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尤其是关于正义和剥削的讨论，在过去十年间出现了一个小有增幅的产业，它致力于澄清马克思的反道德主义及其表现同他在1843年之前的作品中所明显给出的那种资本主义道德批判之间的张力关系（这是最弱的说法）究竟是何种状况。^[1]面对这种情形，有些人从多个角度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反道德主义（比如，艾伦·伍德、安德鲁·科里尔、安东尼·斯金纳以及理查德·米勒）。而另一些人（比如，G·A·柯亨、诺曼·杰拉斯、加里·扬以及乔·埃尔斯特）则仔细而坚定地认为，马克思，包括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在内，在其各项工作中，确实开展过针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体系的道德批判，并且，他捍卫民主的社会主义（如果这不是同语反复的话），认为它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要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社会体系。根据这种主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比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最好的资本主义社会，都会更好。这些学者指出，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公正；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不公正；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最好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极不公正的社会。它们不仅不是真正的人的社会，而且是几乎不尊重人的权利的彻头彻尾的不公正社会。在此社会中，人们被剥削：被仅仅当做工具来对待。

我认为，当诺曼·杰拉斯、加里·扬、G·A·柯亨和乔·埃尔斯特论证下列观点——即，尽管马克思有时在道德问题上含义模糊（他一向关心的并不是对这些问题的理论阐释），但他确实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公正和堕落的——时，他们在此提及的情况就得到很好的证明。而且，马克思认为，从伦理层面上讲（尽管不局限于伦理层面），社会主义明显要比资本主义受到更多青睐。我相信，这样的马克思研究立场才是应当采取的正确姿态，尽管（就像我待会儿将表明的那样）讨论马克思研究的这个要点并不是我在这里的任务。然而，诺曼·杰拉斯（他特别突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文本与阐释的例证，同时也合理地回应了那些由反对如此解读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者所给出的数量巨大而且至少表面看起来富有效力的文献。而G·A·柯亨和乔·埃尔斯特，则通过不同的侧重，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在哪些方面融贯地处理这些问题，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深思熟虑的精致解释。同柯亨与埃尔斯特的描述相比，杰拉斯的描述有一个更加突出的优点，即他在清晰展示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具有可信性和重要性的同时仍然表明，我们怎样能够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的重要观念时依然坚持如下观点，即，马克思做出了而且是正确地做出了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