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阻力和局限

研究政治社会变革的阻力，首先应明确政治社会变革的动力，所谓动力就是催生、促进政治社会变革的作用力；阻力则是阻挡、抵制政治社会变革的作用力。政治社会变革的进程和实效，取决于政治社会变革的动力和阻力的对比。具体而言，政治社会变革的动力大于变革的阻力，政治社会变革的目标就容易实现，变革过程就会比较顺利和相对缩短，反之，政治社会变革的目标和任务就难以实现或预期完成。如果政治社会变革的动力严重不足，变革就难以取得成功；如果政治社会变革的阻力十分强大，就不会发生变革，即使发生了政治社会变革，最终也将归于失败。

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虽然遇到了许多阻力，但相对而言，变革的动力和阻力出现了前长后消的变化，因此才发生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不过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彻底克服变革的阻力，这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任务没有彻底完成的主要原因。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阻力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心理的和社会的等各个方面的因素。而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局限主要表现为历史发展阶段的局限、阶级的局限和社会条件方面的局限。

一、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阻力

第一，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经济阻力。就经济方面而言，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阻力主要来源于小农经济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官僚垄断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或者说来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

在近代，虽然民族资本主义有了缓慢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推动、领导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小农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工业经济处于次要地位；在人口结构中，农民占主体，工商企业者和产业工人所占比例很小。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具有劳动产品单一、经营方式落后、经济主体单一、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低下等特征，存在扩大再生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不足等缺陷，因此，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很难产生出代表先进生产力、推动政治社会变革的阶级力量，而且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出于维护自身特殊利益和垄断地位的需要，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新兴进步阶级和社会力量发动的政治社会变革。

从近代西方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没有成功实现政治社会变革，完成社会转型的先例，它们几乎都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完成社会转型的。近代中国在外部因素的刺激和国内进步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虽然发生了一系列环环相扣、与时俱进的政治社会变革，但是，由于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在地主阶级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它们必然阻挠经济变革以及由经济变革所引发的其他领域的变革。小农经济的落后性、保守性及其惰性，严重束缚着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发展，代表新型经济关系和经济力量的阶级或阶层始终受到传统经济关系的压制，发展十分缓慢，无力取代旧的政治势力及其赖以生存的封建经济关系，并从经济上钳制旧势力对新生阶级力量的进攻和反扑，无法改变那些已经适应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仍然汪洋大海般地存在着的小生产者的生活态度和习性，乃至于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被迫的适应这种阻碍政治社会变革的经济社会环境，否则，他们甚至不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站住脚跟儿，更无缘寻找时机，缓图政治社会变革的对策。

另一方面，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特点来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不仅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过程被打断了，而且使中国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外国资本以宗主国及其国家联盟的军事、政治力量作后盾，进行垄断性和掠夺性经营，直接控制附庸国的金融、财政和税收。官僚资本依靠其与外国资本的特殊关系，并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在经济上居于独占地位和绝对优势，控制着国家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生活。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相互勾结，源源不断地获取超额经济利润，并因此而成为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超经济力量。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都是阻挠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抵制民族经济发展的力量。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始终处于劣势，发展异常艰难，能够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相竞争的民族企业几乎为零。由于民族资本的规模小、竞争力差，中国的中产阶级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也无力构建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公民社会。产业不发达，经济落后，还导致产业工人的规模不够强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种阶级状况，为中国政治社会变革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从世界各发达国家成功完成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中产阶级既是现代政治理念的倡导者、承载者，也是现代政治理念的实践者，还是实现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者，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社会阶级。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现代企业发展较晚，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较短，而且多数来自农民，和农村关系密切，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也与农民接近，这表明中国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基础十分特殊，存在很多不利于发展现代工业的因素，所以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首先不是解决资本和产业问题，而是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实践中，对于农民问题着重于解决其经济问题，即解决“肚子”的问题，距离解决农民“脑子”的问题，即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问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解决。

从近代不同阶级领导的社会变革来看，孙中山晚年对农民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没有来得及解决，他就去世了。国民党政府不关心农民问题，因此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共产党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因此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但由于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新中国建立以前，解决农民问题的出发点主要是服从革命和战争需要，很少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角度思考农民问题。所以从实现社会转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客观要求而言，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一项亟待完成而远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简言之，小生产的落后性和保守性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束缚，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掠夺性和垄断性，以及它们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对民族资本及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是近代中国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经济阻力。

第二，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政治阻力。近代政治变革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而中央集权专制、官僚政治体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政治障碍。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政治上的具体反映，就是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在政治上结成联盟，控制中国中央政府，操纵地方势力，掠夺中国经济资源，垄断中国资本和产品市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相结合，形成对民族资本和中国人民的压迫、剥削关系。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因此必然遭到它们的抵制和阻挠。

在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既存在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极其复杂的利益关系。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它们的剥削和压迫，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和愿望；另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经济联系，由此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格，它始终不是坚定的和彻底的革命者，没有能力担负领导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在世界政治进程中，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社会和国家转型的历史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不能完成，而它自身的两面性格使其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关键时刻，又变成了影响变革的政治障碍。

近代中国虽然孕育了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给予她们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机会，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改造、社会改造的任务极其复杂和艰巨，革命成功只意味着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传统并没有随着旧政权垮台、新政权建立而彻底改变，权力至上、个人专断、官僚习气、裙带关系、政治腐败等封建遗风和政治惯性，仍是制约着新的国家政权继续完成社会转型任务的严重障碍，而改造传统政治的恶习，比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任务还要艰巨。

第三，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文化心理阻力。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本位意识、等级观念、小民意识，国民性格中的自私短视、追求安逸、逆来顺受、因循守旧等消极因素，是长期妨碍中国政治变革、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思想和心理障碍。

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权力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就像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一样，在集权专制政体下，因为权力几乎不受限制，越是位高权重，手中掌握的资源就越多，掌控资源的规模是和官位、职权高低、大小相对应的。所以权力犹如资本，它可以为掌权者带来他所想要的一切。正是由于权力的这种特性，它成了一切有机会参政的人所追逐的共同目标，进而扭曲了政治的正义性，造成权力资本驱使下的政治生活的黑暗、龌龊。在封建时代，人们经过对权力现象的长期体察，形成了权力至上、权力本位观念，而且社会生活中的伦理等级规范与政治生活的要求互相适应，政治领域的等级观念、以权压人和从上等意识，与社会生活规范互相渗透，民间的小民意识便相机形成。这些传统观念严重阻碍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民主观念等构建现代生活所必需的政治理念的产生和形成。

从中国传统文化或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构成要素来看，有精华，也有糟粕。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上下求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公而忘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精华和积极因素；同时，在部分社会成员身上也存在自私短视、贪生怕死、追求安逸、逆来顺受、因循守旧等糟粕和消极因素，这些因素是影响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心理障碍和精神阻力。精神因素虽然不能代替物质力量，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变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国民精神是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有什么样的政治，就造就什么样的国民，国民与政治相交相资，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由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具有稳定的传承性，而且难以改变，对于政治社会变革而言，其保守性和惰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来自经济、政治领域的阻力还要大、还要深远。

第四，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社会阻力。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和社会心理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社会阻力。

社会体制即社会管理体制，它与一定社会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相一致。所谓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是指与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官僚政体、宗法家族制的社会结构和宗法伦理精神相一致的社会管理体制。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父权为中心，实行家国同构的治家、治国管理体制，所以，形成了传统社会以血缘宗亲为纽带，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同根的社会特征。在家庭体生活中，强调遵从父权，尊亲敬上，以孝持家，以孝治家。把家庭伦理扩大到乡村社会生活之后，便产生了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族长管理体制，而把其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君主则成了全天下人的家长，他既是君父，又是国父。由于传统社会推行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管理体制，治家和治国的道理是相通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的是长幼有序、上下有别、下对上的绝对服从。这种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一体化的治理模式与农业社会相结合，形成了家长本位和官本位的家庭—社会—国家治理结构。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交织在一起，并采取相同的治理模式，社会稳定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础和前提，从而形成历代政府重视社会控制、轻视社会变革的惯性，而基于单一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国家结构的君主执中、四方来效的一体化治国模式的结合，使得传统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犹如钢筋混凝土浇筑得一般，其坚固性、稳定性从不因朝代更替、政权更迭而发生变化。

传统社会实行家国同构，形成了大国家小社会，国家吞噬社会，社会单方面服从国家的格局。一方面政府牢固地掌控着国家，毫无顾忌地行使国家治理权；另一方面，又牢固地控制着社会，单凭自己意志和嗜好片面地统治、管理社会，甚至只关心社会稳定和国家财税来源，不重视社会建设和民生，从而造成政府权力在一些社会领域的膨胀或过度使用，而在另一些社会领域的空缺和不作为、社会权利被严重挤压甚至缺失的现象。在这种单向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长期运作下，造成了民众的恐官、惧权、从众、求安、无归属感等社会心理。而且由于政府不断强化对社会的防范，各个朝代都无一例外地采取打击、镇压民众结社的政策，加之中国疆域辽阔、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业社会的人与人之间较少来往等特点，社会缺乏凝聚力，没有集体行动的习惯和意识，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有聚众起事和武装起义的事件发生，但作为单纯的下层民众的政治反抗，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因为社会处于被分割状态，下层民众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不具备政治谋略和组织才能。而且在传统社会，国家法律对谋反的惩罚极其残忍，每次聚众起事，肇事者都将付出个人性命乃至家族性毁灭的代价，严刑峻法足以震慑住惜命如山的人。

中国历来有“枪打出头鸟”“出墙的檐子先糟”“好死不如赖活着”“唾沫淹死人”等社会风尚及守成、从众、逆来顺受等社会心理，久而久之，这些社会风尚和社会心理便构成了民族性格的元素。而严守孝道、遵从习俗和舆论、忠厚老实甚至笨嘴拙舌，常为世人所称道；犯上作乱、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巧舌如簧，则为世人所不齿。在这样的风尚、习俗和氛围的束缚下，传统社会自然难以孕育出伟大的思想家和改革家，而缺少思想家设计和规划、改革家引领和推动的社会，又如何能够与时俱进、不断革新，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呢？

近代以降，在外来文化和国际大气候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处于全面变动之中，而这些变动的最大特点，是统治阶级再也不能依照传统的治国理念、治国方式统治下去了，已经孕育了几千年的新的社会元素终于能够释放出来，并一天一天地演化为新的生命体和组织形态，虽然由于几千年造就的传统元素太过沉重，新旧交替的过程显得十分漫长和艰难，而且前进的征程充满了暗流和险滩，但已经起航的巨轮，任何惊涛骇浪都将难以阻挡其到达大洋彼岸。

二、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局限

任何政治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因此都带有其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社会阶级和个人，都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时空给他们提供的活动条件。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发生在中国历史进程的近代阶段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是由不同阶级及其政治力量主导的，体现了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势力的利益和意志，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和其他方面的局限。

第一，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历史局限。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趋势和目标，是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民主，民生幸福，即完成由传统社会和传统国家向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转型。而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由传统社会和传统国家向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转型的政治前提，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经济上则是经过工业革命，由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结构上，市民阶级日益发展壮大，并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些条件，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几乎一条也不具备。由于近代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反而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政治社会变革的任务和内容，完全不同于17—19世纪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国首先应该完成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制约中国政治进程的首要因素，各个阶级和政治力量对其所领导的政治变革或革命的目标及任务的确立，都无法摆脱当时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且，如果说历史发展是自然过程的话，很显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和国家，不具备直接向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转型的条件，也不具备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条件。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是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不能互相代替。中国向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转型，可以经过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其他社会过渡形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充分意识到了中国社会转型和国家转型的特殊性，并选择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但后来的实践表明，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偏差，在发展商品经济、建设公民社会、促进民主政治、建设以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为核心的多元文化等问题上，仍然重视和探讨得不够，甚至一度认为，通过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就能够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存在偏颇，进而混淆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已经取得的经验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可能不是通向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唯一选择，但是，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可能是任何通向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所不能逾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式。有些国家由于不顾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的制约，抛弃了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结果也被历史抛弃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由于受历史进程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虽然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估计不足，但是，它们作为建设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必修课，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阶级局限。任何社会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都以实现自身利益为诉求并参与社会活动，尤其以改变现实利益关系为取向的政治社会变革，必然首先反映发动变革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的利益和意志，而不是首先反映其他阶级和政治力量的利益和要求，更不会按照自己对立面的利益和意志去行动。而且政治社会变革，多是因为社会关系紧张、社会生活不公、社会主要矛盾激化引起的，特别是敌对阶级及其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归根结底是阶级利益对立的反映。

在激烈的政治变革过程中，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始终是推动政治变革的主要力量，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政治的认识和态度、对于理想社会的理解和规划，是决定政治变革的动机、过程和结果的主要因素，所以，任何政治社会变革无不打上领导者阶级意志的印记，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也不例外。比如，清末宪政改革，具有浓厚的巩固皇权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臣民权利的色彩；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分权、民主和人权原则；北洋政府操纵的立宪，体现了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对于独裁专制政体的留恋；国民政府的宪政改革，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在形式上引入了分权、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原则，实质上又突出保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军阀官僚的利益；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集中反映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给予积极保护，并贯彻了社会主义原则。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领导的政治社会变革，呈现出人民主体范围和民主范围逐步扩大的趋势。但从近代不同历史阶段变革的目标设定和发展过程来看，无论哪个阶级主导的政治社会变革，在利益关系调整和权利分配上，都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任何阶级建立的政权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阶级利益，不可能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平均分配权利。

正是政治社会变革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的过程性和起伏性，因为任何一次政治社会变革，只是对利益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一次调整，使这种关系暂时的和相对的达到平衡状态，随着社会发展和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经过上次变革确立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平衡将再次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又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政治社会变革。在改革者将自己视为人民的当然成员、标榜自己是民众利益的忠实代表的前提下，即使以建立公正社会和满足人民利益要求为导向的政治社会变革，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推行的社会政策也会发生蜕变，有些政策措施甚至自始就隐藏着自利倾向。所以克服政治社会变革的阶级局限，使政治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成果造福于更多的人，仍然需要从把握政治社会变革的规律入手。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和正义的政府，是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变革的主要目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首先是破坏掉旧的世界，其次则是通过一系列严密的、正义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建设一个新世界。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传统政治生活缺少法治因素，从统治阶级到普通民众，缺少对法的价值的深刻认识和尊重，国家的统治者没有形成依法治国理政的理念和习惯，普通民众没有自觉遵守法律和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和社会氛围，这种状况对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造成近代各社会阶级忽视从制度和法律上设计、规划未来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助长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三，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其他局限。国家主权统一，社会稳定，政府能有效地管理社会，国民具有积极向上的文化心理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是推动政治社会变革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但从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来看，这些条件是不具备或不成熟的。

首先，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瓜分中国，扶持媚外降外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导致整个近代始终贯穿着中国人民与入侵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国人民不得不以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抗击外来侵略，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够集中力量和精力专注于国内的政治社会变革事业。

其次，近代中国不仅中外矛盾尖锐、复杂，而且在清朝灭亡之后，国家便陷入了长期分裂、军阀混战、各种政治势力激烈斗争的状态，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交织在一起，政治动荡，社会动乱，国家始终没有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所以任何阶级和政治力量都不能有计划、有步骤、有预期、全面、系统、有效地推行政治社会变革。

再次，从近代普通国民的文化心态、政治意识的状况来看，与西方国家相比，此时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在现代公民的参与和推动下，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政治文明，西方“公民”因素在由传统社会、传统国家向现代社会、现代国家转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中国公民虽然生活在近代，其心态、观念和意识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政治的束缚，他们甚至还不晓得“公民”为何意，不知晓自己在国家的地位和功用，正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他们还不晓得去争“主人”的地位。而在统治者来看，他们“当官做老爷”的意识还根深蒂固，似乎更不晓得、也不承认自己是人民的“仆人”。在一个应为主人的人仍是政治“奴隶”，应为政治仆人的人仍是主人的近代社会，显然不能彻底完成政治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