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历史与进步

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表述要么（1）清晰而显然错误（“技术独自决定历史”），（2）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于无法通过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物质条件在社会变革中最终——或在最后的分析中——是根本性的”）来确证或否证，要么（3）如此复杂、含糊和受限制，以至于它们的应用领域极其有限或无法形成一个独特的解释模式（“生产模式在解释社会变革中是首要的，但‘生产模式’是一个复杂而灵活的概念，不仅包括科技而且包括工作关系、经济结构的其他因素以及甚至政治制度，一切依情境而定”）。

然而，在1978年，G. A.科亨（G. A. Cohen）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这本有洞察力的书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面的一个新的、更严格的阶段。科亨不愿意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放置在令人怀疑的模糊的避难所里，但他同样确信约束和限制它会剥夺它独特的理论价值，因而对它的核心成分进行了明晰而简要的说明，但一个具有充足的经验内容的陈述则使其受制于确证或否证。柯亨的建树是双重的。首先，他提供了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两大重要命题——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清晰而不神秘的表述。

首要性命题：生产力在解释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中是首要的解释因素。^[1]

更准确地说，解释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的变革的是这种变革提高了生产力；同样地，一种社会结构保持稳定是因为，且只是到目前为止，它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当前可行的最好的体制。

发展命题：在生产力较低的社会结构被生产力较高的社会结构替代的情况下，生产力在历史中是发展的。^[2]

其次，科亨运用功能解释去说明生产力的首要性是如何与——在马克思自身的历史著作中得到清楚认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因素因果性地对生产力起作用这一事实。科亨功能主义解释的吸引力在于，从待解说项（the explanandum）到解说项（the explanans）它都允许因果影响。确实，功能主义要求这样的因果影响。依据功能主义的解释模式，在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具有生产力所表现的特征这个意义上，生产力具有解释上的首要性，因为它们具有的那个特征（因果性地）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过去发展的巩固。同样地，对一个物种在着色上的变化的标准进化论解释也是功能主义的：着色上的变化通过其变化增强生存的趋势而得以解释。但注意，这并不意味着生存概率的提高引起了着色上的变化。相反，该变化（因果性地）有助于生存前景的增强。

针对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主义版本的反对意见迅速出现。一方面，有人注意到，发展命题被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欧洲封建主义的兴起）所否证，在这些事件中，它标示一种社会秩序向另一种社会秩序的变革的不是生产力的提高；且一些社会秩序，特别是在西方入侵前的亚洲，即使选择生产力更高的社会秩序是可行的，但仍然长期保持稳定。^[3]迄今这个批评已经没有什么新奇的了。欧洲封建主义倒退的生产力和“不变的东方”的停滞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就已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尴尬的来源。

另一方面，几位作家以各种方式超越这个经验性的批评来批判功能主义的解释模式，这些方式威胁到的不仅是动摇了发展命题，而且也动摇了首要性命题。这些批评从功能主义解释的明显不完善入手。问题在于，即使人们一开始接受了关于为什么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中的变化的功能主义解释（因为这些变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自然会附带地期待关于这些变化是怎样产生的解释。功能解释自身对于“怎么样”的问题是沉默的。^[4]

一个似乎合理的说明是，缺失的那部分通常将是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一种说明一群人（每个人都在追求他或她自身的特殊利益）怎么样相互作用以至于产生某种不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目的的事态的解释。对于这一历史变革情况的解释的勾勒（马克思对此非常关注），可以表示如下：

在16世纪的英国，地主发现养羊比让他的佃户种植庄稼获益更多，就把他的佃户从土地上赶走，用羊取而代之，并把他的田地圈起来。他的目标不是提高社会的生产力。然而，当足够多的地主（包括他的阶级成员们）以同样的方式这样做时，其结果就是对先前农业工人的取代，是一个由无根的个体（他们作为城镇制造业里的工人将有助于迅猛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所组成的阶级的诞生。^[5]

对于大多数的马克思的历史解释来说，看不见的手的模式看起来是恰当的，因为纵观历史，他认为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社会变革的方向，更不用说去力争实现它。但是，他也认为，在历史的某个时刻——确实，在他有生之年——历史变革的道路对于变革的首要主体来说已经变得可以识别。他认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将带着创造一个新的、生产力更高的社会秩序这一有意识的目标集体行动。因此，更为准确地是把针对功能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批评限定为如下所述。功能主义的解释是不完善的：需要一个解释来说明理性的—有目的（rational-purposive）的个体的相互作用怎么引起服务于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所需要的理性的—有目的的解释将要么是（1）一种有机心的集体行动解释，要么是（2）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或者两者的结合），这取决于论及的个体是否带着实现将被解释的事态的目的一起行动。

在这点上，由侨思华·柯亨提出的针对功能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批评的全部力量就变得更为清晰。^[6]他认为，由于潜在的协调问题，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的互动在总体上可能会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不会带来生产力的发展。所需的协调是否会得到满足将依赖于个体行为赖以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特征。一个具体例子将廓清这个一般问题。通过自愿的交易来追求个体利益是否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将取决于交易在其中发生的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具体特征。所需的结构包括稳定的财产权和作为竞争市场的要件的其他因素。这个例子不是随意选取的。它是一个尖锐的讽刺，被认为揭示出那种把关于特定社会的真理泛化为所有社会的真理的流行错误的马克思本应该把可能证明是他所生活着的竞争性的市场社会的唯一的生产性扩张归给人类历史。^[7]相对低效的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如封建主义，现在可以得到解释。有时，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具有以更高的生产力所引起的方式来协调个人利益追求的实力；在其他情况下，它却不具有。一般而言，没有先验的理由来假定，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将引起生产增长。很快就会清楚，这两种情况都是正确的：在一些情形中，个体在相互作用时，他们各自追求的只是他（或她）自身的利益；在另一些情形中，个体在对集体利益（collective good）的追求中则是有机心地共同行动。

这个源于协调的批评对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都有启示。这些启示将依次给予考虑。

如果合适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主体的相互作用以一种能产生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变革的方式而得以协调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似乎没有正当的理由说生产力在解释上是首要的。协调制度和个体的理性的—有目的的行为作为解释因素仍是根本性的。

针对这一点，首要性命题的辩护者或许会回应说，这里论及的理性的—有目的的解释自身是不完善的，除非指的是有效的生产力水平和类型。因为正是后者塑造了个体可以利用的机会。

然而，这个回应并没有说明生产力在解释上是首要的。它至多说明了在诸限制之间，理性的—有目的的行为赖以产生的限制不仅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的资源协调，而且包括现存的生产力。由于提到的每一种限制都是解释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就没有理由把首要性赋予这些限制中的某一种而不是其他。进一步地说，一旦理性的—有目的的解释的作用在解释社会变革上被认可，那把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包括在诸多“首要的”解释因素之中就是合理的。那通过诉诸理性的—有目的的解释（无论是看不见的手的解释，还是有机心的集体行动种类的解释），完善功能主义的解释的合理尝试就显得削弱了首要性命题。

通过使功能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处于两难处境，论证的下一步也会削弱发展命题：要么（1）他必须承认协调问题和放弃生产力在历史上必然是发展的这一重大命题，要么（2）他必须给出为什么协调问题通常将被解决（至少从长远来看）的理由。对于抓住两难处境中的第二个角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可行的策略似乎只有三个：首先，功能主义者或许辩称，任何重要的协调问题都将被克服，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将具备促进生产增长的那些特征。正如侨思华·柯亨已观察到的，这一回答显然是不充足的，因为它只不过是重申功能主义的命题，是循环论证。^[8]其次，功能主义者可能只诉诸历史——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的记录并不支持生产力较低的社会秩序逐渐发展成生产力较高的社会秩序的经验归纳。

G. A. 科亨提出的第三种策略是通过诉诸据称关于人类的根本的归纳来填补功能主义中的协调缺口，我将称其为

实践理性命题（简称PR）：至少在人类具有足够的才智和动机去发展满足他们欲望（包括在满足他们原初的欲望的过程中出现的那些欲望）的手段的这个意义上，他们在实践上是理性的。

G. A. 科亨总结说：“我们把它作为肯定发展命题的一个理由，因为它的不真实会违反人的理性。”^[9]这里的极大难处在于，在PR是完全合理的范围内，PR只能被理解为个体独立行为的一个法则，而不是集体相互依赖的行为法则。局限在个体行为上——在个体抉择不依赖于他人的类似选择的情况下——的PR是相对没有争议的。它可以被理解为根深蒂固的（虽然不是普遍有效的）泛化，即声称人类个体的独立行为与关于个体主体独立行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主体以最小的代价采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自身的目的）这一理性理论的根本原理之间存在（大致的）一致。因而可以认为，对PR最好的辩护就是使它似乎成为解释广泛人类个体行为的唯一最富成效的形式（个体的理性的—有目的的解释）成为可能。但以这种方式来理解，PR就没有填补功能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空缺，也没有为发展命题提供任何的支撑。对于论及中的好处，即提高了的生产力，只有通过许多个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任何个体的孤立活动来实现。

然而，假设PR被认为是相互依赖的群体行为法则，而不是孤立个体的行为法则。换句话说，PR现在说的是，个体组成的群体将相互作用（要么通过有机心的集体行动要么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以便实现符合群体成员利益的东西。基于对PR的这种理解，协调问题的消失，当且仅当以忽视组成相互依赖行为的理论域的所有问题——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个体和团体的相互作用——为代价才有可能。

宽泛地理解，相互依赖的行为理论已经出现在对两个设想的回应之中。第一个［归功于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个体的集合［每个人追求他（或她）自身的特殊利益］在一定的条件下能使所有人获益（不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目的所在）。微观经济理论（关于竞争市场的理论）是试图具体说明这些条件是什么的一种努力。第二个［为霍布斯（Hobbes），以及尤其是新近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明确表述的］是个体组成的群体（其每个成员都理性地依据用个体期望的效用最大化来定义理性的理论而行动）或许没能实现他们所有人都更想要的结果。广义上解释的公共利益理论就试图具体地说明群体将会成功（或无法成功）地实现群体的成员的偏爱的结果的一些条件，以及要达至这些条件，联合行动就是必要的。^[10]

那么，实践理性命题就只是认为生产性增长的集体利益在事实上将要么是由看不见的手的过程，要么是有机心的集体行动或者是两者的某种结合所产生的这一信念的教条式表白。因而，实践理性命题不能拯救发展命题。还有，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的是，一些睿智的马克思主义者本应该尝试通过诉诸一种关于人类实践理性的单一的、纯粹的归纳和忽略关于相互依赖行为的理性选择的整个理论域的方式来支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关注马克思主义论题的分析哲学家中，认识到与没认识到理性选择理论的关联性，甚至核心性的人之间，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方法论分歧。这是本文多次强调的一个主题。

这个针对发展命题的成功的批评的重要性将不会被低估。放弃发展命题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历史是前进的宏大视野。剩下的至多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理论，在其中前进或许是可能的但不是可预料的。^[11]这篇文章在第二部分详细地考察了对于马克思关于道德的观点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说，拒斥发展命题的重要含义。现在，我只想表明，即使发展命题是错误的，生产力并不比个体效用最大化或社会政治制度加在人类相互作用上的限制更具解释上的首要性，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仍然有一个重要方面，即生产力的增长是首要关注的。我说明的是，任何相信道德进步依赖于生产增长的人（如马克思）会发现，那些解释——通过说明社会变革怎样促进了生产的增长来论述社会变革——特别富有启发性和重要意义。

在大量著名的段落里，马克思假设说，只有生产能力的高度发达，才使得共产主义如他所设想的具有社会和谐和实现自我的机会的如此吸引力才是可能的。出自《哥达纲领批判》的下面这段文字甚至说，共产主义将比资本主义更富有生产性，他敏锐地看到它比先前经济制度具有优越的生产力：“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类进步对生产发展的依赖，以及无阶级、非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被表述得更为清楚：“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3]如果发展命题如我所认为的应该被放弃，那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不再是一个可预测的生产发展过程，而只是不断改变的统治模式的故事，是统治阶级的前仆后继，是没有胜利希望的永不休止的社会战争。重要的是强调，拒斥发展命题，必然不满足于要求认可资本主义被更富有生产性和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论题。没有发展命题，或与其非常相似的命题，我们甚至没有正当理由预测说，这样的进步比没有进步更有可能。生产增长的这种特殊的道德重要性是否证明了以生产增长为重点的解释在解释上是首要的这一断言取决于解释的首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否被我们实际的——与纯粹的理论相对立的——利益所决定。

这是一个复杂性远远超出这篇文章范围的问题。然而，很多东西看起来是清晰的。它仅仅以提高了的生产力与进步（生产力唯一重要的）之间强烈的正相关为前提，因而，注重于生产力提高的功能主义解释的假设能得到维护。然而，即使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一个社会中提高了的生产力可能诱发其他的社会为了占有它的剩余物而去侵占它，这可能导致道德和身体的重大伤害。或者生产增长可能会创造出结束历史前进和所有的人类生活本身的武器。

如果我们暂且搁置道德进步与生产增长之间的合适关系是否实现的重大问题，那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解释上的首要性仅仅看做是那些以生产力为重点的解释。而且，一旦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主义解释被合适的理性的——有目的的解释所“完善”，且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都被放弃，那么说随之而来的解释将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就还不够清晰。显然，只是因为它们可能具有功能主义的成分，它们也不应该被称为功能主义的。无论如何，这样的解释至少既要借助于马克思，也要借助于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理性选择理论）。

这不是否认对这些更充分发展的解释模式的阐述和应用会从马克思的见解中获益匪浅。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富有成效的东西与当代良好的社会科学的综合将至少包含对如下一组启发式原则的遵守：（1）社会权力并不等同于正式的、法定的权力，虽然它包含后者（因而，统治阶级可能不是治理阶级）；（2）改良主义的政治措施可能不会实现权力的真正再分配，因为它们可能只是通过减弱更为革命的变革热情来服务于稳固现存的有缺陷的制度；（3）存在从关于自身的特殊的社会（或社会阶级）的真实到泛化为一般的社会（或社会各阶级）的真实的普遍倾向；（4）社会剩余的可行的分配方案极大地受限于生产过程的本质——且特别是受限于生产资料控制权的分配；以及（5）以崇高的原则和“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来表达的政治辩论常常有一个潜在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基本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且最终与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关。的确，这些具有启发性的原则现在已被如此广泛地接受，以至于一些人会为宣称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感到惊讶。

革命、合理性与集体行动理论

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的论述的一个重要的特例（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正日益受到来自分析哲学家、决策理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集中而又繁复地审视。这一兴趣似乎有三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非常复杂的记录，更为具体地说，是在许多国家中试图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失败和“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与他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关于新社会的洞见之间的严重不一致。第二，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自身有着日益增强的不满，起因于越来越重视任何完善的集体行动理论都必须解决的难题。第三，由于社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在对集体行动问题上有着越来越普遍的兴趣，甚至那些对马克思没有什么特别兴趣的人都看到了有必要解释成功和失败的革命，因为后者无疑包括在集体行动最戏剧化和最重要的实例中。

或许在马克思关于革命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甚至是前后不一的作品中，最普遍、单一和一贯的主题是我所说的简单的合理的利益理论（Simple Rational Interest Theory）。^[14]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可协调的利益冲突变得格外明显。在日益激烈的商业周期内，工人被解雇了，因他们一直都太能生产了。财富日益集中在拥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手中，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的身心的退化正在加速。一旦无产阶级在革命领导（马克思称他们为“共产主义者”）的教育努力的辅助之下认识到这些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他们就会意识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符合他们利益的。由于资本家受竞争的驱使，不断向无产者施加更大的压力，向他们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革命的需要对于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就变得越来越明显。那无产者就以集体的方式，采取适当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利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简单的合理的利益理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没有给道德原则（包括正义原则）留下任何重要的激励作用。马克思强调革命的领导者不必吁求无产者的正义感，甚至说，谈论正义和权利是“过时的语言垃圾”和“意识形态的废话”，强调“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15]所以说，简单的合理的利益理论是模糊不清的。难道单个的无产者参加革命斗争是因为他看到这么做是本乎自己的利益或者因为他是受本乎无产阶级（他是其中一员）利益就要革命的信念的激发？选择第一种解释，即个体利益的解释，有两个理由。首先，一般公认的是，个体的自我利益动机的假定比个体是受利他动机所激发的假定或无法在自我利益和将群体利益与自我利益相等同的群体利益之间做出区分的假定更为微弱和容易得到证明。其次，马克思自己的观点，特别是他强调资本主义使工人与他人相互异化和培育利己主义的方式，为经验的方法论法则——我们应该首先尝试以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假定来解释集体行动——增添了额外的力量。马克思甚至说，工人之间为了就业和发展的竞争甚至比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还要激烈。^[16]因此，对阶级内的其他成员以利他主义或认同他们的利益，作为集体的革命行为的产物，比作为一种它起初是怎样产生的解释似乎更为合理。^[17]

有几位作家已经看到，革命行为的简单的合理的利益理论受制于大家熟知的搭便车问题。^[18]正如简单合理的利益理论所设想的，集体革命行为在专业的意义上似乎是一种公众利益。公众利益是任何具有这些特征的渴求之物或事态：（1）它的产生需要一群人的付出；（2）如果它产生了，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对它的产生没有付出的人）都受益；（3）排斥无付出者分享这种利益要么是不可能要么是代价过高；（4）每个人的付出是他的一个成本；以及（5）如果公众利益产生了，每个人得到的好处将超过他付出的成本。当这些条件具备时，为了搭便车坐享其成和不劳而获，个体可能会克制为公众利益付出。图表1中的抉择矩阵说明了这个问题。单元格中的数字代表着可能结果中的个体偏好，最优先的结果（no.1）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自身没有承担任何参与本身的付出的情况下，他从其他人对集体革命行动的成功参与中获益。因而，对于任何理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者来说，在这里的主导策略是不参与——这是他不管其他人做了什么的最好选择。^[19]

对无产阶级的搭便车问题的明显回应是去论证在上面的矩阵中展现的回报结构是不准确的。一方面，可能会有人认为，参与具有某些内在的利好（goods）抵消了参与的代价，即当人们一起战斗的时候常常经历的凝聚感或归属感。^[20]然而，这个提议的难点在于，虽然这样的好处可能有助于解释面对逆境时集体努力的持久性，但它们作为集体行动的副产品不能解释这种持久性起初是如何开始的。^[21]

如果我们放弃单个的无产者的利益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这个假定，则从参与中获益的另一个来源就会出现。参与的好处可能超过代价，如果（1）个体对他所在阶级的其他成员（他们将从成功的革命行动中获益）的利益有足够的兴趣，或者如果（2）个人价值互惠或平等达到了他不愿意作一个搭便车者这样的程度。然而，正如之前提到的，利用两种方法之中的任何一种都至少要求对马克思自身的理论做出重要修订，以达到马克思强调自私自利的竞争和回避对道德动机的依赖的程度。

另一方面，可以说，不参与也有重大的代价，以及一旦这些代价被领会到，那么成为一个搭便车的引诱就会被克服。我在其他地方也已经指出过，尽管马克思自身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策略，献身革命的精英们对执迷不悟的无产者造成的恐惧或许能被视为通过增加不参与的代价来克服搭便车问题的一种努力。^[22]乔恩·埃尔斯特指出，非正式的约束（对“恶棍”的公开羞辱和谴责）也能具有这个功能。^[23]两种把代价强加给不参与者的方式的功效取决于两种情况：（1）集体行动的多次尝试；（2）关于谁已经参与和谁还没有参与的信息的可用性。这两种情况没有出现在简单的、单个人玩弄许多人的囚徒困境的情境中，典型的搭便车问题就出现在这种情境之中，但可能是在现实世界的革命中达到。事实上，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针对可能会是不参与者的强制的报复和同伴压力在历史革命斗争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革命行为是否受挫于搭便车问题可能取决于其他的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榜样的引领作用。一些人可能被其他人英勇的或具有超凡魅力的行为所鼓舞以至于他们努力模仿这种行为，而不计较这样做的代价和收益。这里的难题不仅是提供对一些条件的说明，说明在这些条件下，榜样引领、激励着人们去行动，而视自我利益要求不参与这一实际于不顾，而且还是给领导者自身将怎样去行动提供一种不巧夺辞令的解释。第二个因素是，个体知觉到集体的努力是否接近成功或有利的成功前景所需的参与的阈值。^[24]如果个体认为（正确地或错误地）他的贡献可能会将团体的努力置于接近或超过成功所需的阈值，那他可能就会做出贡献。

虽然关于这个主题的重要工作才刚刚开始，但似乎有把握得出，理论上自洽的并为革命在实际上如何成功或失败的事实所确证的革命动机的论述将是多方面的，它依赖于革命行动的众多来源之间的复杂结合，这些来源包括自我利益、群体内的强制、非正式的约束、榜样的引领，以及道德劝诫。

除了搭便车问题引起的那些难题之外，重建一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行动理论还有两个其他的重要障碍。第一个是关于另一个阶级——资本家——所面临的集体行动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自己似乎把资本家施加给工人的持续的压力——贪得无厌的“狼人”渴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作为成功的集体革命行动的一个必要条件。^[25]在马克思看来，每个资本家必须要么竞争成功要么失去他的资本（和他作为资本家的阶级地位）。说到竞争成功，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必须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正是这个无情的压力使得革命者出自消极的雇佣劳动者。即便每个资本家阅读了《资本论》的所有卷册，而且理解那样的个人理性行为会导致资产阶级的毁灭，但他还是别无选择（仍然是一个资本家）。依据简单的合理的自我利益理论，无产阶级的公众利益的问题，即结构相似性或同一性，与资产阶级的公众利益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奇怪的是，虽然马克思似乎没有认真对待搭便车问题可能会阻碍无产阶级实现其集体利益这种可能性，但他似乎把资本家无能确保他们的公众利益作为他革命理论的奠基石。

进一步地说，马克思关于革命的概率是当前的制度向潜在的革命阶级施加压力的一个函数的假定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假定。问题在于，从马克思的时代以来的西欧的历史记录——连同马克思自己的国家理论——都表明，当说到集体行动的问题时，资本家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如果资本家控制着国家的强制性机构，他们就拥有有利的条件来实现用强制措施去解决公众利益的问题。当然，也有人振振有词地辩称，在马克思自己的时代、德国的俾斯麦时期开始，资产阶级在事实上已经有效地利用了它对国家的控制，使得工人的处境刚好可以忍受，也足以冷却他们的革命热情。换句话说，现代的福利国家——缓和了无产者的处境，同时维持着大范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家的多人的囚徒困境的一个明显的候选解决方案。^[26]

迄今为止，近期关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分析工作倾向于忽视资产阶级所面对的问题，而集中于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所遭遇到的问题上。我已经表明，虽然马克思自身对两个群体的集体行动问题的看法是不充分的，但他认为那些集体行动问题是相互依赖的这一见解是有价值的，应该引导未来的研究。这样的一种方法将把关于对立的社会群体如何各自实现协调、对集体决策的遵守的解释与关于对立群体之间的策略性互动的解释整合在一起。这两组问题不能独立地处理，因为一个群体的集体行动目标对于另一个群体来说，在很多情况下都会阻挠另一个群体实现他们集体目标的努力，通过制造或恶化搭便车、保证或协调问题，或通过剥夺另一个群体用以解决那些问题的手段。

对于发展一个充足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来说，至少同样重要的第二个问题是附加放弃发展命题。随着发展命题的遗失，社会变革与进步之间的重要纽带被割断了：一个更好的社会生产基础将出现的预言被削弱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过去七十年的历史记录表明，无论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它都可能会带来压迫和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且后果是，集体革命行动的结果至多是令人不安和不确定的。最终，在福利国家限制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的“水深火热”的处境的地方，继续留在当前制度里的成本会较低，带来一个新制度的努力的转化成本会较大。但是，如果对于大多数无产者来说，转变的代价较高，继续留在当前制度里的成本相对于收益来说较低，而革命的结果又是极其不确定，那么，对于大多数无产者来说，不去造反可能是合理的。

在发展命题缺失的情况下，减缓不确定性问题的最低要求是提供一种足够强有力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协调理论以解释马克思所自信地预测的东西——虽然是不可预测的——怎么样至少是可行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马克思来说是革命的最终目标，据说在没有利用市场和政府强制的情况下，会实现高度有效的、非剥削的、民主的社会协调。尽管马克思极少谈论民主在共产主义中如何发挥作用，但他的意思显然是，至少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个体在对生产资源的配置以及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做出理性而全面的决定的过程中都将拥有平等份额的控制权。由于他谈到了“依据共同计划”来组织生产以及强烈地谴责竞争动机和对供需的依赖，因此有把握得出，在马克思的头脑中有着某种或许能被粗略地称为“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会拒斥市场社会主义任何更分散的变体。^[27]在这个问题上，关注马克思的分析哲学家们可以分成两类：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意识到提出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的可行性论述是重建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的那些人；另一类是认识到这一任务的必要性，却又做得远远不够或对此束手无策的那些人。那些属于第一类中的一些人（如果不是所有）显然没有看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行性给出一个理由的必要性，因为他们支持我所称的障碍理论（the impediment theory）：认为不需要共产主义社会协调理论，因为一旦摧毁私有制而消除了利己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弊病，所需要的协调就会产生。^[28]依据民主计划过程，再加上共产主义将取决于生产这个假说，这就等于断言说，民主决策的所有众所周知的问题已经使它们的来源缺乏利他主义。这一假说不仅未能得到持有它的人的证明，也尚不是自明的，且就其表面来看，也是不合情理的。对民主决策理论的需求似乎只是去假定斗争的偏好——不是利己主义或阶级斗争。即使是无阶级社会的成员，且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诚挚地寻求公共利益，那也可能在怎么样规定公共利益、怎么样最好地实现它和当所有的公共利益未能一下子都获得时，在怎样对其排序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29]一些认识到需要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协调理论的人已经总结道，如果共产主义被理解为一种不依赖于市场和满足马克思规定的其他限制的计划经济，它就不可能被提供。^[30]无论从效率还是从自由的立场出发，计划的、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个共识有两个主要来源。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是这一类型的实际政体的悲惨记录。第二个是就其不稳定性、低效、操作和统治这些众所周知的问题的认识，认为其民主程序在总体上是脆弱的，且当我们试图构想一个完全现代的、以民主方式运作的经济体（假如有的话），民主程序似乎也会被恶化。^[31]然而，那些持有这个观点却仍然赞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些重要批判的人已总结说，任务在于发展一种能说明在缺乏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没有异化、剥削的情况下，高层次的富有成效的、分配效率的市场社会主义怎样能够实现的理论。^[32]换句话说，这个目标是双重的：要发展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伦理理论。由于这些努力构成了对马克思的较大的偏离，且提出了一大堆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在它们自身的愈来愈复杂的文献中有讨论），因而在这里探讨它们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