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3]，报告了倭国统一的过程。倭王以“句丽无道”为由，要“练甲治兵”“道遥百济”“摧此强敌”，继续介入朝鲜半岛事务，要求刘宋顺帝授予“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等封号。[4]倭王表示“忠节”，刘宋亦准其所请。倭王称臣汉族王权有助于稳固国内统治、获取大量赏赐并维持在朝鲜半岛的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500年间各倭王乐此不疲，竞相向中国帝王称臣纳贡。

然而，自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后，倭国的外交姿态急剧变化。592年，权臣苏我马子诛杀崇峻天皇，其外甥女炊屋姬即位，称推古天皇。翌年，圣德太子奉命摄政，推行强化王权的改革。603年，颁发《冠位十二阶》，依据个人的功绩和才能，确定群臣的位阶的高低且不得世袭，削弱源自家门血缘的氏姓制；604年，兼采儒佛之教，颁发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十七条宪法》；突出佛教“镇护国家”的功能，使之国教化；编修国史等。

此时，中国出现统一王权隋朝，东亚册封中心重归一元化，佛教盛行。为求佛法、引进先进文化并与新罗争夺任那，在开皇二十年（600）、大业三年（607）、大业四年（608）、大业十年（614），圣德太子先后4次遣使前往“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的隋都，沙门、留学生随行，西渡中国求学礼佛。其中，607年遣隋使大礼小野妹子带来内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国书[5]，608年小野妹子再度赴隋，国书上出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字样。[6]在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君长中，敢于挑战中国帝王至尊地位者寥寥无几。汉初文景之间，匈奴冒顿、稽粥单于父子自恃数十万剽悍的骑兵，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或书戏吕后，或意将致汉文帝的《单于遗汉书》做得比《汉遗匈奴书》宽出一寸，“印封皆令广大长”[7]，藐视汉天子。此外，类似记录鲜见于史籍。因此，圣德太子在国书中强调与中国帝王对等相称，堪称罕见。对此现象的解释诸说纷纭，但事实是自此至明朝初期室町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接受“日本国王”的册封，日本无意向中国帝王称臣求封凡800余年。

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等青年贵族，利用三韩使者会见皇极女皇之机，发动政变，诛灭权臣苏我入鹿父子，拥立轻皇子为孝德天皇，建元大化。翌年元旦颁布《改新之诏》，推行具有社会转型意义的改革，史称大化改新。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大仿唐制，设立了二官八省体制的中央集权官制，否定了基于血缘门第的氏姓制度；参照唐初均田制，推行公田公民的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度，否定了贵族分肥的部民制。661年中大兄皇子摄理政务，668年即位，称天智天皇。在位期间，编纂了日本历史上的首部法典《近江令》，670年编制首部户籍《庚午年籍》。[8]持续展开的制度引进及其本地化，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构成日本文明史上的一大历史拐点。

631年，倭国首批遣唐使来到长安。唐太宗为表示善意，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前往倭国宣诏。高表仁“无绥远之才”，坚持舒明天皇面北跪接国书听宣，“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9]唐倭交往，开局并不顺利。20多年之后，孝德朝廷接连在653年、654年第二、第三次遣使赴唐。但唐人对倭国印象不佳：“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10]659年10月，第四次遣唐使抵唐，唐高宗降旨称：“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倭国使节团成员被“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西，困苦经年。”[11]“海东之政”，即唐朝出兵海东，与新罗联手讨伐百济。

660年3月，左武卫大将军、神丘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水陆军13万讨伐百济。[12]新罗王子金法敏与大将军金庾信等率兵船百艘、精兵5万，与唐军会攻百济首都泗沘城（今扶余郡）。义慈王率王子及诸臣来降，唐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等五都督府，启用当地渠长，各统州府县。[13]唐朝联手新罗攻灭百济，迈出朝鲜半岛走向统一的第一步，自世纪之交海东分裂为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倭国无意顺势应变，全力武力介入，援救昔日的盟友。

660年9月，百济旧将西部恩率福信遣使赴倭国乞师。冬10月，福信再次向倭国“乞师求救”。齐明天皇下诏：“百济国穷来归我，以本邦丧乱，靡依靡告，枕戈尝胆，必存拯救。”[14]随即建造战船，紧急备战。661年夏4月，福信请求迎回留在倭国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回国即位，即获准许。661年秋8月，摄理朝政的皇太子中大兄任命参与出兵的前将军、后将军多名，“送兵杖、五谷。”[15]662年春正月，赠送福信箭10万支，丝500斤，绵1000斤，布1000端，皮革1000张，稻种3000斛等大量物资。[16]5月，大将军大锦中阿昙比罗夫连等，率船师170艘，送丰璋等回百济。[17]

663年（龙朔三年）3月，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中将军巨势神前译语、后将军阿倍引田比邏父等率27000人，乘坐千艘战船渡海攻击新罗。[18]唐高宗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率军增援，统舟师抵熊津城下，与倭军形成对峙。8月，唐罗联军与日济联军激烈交战。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19]《日本书纪》的记载详细：8月17日，“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烈（列）于白村江”。27日，第一次会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28日再战，“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走高丽。”[20]9月，倭国舟师残部逃离回国，百济佐平余自信等同船前往。[21]

刘仁轨指挥的白江口之战，给倭国水师和百济复国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被打痛的倭国切实感受了唐朝的威力，对外政策随之调整：其一，修复并密切日唐关系，遣唐使的派遣进入密集时期。随着东北亚地区国际形势的急剧发展，遣唐使的密度迅速增加。654年派出的第三次遣唐使与659年派出的第四次遣唐使，间隔的时间仅为5年。第五次遣唐使（665）与第六次遣唐使（667）的间隔时间进而缩短为2年。白江口之战过后，倭国加快了遣使的频率。第一次至第六次遣唐使节团队人数在100—200人不等，使节船约为1至2艘，自701年第八次遣唐使之后，历次使节团人数均在500—600人以上，使节船多达4艘，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同行。日本举国掀起全盘“唐化”的热潮。其到来，并非礼义晓谕的口舌之惠，而是白江口一战打出来的结果。

其二，停止推行数百年来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政策，退出争夺并缩回日本列岛。自世纪之初的小国林立时代，倭人已开始入侵朝鲜半岛。《日本书纪》记载的仲哀天皇（192—200年在位）之妻神功皇后的所谓“征伐三韩”的荒诞故事，反映了倭国与百济结盟、侵占任那、恣意扩张的事实。3—4世纪之间，冲突规模扩大，高句丽援救新罗，与倭国交战。399年广开土王“巡下平壤，而新罗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400年，广开土王出动步骑5万，援救新罗。丽军“方至，倭贼退。拔新罗城、盐城，倭贼大溃。”[22]至倭五王时期，倭国继续插手朝鲜半岛事务，要求中国帝王给予其“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的授权。可见，663年的白江口之战虽然是一场遭遇战，却是倭国长期武力介入朝鲜半岛的结果。

攻灭百济之后，唐罗联军迈出统一朝鲜半岛的第二步：平定高句丽。668年9月，辽东道行军总管李勣指挥唐罗联军南北并进，合围平壤城。[23]10月，高句丽大将僧信诚打开城门，新罗500骁骑率先入城，唐罗联军跟进，俘获高句丽末代国王宝臧王等，立国700余年的高句丽灭亡。唐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并在高句丽旧地分设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百，择当地酋豪立功者分任都督、刺吏、县令，与华官参治。[24]672年，唐罗之间围绕百济、高句丽旧地处理问题，爆发了战争。676年，唐将安东都护符、熊津都督府迁至辽东新城和建安故城，唐罗关系再趋稳定。新罗据有浿（大同江）以南领土，“一统三韩”。东亚国际格局变化剧烈，由于大陆、半岛、列岛均形成统一王权，出现三大板块互联互动的新局面。大陆、半岛、列岛板块构成东亚三国三足鼎立格局，三边相互支撑，则大局总体稳定。若其中任何一边，特别是力量偏弱的半岛一边发生异变或缺失，必导致三角框架的总体失衡，全局性的动荡乃至战争的爆发则不可避免。

面对三大板块新框架，被白江口之战打痛，也打怕了的倭国吸取了教训，对高句丽的败亡，天智天皇不仅作壁上观，而且就在在平壤陷落第二年的669年，派出以小锦中河内鲸为正使的第七次遣唐使前来“贺平高丽”，并告知国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25]毕竟大唐气度，唐高宗对倭国使节以礼相待，接受了国号由“倭国”到“日本”的变更。在此后的中国历朝史书中，均采用新国号“日本”，列入外国传。由于大和朝廷长期推行不过问朝鲜半岛事务的政策，除13世纪蒙元占据高丽、灭南宋发动两次东侵日本的特例之外，东亚地区出现了长期和平。若截止到13世纪倭寇侵边，和平长达600余年；若计算到16世纪晚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东亚和平更长达900余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稳定发展。

二、丰臣秀吉统一日本：首次挑战东亚国际秩序

1467年（应仁元年）5月，围绕着室町幕府第10代将军人选的争执白热化，各地封建领主守护大名分成东军和西军，展开了争夺京都的拉锯战，“应仁之乱”骤发。以此为起点，日本进入长达百余年群雄割据、战乱不已的“战国时代”。混战中，尾张国（今爱知县西部）大名织田信长脱颖而出，击灭京都周边的战国大名，1573年，织田驱逐末代将军足利义昭，室町幕府灭亡，并且进而重创关东的武田信玄、上衫谦信，屠杀农民起义军和僧兵集团，统一了大半个本州岛。1582年明智光秀起兵叛变，围攻京都本能寺，迫使织田举火自焚。织田的亲信部将丰臣秀吉闻讯率兵从西日本赶回京都平定叛乱，执掌了最高统治权。1583年筑大坂城为大本营，加快推进日本统一。1585年平定四国，1587年征服九州，1591年回师关东，征服陆奥国，统一了国土。日本由乱而治，出现新的历史拐点。

在推进武力统一期间，迷信日本刀剑锐利的丰臣秀吉把目光转向了海外。1586年征服四国后，丰臣秀吉在大坂城对耶稣会的日本副管区长加斯巴尔透露了全国平定后将出兵中国和朝鲜的计划。1587年征服九州后，丰臣进而将目标扩展至琉球、台湾、菲律宾和印度果阿。1590年11月，丰臣在京都聚乐第会见朝鲜使节，提出了“假道伐明”的要求。在致朝鲜国王宣祖李昖的信函中，丰臣宣称“欲假道贵国，直入大明国，使四百余州尽化吾朝之俗，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26]，要求朝鲜带路。1591年6月，对马藩主宗义智再来传达秀吉之命，朝鲜均予拒绝。9月，陆奥国的九户政实降服，丰臣一统天下，下达了对朝鲜的征伐令。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1月，丰臣秀吉以九州名护屋为总指挥部“本营”，集结14.8万人马和700艘战船，准备开战。4月，先行攻击的小西行长部占领釜山、东莱、密阳、尚州等地后，取中路北进汉城；东路的加藤清正部自釜山登陆，取庆州，趋忠州，向北推进，黑田长政部占金海，取西路与小西部遥相呼应，合击汉城。三路并进，进展迅速。朝鲜承平日久，文嬉武恬，仓促应战，武器落后，陷入被动。除李舜臣水军尚能展开牵制作战外，朝鲜军陆战皆败。有勇将之称的巡边使李镒兵败尚州，惊呼使用大量火绳枪的日军“恰似神兵，难以抵挡”。[27]5月，小西、加藤、黑田部与尾随而来的毛利吉成部侵占汉城、开城。6月平壤沦陷，朝鲜君臣奔义州，疾呼明朝援救。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5000名明军来援，乘风雨之夜急袭平壤，遭遇日军火绳枪队猛袭，兵败北撤。加藤部继续攻击前进，7月下旬占领图门江边的会宁府、钟城，俘朝鲜王子临海君、顺和君，渡江侵入中国境内的布尔哈通河一带（今延吉附近）。

日军的连战连胜，强烈刺激了丰臣秀吉建立大帝国的野心。1592年5月18日，在得知攻占汉城的消息后，丰臣秀吉提出吞并中国，由日本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构想：丰臣本人坐镇宁波，亲自指挥征明战争；获胜后养子秀次出任监护中国的宰相“关白”，支配北京四周百余国领地；部将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出任监护日本的宰相“关白”；两年内将天皇迎至北京，领有京郊10国；皇太子周仁亲王或皇弟智仁亲王为留驻日本京都，出任天皇等。[28]占领中国后，则进一步兵临“天竺”印度，建立亚洲大帝国。

朝鲜八道尽丧，半岛板块缺失，大陆和列岛板块难免迎头相撞。万历君臣“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29]1592年8月，兵部侍郎宋经昌任经略。12月李如松出任东征提督，统兵10万，过江援救。1593年1月，中朝联军围攻平壤。明军动用大将军炮、佛郎机炮、霹雳炮、火箭，“火器并发，烟焰蔽空”，日军弃城南撤，中朝联军收复平壤、开城。[30]李如松率军冒进至汉城附近的碧蹄馆，遭日军伏击，明军受创，退守开城、平壤。日军久战兵疲，汉城龙山粮库被焚毁，全线南撤至庆尚道沿海一带，筑起18座城堡固守。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议和随即启动。

1593年3月，沈惟敬奉命前去汉城与小西等议和，条件是明廷派出议和使；日军撤出汉城，明军撤回辽东；遣返被俘的朝鲜王子等。5月，丰臣秀吉提出明公主嫁为皇妃、恢复日明贸易、割取朝鲜南四道、国王返回汉城等要求。[31]12月，明朝同意册封丰臣为日本国王，但前提是“勒倭尽归巢”“既封不与贡”“誓无犯朝鲜”，态度强硬。[32]急于议和的小西行长与沈惟敬合谋，假托秀吉之名，编造了向明万历皇帝称臣并请求册封的表文，议和得以持续。1595年9月，明使杨方亨等抵达大阪城。丰臣接受了万历皇帝所赐金册和翼善冠、蟒袍，以为荣耀，却因明朝拒绝分割朝鲜而怒辞“髯虏”万历帝的日本国王封号。议和破裂，战端重启。

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2月，14万余人的远征军出动，再次挑起战争，攻陷全州、稷山。明廷任命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诸军，御史杨镐经理朝鲜军备，备倭总兵官麻贵加提督，统领明军入朝作战。9月，中朝联军南下迎敌。12月，中朝联军展开蔚山城的攻坚战。守城日军使用火绳枪，拼命抵抗。战至1598年1月，大股日军增援，双方激战。9月，10万中朝联军兵分三路，水陆并进，再行反击，战斗进入胶着状态。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因帝国梦破产，家族统治危机四伏而忧急暴亡，德川家康等下令全军撤退。中朝联军尽收失地，一路追击。在露梁海，中朝水军“直前进击，贼死伤无算”。激战中，李舜臣、邓子龙等中弹牺牲，“诸倭扬帆尽归”。[33]

史载：“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34]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立即挑起侵朝战争，图谋取代中国，另建日本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将列岛板块的扩张性发挥到极致。统一日本的历史拐点并未给东亚带来和平，而是旷日持久的战争。与此前倭寇侵边不同，丰臣侵朝是国家发动的大规模战争行动，也是日本另建大帝国的首次失败了的军事冒险。中朝两国付出沉重的代价，恢复了惨遭日本破坏的中朝日三角关系框架，东亚再次进入近两个半世纪的长期和平时期。

在日本，丰臣氏的侵朝战争从未被认真反省，反而作为“伟绩”，长久地遗留在日本人的记忆中。到了近代，明治政府和日本军阀对丰臣秀吉的帝国梦顶礼膜拜，视之为“大陆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

三、明治维新：蚕食并最终摧毁东亚传统国际秩序

1867年农历12月9日，武力倒幕派在京都御所颁发《王政复古大号令》，明治政府成立。“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王政复古”；要求所有公卿武士“各相勉励，洗除旧来骄惰之积习，以尽精忠报国之诚为要。”[35]1868年1月，明治政府军在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的决战中击败幕府军。4月，江户开城，幕府灭亡。明治政府提出“与万国对峙”的最高国策目标，以“富国强兵”为主体，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辅翼，全力推行近代化国策。从1869年实施版籍奉还、废止贱民身份和设置华族，到1889年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20年间，明治政府平息了不平士族发动的叛乱、农民暴动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反政府政潮，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在近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形成又一重大历史拐点，开始对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产生强烈影响。

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日本自外交行动伊始，就选择站在欧美列强近代条约体制一边，并先从对华外交打开缺口。1870年9月，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访华，称：“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定盟约，共通有无；况邻近如贵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要求缔结友好通商条约并递交了条约草案。[36]一个月后，总理衙门答复说：“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即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另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37]总理衙门对日本要求缔约的真实目的茫然无知，仍按旧规处理，“大信不约”，一推了之。决心完成缔约探路使命的柳原拜访李鸿章，谎称两国应同心合力对抗欧美。热衷“以夷制夷”的李鸿章错判柳原的真意，敦促总理衙门接受了日本的缔约要求。

1871年7月，明治政府派遣正使大藏卿伊达宗城、副柳原等缔约使节团一行10余人访华，与李鸿章等谈判缔约。日方以《日美修好航海条约》为蓝本，提出列入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条款的草案。中方主张删掉最惠国待遇条款，认为出于“优待邻邦之隆情”“专欲特异于西例，以示两国别开生面之义”。[38]但日方并不领“优待邻邦”的“隆情”，也无意与中国“别开生面”。柳原复函强调“夫修好通商之款，虽由两国主权订立，其休戚必与别国相关”；主张各国相交“必明条约，以敦交际，则此条规即天下之大道”，教训中方说“交际之道只可画一，不可特异开例，自破条规”。[39]双方对近代邦交关系的理解，可谓南辕北辙。至 9月，双方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建立了形式上对等的近代条约关系。

日本找上门来要求缔约，其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染指朝鲜半岛。1868年12月，明治政府命令对马藩遣员告知王政复古，因书契不合行文规矩，朝鲜拒收。1870年3月，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赴朝要求互通使节，再次遭到拒绝。回国后，佐田向外务省提出“朝鲜之所以不可不伐”的报告。[40]4月，外务省提出应对方案：（1）断绝外交；（2）派遣使节乘坐军舰前往朝鲜，以武力迫使其开港贸易；（3）与中国建交以获得凌驾于朝鲜之上的有利地位，牵制中国而便于对朝交涉。[41]几经斟酌，明治政府采用了第三种方案，于是柳原前来访华。随着《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的签署，取得与中国对等的地位，凌驾于朝鲜之上，为侵略行动打开方便之门。

其二，为染指台湾、吞并琉球制造借口。1873年4月，外务卿副岛种臣利用来华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文书之机，寻机交涉台湾牡丹社问题。1871年12月，台湾南部牡丹社山民误杀漂流到当地的琉球国宫古岛民54人，余下12人被中国官方救助，送回琉球。日本舆论大肆炒作，“征台论”甚嚣尘上。副岛来华之前，对参议大隈重信夸下海口，声称“凭我舌上功夫，可随意取得半个台湾岛”。[42]4月，副岛和外务顾问、美国人李仙德（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等抵达天津换约后，赴京与总理衙门交涉台湾、朝鲜事宜。6月，总理衙门关于牡丹社事件答复说：“‘土番’之地，为政教禁令所不及，为化外之民”；对中朝关系则答称：“只要循收册封贡献例行礼节，此外，更与国政无关”。[43]日方蓄意歪曲中方答复，将“政教禁令所不及”等语解释成“无主之地”，为侵台制造借口；将“与国政无关”解释为日本可在朝鲜恣意行动，埋下“征韩”的伏笔。

1874年5月，西乡从道与谷干城等率兵3600人南犯台湾，在社寮港登陆，屠杀竹社、风口、石门等处山民。清廷命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万余到达台湾，对日军形成威慑。此时，瘟疫流行，侵台日军士气低落，西乡进退维谷。9月，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来北京谈判，借口牡丹社事件，纠缠琉球归属问题。起因是1872年5月日本擅自将琉球国列为琉球藩，纳入版图。但忧虑中方，颇感心虚。交涉关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拉偏架，向中方施加压力。10月，双方订立的《中日北京专约》载明：“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为不是”；双方约定：日本在12月20日全部撤军后，中方予以50万两白银的补偿。[44]由于日方别有用心的纠缠，致使日本平白勒索了补偿，清朝大员糊里糊涂地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宗主权。1879年3月，明治政府宣布废琉球藩，改设冲绳县，国祚长达500余年的琉球国被日本吞并，东亚国际秩序的一角悄然崩塌。

1875年2月，外务少丞的森山来到釜山，故意在书契中写进刺激朝鲜的字句，蓄意制造外交冲突。5月，以朝鲜拒绝接受书契为由，出动“云扬号”等军舰游弋朝鲜海岸，9月炮击江华岛。1876年1月10日，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到达北京、致函总理衙门，谎称朝鲜无故炮击日本的火轮船，问责总理衙门。对此，总理衙门回复说：“朝鲜自有国以来，斤斤自守，我中国任其自理”；“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45]这种答复固然道出了中朝宗藩关系的特征，日本却以“中国任其自理”“不强预其政事”为据，随即采取行动。

1月25日，陆军中将兼交涉全权大使黑田清隆率领5艘军舰、800水兵，抵达江华府，实施武力威胁。2月26日，黑田与朝鲜简判中枢府事申木宪中在江华岛订立《日朝修好条规》（亦称《江华岛条约》）。《条规》共十条，规定了朝鲜对日本开港、互派公使、领事裁判权、朝鲜廉价出口米谷等，将日朝关系纳入近代条约体制。日本的别有用心集中体现在条约的第一条：“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宜先将从前为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除，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以期永远相安。”[46]日本虚伪地承认朝鲜“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意在给要求自主的朝鲜君臣以承诺，挑拨中朝关系；同时将宗藩关系规则斥为“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宣称将其全部“革除”，“以期永远相安”。通过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朝鲜，日本迈出否认中朝宗藩关系体制的第一步。

出于既定方针，日本朝野对来访的朝鲜修信使、绅士游览团极尽拉拢之能事，培植亲日的激进开化派。在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策划下，1884年（农历甲申年）12月4日，洪英植、金玉均等激进开化派发动政变，发表《政令》14条，取消中朝宗藩关系；废除门阀制度，给人民平等之权；改革地租收取办法，减轻百姓负担；调整官制等。[47]6日，驻韩清军应邀击退占据王宫的日军，挫败日本导演的“甲申政变”。

既然在后台支持亲日派发动政变无法达到目的，日本政府转而亲自动手，摧毁传统东亚国际秩序。自1883起，日本实施海军8年造舰计划和陆军兵员的倍增计划，准备在8年内投入2640万元，增加大型军舰5艘、中型军舰8艘、小型军舰7艘、水雷炮艇12艘，与中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48]同时，制造对华开战的战争舆论。1885年3月，国权论者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主张日本远离中朝两个“恶友”，“与西洋的文明国家共进退”，“用西洋人对待中朝的方式处理之”。[49]“入欧”以“脱亚”为前提，“入欧”即跻身列强，民间知识分子为武力崛起提供的理论迅速升格为政府外交方针。

1890年3月，陆军中将、首相山县有朋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外交政略论》，以“主权线”和“利益线”为理论支撑点，完成了“大陆政策”的理论表述，从官方的立场为武力崛起造势。山县强调：“目前，仅仅防卫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以长远立足于优越地位。如果他人侵入利益线，则务必以强力排除之，若不能并无利益线，则无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50]立足弱肉强食、国际强权政治理念基础的“大陆政策”，成为近代日本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既定方针。

1894年2月，朝鲜全罗道爆发了东学道农民起义，在“驱逐洋倭”“尽灭权贵”口号的鼓舞下，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已经针对中国实施了10年扩军备战的日本政府，蓄意发动侵略战争彻底摧垮中朝宗藩关系体制。6月，日本派兵侵入朝鲜，与应邀入朝平乱的清军形成军事对峙。在朝鲜官民达成协议、局势恢复平静后，日本又以两国共同主持“朝鲜内政改革”为借口，拒不撤军。7月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扶植亲日政府。25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中国的运兵船，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由于日本具有制度优势、备战充分、武器精良、士气高昂和外交得当等各种有利因素，日军在8个月的海陆交战中获胜。

1895年4月17日，在马关春帆楼，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立了《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之巨，国家领土主权沦丧之惨堪称空前，条约第一条规定则彻底断送了宗藩关系。其文曰“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51]清朝承认朝鲜自主独立，中朝宗藩关系终结。当这个体制的最后一个成员国朝鲜退出后，长达近两千年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也随之彻底崩溃。从1879年吞并琉球，到1895年朝鲜“自主独立”，实施明治维新，走上历史拐点的日本用了16年的时间，由蚕食而鲸吞，扮演了毁坏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角色。

四、组建日本式东亚国际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

1910年8月，日本吞并韩国，传统的大陆、半岛、列岛三角架构再因朝鲜半岛板块的缺失而整体失衡。中国失去半岛板块的掩护，鸭绿江和图门江骤然成了中日“国境线”，中国东北暴露在日本军国主义锋芒之前，战争不可避免。1931年5月，军部法西斯理论家、关东军作战室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制定了侵略并占领“满蒙”的庞大计划，勾勒了“东洋优胜者日本”另行组建日本式东亚新秩序的路线图：侵占“满蒙”，稳定对朝鲜的统治，指导中国关内地区，扩大日本的势力圈，迎接日美的最终争霸战，重新瓜分世界。[52]按照石原的构想，1931年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颠覆了美日协调的华盛顿体系。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宣布“建国”，改长春为伪都“新京”，建号“大同”，日本炮制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正式登场。[53]9月15日，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将“满蒙”纳入日本的殖民统治范围，继朝鲜半岛之后，将中国东北建成扩大战争的前进基地。

1933年2月24日，国联以42票对1票的悬殊比例，通过了以美国“不承认主义”为基础的《对日劝告案》，要求日军撤离中国东北。日本代表松冈洋佑在发表了一通强词夺理的声明之后，退出会场。3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了《退出国际联盟通告》，自绝于国际社会。12月29日，日本通告美国：自1936年12月31日起，日本将自行废止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54]，以不断升级的侵华行动，追逐日本式东亚国际秩序的目标。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通过的《国策基准》，首次提出了包括“东亚大陆”和“南方海洋”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轮廓式的构想。广田宣称，伪“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和“日满支三国的紧密合作”，最终“排除列强在东亚的霸道政策”，实现东亚的“共存共荣”。[55]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月御前会议所制订的《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强调“帝国固定不变的国是，乃是与满洲国和支那相互提携，形成东洋和平的枢轴”。[56]12月，首相近卫在同年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中，以“日满支三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提出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近卫三原则”[57]，将中国占领区纳入“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内。1940年7月26日，第二届近卫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宣称“基于八纮一宇的肇国大精神”，“首先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支牢固之结合为基础，建设大东亚新秩序”[58]，提出“大东亚新秩序”的概念。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发表声明，宣称日本外交的“外交政策的直接目标，是按照神道的崇高精神建立一个伟大的东亚共荣圈”。[59]“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目标，终于浮出水面。11月25日即“皇纪2600年纪念日”，主要用运自中国、朝鲜等处的石料建成的“八紘一宇塔”在宫崎市建成，这个号称日本最高的石塔成了体现“肇国大精神”的物化建筑，“大东亚共荣圈”的指路标。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继续以武力制造日本式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12月21日，日军在东南亚各地展开猛烈进攻，首相东条英机则在国会上抛出《大东亚战争指导要谛》。东条宣称“要谛”的关键点有三：一是“将重要资源地区收归于我之管制之下，以扩充我之战力”；二是“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根本方针，实渊源于肇国之大精神”；三是“确立基于以帝国为核心道义的共存共荣秩序”。东条对日式东亚新秩序的安排是将“英国占领多年”的“香港和马来半岛”转归日本所有，“使之成为防卫大东亚的据点”；许诺菲律宾和缅甸将来“作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一翼”，给予“独立的荣誉”；对继续抗战的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政府，“将予以彻底粉碎”。[60]毋庸讳言，在日军占领美英荷在东南亚殖民地之初，上述言论确有迷惑作用。

1942年2月21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制订了有关使用“帝国资源圈”的计划，规定“帝国资源圈为日本、满洲、支那及西南太平洋地区”，“澳洲、印度等地是它的补给线”。计划规定了在15年内掠夺各种战略资源的具体目标，其中铁矿石6000万吨、焦炭1亿2000万吨、煤炭2亿吨、铝60万吨、铝矾土260万吨、石油2000万吨等；中国东北和关内的大米、澳大利亚的小麦、印度的棉花和澳大利亚的羊毛等，也是计划中的目标。[61]

1942年3月，日军攻占了整个荷属东印度。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按照战争的需要，将前美英荷的前殖民地菲律宾、马来亚、缅甸、爪哇等地列为“甲类地区”，将泰国和法属印支地区列为“乙类地区”，分别加以处理。对继续保留国家或政府的“乙类地区”，强调其经济“实质上均须由帝国给予指导”，在金融、产业、交通、贸易等部门，确立日本的“指导力量”[62]。对“甲类地区”，建立中央集权式殖民开发体制；攫取战略资源、首先“满足大东亚圈内及轴心国需要”；把持经济领域的所有控制权，“建立以帝国为核心、各地区相互协作为基础的金融圈”；重要物资的交流，按照日本的“动员计划”“贸易计划”实行，由军用船舶运送。[63]

在大肆展开经济掠夺的同时，政治欺骗加紧进行。1943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提出至当年11月初必须“完成的指标”。其中，对伪“满洲国”的既定方针不变；对华方针以强化日汪关系、签订“日华同盟条约”为中心，“指导”汪伪政权“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对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强化合作”；对缅甸和菲律宾给予“独立”，向美英等国施加政治压力；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等英荷殖民地全部变为“帝国领土”，使之成为“重要资源的供给地，竭力加以开发，并努力争取民心”。在达成上述目标的基础上，在东京举行“大东亚会议”，“向世界宣布大东亚共荣圈业已建成，显示完成战争的坚定决心”。[64]

1943年11月5日，东条英机纠集了南京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泰国代理总理汪·怀塔耶功、菲律宾总统何塞·帕·劳雷尔、缅甸元首巴·莫、“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总理鲍斯等傀儡政权的头面人物，在东京举行了所谓“大东亚会议”。6日，会议按照日本定下的调门，发表了《大东亚共同宣言》。这个宣言煞有介事地谴责美英“对大东亚进行贪得无厌的侵略与剥削，实现其奴役大东亚的野心，遂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的稳定”，吹捧日本主导“大东亚各国相互提携，完成大东亚战争，从美英的桎梏中解放大东亚，实现自存自卫”，建立“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等。[65]

“八紘一宇塔”竣工，“大东亚会议”举行，日本掌控的“大东亚共荣圈”宣布建成，“自存自卫”“解放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口号伴随着这个殖民怪胎的呱呱坠地。时至今日，这些口号依然是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梦呓。然而，“大东亚共荣圈”的几个日本特色有助于揭示日本式东亚国际秩序的真相。

（1）以持续不断的军事侵略基本手段，充满了血腥的暴力。追根溯源，1895年日本割取台湾，投放了“大东亚共荣圈”，即日本殖民帝国的第一块基石。众所周知，这是日本蓄意挑起的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之一。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将韩国变成保护国，1910年索性将其吞并。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东三省，制造伪“满洲国”，投放第三块基石。此后，1933年挑起华北事变，1937年挑起卢沟桥事变，制造了大大小小的多个汉奸傀儡政权，发动逐步升级的侵华战争，犯下了诸如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细菌战、毒气战、无差别大轰炸的反人类的暴行，侵占中国的半壁江山，扩大了日本殖民帝国的势力范围。1940年日本控制泰国、法属印度支那；1941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突击东南亚，抢占美英荷的殖民地，用武装暴力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世界上的所有殖民帝国无一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但是战争如此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屠杀越来越野蛮者，非日本莫属。

（2）在日本与“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其他成员之间，形成日本为顶点的金字塔式主从等级关系。在政治上，反复宣扬“肇国大精神”“以帝国为核心道义”，突出日本强制性的主导地位等根本方针。各地傀儡政权头目的生杀去留大权，均掌握在日本政府和占领军司令官的手中，各部门实行日本次官政治，指挥调度一切。在精神上，居住在东京皇宫里的天皇裕仁，成了各殖民地的遥拜对象；台湾神社、朝鲜神社、伪“满洲国”的“建国”神社、新加坡的昭南神社等，全都成了伊势神宫的分社。在社会地位上，一等人日本人吃大米，二等人朝鲜人、台湾人吃麦米饭，三等人“满洲国”人吃粗粮，中国人地位最低，吃杂合面，吃大米则成了“经济犯”。在经济上，确保日本的核心指导地位，高精尖工业在日本，基础工业和农业在占领地。日本垄断了技术、设备、人员的绝对领先优势，摧残占领地区原有的民族工业。在野蛮的军事占领状态下，不平等贸易演变为赤裸裸的掠夺和榨取。日本占领军掌握着货币发行权、资源配置权、物资输送权、劳役支配权并用诸战争，导致了“大东亚共荣圈”内的经济构造严重畸形化。较之欧美老殖民主义，日本殖民帝国更多采用的是前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粗暴野蛮。

（3）贯彻奴化教育与“皇民化”的同化方针并行，强化精神奴役。在中国东北、关内沦陷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建立日本占领当局一手把持的教育机构和学校，派遣大批日本人充当教师，采用日本的国定教科书，灌输亲日、恐日、崇日的弘扬“皇道建国思想”“王道精神”“亲善协和”奴化教育思想。包括将日语列为“国语”，压缩本民族语文教育，无所不用其极地泯灭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抵抗精神，培养服从日本占领当局的顺民。在台湾、朝鲜等直属殖民地，在长期实施奴化教育的基础上，推行精神奴役更甚的“皇民化”运动。1937年台湾总督府和朝鲜总督府按照东京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令，通过“国体明徵”“内鲜一体”“内地化”的政纲，厉行“皇国臣民化”。参拜神社、遥拜皇宫、穿和服、说日语、背诵《皇国臣民誓词》[66]，彻底泯灭其民族观念和抵抗意识。1938年2月，执行朝鲜人陆军特别志愿兵令，征召朝鲜青年当“日本兵”，去“尽忠报国”。1939—1940年，推广“创氏改名”，采用威胁利诱手段，将台湾人、朝鲜人的姓名日本人化，供日本殖民帝国恣意驱使，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展“皇民奉公运动”。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所需兵员越来越多，1942年开始在台湾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3年在朝鲜和台湾同时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随后实行征兵制，将30余万朝鲜、台湾青年驱入侵略战争的绞肉机。1944年公布《对全体男子征用令》《女子挺身队劳动令》，包括早已强制推行“慰安妇”制度，数十万平民被押往日本从事奴隶劳动，摧残身心。

总之，日本主宰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种种罪行，远超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在严酷、血腥的现实面前，“解放亚洲”“共存共荣”“自存自卫”等宣传口号，显得何等的虚伪和不值一驳。多行不义必自毙。1945年8月，在盟国和各地抗日军民的联合打击下，在世界殖民史上寿命最短的日本式东亚国际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彻底崩溃。

五、原因分析

如前述，自世纪之初起，东亚，形成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后日本列岛等彼此临近、互联互动的板块构造。其中，列岛板块每每在重要历史拐点发难东亚国际秩序，成为扰乱乃至颠覆东亚和平局面的不安定因素。何以是日本而非其他国家扮演了此种历史角色？归纳起来看，原因主要有：

1. 深层精神因素：源自岛国根性的自命不凡

岛国日本地处东亚一隅，封闭的自然环境极易培育岛国人狭隘的自我定位观念，即通常所说的岛国根性。在国力羸弱时，基于自存自立的需要，倭国王权在政治上服从中国王权，但在文化心理上依旧是坐井观天式的自尊自傲，自命不凡。在发达的大陆高品位的文化面前，不得不以强者为师、全盘接受；与此同时，缺乏文化上的深刻反省导致用自我夸大的偏执和臆想来掩饰强烈的自惭形秽，故作孤傲不群的姿态，减缓外来先进文化的冲击和压力，以唯我独尊的虚荣增强族群的凝聚力。一旦有所发展，则竭力赶超或试图压倒曾经的文化师从国。透过日本文化内含着既相互矛盾排斥，又彼此依存和补充的多元属性，如开放性与封闭性、兼容性与排斥性、革新性与保守性、暧昧性与极端性、谦卑性与傲慢性，可以发现：以不变应万变的强烈“自我优越”意识，是日本文化的基本内核。凡此种种，均难以脱离岛国根性的干系。

由此不难理解，从纪元之初的倭奴国到5世纪的倭五王的500年间，倭国加入以中国汉族王权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谨守外臣的礼法；但自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后，由臣从中国王权转而追求外交对等，以“日出处天子”或“东天皇”的自我定位，与中国帝王分庭抗礼等历史现象。《隋书》和《日本书纪》的记载，为解密这种现象提供了若干蛛丝马迹。据载，开皇二十年（600），“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67]一般认为，“阿每多利思北孤”是“天より垂下した彦”的音译，意为自天而降尊贵男子；“阿辈鸡弥”即アメキミ，意为“天君”，此君“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可见，日本建国神话中的太阳神、“天孙”“天皇”等“神国论”要素已存在于倭国的政治生活。620年，圣德太子与大臣共议，“录《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68]以“日出处天子”“东天皇”自居的圣德太子，用“神国论”“皇国论”史观编纂《天皇记》《国记》，并据此产生倭国的不群意识，并见诸于国书的分庭抗礼，也并非不可理解。

672年大海人皇子夺权，翌年在飞鸟净御原即位，称天武天皇。因为是诛灭皇侄大友皇子而夺位，大海人在进军途中要亲自“望拜天照太神”。[69]即位后，又要“遣侍大来皇女于天照太神宫”[70]，扯起皇族神“天照大神”的旗号，证实其继承皇统的正统性。在自称是“神统治大和国之天皇”天武天皇的授意下，开始编制国史。720年，第一部官撰正史《日本书纪》成书，形成“神国论”“皇国论”和“武国论”等三大史观。“三论”构成日本人的精神支柱，集中展示了“自我优越”意识的核心价值观。其中，“神国论”为后两论的基础，后两论则是“神国论”的衍生物，三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归纳起来看，（1）“神国论”强调日本是神国，神造日本国土，神佑日本国运，即神代七世神“伊奘诺尊”与“伊奘冉尊”立于高天原的天浮桥，“投戈求地”，用“天琼矛”搅拌海水，矛尖滴水化为国土“磤驭虑嶋”，继而创生了“大八洲”。因为神造日本国土，日本人成了神的选民。[71]（2）“皇国论”强调国为“皇国”，君为“天皇”，子孙为“皇子皇孙”，军队为“皇军”；太阳神“天照大神”为皇家祖神、天皇统治权的源泉，天皇统治“万世一系”。即如《日本书纪》所言，天照大神神敕天孙琼琼杵尊：“丰苇原中国，是吾儿可王之地也。然虑有残贼强暴横恶之神者，故汝先往平之。”乃赐天鹿儿弓及真鹿儿矢，降于九州日向国高千穗之峰，肇基立国。[72]（3）“武国论”强调以武立国的尚武精神。《日本书纪》描绘日本国土由“天琼矛”划海化成岛屿国土，天孙之孙神日本磐余彦亲率诸皇子“皇军”登舟东征6年，战胜各种敌对势力，进入大和国。在传说中的辛酉年（公元前660年）登基于亩旁山橿原宫，成了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不仅以武力开国，而且热衷“光宅天下”，以日本为“六合之中心”[73]；下令“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74]寓意武力扩张。

《日本书纪》提供的“神国论”“皇国论”和“武国论”等思想要素，在不同时期，某种论调会被强调和发挥，但并不妨碍三者的互联互动。平安时代（794—1192）“国风”渐盛，文化自夸、自我优越意识抬头。武士阶级兴起，号称“武士道精神的原点”，“古来相传的日本武书”“给予日本人战斗智慧和勇气”的“灵魂之书”《斗战经》应运而生。[75]传为平安时代高官大江匡房或大江维时用古汉语撰成的兵家经典《斗战经》，叫板传入日本的《孙子兵法》，通过刻意贬斥来自中国的《孙子兵法》，表达了停派遣唐使多年后，闭门自大的日本人的强烈武国意识和尚武精神。

《斗战经》表达了武士阶级诉求，为宣扬“武国论”张目。第一章《万物根源》开宗明义，称“我武者在天地初而一气两天地，若雏割卵。故我道者万物根源，百家权舆也。”[76]意思是：我日本之武存于天地之初，一气分为天与地，如雏鸡破壳。故日本之武乃万物根元，百家诸学的起始。在这里，“日本之武”被说成是宇宙天地的本源，世间万物和所有道理的初始，一切源于日本武道，武道高于一切。第二章《轮翼二而谛》以“天祖先以琼锋造磤驭”，赋予“武国论”以神格；第八章《汉诡倭真》贬斥《孙子兵法》的“汉文有诡谲”，自夸日本兵道德“倭教说真锐”；第九章称日本“兵道能战”，堂堂正正；第十三章称“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第十九章称“儒术死，谋术逃”等等。[77]在《斗战经》无限吹捧日本武道的背后，隐蔽着日本优于外国的自我优越意识，思想影响深远。

“神国论”的历史影响尤其久远。1274年和1281年元军两次东征失败，“神风”庇佑“神国”日本的观念流行。1339年，公卿北畠亲房著《神皇正统记》，开篇第一句即“大日本者乃神国也”，强调拥有“三件神器”的南朝继承了神统。1587年丰臣秀吉征服九州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将“日本是神国，岂能接受天主教国家邪法”说成是最大的理由。[78]

在江户时代，日本人在锁国的环境中将民族文化推行最高峰。倡导复古、排佛斥儒、宣扬“日本中心论”的国学大倡其道。其先驱学者下河边长流（1626—1686）和僧契冲（1640—1701），主张研读《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典，焕发弘扬的“皇神之道”。长河边认为“本朝乃神国也”，“上古之时，惟以神道治天下”[79]；契冲强调探寻儒佛尚未传入之前的日本“古人之心”。契冲的弟子神官荷田春满（1669—1736）主张钻研“神国”日本的固有精神，主张“国乃神国”“道乃神道”，较早概括了“国体论”的基本框架。[80]荷田的弟子贺茂真渊（1697—1769）提出“皇神之道”的概念[81]，鼓吹“脱中国化”。贺茂将儒学崇尚的三代圣贤说得一无是处，尧将天下禅让给历山的农夫舜，是“过善为恶”；接受舜禅让天下的禹是恶人之子；周文王夸口引来杀身之祸；周公灭殷商杀伐过重；儒学传入日本导致君臣分离和动乱。贺茂还攻击中国“人心险恶”，“朝闻教，夕已忘之”；日本才是“人心正直之国”，其“复古之道”堪与天地无穷，“唐国之道”瞬间即逝。[82]

贺茂的弟子本居宣长（1730—1801）坚信《日本书纪》所载的神代为信史，批判中国的易姓革命观，颂扬以死报效皇室的忠臣楠木正成。因本居的提倡，国学日益向“皇国论”倾斜。对本居执弟子礼的平田笃胤（1776—1843）强调“皇国论”和“日本优越论”。他认为，“皇大御国”日本居于大地各国之首，“卓越于万国”，“我天皇熟知君临万国大君之真理”，恣意夸赞“大倭心”。[83]平田的“皇神之道”，以“清净为本，避恶污秽，事君亲以忠孝，惠妻子，多生子孙，家族和睦、取信于朋友，怜惜奴婢，光耀门庭”为宗旨；攻击佛教是“神敌”，指责释迦牟尼“抛君父”“弃妻子”，不足为训。[84]荷田、贺茂、本居和平田等号称“国学四大人”，他们所阐发的国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对的积极意义。国学者对现状不满，向往“复古”，却看不到未来，在“皇国”“皇神”的极端自我夸大中，勾勒虚幻的憧憬。国学恣意宣扬日本文化的神秘性，鼓吹民族优越意识，为近代“国体论”的泛滥提供了思想依据。

2. 欧美要素激活日本

日本的战国时期（1467—1573），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传教士、贸易商，为传播天主教、追逐利润和占据海外领土，先后来到中国、日本。1543年，葡萄牙商船因海难漂流到九州南部萨摩国的种子岛，欧洲人首次来到日本。1546年，3艘葡萄牙商船开辟了日欧贸易航线。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格·沙勿略来到萨摩国传教，天主教进入日本的精神生活。葡萄牙人利用日明“勘合贸易”中断的良机，以澳门为据点，开展转口贸易，获取高额利润。西班牙、荷兰、英国人接踵而至，“南蛮贸易”兴旺发展。西欧的火绳枪、火炮、望远镜、地球仪、钟表等西洋新制舶来品，与天主教、圣经圣像、天文地理、数理化、医学、航海术、世界地图等新宗教和新知识一时俱来，西学东渐造成第一次文化冲击。“南蛮文化”在织丰时代（1573—1598）激活了日本，西洋火器迅速装备织田—丰臣军队，加速了实现国内武力统一的步伐，并为丰臣秀吉“借道伐明”，发动侵朝战争，试图颠覆东亚国际秩序的军事冒险，提供了利器。

随着1639年德川幕府完成锁国，葡萄牙、西班牙人退出日本，“南蛮文化”急剧衰落，但遗泽犹存。荷兰贸易商人作为西欧国家的唯一代表，被限制在长崎出岛的商馆。通过荷兰商馆这个透气孔，研究欧洲医学、自然科学和军事学新学问的“兰学”在日本兴起，代有传人。由于日本并无科举制，日本的文化人即武士有时间、兴趣和精力学习荷兰语，研讨新学问。兰学者还组织了学术沙龙“尚齿会”，抨击锁国，关注海外形势的变化。在武士竞相学习研究兰学的过程中，江户后期形成了近代性的新兴知识分子集团，为迎接新时期的到来未雨绸缪。在中国，西学因其异国情调，多用于圆明园的扩建和景点设置中，成了皇家生活享受的工具。西学又因与八股取士无缘而为天下士子鲜见问津，日趋萎缩乃至湮没无闻，近代性新兴知识分子集团的形成遥遥无期。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为开拓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实现了产业革命的欧美列强对东亚发动第二次冲击。以坚船利炮为基本手段的“西力东渐”，再次激活了日本。开港前，目睹鸦片战争的幕府并未作壁上观，1841—1843年实行天保改革，自保自强。至1852年，日本的外文书译者多达117人，译书500部，涉及医学、天文、地理、生物、化学、植物等各学科。[85]1854年开港后，幕藩领主以中国战败缔约为鉴，采取避战开放政策，与时俱进地展开安政、文久、庆应改革，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政策思路、制度改革的参考和持续改革的人才梯队。1862年，福泽谕吉在伦敦遇到中国人某，双方笔谈及洋学，某人说中国稍解洋文者18人而已。福泽感叹说：当时日本乃兰学之世，读英文书者甚少，但日本国内讲洋文，热心西洋事情者数以千计。[86]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8人与数以千计的人才多寡差距，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化竞赛的结局。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睦仁与群臣在神前宣誓，发布了维新纲领《五条誓文》。“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官武一途”等前三条誓文强调建立举国一致体制；“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公道”和“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等后两条誓文[87]，强调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社会。日本在启动明治维新，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中被激活。同日，在睦仁公布的《安抚亿兆宸翰》中，提出内以“君臣相亲，上下相爱，德泽洽天下”；外以“与万国对立”，“光耀国威于海外”的施政纲要。[88]“宸翰”表明了日本被激活的发展态势，即基于“近来宇宙大开，各国竞相雄飞四方”，“岂容唯独我国黯于世界形势”的国际观念转换，实施“继承列祖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目标。[89]作为明治建政的进攻型外交方针的延长线，日本坚持“脱亚入欧”，选择近代条约体制为邻国邦交的框架，挑战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在推行以邻为壑的“大陆政策”过程中，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摧毁东北亚宗藩体制，奠定了此后建立日本式东亚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3. 中国正能量的消长

自汉唐以来至近代，在东亚形成了以中国王权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其概念，以日本学者提出得最早，也最多，例如安部健夫的“四方天下说”、西岛定生的“册封关系体制说”、堀敏一的“中华世界帝国说”、谷川道雄的“古代东亚世界说”、栗原朋信的“内臣外臣礼法说”、藤间生大的“东亚世界说”、信夫清三郎的“华夷秩序说”、浜下武志的“中华帝国朝贡贸易体系说”、古厩忠夫的“东北亚册封关系体系说”等。在其他国家，韩国学者全海宗有“朝贡制度说”，美国学者费正清有“中华世界秩序说”等。在中国，则有大陆学者沈仁安的“东亚有机体说”、何芳川的“华夷秩序说”；香港学者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系说”，台北学者张启雄的“中华世界帝国体系说”、高明士的“天下秩序说”，等等。尽管诸说纷纭，但对这个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和平性、秩序性、融合性、普遍性、持久性等方面，给予程度不等的定评，认为这个秩序的稳定发展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和平发展。

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和强大的国力足以应对来自周边的挑战，唐朝应对倭国或明朝平定倭寇，显示了中国维持东亚国际秩序的正能量。明朝的万历朝鲜之役中国依然能够付出伤及国家元气的代价，挫败丰臣秀吉对传统国际秩序的挑战，继续发挥维护地区和平发展正能量的作用。其原因，一是同样受到西欧冲击的明朝也拥有西洋舶来的“佛郎机”“红衣大炮”和火铳等火器，并用诸朝鲜战场；二是当时西欧和东亚国家的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相差不大，封建统治者毫不惧怕这些外来者，通过禁教或武力驱逐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至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欧美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其综合国力、军事力量、科技水平今非昔比，压倒性地拉开了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差距，东亚国家无力对抗欧美列强的军事优势。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冲击中国的国门，清朝战败缔约。以此为标志，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展开毫无希望的竞争，其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东亚国家开始了社会转型的剧烈裂变，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跻身欧美列强行列，侵邻自肥；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听任宰割，自身难保，遑论维护地区和平的正能量。客观地说，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最终被颠覆，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但由于颠覆者是日本，这就注定了中国和朝鲜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马关条约》奠定了日本殖民帝国的基础，“大东亚共荣圈”则是这个短命帝国崩溃前的最后绝唱。

简短的结论

1. 古代和近代的中日之间的战争均与朝鲜半岛有关。663年的龙朔白江口之战、1592—1598年的万历朝鲜之役、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和1931—1945年抗日战争等发生在古代和近代的4次中日大战，无不与朝鲜半岛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白江口之战是一场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发生的遭遇战，倭国水师惨败，迫使其退出半岛，东亚进入长时期的和平时代。万历朝鲜之役与甲午中日战争有若干相似之处，但结局并不相同。日本在万历朝鲜之役败退，随即锁国，东亚再现和平时代。甲午中日战争日本获胜，东亚从此进入多事之秋。割地赔款，中国领土主权支离破碎。步步紧逼，韩国被日本吞并，中国为之痛心疾首。1914年康有为阅读朴殷植的《韩国痛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说：“吾国人读之，恐惧忧伤于吾国之影在是焉。其鉴之而有动于中，而早发奋焉，中国犹有望也，否则为第二朝鲜不远也。噫！”[90]一声长叹，意味深长。

失去朝鲜半岛掩护的中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恣意侵略的对象，从东北到关内，侵华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半壁江山沦丧，饱受蹂躏。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从未忘记朝鲜半岛。1940年《大公报》载文，认为“中日战争的起点在朝鲜，则其终点也在朝鲜”，强调“朝鲜独立了，我们的抗战才算到了底”。[91]1943年冯玉祥在纪念“三一”独立运动的演说中强调：“中韩两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胜利、同盟国胜利，也就是韩国胜利”，呼吁两国“一心一德，共取胜利。”[92]由于中国的坚持，在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中美英《开罗宣言》中，写进“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93]中国军民与来自朝鲜半岛的爱国者并肩作战，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也赢得了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

2. 战争是日本影响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基本手段。前述古代、近代的中日四大战的战争挑动者，毫无例外，均为日本。在西欧因素尚未进入东亚的古代时期，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犯，在白江口被一战击溃；倭寇对中朝沿海地带的袭扰历时既久，最终被彻底剿灭。但进入大航海时代，日本一旦被“南蛮文化”激活，万历朝鲜之役打得相当艰难，朝鲜半岛被战火延烧两遍，损失惨重。至近代欧美第二次冲击东亚，再度激活日本，明治维新使日本与中朝两国彻底拉开了历史发展的差距，富国强兵、脱亚入欧，武力崛起，摧毁了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另搞日本式的国际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大日本帝国”以武兴，最终也因武亡。日本以邻为壑、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大日本帝国”崩溃，日本拼凑的“大东亚共荣圈”转瞬即逝。

3. 21世纪的日本面临新的历史拐点。战后初期，美国主导的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改革肢解了“大日本帝国”，将战犯押上了东京国际法庭。通过修改宪法、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度，社会意识多元化、和平民主思潮深入人心。这些积极因素发力，日本走了60年余年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社会的对华好感度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高水平。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的和平崛起刺痛了日本右翼势力。战后民主改革不彻底的一面，诸如保留天皇制、未能彻底清算帝国旧班底，靖国神社、游就馆、“八紘一宇”塔等帝国遗产一类的消极因素发酵，为日本右翼势力复活、滋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土壤，加速了日本社会的整体右倾化。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的“皇国史观”“神国史观”借尸还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自由主义史观”重弹“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等滥调，助长了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嚣张气焰。中国的和平崛起被日本右翼妖魔化，“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论调颇有市场。日本社会的对华好感度急剧下降，对华强硬成了政客捞取选票的捷径，诸如安倍之类。

以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为路标，战后日本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方针，终于发生了质变。日本面临着新的历史拐点。日本向何处去？在日本国内，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日本民众正在奋起抗争，安倍的支持率下降明显。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较量，其结果如何，且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Turning Points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Its Impact o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Song Chengyou

Abstract: In a broad historical background, Battle of Baekgang（663）,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1592—98）, First Sino-Japanese War（1894—95）, Second Sino-Japanese War（1931—45）were turning points in Japanese history. The article analyzed how Japan viewed its position i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how it acted in these turning points. The article also inspec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ese Archipelago, thus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se historical moments on international order.

Key words: Japanese History; Turning Points;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Impact

[1]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倭国条。

[2] 《宋书》，列传第五十七《倭国》。

[3] 《宋书》，列传第五十七《倭国》

[4] 《宋书》，列传第五十七《倭国》

[5] 《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倭国条。

[6] 《日本书纪》卷二十四，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条。

[7]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8] 《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九年三月条。

[9]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日本》。

[10]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日本》。

[11] 《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五年秋七月条。

[12] 《三国史记》卷第五，《新罗本纪》第五，武烈王七年条。

[13] 《三国史记》卷第五，《新罗本纪》第五，武烈王七年条。

[14] 《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六年九月、冬十月条。

[15] 《日本书纪》卷二十七，齐明天皇七年八月条。

[16] 《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元年春正月条。

[17] 《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元年五月条。

[18] 《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二年三月条。

[19]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百济传》龙朔二年条。

[20] 《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二年秋八月条。

[21] 《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二年条。

[22] 《广开土王陵碑文》九、十年条。

[23] 《三国史记》第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七年条。

[24]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卷，东夷高丽。

[25]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列传》一百四十五，东夷传日本。

[26] 桑田忠亲：《日本的大战》第6卷，《丰臣秀吉》，新人物往来社，1978年，第380、381页。

[27] 桑田忠亲：《丰臣秀吉》，第387页。

[28] 桑田忠亲：《丰臣秀吉》，第395页。

[29] 《明史》卷三百二十，《列传》地二百八，《外国》一，朝鲜。

[30] 《明史》卷二百三十八，《列传》一百二十六，李如松。

[31] 林屋辰三郎等编集：《史料大系·日本历史》近世1，大阪书籍，1979年，第106—107页。

[32] 《明史》卷三百二十，《列传》地二百八，《外国》一，朝鲜。

[33] 《明史稿》三百二十，《列传》第二百八，《外国》一，朝鲜。

[34] 《明史稿》三百二十，《列传》第二百八，《外国》一，朝鲜。

[35] 历史学研究会编：《王政复古大号令》，《日本史史料》（4）近代，岩波书店2002年版，第79页。

[36]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0页。

[37]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1页。

[38]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1页。

[39]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1—42页。

[40]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7页。

[41] 中村哲：《明治维新》，集英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42] 《大隈重信关系文书》2，日本史籍协会1933年版，第32页。

[43]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60—61页。

[44]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97—98页。

[45]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123页。

[46] 《日朝修好条规》，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史料日本近现代史》1，第59页。

[47] 金玉均：《甲申日录》，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版，12月5日条。

[48] 森喜一：《日本工业构成史》，伊藤书店1943年版，第105页。

[49] 福泽谕吉：《脱亚论》，《日本史史料》4《近代》，第186页。

[50] 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196—200页。

[51] 《马关条约》，褚德新等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52] 历史科学协议会：《史料日本近现代史》2，第121—123页。

[53]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318页。

[54]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287页。

[55]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344页。

[56]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385页。

[57]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407页。

[58]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436—437页。

[59]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选译·日本·1931—1941》，第470页。

[60]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576—577页。

[61]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4—396页。

[62]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8—401页。

[6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2—410页。

[64]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583—584页。

[65]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594页。

[66] 依田憙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1868—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页。

[67] 《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倭国条。

[68] 《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二十八年条。

[69] 《日本书纪》卷二十八，《天武天皇》上，天武元年丙戌条。

[70] 《日本书纪》卷二十九，《天武天皇》下，天武二年夏四月条。

[71] 《日本书纪》卷一，《神代》上。

[72] 《日本书纪》卷二，《神代》下。

[73] 《日本书纪》卷三，神武天皇条。

[74] 《日本书纪》卷三，神武天皇己未年三月条。

[75] 家村和幸：《斗战经》，并木书房，2011年，《序言》第6—7页。

[76] 笹森顺造：《斗战经释义》，“一刀流极意”刊行会，1873年，第23页。

[77] 笹森顺造：《斗战经释义》，第27、49、63、77页。

[78] 桑田忠亲：《丰臣秀吉》，第302页。

[79] 《杂说—，〈万叶代匠记〉总释》，《日本思想大系》39，《近世神道论 前期国学》，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315、310、311页。

[80] 《创学校启》，《日本思想大系》39，《近世神道论 前期国学》，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335、333页。

[81] 《国意考》，《大日本思想全集》9，常磐印刷株式会社1933年版，第31页。

[82] 《国意考》，《大日本思想全集》9，常磐印刷株式会社1933年版，第7—15、31页。

[83] 《灵之真柱》，林屋辰三郎等编：《日本史史料大系》5，《近世》2，第323页。

[84] 《玉襷》，《日本思想大系》50，《平田笃胤 伴信友 大国隆正》，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202、191页。

[85] 维新史料编辑会编：《维新史》第1卷，吉川弘文馆1983年版，第520页。

[86] 福泽渝吉：《时事小盲》，《福泽渝吉全集》第4卷，时事新报社1898年版，第130页。

[87] 历史学研究会编：《五条誓文》，《日本史史料》（4）近代，第82页。

[88] 历史学研究会编：《安抚亿兆宸翰》，《日本史史料》（4）近代，第83页。

[89] 历史学研究会编：《安抚亿兆宸翰》，《日本史史料》（4）近代，第83页。

[90] 康有为：《韩国痛史序》，《康有为全集》第10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189页。

[91] 《大公报》（重庆），1940年1月8日。

[92] 《新华日报》1943年3月1日。

[93] 《新华日报》1943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