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改革开放推动的整体社会变迁一致，中国知识界也开始了话语异常增殖的过程，显著特征之一便是西方各种新兴行话几乎在我国学术界同步流行。这种情况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其中明显具有消极性质的影响是，行话的泛滥掩盖了思想史认识的贫瘠，特别是后结构主义思潮所催生的各种激进知识学立场被国人奉为圭臬，语境错位、对象误置和工具的滥用产生了各种走样的社会批评，少数和差异立场的强烈主张、微观权力分析的流行、各种后现代式文本分析和历史叙事的涌动都是该问题的表现。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除了其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史的价值，也能够为当代中国借鉴西方理论资源提供支持。在社会和思想急剧变迁的条件下，思想史研究应该及时更新自身的历史叙事，深化对历史和当下的理解，从而把握自己的主动权。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动向研究，其意义绝不仅仅是通过把握当代西方的理论动态而打开我们的视野，而且直接就是训练和锻造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功夫，并提高自己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现实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在当代社会历史发展进一步复杂化的背景下，后两个方面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越来越重要。基于这种认识，在参与张一兵教授领导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的马克思主义通史项目过程中，我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落在思想史叙事的视角和策略上，特别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那些具有“转向”性质的重大思潮研究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映射的社会历史问题变迁。本书便是其中部分成果。

本书分为三章。第一章分别从话语政治学、资本主义批判逻辑、政治策略以及整体历史认识论四个角度阐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理论转向的重大特征，这些转向涉及一般研究所称的“霸权转向”“文化转向”等现象。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在理论前提下，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判断上，还是在政治策略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都不同程度地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产生了距离。不过，与多数西方批评马克思的那些激进思想家的自我主张不一样，我们认为：第一，这些转向并不一定就是成功的，尽管在多数时候都带来了新颖的理论认知，比如后结构主义推动的多数话语理论；第二，它们也并非实质性地替代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我们并没有按照流行的方式用“范式革命”来描述所有这些维度上的理论突进，而将之视为“话语转向”。当然，尽管“话语转向”这个提法在印象上要温和许多，并不一定暗示着理论逻辑本身的革命性变迁，但是其所涉问题也不只是同一理论层次上不同要素之重要性的重新定位，正如“话语”问题在20世纪语境中的崛起所表明的那样，多数话语转向亦涉及或直接就是历史叙事的重大逻辑变革。例如，“空间转向”正是这样一种理论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人类经验基本维度上，它不只是在社会历史解释中把后者抬高到前者之上，而且还试图打破传统以时间为内涵的连续性历史叙事，把空间的构造性、不平衡历史地理发展等问题置于叙事的中心。多数转向的例子都表明，具体逻辑理论的变化，不可能不涉及历史认识论的基本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其核心正是在历史认识论上。因此，不可避免地，所有的重要转向最终都不得不对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表态，都表现为对既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反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解释。在这一意义上，最深刻的转向正是历史认识论的转向，其焦点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从客体到主体；（2）从历时性到共时性；（3）从内容（关系）到形式（结构）；（4）从实体到话语。在总体上，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话语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发展的基本维度，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亦是从这些维度被反思、批评和替代的。

第二章分别以鲍德里亚、拉克劳、齐泽克和哈维等四位激进理论家作为代表，来阐明所谓“去马克思”“去马克思主义”“再马克思”和“升级历史唯物主义”等四种回应“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不同方案。不管这些理论家及其方案最终用什么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共同主题都是：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失败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代表的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之相对的阿尔都塞派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折戟，人们必须重新探寻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前提和设想社会主义的新的可能性。在其中，鲍德里亚直接以消费社会作为语境，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以符号生产为代表的新的垄断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价值结构规律支配了商品生产并使得马克思所立足的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的商品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失效。在对抗符码生产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荒诞玄学设想，即以理论恐怖主义对抗虚无主义的符号增殖。拉克劳（以及墨菲）则是使“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流行起来的激进理论家，他绕过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等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回到第二国际另起炉灶，重新定位社会主义策略；霸权构成他的目标，彻底民主则是手段，而结构主义则是其历史叙述逻辑。齐泽克是20世纪90年代以拉康理论来重建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理论家，他受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激励，但最终并没有把马克思排除出自己的理论前提，而是基于作为认识论的黑格尔辩证法框架对马克思做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因此他代表着以其他思想史资源重构马克思学说的新动向。哈维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理论立场，受列斐伏尔激励，他试图从空间生产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个主张，因此，他代表着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相适应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立场。尽管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但这些从不同侧面典型地展示了西方激进学者在今天面对马克思的态度，例如哈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如生产方式构成、资本积累的微观动态）进行拓展使之适应“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变化；齐泽克试图以精神分析的新主体理论来替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形式分析，从而揭示这一形式（即意识形态）的变化；鲍德里亚则突出商品生产之垄断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试图以符号分析来替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阐明万物商品化对今天世界的挑战。所有的例子都直接绕过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从而打开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新激进主义动态。

最后一章试图从内涵角度揭示当代西方激进理论在历史叙事（历史认识论）、资本主义认识和“革命”战略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和替代。在我们看来，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实质性地影响理论的表述。从20世纪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欧美的变迁看，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不是历史认识论突破的产物，便是资本主义认识变化的结果，或者是新战略的论证。不同例子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与它们的突破路径直接相关。尽管每一种都出于偶然的条件，却并非任意。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涉及的例子能够在整体上展示当代西方激进理论发展的脉络及其特点。这些例子同时表明，在今天，我们需要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准确地判断不同思想流派和理论观点在全部激进主义理论史中的位置及其当代影响。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提出了新的历史叙事设想，并重新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定位了新马克思主义关键动态并揭示了其内在逻辑难题，从而为理论界认识和评价当代激进理论提供了一种理论参考框架。

最后说明的是，本书的内容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这次结集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旨在表明作者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论域中思考的整体性。在此，特别感谢学术期刊界各位同人的长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