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社会积极的发展和变迁离不开有效且正向的社会动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力资源，社会越是发展越需要进行青年社会动员，社会动员的理论内涵也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深入研究青年社会动员，必须清晰界定青年社会动员的理论内涵，客观把握青年社会动员的基本特征，为研究青年社会动员问题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围绕社会动员以及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社会动员进行文献的搜集和整理。

一、社会动员研究现状

一般来说，较为公认的观点是：“社会动员”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提出的。多伊奇从社会动员视角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指出“社会动员实质是与国家现代化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成员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认同等方面转变的过程”。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多伊奇的研究基础上，基于政治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政治参与的内在关联性，其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将社会动员定义为“是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的过程，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和必要手段”。多伊奇和亨廷顿阐明了社会动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政治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和价值导向。

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社会动员是一种由民间最先发起、自下而上且带有特定利益诉求的社会行为。西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政治进程推动模型”，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进入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期，其公民政治机遇的可得性增大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上大体分为以下四种理论视角（表1-1）：理性视角、心理视角、文化视角以及结构视角。

在理性视角层面，美国的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中的个体，总是寄希望于自己坐享其成而使他人完成工作，这种情况称为“搭便车困境”，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搭便车理论”。随后，麦卡锡和扎尔德共同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他们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集体行动，他们发现，集体行动事件并不是因为社会矛盾的加剧，而是参与社会运动的个体的时间等在持续增加。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动员，不仅关注了心理层面个体对社会怨恨的程度，而且关注行动者实际利用资源的多少，主张通过整合资源的方式来动员不同个体，从而实现意义更为广泛层面的社会运动。

在心理视角层面，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出了“群体感染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参与集体行动的人的心理认知发生的变化。在发生集体行动时，人们容易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情绪的影响，作为“理性人”的特征逐渐消失，容易在其他人的影响下做出非理性的决策。美国学者布鲁默提出的“循环反应理论”同样反映了这一点，该理论认为，个体在心理层面的阶段性变化就是对集体行动进行的动员。当个体磨合后形成群体认同，这种共同的心理便会持续地增强，最终导致了集体行动的产生。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瑟在《集合行为理论》中提出了“加值理论”，他认为满足六种社会性因素，才会产生社会运动，进行有效的动员是其中一项因素，而一旦六种因素全部具备了，集体行动就产生了。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论”，并用其会运动的产生。他认为，导致个人参与社会运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相对剥夺感”的回应，因为相对剥夺感为政治暴乱等集体行动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在文化视角维度，科恩认为，对抗争文化进行有效改造是集体行动的本质，这就是“文化建构论”。对内动员时着力对共识进行培养，对外动员时，对维护集体产生认同。戈夫曼认为，集体行动的每个参与者都拥有自己的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因此，他引入了“框架”的概念来解释集体行动，他认为，行动者基于已经建立的框架筛选信息。随后，斯诺从微观层面建立了社会动员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框架整合”，认为集体行动者在社会动员中不断追求着框架的搭桥、延伸、扩大以及转换，这些构成了以上策略的基本内容。

在结构视角层面，“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是两种具有典型代表的解释框架。美国的查尔斯·梯利认为，政治因素决定了社会动员的成功与失败。在彼得·艾辛格提看来，在特定时期内，政治环境成为决定社会动员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这一政治环境也可以称为政治机会结构。集体行动的动员能否取得成效，既不由社会动员参与者掌握的资源来决定，也不取决于当时社会矛盾的大小，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政治机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道格·麦克亚当认为，参与者实现认知解放影响着社会动员的成功与否。解放人们的思维，鼓励尝试貌似不可能完成事物，当在固有思维中，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逐渐变得清晰时，集体行动就有了从潜在走向现实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过程论”。

国内学者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动员的概念、功能及危机管理等方面。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取向。

在对于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范畴的辨析方面。吴忠民最早对“社会动员”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社会动员是一系列过程的总和，是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社会动员的特点呈现了参与性、兴奋性、目的性、秩序性等特征。甘泉和骆郁廷认为，社会动员主要指的是：为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政党、社会团体等主体，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态度和期望产生影响或改变，使社会成员对此达成一定的价值认同与思想共识，进而引导和组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郑永延指出：“从广义视角看，社会动员就是某些主体对社会的影响，也可将其称为社会发动，它是指社会因素对人们产生持久影响，个体自身的态度、期望与价值等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包括竞争动员、参与动员与传媒动员等。”吴开松指出：“社会动员是相对于政治动员而言，我国正在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过渡。”

目前，从我国学者关于社会动员的研究来看，着重分析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动员，即社会动员是引导社会成员实现国家、政党或某一团体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动员。部分学者则认为，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是相互对立的，其动员主体存在差异，而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动员范畴相较于政治动员，则更加宽泛，社会动员包含了政治动员。从实践情况来看，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动员仍然以政府作为主导，社会力量作为辅助作用，社会力量在社会动员中未能有效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看，社会动员仍属于“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

关于社会动员功能方面的研究。中国实现现代化，社会动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研究认为：“社会动员既是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和状态，也是凝聚社会力量的方式和手段。”有学者对社会动员的时代价值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时代的进步呼吁着新的社会动员的产生，现代化条件下竞争与合作必然需要社会动员，对多样化的需求开展引导，是广泛开展信息交流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主体利益协调与整合的必然需要，更是民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题中之义。”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动员的实践价值在于，广泛运用社会动员对统一社会实践的思想，进一步广泛整合社会动员的资源，需要运用广泛的社会动员来协调行动，需要运用广泛的社会动员来推进发展，需要运用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来发动群众、协调行动，从而不断壮大动员主体的力量，增强全社会的活力，进而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

关于社会动员中的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危机动员是社会动员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对主体对客体进行动员，进而化解危机的过程。该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突发性事件和自然灾害。如朱力和谭贤楚合作撰写了《我国救灾的社会动员机制探讨》一文，该文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动员的状态是政府动员带动民间动员，呈现出以行政动员为主导，民间动员作为辅助力量的状态。以灾难救助的社会动员为例，在该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区别政府动员与社会动员两种模式的异同，两种模式各自担当的职能和责任，进而形成政府动员和民间社会动员深度融合的新型社会动员机制。”还有学者认为：“动员是危机管理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危机管理的前置工作。危机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动员，而应该从以政治动员为主走向以社会动员为主，应该实现从‘对社会动员’走向‘由社会动员’的转变。”目前，唐明勇、孙晓晖、吴开松等人是研究危机动员的代表性学者。吴开松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的关系。同时，研究者们通过对社会动员的概念、要素、方式及特征的分析，通过深入剖析多个典型案例，较为系统地总结了长期以来我国危机动员的经验与教训。

二、新媒体时代青年与群团组织社会动员研究现状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同时，网络动员这一新型的动员模式也随之产生。在对西方社会集体行动的研究中，互联网既是产生社会抗争的主要场所，更是实现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当然，媒介对社会抗争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影响效果集中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建构抗争的话语，二是对大众进行广泛的动员。吉特林研究了媒介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他主要对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新左派运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大众媒体对新左派运动的议程设置，最终决定了社会运动的走向。其代表性著作是《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该书可称之为社会动员领域研究的经典之作。

而对于互联网在社会抗争过程中所起的动员作用，查尔斯·蒂利认为：“相较于实际生活中对集体行为的动员，网络在线形成的动员效果是明显更好的。即便如此，其中最大的关键在于网络动员与社会动员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即便身处新媒体时代，媒介本质上是社会动员的载体，而非社会动员的主体，媒介本身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因此，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中，互联网如何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如何产生动员的效果，以上都取决于事物本身的与个体利益的关切程度。除此之外，人们也会考虑参与抗争时，承担的风险。由于在互联网上参与社会抗争的风险相对较小，从某种程度上讲，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集体行为很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而失去线下集体行动的配合，单纯的网络动员能发挥多大作用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动员是一种政治动员，是以网络社群为客体的，是线下组织通过对线上信息的议程设置，从而有效地动员网民参与实际发生的集体行动的活动过程。”安德鲁·查德威克基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以网络民主、电子动员等为研究对象，始终认为：“网络动员在本质上是利益集团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招募的过程，因此，动员主体来源于利益集团内部。”理查德·斯皮尔洛认为：“如果没有线下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集体行动，网络动员就会变得一盘散沙而没有目标，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牢骚和围观场。但是，如果线下组织可以和线上动员联动起来，则可以保持行动者的自治性和统一性，从而实现社会动员的目标。”凯斯·桑斯坦认为：“网络化动员实现各主体意见聚集的方式是多样的，呈现层次性。因为，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各个领域的网民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这对于竞选投票等活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国内的学界研究来看，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提升，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持续创新，近年来，以新媒体平台为载体开展社会动员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目前，专门针对互联网社会动员这一问题进行的研究成果还很少，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目前，针对互联网社会动员概念的理解，尚未形成统一的具有共识性的概念。有学者界定了网络政治动员的内涵和外延：个人或集团利用网络传播技术平台，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传播政治信息，并在网络社会发起宣传、鼓动等行为，对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过程。李不难认为：“网络社会动员的目的是对网民的价值观产生影响进而发生改变，具有方式是以网民身份为掩护的政治利益集团，通过热点舆论事件来引导广大网民积极关注、参与、评论等。”徐明等研究认为：“所谓网络社会动员，是互联网时代下发展出的一种新的社会动员形式，是动员主体为达到一定的目的，借助手机、电脑等媒介，经由网络对特定的事件进行组织和宣传，吸引并引导网民参与其中，并在线上或线下形成集群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有研究者秉持网络工具论的观点，将网络视为进行社会动员的工具，具体过程是依靠网络、手机等现代科技方式，在无组织状态下，开展特定的集体行动。孙祎妮研究认为：“无论是组织形态还是人际网络关系，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都与连结性行动下的动员结构相契合。”因此，相对于传统的动员的媒介而言，网络动员的根本特征在于动员工具的网络化。网络政治动员包含三个维度的要素：思想动员、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

对于网络动员扩散机制的研究。魏超提出：“网络社交媒体传播的固有特征，容易对社会整合功能产生冲击，网络传播的自由空间在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下，传播过程容易产生失范行为，传播失控的行为，导致各种负面功能充斥在网络空间。”任孟山指出：“我国互联网上的‘维权式动员’十分罕见，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救济性力量的匮乏，人们容易转向网络社会制造舆论，以自己建构的信息框架和逻辑体系引导广大网民，由于参与者众多，在‘法不责众’的默认规则影响下，公民个体参与社会动员的政治风险在不断降低。”当然，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传播学视角来分析社会动员的扩散机制。吴闻莺提出：“微博是当前网络动员集中爆发的平台，其去中心化传播使舆论扩散难调控，数以万计的微博用户，其意见各不相同，当不同意见汇聚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微博围观、微博极化、微博动员三个阶段。”

在网络资源动员理论的研究中。基于“理性人”的假设，研究者对动员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权衡利弊后在网络空间进行民意表达，最终实现利益。陈华认为：“虽然诱致互联网社会动员的因素有很多，但在互联网社会动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利益因素。”国内学者在研究了维权式网络动员后发现：无论从个人利益还是群体利益上看，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动员的参与性和参与动员的程度。徐迎祖强调了影响公民参与网络动员的要素是相似性判断，这里面包括价值、情绪等，最终构建了以理性决策和情感意义为基础的网络动员生成框架。

关于网络社会认同视角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普遍强调了网络动员的发生主要依赖于群体心理和情感的共鸣，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网络动员并非网民现实社会的实际行动，往往包括话语参与，例如发帖、转发、评论等。李华俊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中提出：“网络话题从开始发酵到现实社会的组织动员，其本质是社会心理场的形成过程。从动员客体看，网络话语诱导往往会唤起人们对自身境况的认同，并转换为对其行为进行支持。”肖唐镖研究人际网络如何影响社会抗争动员认为：“当下，我国社会的群体抗争动员结构尽管也存在‘组织’‘空间’等因素，但实际上均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其支配性基础。”白淑英等研究了新浪微博的在线生活，提出了：“网络权力是通过微博、论坛等新媒介对他人产生影响达到预期效果的能力。网络权力的载体是话语，其本质是理念和价值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众所周知，高恩新提出的“共意性网络社会运动”理论认为：“互联网公共事件从产生到发酵，最终能成为舆论事件，有三个主要因素，即公共议题的合法性、网络舆论的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同时，“在‘媒体空间’对相关议题进行合法化的构建，使其成功克服互联网沟通中存在的内在缺陷，进而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成功，最终才能实现共意动员”。

关于网络社会动员的案例研究。任孟山指出：“根据网络动员中利益诉求的目标差异，不同利益诉求者进行网络动员的动因是不同的，至少可以分为个体、集体和公共三个层面。”孙玮对厦门PX事件进行了研究后认为：“该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外环保人士中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包括媒体的参与并强大影响力。”另外，韩恒将曲阜民间祭孔这一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结果认为：“互联网参与社会动员存在巨大的潜力，这主要得益于网上动员、网下集会的形式。”陈红梅研究了“抵制家乐福事件”后认为：“新媒体参与动员的特点是：新媒体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塑造情感认同，在预设前提一致的情况下，网络表达和媒介表达存在明显差异，经研究表明，相较于媒介表达，网络表达更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

三、简要评述

前人研究对社会动员的概念、理论及应用等多方面都具有贡献。国外集体行动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新媒体社会动员研究沿袭了集体行动相关理论，国内研究大多是借鉴西方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一定范围内跨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进行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认为，研究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网络民间自发的社会动员，包括利益诉求型、资源动员型以及社会认同型，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对社会动员的特征和环节进行分析。大部分学者认为网络社会动员的产生，主要得力于群体情感认同和工具理性机制，通过议程设置调动参与者的情绪达成动员一致。

国内较多学者从结构、话语、变迁三个角度，综合运用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案例，分析网络社会动员的发生机制，综合来看，既有群体心理的认同，又有工具理性的思考，网络塑造出来的跨时间和空间的舆论场域，也为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拉近了与青年的距离，促使形成更多的共识。在新媒体背景下的青年社会动员中，资源动员视角下的组织化运作、工具理性下的风险收益是此类研究的有效切入点。

但是，前人研究在问题视角的选择、机制探讨的深度及定量—定性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个案视角上自下而上的网络社会动员，对于传统的政治动员在网络中的作用关注较少，国家作为主体，如何利用互联网进行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是今后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广大青年成为网络主力军之后，依靠组织化运作，动员青年网民参与到国家体制内组织的既定目标的奋斗之中，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解释和量化研究。同时，国内已有研究在网络动员的成因及发生机制上探讨较多，很少从微观层面去分析作为青年这一被动员群体，在个人层面如何主动参与到网络社会动员中，现有研究的解释框架以及动员要素构成不够完善，需要建立更为成熟的网络动员理论模型。最后，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动员的定量分析不足，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个案及经验分析，本土理论体系本就不成熟，质的研究过多借鉴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强调心理、情感、资源及政治机会结构在社会动员中的重要作用，未能采取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式去进行实证研究，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型还需进一步探索。

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拿来主义的基础上，国内研究必须注重中外的社会环境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导致西方的社会动员理论生搬硬套并不一定适用当代中国的网民，西方学者对于网络社会动员的相关研究，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去检验和证实，并思考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网络社会动员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