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南岸
随着记忆回到童年，我的空间比例感立即变更，我的视平线离地面不足一米，跟我个头平齐的是家里那几只大鹅，我混在它们里面一起朝花台那边摇摇摆摆而去，它们欢快地叫着，我觉得听明白了它们的话语，是在鼓励我朝前走，不要怕会从花台里爬出来的菜花蛇。
那时候只有大人将我抱起，我才会注意到大人的面容，当我自己在地面上跑来跑去时，我觉得亲切的面容主要是那几只大鹅。我觉得自己跟它们没多大区别，它们似乎也把我视为同类。
“刘幺！莫让鹅啄了你！”一个大人走近我身旁，记忆里没有她的面容，只有她的大手，很粗糙，很有力，握住了我的胳臂，将我拉往她的怀抱，几只鹅兄鹅弟抱怨地扇着翅膀，摇晃着让到一边。
抱起我来的，是我家的保姆彭娘。我在她怀里挣扎着：“鹅才不啄我哩！我要跟它们耍嘛！”彭娘道：“是有点怪吔，这些鹅啄这个啄那个，就是不啄幺娃！不过谨慎点为好啊！”说着彭娘就把我抱进灶房去了，把我放到小竹凳上，哄我说：“幺娃儿乖，帮我剥豌豆，我摆个龙门阵给你听……”
所忆起的这些，都在重庆南岸，那时我家的居所。
那是1946年到1950年，我四岁到八岁期间。我家那时所住的，是重庆海关的宿舍。那栋房子，是两层楼，下面一层，住的是另一家，那家的院门，在下面的一个平面上。我家的院门呢，则在山坡的另一平面上。院门由木头和竹子构成，进了院门，是个小院子，这小院子的右手边，是个几米高的坡壁，坡上有路，从那路上往下跳，按说就能跳进我家，但我家在那坡避下面，布置了一个花台，花台上种的蔷薇，长成一米高的乱藤，一年里有三季盛开着艳红的蔷薇花，那些粗壮的藤茎上，布满密密的尖刺，令任何一位打算从坡壁上跳下的人望而生畏。就这样，我家右边形成了自然的壁垒。左边呢，我家这个院子的平面，与下面那个平面，又形成了一个落差更大的坡壁，于是安装了篱笆。那栋两层的小楼，下面一层与我们上面一层原来有楼梯相通，因为分给两家，堵死了。那楼耸起在我家的这个小院前面，二层正与小院的平面取齐，但楼体并不挨着坡壁，楼体与坡壁之间，是一道深沟，雨后会有溪流冲过，平时也有深浅不一的沟水滞留，那么，我们家的人怎么进入自己的住房呢？那就需要通过一座木桥，桥这头在我家小院，桥那头伸进楼上的一扇门，穿过桥，进入楼里，则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充作饭堂，饭堂前面有门，门外则是一个不小的阳台，从阳台上可以望见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山城重庆的剪影历历在目。从饭堂往右，有条走廊，走廊里面有三间屋子，有间是摆着沙发的客厅，有间是父亲的书房，尽里面最大的一间，则是卧室，我虽然有自己的小床，但常常要挤到父母的大床上去睡，夜里作恶梦，拼命往父亲脊背上靠，结果给他捂出了大片痱子。那时大哥、二哥都常在外地，小哥和阿姐在重庆城里巴蜀中学住校，父亲每天一早要乘海关划子过江到城里上班，晚上才回来，因此，大多数时候，那个空间里，只有母亲、彭娘和我。小院尽里面，有三间草房，墙是竹蔑编的，屋顶是稻草铺的，一间是灶房，一间彭娘住，一间是搁马桶的，大人要到那里面去方便，我是不用去那里的，我在屋子里有罐罐，彭娘每天会给我倒掉洗净。草房再往里，高高的坡壁下，有一片菜地，彭娘经营得很好，我家吃的菜有一半是在那里自产的。
彭娘到我家帮佣，有很长的历史。大约在1936年父亲从梧州海关调到重庆海关任职，她就从老家来到我家了。据二哥告诉我，那时候我家生活很富裕，住在城里，每晚开饭，要开两桌，除了自家一桌，总有一些同乡，坐成一桌来吃饭。那时给彭娘的佣金，是相当可观的。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生活艰难起来，特别是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使得父亲不得不将母亲和孩子们先转移到成都，再转移到老家安岳。彭娘在我家经济上衰落时，依然跟我母亲兄姊转移各地，相依为命。阿姐告诉我，那期间父亲偶尔会来成都看望家人，但来去匆匆，留下的钱不够用，战时薪酬发放不按时，加上邮路不畅，母亲常常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她就记得，有天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母亲开口问彭娘借钱，彭娘就从她自己的藤箱里，翻出一个土布小包袱，细心打开，好几层，里面是她历年来攒下的工钱，都兑换成了银元，她对我们母亲说：“莫说是借。羊毛出在羊身上。甜日子苦日子大家一起过。只是你莫要再生那个从桌子上往下跳的心！”
彭娘规劝母亲不要从桌子上往下跳，是因为那时候，1941年冬季，母亲又怀孕了，那时候父母已经有三子一女，而且还有一个年纪跟大哥相仿的，祖父续弦妻子生下的小叔，跟着母亲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父母实在不想再度生育，只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避孕措施，不想父亲从重庆往成都短暂探视母亲的几天里，竟播下了我这个种，母亲找来不少堕胎的偏方，可是吃进去就会很快呕出来，于是跟彭娘说起，不如从桌子上猛地跳下，也许就把胎儿流出来了。有天母亲又让彭娘去为她买堕胎药，彭娘从外面回来，跟她说：“这回我给你换了个方子！”母亲说：“莫是吃了又要呕出来啊！”彭娘热好了那东西，端过去，母亲吃了一惊：“这是什么啊？我怎么觉得分明是牛奶呀？”彭娘就说：“是我给你买的牛奶！你这么一天天乱吃药，正经饭不吃几口，看你身子还能撑几天！你带着这么一大啪啦娃儿，不把身子保养好，怎么开交？给我巴巴实实喝了它！”母亲说：“只怕喝了也要呕出来！”但是她喝下那牛奶，却不但没呕，还实话实说：“多日没喝过这甘露般的东西了。只怕上了瘾没那么多钱供给！”
于是到了1942年6月，在成都育婴堂街借住的陋宅里，母亲再一次临盆。母亲非常紧张，她对彭娘说：“以前都是在医院，那里边什么都是现成的……”彭娘就“赏”她——四川话把批驳、斥责、讥讽、奚落说成“赏”——“说不得什么以前现在了，抗日嘛，大家紧缩点是应当的！再说了，现在怎么就不现成？七舅母当过护士，我自己也生过娃儿，一锅干净水已经烧滚在那里了，干净的毛巾，消过毒的剪刀，全齐备了，你就安安逸逸生你的就是了！”凌晨，母亲生下了我，接生的是我七舅母，助产的正是彭娘，彭娘后来说：“原准备你出来后拍你屁股一下，哪晓得你一到我手里就哇哇大哭，你委屈个啥啊？”
我的落生，虽在父母计划之外，但既然来了，他们也就喜欢。父亲给我取名，刘姓后的心字，是祖上定下的辈分标志，只有最后一个字需要父亲定夺，父亲那时候支持蒋介石的武装抗日立场，反对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路线”，就给我取名刘心武，据说彭娘听了头一个赞同，说：“要得！我们幺儿生下来就结实英武，二天当个将军！莫去舞文弄墨，文弱得像根麻杆儿！”她哪里想得到，几十年后，恰恰是这个名字里有“武”字的，没成为将军，倒混成个文人。其实要说名字的“文艺味儿”，二哥刘心人、小哥刘心化，名字都远比我的更适合作为作家的署名。
彭娘似乎比父母更宠我。她说我命硬，从小就懂得自卫，才几个月，她把我放在盆里洗澡，我站在盆里，一只手死死拽住她的衣角，不使自己跌倒，“唷吔，这个娃儿，好大气力哟！”多年以后，彭娘说起，还笑得合不拢口。又夸我天生谨慎，说是他们老家乡里，有个娃儿，养活四五岁了，有天口渴，跑到饭桌前，欠起脚，抓过茶壶就对嘴喝，没想到壶里是大人刚灌满的滚水，满壶滚水不容他躲避咕咚咕咚灌进了他食道胃肠里，好好的一个娃儿，竟然就活活烫死了！因此，她到我家帮佣以后，对我哥哥姐姐，从小不忘提醒：吃喝先要弄清冷热，尤其不能把住茶壶嘴就往嗓子眼里灌。但是我呢，彭娘说，怪了，从很小开始，她喂我水喂我饭，明明她已经尝过冷热，是正合适的，那勺子到了我嘴边，我总会本能地用舌尖轻轻地试着舔一下，在确认不烫以后，才肯让她将水将饭喂进我的嘴里；长到四五岁自己能倒茶壶里的水喝了，见到茶壶，总要先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触一下，再轻轻摸几下，确证不烫，这才倒在杯子里，小口小口地喝。“唷吔，这个娃儿，心鬼细哟！”彭娘所肯定的我生命的本能，也许确是我存活世上的先天优势。
但是彭娘对我的宠爱，有时达到溺爱的程度，由此引出母亲与她的争议。有一回，我家那几只鹅不断怪叫，彭娘走出灶房去看，我随在她身后，只见我家那篱门外，有个人抛进绳套，要套走最前面的那只鹅，彭娘就冲过去，大声呵斥詈骂：“龟儿子！砍脑壳的！”篱门外的人只好收回绳套一溜烟跑掉了，我见状也冲到篱门边，朝外面大声骂：“龟儿子！砍脑壳的！”母亲听见人声，这才从屋里出来，站在桥上问怎么回事，彭娘且不报告有贼套鹅的事，而是极其兴奋地向母亲报告说：“好吔！刘幺会骂人了吔！”她那样眉开眼笑地赞我大声骂人，令母亲十分诧异。其实我那次骂人，完全是鹦鹉学舌，“龟儿子”还勉强能懂，何谓“砍脑壳的”，实在蒙蒙然，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是咒人遭遇杀头死刑的意思。母亲对我们子女，家教严格的一面里，禁止“撒村”即骂人是头一条，尤其不许说那些涉及性交的污言秽语，这种语言洁癖是否有些过分？依我后来的人生经验，是判定为过分的，使得我在少年、青年时期，因此被一些其实本质不错的同学疏离，我是那么样地不能口吐脏话，也使得我在自我宣泄时失却了一种偶可使用的利器。后来阿姐告诉我，母亲有次就跟彭娘说，莫教刘幺骂人，他学舌你的“村话”，你要制止他才是，彭娘完全不接受母亲的批评，她有她的道理：“村话村话，村里人说话，就那么直来直去，有啥子不好？我看你是离开村子当太太久了，一天洗几遍手，还不是喷嚏咳嗽的，哪里有我经得起打磨！我虽跟着你们也离开村子好久了，到底还在种菜养鹅，时不时说几句村话，心里岂不痛快许多！”母亲听了，也只是笑笑，不过彭娘自己该“撒村”的时候照旧泼辣地“撒村”，却不再怂恿我学舌“撒村”。
彭娘深深地融入了我们这个家庭。她和母亲，亲如姊妹，我看惯了她们一起制作泡菜、水豆豉，灌肉肠、晾腊肉，两个人合拧洗好的床单再晾到绳子上……母亲会到灶房和彭娘一起做饭，彭娘会到我们住房里跟母亲一起收拾箱笼、拆旧毛衣、织新毛衣，她们有时会头凑头压低声音说话，一起叹息，或者相对嗤嗤地浅笑。彭娘爱护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父亲和大哥是一对爱恨交织的冤家，我在别的文章里写到过，也以他们为原型，将那父子冲突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四牌楼》里。一次彭娘煮好了打卤面大家围着八仙桌吃，大哥顶撞父亲，父亲气得将一碗面摔到地下，喝令大哥：“滚！”大哥搁下面碗，摇摇肩膀，取下椅背上的外衣，冲出屋子，果然一去不返。父亲盛怒，母亲也不敢马上劝解。那天小哥阿姐都在家。到晚上小哥要找锥子修理什么东西，阿姐要拿剪刀剪劳作老师（那时有门课程叫劳作课）留下的剪纸作业，却都没在以往放这些东西的地方找到，母亲也觉得锥子和剪刀的失踪不可思议，最后还是彭娘供认，她早发现父亲和大哥都像打火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撞出火花燃起大火，她怕父亲一怒之下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确实，父亲恨大哥恨得牙痒时，放过类似《红楼梦》“不肖种种大承笞挞”那回里贾政那样的狠话，大哥上小学时惹祸被学校开除，父亲曾气得用锥子扎他屁股，所以以防万一，就把锥子、剪刀等屋里的利器在晚饭前都藏了起来。第二天、第三天……几天以后大哥也没有回来，母亲急得哭泣：“他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可怎么办啊？”彭娘就悄悄告诉母亲，她预见到大哥可能离家出走，因此，在大哥那搭在椅背上的外衣口袋里，装了好几个银元，“他一时是有钱用的，再说了，他是条能挣到钱的汉子了，你放心，二天他回来，父子和好，你高兴的时候会有的！”母亲说要还她银元，她生气了：“难道他们不也是我的儿女吗？”
彭娘确实是我们子女的第二个母亲。她最宠我，但其他的孩子也都疼。那时候小哥阿姐每星期五晚上会从城里回南岸，小哥比我大一轮，玩不到一块儿，阿姐比我大八岁，勉强可以充当我的玩伴。每次阿姐到家前，我都会把一只大橘子，用一只大碗扣住，等她回家以后，让她掀开大碗，感到欣喜。但是次数多了，阿姐渐渐不以为奇，她到家后忙着别的事情，我几次唤她，她都懒得去掀碗，这情况让彭娘发现了，于是，有一次我缠着阿姐催她找橘子，她漫不经心地依然做别的事，彭娘就过去跟她说：“妹儿，这回刘幺给你扣了只活老鼠哩！”阿姐不信，马上去掀那只碗，谁知碗一掀开，阿姐和我都惊呆了——碗下扣的是几只艳黄喷香的枇杷果！阿姐高兴得跳起来，彭娘笑道：“老鼠变成了枇杷果！”我老老实实地说：“咦，我扣的是橘子呀！”阿姐才知道，彭娘用枇杷换去了橘子。那枇杷是头些天客人送给我家的，父母分了一些给彭娘，彭娘说该给我小哥和阿姐留着，母亲说这东西不经放，你就吃掉吧，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天气热得快，确实很容易把枇杷放烂，但是彭娘自己舍不得吃，她想出一种土办法，就是把鲜枇杷埋在米缸里，小哥阿姐回家前取出来，果然都还新鲜。那天阿姐觉得有意外收获，小哥得到彭娘为他留的那一份也很高兴。
彭娘给予我小小的心灵，以爱的熏陶。她有“砍脑壳的”一类的骂人的口头禅，也有“造孽哟”一类表示同情、感叹的口头禅。来给我家送水的大师傅，是个哑巴。那时我家没有自来水，吃饭洗衣所需的水，都依靠拉木头大水车的师傅按时供应，大约每隔几天师傅就要来一次，先把那装水的车子停在院子里，再用水桶一桶桶地将水运进灶房间，倒进三只比我身子高许多的大水缸里，水缸装满后，要盖上可以对折打开的木盖子，往往是水注满后，彭娘就拿出几块明矾，分别丢到水缸里，起消毒、澄清的作用，当然，那是我后来才懂得的。送水师傅来了，母亲也会出来招呼，除了付钱，还让彭娘给他盛饭吃，彭娘会给他盛上很大一碗白米饭，米粒堆得高高的，那种样的一碗饭叫“帽儿头”，彭娘还会给他一碗菜，菜里会有肉。有回送水的师傅吃完要走，彭娘让他且莫走，师傅比比画画，意思是还要给别家送水，彭娘高声说：“你看你那腿，疮都流脓了，也不好生医一医，造孽哟！”就跑到木桥那边住房里，问母亲要来如意膏，亲自给那师傅在创口上抹药，又把整盒的药膏送给师傅。这些我看在眼里，都很养心。只是很长时间里我都想不通，为什么要用“造孽哟”来表示“可怜呀”。
彭娘使我懂得，不仅要爱护人，像我们家养的狗儿小花、猫儿大黑，还有那群鹅，都是需要怜爱的。小花本是只野狗，被我家收留，它虽然长得很高大，其实胆子很小，彭娘笑话它：“贼娃子来了它只知道喘气，贼娃子跑了它倒汪汪乱叫！”虽然小花如此无用，彭娘还是耐心喂它。猫儿大黑一身光亮的紧身黑毛，眼珠常常是绿闪闪的，它的存在，使得我们屋里没有鼠患。鹅儿里最高的那只，我叫它嘟嘟，为什么那样叫？没有什么道理，就喜欢叫它嘟嘟，我跟嘟嘟走到一起，彭娘说我们就像两兄弟。原来我家那蔷薇花台上，甚至三间草房里，常有蛇出没，自从嘟嘟它们长大，蛇都不敢到我家那个空间里活动了，我就亲眼看见，嘟嘟勇敢地把从蔷薇花台上蹿出的蛇，鹐得蜷曲翻腾最后像绳子一样死在那里。
当我在重庆南岸那个空间里度过我的童年时，中国历史正翻动到最惊心动魄的一页。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被推翻了，他带着一些人飞到了台湾。在内战爆发以后，我家忽然来了彭大娘的儿子，我叫他彭大哥。后来知道，他是为了逃避被驱赶到内战战场上厮杀，躲藏到我家来的。他和彭大娘住在草屋里，他很少出屋，更很少开口说话。但是还是有住在附近的海关人士发现了他，于是父母决定干脆让他大方露面。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原来读的是不远处的海关子弟学校，父母特意将我转到离家颇远的一所私立小学去读，父亲告诉海关同事，彭大哥是特意雇来接送我上学的。这当然说得通。于是，有一段时间，彭大哥就每天带我去远处上学。
1949年入秋，重庆城开始呈现真空状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撤离了，共产党的解放军却还没有开过来。于是发生了“九·二大火灾”，我曾有专门的文章描述过，从南岸我家望去，重庆城的大火景象非常恐怖，炙热的火气随风扑向南岸，为了防止意外，彭大哥就拿大盆往我家阳台那边的墙壁上泼水。“造孽啊！”彭娘不让我往江那边多看，将我抱到她住的那间草屋里，搂着我说：“刘幺莫怕！有彭娘就烧不到你们家，伤不到你！”
那段日子，有若干恐怖记忆。除了目击对岸的旷世大火，还有国民党溃军的散兵游勇，时不时乱放枪。有一天彭娘去外面找难买的菜肉去了，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一个穿道士装的人走进我家院子，母亲站在木桥上应付他，他反复指着母亲身后的我说：“太太，你快把那娃儿舍给我吧，兵荒马乱的，你留下是个累赘啊，舍了吧，舍了吧……”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害怕到极点，一只手紧紧地攥住母亲的衣角，只听母亲镇定地说：“师傅你快去吧，莫再说了，那是不可能的，请你马上离开。”那道士后来终于转身离开了。彭娘回来，母亲说起这事，彭娘把我揽到怀里，大声“撒村”，骂那道士，我这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长大了读《红楼梦》，读到甄士隐抱着女儿在街上看灯会的热闹，忽然有道士和尚过来，那癞头和尚指着他女儿说：“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舍我吧，舍我吧……”我就总不免忆起自己童年时的那段遭际，真乃“阳光之下无罕事”，在惊叹之余，又不免因后怕而脊背发凉。
1949年10月1日那天，北京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家那时父母小哥阿姐头靠头挤在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前，听声音不甚清晰的广播。我毕竟还小，不知道就在那一刻，我已被定位为“随时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必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使自己能尽早戴上红领巾、尽早佩戴上共青团的徽章……
但是直到那一年的十月底，四川才算解放，再过些时候，新政权才接管了重庆海关。父亲被新政权的海关总署留用，调往北京，重庆海关则被撤消。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我离别彭娘的时刻。而就在那些天以前，我刚跟彭娘闹过别扭。因为她竟把包括嘟嘟在内的鹅们都宰杀了。我大哭，不肯吃她烧出的鹅肉。彭娘试图用讲童话的方式化解我的愤懑，让我想像嘟嘟它们其实是变成了云朵飘在了天上，但那时我已经八岁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她骗不了我。
全家都兴奋地准备迁往北京。狗儿小花由邻居收养，猫儿大黑由姑妈家收养。我们先要渡江离开南岸，到重庆城里，在姑爹姑妈家里暂住几天，然后会坐上大轮船，抵达武汉后，再乘火车去往北京。我不记得是怎么在大雾弥漫中离开南岸的，也记不清在姑爹姑妈家都经历了些什么，只记得终于跟大人们上了轮船后，我问母亲：“彭娘呢？我要彭娘！”母亲告诉我：“彭娘和彭大哥都回安岳去了。你这个没良心的，现在才想起彭娘！那天我们离开南岸，彭娘望着你哭得好造孽，你竟连头也没回，径自蹦蹦跳跳地随小哥阿姐他们往渡轮上去了！”我这才意识到，彭娘的体温，再传递不到我小小的身躯上了！望着滔滔江水，我号啕大哭起来。
我被劝回船舱，阿姐走过来，递我一样东西，跟我说：“彭娘留给你的，你的嘟嘟！”我用迷离的泪眼一看，是一把鹅毛扇。接过那扇子，在南岸那个空间里跟彭娘度过的那些日子，倏地重叠着回落到我的心头，我哭得更凶了。
什么叫生离，什么叫惜别，我是很久以后，才懂得的。可是对于我和彭娘来说，一切都难以补救了。
在北京，上到初中，学校里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难忘的人》，彭娘当然难忘，我准备写她。可是，恰巧我构思作文时，小哥和他的戏迷朋友，在我家高谈阔论。他们谈起拍摄京剧艺术影片的事情，说拍完梅兰芳，要拍程砚秋，程砚秋自己最愿意拍摄的，是《锁麟囊》，这戏演的是富家女将自己装有许多金银珠宝的锁麟囊赠给了贫家女子，后来遭遇水灾破了家，沦落异地，无奈中到一富人家当保姆，结果那富家女主人，竟恰巧是当年的那贫家女，而之所以致富，正是那锁麟囊里的金银珠宝起了奠基作用，二人说破后，结为金兰姊妹。这出戏故事曲折动人，场面变化有趣，特别是唱腔十分优美，其中的水袖功夫也出神入化。但是，没想到当时指导戏曲演出的领导人物却认为，这出戏宣扬了阶级调和，有问题。结果就没拍《锁麟囊》，给程砚秋拍了部场面素淡冷清得多的《荒山泪》。后来程砚秋在舞台上演出，被迫把这戏改得逻辑混乱，演成富家女赠贫家女锁麟囊后，贫家女只收了那囊袋，将囊中的金银珠宝当即奉还给赠囊人了。听了小哥他们的议论，我对写不写彭娘就犹豫起来。后来我请教小哥，他叹口气说，现在一切方面都要强调阶级，彭娘虽然在咱们家就是一个家庭成员，她自己也这么认为，可是，搁在现在的阶级论里衡量，咱们父母是雇主，她是帮佣，属于劳资关系，是两个阶级范畴里的人。你最好别写这样的文章，让人家知道你曾有保姆服侍。再说，就是咱们不怕人家说闲话，听说彭大哥回乡以后，土改里是积极分子，当了乡里第一任党支部的书记，人家恐怕也忌讳提起跟我们家有过的那段亲密相处的关系。于是，我不仅那时候没有写过彭娘，以后也只把对南岸空间里关于彭娘的回忆，用浓雾深锁在心里。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打听彭娘的消息，据说她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念叨着她的一个个亲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刘幺”。
南岸的那个空间啊，你一定大变样了！不变的是彭娘胸怀传递给我的那股生命暖流，我终于写出了这些文字，愿彭娘的在天之灵能够原宥我的罪孽——在多变的世道里我没能保留下那把她用嘟嘟羽毛缝成的扇子，但可以告慰她的是，我心灵的循环液里，始终流动着她给予我的滋养。
2012年1月26日 温榆斋中
祥云飞渡
每到午后，那居室的窗户透光度增强，我跟石大妈对坐聊天，就觉得格外惬意。我们的话题，常常集中到一本书上。那是薄薄的一本书，1961年我曾拥有过，在否定一切“旧文化”的狂暴中，又失去了它，但到1981年，我不但重新拥有了它，而且，还买了一册那年新版的送给了石大妈。
我跟石大妈说起，1979年初，还没搬到我们住的这栋楼来的时候，曾见到一位法国来的汉学家，他给自己取的汉名叫于儒伯，交谈中，谈到了这本书，我说可惜现在自己没有了这本书，也买不到这本书，他就笑道，可以送我一本，不过，那可是法文的，如果我想利用书里的资料，提出来，他可以把相关片断从法文回译成中文，送给我。他当然是说着玩儿。试想，以下这些文字中译法后，再法译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异：
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谓之灯节……各色灯彩多以纱绢玻璃及明角等为之，并绘画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市人之巧者，又复结冰为器，裁麦苗为人物，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殊可观也。花炮棚子制各色烟火，竞巧争奇，有盒子、花盆、焰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盘落月、葡萄架、旗火、二踢脚、飞天十响、五鬼闹判儿、八角子、炮打襄阳城、闸炮、天地灯等名目。富室豪门，争相购买，银花火树，光彩照人，市马喧阗，笙歌聒耳，自白昼以迄二鼓，烟尘渐稀，而人影在地，明月当天，士女儿童，始相率喧笑而散。市卖食物，干鲜具备，而以元宵为大宗，亦所以点缀节景耳。又有卖金鱼者，以玻璃瓶盛之，转侧其影，大小俄忽，实为他处所无也。
这本书，就是《燕京岁时记》，是一部文字简约而精美的，按季节嬗递记载北京民俗的随笔集。作者是清末的富察敦崇。它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906年）付梓，很快被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日本也翻译出版过。我读了这本书，就有一种憬悟，那就是，社会生活除了政治层面，还有与芸芸众生更加密切相关的，包括诸多琐屑俗世乐趣在内的生活层面，帝王将相，大政治家，职业革命家……有的对这些俗世生态嗤之以鼻，若觉妨碍他们的伟大事业，禁绝、扫荡起来是决不留余地的，但是，毕竟这世界上还是渺小、卑微的芸芸众生居多，他们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顽强地寻求小乐趣的“劣根性”，却是万难斩尽杀绝，是一定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1966年夏天至1976年冬日的大风暴不可谓不猛烈，但到1981年我和石大妈对坐闲聊时，那十年里被批判、扫荡、禁毁、藏匿的一些文化与习俗，却又迅速地复苏、重生，舞台上又有传统剧目上演，电影院里以正面评价重映被批判过的影片，被打倒过的作家的作品结集为《重放的鲜花》一时洛阳纸贵，《燕京岁时记》这类的古旧“闲书”也重新出版，而我和石大妈聊起其中的内容，比如“五月下旬则甜瓜已熟，沿街吆卖。有旱金坠、青皮翠、羊角蜜、哈密稣、倭瓜瓤、老头儿乐各种”，也再没有“脱离政治低级趣味”的心理压力。石大妈能把以上六种甜瓜的形态及口味非常精准地给我细细道来。
石大妈，因为嫁给了石大爷，所以我管她叫石大妈，她自己姓傅，满族人，满族入关定鼎中原以后，逐渐汉化，比如富察氏，有的后来就将自己的姓氏简化为富或傅。石大妈的祖父，正是《燕京岁时记》的作者富察敦崇。尽管隶属正黄旗的富察氏传到敦崇时早已成为地道的北京人，但敦崇在书前还是这样署名：“长白 富察敦崇 礼臣氏编”。
我能跟石大妈结识，那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段，我们出于同一个前提，在同一栋楼里分到了居室，那栋楼所在的地区，被定名为劲松。
什么前提呢？叫做“落实政策”。从1973年以后，就有落实政策一说，有的在大风暴中入狱的，被放出；关“牛棚”的，让回家；受管制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松口气……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落实政策的步履十分蹒跚，大打折扣，留有“尾巴”，直到1976年10月以后，“四人帮”垮了台，又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进入了新格局，这才加快了落实政策的步伐。记得1979年初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了诗歌朗诵会，其中有句“诗”是：“政策必须落实！”啊呀，台下掌声经久不息，有的观众竟至于流出了热泪！如今长大成人的“80后”、“90后”见到我这样的回忆文字，或许会发愣：真有那么回事吗？作为过来人，我保证有那么回事。那几年里，“落实政策”绝对是热词、要事。
首先，是为被打击过的老革命、老干部恢复名誉。然后，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反动学术权威”们和包括名演员、名作家在内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平反。后来，更提出并实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有的被落实政策的对象，已经去世，就开追悼会，重新安置骨灰。活着的，因为风暴中被扫地出门，给其落实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安排住房。于是从1975年起，北京就开始建造几批“落实政策房”，简称“政策房”。我见识过的，规格最高的，在南沙沟，那个楼区隔条马路就是钓鱼台国宾馆，风水自然很好，里面有独栋小洋楼，有连体小洋楼，也有比较高的公寓楼，能被安置到那个区域去住的，多半是副部级以上的老干部，或者是钱钟书那样被当局看重的文化人。再一片在木樨地，是临街的大板楼，外观平常，但里面每套单元的面积，都相当可观。那时候因为住房尚未商品化，还是由组织上分配，因此人们说起楼里的单元，一般不问是多大的面积，而是问：“几室几厅呀？”我那时眼皮浅，觉得三室一厅就很了不起了，有回见到冯牧，他那时还屈居在胡同杂院狭隘的东房里，他那时已经是重新恢复活动的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我觉得官位已经不小，但落实政策，等分房，他也得排队候着，最后是迁往木樨地的楼里，我想象着他即将迁入的大单元，问：“三室一厅的吧？”他纠正我：“四室一厅。”可见我是个“土老帽”。那时冯牧已经是正局级。后来我懂得了分房的“游戏规则”：局级四室一厅，处级三室一厅，科级两室一厅……部级么，那就起码是五室二厅，又想起曾见到韦君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之一，晚年著有《思痛录》），给她落实政策，要考虑她那在风暴中牺牲的夫君杨述（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她可能只是正局级，但杨述级别更高，因此，当我问她即将迁往的新居是否四室一厅时，她回答我：“有七间屋子。”令我“耳界大开”。后来我到木樨地冯牧新居拜访过，也去过旁边一栋楼里的陈荒煤家，他们所分到的，均非楼里最大的户型，冯牧说他那套是最小的一种，但我置身其中，却觉得已经相当地宽敞堂皇。胡风、丁玲落实政策后，也都入住在木樨地的楼里。
另一大片“政策楼”，则在“前三门”，即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原来是北京内外城分界的城墙所在，城墙拆了，崇文、宣武两个城门也拆了，盖起了一大排公寓楼，其中绝大多数，也是用来安置恢复名誉、重新安排职务的党内外人士，王蒙从新疆回来，改正了1957年对他的错划，很快任命为中国作协和北京市作协的领导成员，头一套住房，就分的是“前三门”某楼里的一套，那格局完全不能跟南沙沟的比，跟木樨地的差距也大，但王蒙那时很高兴，我去过，觉得挺好。
还有一片在朝阳门外数里远，叫团结湖。1981年，中国作协派出以杜宣（剧作家）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一行三人赴日本访问，我是团员，我们乘汽车往天竺机场时，路过了团结湖楼区，杜宣告诉我，他头一天刚去那边的“政策楼”里看望过老朋友罗烽、白朗夫妇，罗、白伉俪曾是著名作家，但后来也被打成“反党分子”，历经二十多年的坎坷，才得迁入团结湖某楼，过上正常的生活，但他们也就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了。我则告诉杜宣，从维熙现在也住在团结湖。那时从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影响很大，获得“大墙文学之父”的称谓。杜宣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在劲松，他虽没有去过，却是知道的，感慨系之地说：“是呀，是呀，木樨地，前三门，团结湖，劲松……都有‘政策楼’啊，欠账太多，有的人现在还在等候哩！”他从上海来，说上海就落实住房政策而言，还很滞后，比不上北京。
劲松的“政策楼”，盖得稍晚，但规模似乎最大。安置到里面的，似乎级别、身份要稍逊。那时落实政策，最后一项叫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十年风暴中知识分子被贬损为“臭老九”——我又忍不住要加注，因为我希望有“80后”、“90后”乃至更后的人士能读到这样的文章——为什么称“老九”，因为前面有八种更糟糕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都属于敌我矛盾，知识分子排第九位，实际上等于“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对待”了，等于说，知识分子随时随地会滋生出以上八种“牛鬼蛇神”，因此臭不可闻，需控制使用，而他们的住房，则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记得1980年左右，《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小说，题目是《盼》，真实地描写了一群从事科技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居住条件的恶劣状态，以及他们盼望得以改善的强烈情绪，引出巨大反响。因为那篇小说篇幅比较长，一次刊登不完，而报社又没有在第一天刊出后及时在第二天续登，引出许多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往报社打电话询问，有的认为一定是小说的内容又遭到某些部门和官员的否定，实行了“腰斩”，情绪十分激动，其实，报社只不过是因为刊发小说的副刊并非天天必有，才隔了几日续刊完。同时期又有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在《收获》杂志刊发出来，并很快改编拍摄成彩色电影广泛放映，算是以文艺形式为知识分子强有力地“正名”，将“臭老九”变成了实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香饽饽”。这就是那时候社会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而劲松的“政策楼”，也就成为安置各界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重要空间。
我1979年迁入的劲松一区的那栋楼，是分配给北京市文艺界人士的，其中演员居多，演员，包括戏曲演员，大体上也属于知识分子范畴吧。我有幸进入到入住“政策楼”的名单，端赖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东西刊发后反响强烈，1979年初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次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它获头名，而我也就顺利地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又被安排为理事，所以我不是作为遭受过打击而恢复名誉、安排新居的那种落实政策对象，而是作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有杰出贡献而奖励性分配楼房单元的，因此，我当然算是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新政的一个既得利益者。
我们那栋楼，一共五层，每层三个单元，1号是大的两居室，2号是小的两居室，3号则是三居室，有地下室，也分成跟上面一样的三个单元，因此一共可容纳十八户。我在分配前，被召唤到市委宣传部见部长，他在十年风暴中也被打倒，上面给他落实了政策，他那时忙活的，是给他下属各系统各单位的人士落实政策，我去的时候，见到了李万春，那是京剧界的著名武生，中年以前不但武功好，还有好嗓子能唱，我小时候，父母带我看过他的戏，但是他从1957年以后就倒霉了，到1979年我跟他相继被召唤到市委宣传部长跟前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仅满脸沧桑，浑身似乎也都刻下了劫波冲击后留下的痕迹，后来政策是给他落实了（他那天是去要求发还他当年自购的胡同小院），但他最好的艺术年华已然随劫而去，无可挽回。跟李万春谈完，宣传部长跟我谈，大意是你没受过什么苦，又还年轻，所以给你分的房子，是顶层最小的那种，这已经是组织对你的最大奖励了，希望你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在新时期对你的厚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我诚恳地表示，非常知足，非常感激，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努力写出对得起时代的好作品来。我后来写出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北京市委市政府又给予了我表彰嘉奖。
我分到的那个顶层的小两居，进门有个大约4平方米的小空间，大居室约15平方米，小居室约8平方米，但有厨房和卫生间，且所有窗户都朝南，比起原来所住的胡同杂院的小东屋，不啻“鸟枪换炮”。虽然没有电梯，需要爬楼梯到五楼，但那时满心欢喜，人又年轻，往往是一步两阶，吹着口哨欢蹦而上。渐渐的，跟同一个门道的邻居有了些来往。四楼三居住的是河北梆子剧团的花脸演员李士贵，他非常敬业，一次把我请去，告诉我他刚从京剧移植了《张飞审瓜》，跟我探讨：张飞跟李逵虽然是不同朝代的人物，但在戏曲舞台上，有的演员演起这两个人物来，形象雷同，他希望我出点主意，能让他塑造这两个人物时，能有明显的区别。他还把戏中片断，在他那间大屋子里演示了一番。他那个三居，比我的单元大许多，但少有朝南的窗户。这是那个历史阶段公寓楼设计上，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一例。其设计理念是：您的单元既然间数多面积大，享受到这样的好处，那就别什么好处都占尽；人家的单元既然小许多，那就让人家窗户朝南，多享受点阳光吧！那时盖楼，还经常设计成“三叉式”，从空中看，顶部正仿佛是个“大裤衩”，所以北京的建筑，早有被俗众称为“大裤衩”的，不是库哈斯为中央电视台设计出那座怪楼后，才有“大裤衩”一词；那种“三叉式”的楼，设计理念是：让每一个单元都能有大体朝南的窗户，“阳光共享”。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结束了由单位的“福利分房”，推行商品房，那么，设计理念也就随之变化，越是富人买得起的大户型，朝南的窗户可能就越多，那种顶部成“大裤衩”形状的“三叉式”公寓楼，也就绝迹，因为开发商认为那样设计会浪费掉许多的可谋利空间，再说了，一分钱一分货，想享受更多阳光，请付更多的钱！
对劲松当年“政策楼”的这些勾勒，是为了提供一些可追寻北京当代建筑发展史的线索。下面我就要说到，我当年入住的那栋楼的地下室单元。现在一定不会再有那样的设计了，公寓楼即使设计出地下室，一般也不切割为跟上面类似的单元，而是或作为仓储空间，或由物业管理公司临时使用，或者就是地下停车场。当年各处的“政策楼”，多有地下一层也按上面那样，切割为居住单元的。我1979年入住的那栋楼，地下一层的三居室，就是石大妈石大爷的住所。那套房子，应该是分配给北京京剧院一对骨干演员夫妻的，他们就是石宏图和叶红珠。他们因为另外还有住处，所以让石大爷石大妈住，而他们正是石宏图的父母，石宏图擅演“猴戏”（饰孙悟空），后来一度出任北京京剧院的院长。叶红珠是京剧世家的传人，清咸丰年间高祖叶庭柯用扁担筐从安徽太湖县，把两个儿子挑到了北京，后来其中的叶中兴生下叶春善，与牛子厚办起了京剧科班喜连成社，后来又易名富连成，培养出包括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在内的众多京剧艺术家，当年梅兰芳、周信芳都曾在富连成搭班唱戏，叶家对中国京剧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叶红珠的父亲叶盛长就是重要的京剧教育家，叶红珠打小就进入戏曲学校攻武旦，成为著名的武旦演员，我早就看过她演出的《虹桥赠珠》，里面有火爆的武打，她那“打出手”的功夫令人惊叹，她曾以这个剧目随团出访，在日本欧美等处征服了无数外国观众。我跟石宏图叶红珠大体上算是同代人，很谈得来，不过他们只有休假日才到劲松来，因此我和石大爷石大妈交往得更多，而两位老人中，又以和石大妈一起愉快地忆旧，更为经常。我说要是石大妈能保存着她祖父《燕京岁时记》的手稿，或其他未刊的著述，那该多好啊！石大妈叹气说，原来也还存有一箱子旧东西，“破四旧”大风暴席卷，没等来抄，自己就全毁了，片纸无存！叹息归叹息，对于世道好转，我们还是一致欣悦的。有回我跟石大妈聊天时，外面下起了小雨，地下室的窗户外面的透光坑虽然有泄水孔，倘雨势变大积水过多，那还是有渗进他们居室的危险。我就想起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里有这样的文字：
六月乃大雨时行之际。凡遇连阴不止者，则闺中儿女剪纸为人，悬于门左，谓之扫晴娘。
就认真地跟石大妈建议：“咱们剪个扫晴娘吧！”石大妈脸上那些细琐的皱纹，就抖成了一朵舒畅的花儿。
那时候吴祖光先生的公子吴欢，也曾以要求为父母落实政策的名义，在劲松要到一个单元。吴先生和新（凤霞）先生邀我去他那朝阳门外的居所做过客，我也邀吴先生来过我那五楼的小单元，我对吴先生说：“真不好意思，让您爬这么高；我这单元太小，也无足观。”吴先生却说：“知足长乐。”其实他住的那栋楼，也无电梯，他住四层，也得爬上爬下；虽然是两套打通并在一起，间数不少，却也并没有宽敞的厅堂，方位也差，不是南北向的而是东西向的，不少人为他抱不平，他原来拥有的，可是王府井东安市场后身的一所宽敞舒适的四合院啊，就用这么两套单元房置换给他，算是落实政策了，毋乃太吃亏！吴欢气不平，因此瞒着他，又在劲松要了个小单元，吴先生知道后，很不以为然，但是我就跟吴先生说：“吴欢不为过，况且您家是双名人。”（吴是著名剧作家、电影导演、散文家、书法家；新是评剧泰斗，并有多本散文著作问世，又是拜师齐白石的国画家）吴先生站到我家的小阳台上，眺望着一排排新楼，以及楼后露出的“大老叼”，脸上的表情，正与他后来一再书写的条幅“生正逢时”相合。在跟吴先生，还有杨宪益（著名翻译家、诗人、散文家）等老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感觉大家那时候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一个党能知错改错，很了不起，所谓落实政策，其实就是认错纠错，努力补救，实事求是，踏上新途。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搞经济建设上来，好。我觉得像吴先生、杨先生，包括我自己，都是关心政治而并不懂得政治的人，更无搞政治的志向兴致。但在那个历史阶段，各自在党内朋友的鼓励下，都提出了入党申请，并被接纳，以为这样可以为国家的进步，多出些力。这也是那个历史阶段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有过的选择。这份情怀，后来被某些人误读。如今的一些年轻人，也可能从另一角度加以鄙夷。但这就是吴先生和杨先生晚年故事的“戏眼”。如今他们都已仙去，而我还抱持着关注政治而不搞政治的态度，在人生的余程上漫步。
我在劲松住了九年。人生能有几个九年？储存的记忆，自然很多。常有人跟我提起“劲松三刘”，就是曾有人以这四个字，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影响似乎不算小，但不少人对“三刘”究竟指谁，理解有误，其中有刘再复和我，另一位，应是诗人刘湛秋，而非别的什么刘姓人。如今“三刘”都迁出了劲松，我以外的二位都定居海外了。“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在新的纷争中，谁还能理解我们？
劲松这个地方，原来因为有座王爷坟，坟旁有棵巨松，不往高长，而是朝旁边伸展出许多的大枝杈，因此使用了许多铁制支架来架住它，故被称为架松，后来改名劲松，不消说是依据革命领袖的诗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乱云飞渡，非我等俗众所消受得了，总还是期盼飞渡的是和平发展和平改进的祥云。但脆弱的个体生命，如何能控制世道的大势？一种对自己，以及跟自己一样的芸芸众生的大悲悯，如管风琴演奏般訇响在胸臆中。
2012年2月23日 温榆斋
初识曼哈顿
一位年轻人翻看我的旧相册，其中有三册是1987年秋天我访问美国时拍摄的，翻看中他忽然惊呼：“咦呀，这不是陈逸飞和谭盾么？双名人呀！”那张照片上有三个人，当中是四十五岁的我。年轻人紧跟着用抱歉的口气跟我说：“不对不对，是仨名人啊！”我笑了：“你的第一反应是对的。跟他们比，我哪有那样的世界影响。”
抽出那张照片细看，当年的我，一身牛仔装，花格子衬衫，还带着个青花陶瓷挂件，头发丰茂，朝气蓬勃，不禁慨叹：“流光惯会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我如今是掉了头发，纹上眉梢！”但是，照片上，我右边的陈逸飞、左边的谭盾，更以青春豪气把我笼住，真个是神采飞扬、风流倜傥！
当然还记得，那照片，是在纽约曼哈顿一个家庭派对上拍摄的。
那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华侨日报》在哥伦比亚大学为我安排了题为《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演讲。“十年”指的是1977年秋天至1987年秋天。1977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我从那里讲起，但不光是讲我个人的写作经历，我也介绍了我所知道的中国大陆文化界，以及社会生活，在推行改革、开放后的种种变化。讲座受到欢迎。当晚，《华侨日报》总编辑谭华焕先生在他的私人住宅里，开了一个派对，邀请了众多当时在纽约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派对上大家聊天之余，也变化排列组合地拍了不少照片以资留念，因为我是主客，因此在镜头里我往往居中。
谭总编的住宅，地点极佳，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百老汇街上，不过那一段百老汇街的剧场不多，倒是离华尔街很近。他那住宅，是在一栋高楼里，第几层记不清了，总之不是很高层，从窗户望出去，视线里的纽约楼林既不是俯视感也不是仰视感，平视的效果很舒服。他那楼门外没几步远就有地铁口，交通非常便利。他那天邀请的客人好几十位，可见他那住宅的空间相当宽敞。
我1979年第一次随团出国访问，去的是罗马尼亚。在那里，受到的第一个刺激，是贴在墙上的一张世界地图。在中国，我看惯了把中国印在当中，东边是太平洋，西边是大西洋，那样的一种构图，可是，那天映入我眼帘的世界地图，却是把欧洲印在当中，中国被推到了最东边，怎么看怎么别扭。现在的年轻人会讥笑当时的我吗？可那就是当时的我。还不仅是我一个。我那一代人里，当然不是全部，但有很不老少的，城里的，学历不低的，由于长时期的封闭，连地图可以换个法子印这样的事情，也没想到过，及至突然入眼，会一激灵。那时候罗马尼亚还在齐奥塞斯库治下，但它是欧洲国家，印世界地图，也就跟法国、德国一样地构图，并不会因为跟中国交好，就按中国的方式来印。罗马尼亚的古典建筑与西欧基本上一个情调。那一年也看到它那里有不少苏联式建筑，以及新造的具有现代风格的公寓建筑。接待方虽然对我们十分热情、照顾周到，但没有安排我们进入家庭做客，因此，不清楚一般罗马尼亚民众那时候的居住状态究竟如何。
1981年我又随团访问了日本。有机会到日本著名作家松本清张家做客。印象里，他居住的地点离东京市中心不是特别远，却占地极宽。他那栋大房子一半是欧式的，一半是和式（即日式）的，附属的庭院开放的一半是中西合璧式，比如有中式太湖石、金鱼池和西洋喷泉、圆雕，另一半则是有樱花、小叶枫伴随的日本古典“枯山水”的内庭。他的居所里有宽阔的客厅、起居室、餐室自不消说，楼上还有与若干间书房、文物收藏室连环相通的写作室。若在他家室内开派对，接待一百来人绝无问题，若将派对空间扩展至庭院，则二三百人也容纳得下。但松本清张是个极其孤僻的人，据说他极少邀请人到他私宅做客，接待我们，属于罕见的例外。那次有幸进入到松本家，真是大开眼界，心生羡慕，胡思乱想：几时中国作家也能靠版税、稿费享受上这样的居住空间啊？后来在东京等地转悠，就懂得松本的居住状况在日本属于特例，绝不可类推，其实日本一般民众，住宅面积都很有限，尤其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那次给我们当翻译的林美由子小姐就跟我说，她把我们送回新大谷饭店以后，自己坐出租车回住处，司机一听地名就知道，那是居住条件差的地段，她没说她的住宅是买的还是租的，也没说具体有多大，只是笑笑说：“你们好好休息吧，我要回自己的鸽子笼了。”
1983年我去了法国，1984年去了德国（当时的西德），进入过那边一般知识分子在城里的住宅，或古色古香，或简约实用，也到过城外住单栋小楼（中国人往往管那种住宅叫别墅，其实严格意义上的别墅，是指经常性居住的空间以外的，在假日才去使用的休闲空间），那种带附属草坪、花园或泳池的单栋住宅，后来知道，美国更加普遍，当然感觉不错，但是，相比而言，于我都没有纽约曼哈顿谭宅那样具有震撼力。
谭宅的特点，是进门以后，通过玄关，一眼可见极大的通透空间。那当中无墙柱的大空间，朝东朝北全是落地大玻璃窗，自南往北，则顺序是几个功能区：厨房、餐厅、客厅、起居室、书房、琴房。这几个功能区之间，只以矮柜、电视及音响、装饰性矮栅隔开。厨房当然属于敞开式，种种设施齐备，这样的厨房不适宜中国式的烹炒，那天主人准备的都是些仅需用平底锅在电灶上略加煎炙的半成品，以及在微波炉中加热即可食用的荤素小点心，其余的生菜色拉、各色面包、奶酪、干鲜果品根本不用动火，还有些如比萨饼、唐人街粤式饮茶的小点，都是叫的外卖，因此客人进来后，不会有油烟味袭鼻。厨房部分的操作台也兼主人平时的自用餐台，可以坐上高脚凳自便。那厨房部分比屋中其余部分略高，是在一个大平台上。一排矮柜将厨房与紧接着的餐厅区隔开，餐厅区里有可以坐十个人的长餐桌，摆着枝形烛台的餐桌和西洋古典式高背餐椅都显得很气派。餐厅区东墙上有大落地窗，西墙则挂一幅极大的油画，画的是梅兰芳在《贵妃醉酒》里的卧鱼身段。再往北，是客厅区域，用正面朝北的连体大电视及高级音响设备及附属矮栅与餐厅划分开，放一套可容十人的现代派风格的组合沙发，配以巨大而造型波俏的大茶几，又在东、西向设几把希腊式单人椅，而西墙凹进处，是家庭酒吧，吧台前有不锈钢的极高脚的吧台椅，吧台上方倒挂两排高脚玻璃酒杯，侧方是斜置的红酒瓶架，下面酒柜里储满洋酒、啤酒及软饮料。再往北，是起居室功能区，沙发、摇椅、茶座……客厅的沙发与起居室沙发背靠背，形成自然的分野。再往北，西边一个通道通向两间门墙掩住的卧室，一间是儿童间，对面是个客人可用的卫生间，另一间是主卧，里面自然有附带的私密卫生间；不进通道，前方西墙是几排书架，以及与书架连体的书桌、电脑桌……最北边，偏东放一架三角大钢琴，钢琴两侧（东边与北边）全是高大的落地玻璃窗。窗外是纽约曼哈顿的万丈红尘。那通透的大空间，少说也有二百来平方米。
那年进入到谭宅，我的第一反应是：“啊，这就是美国生活方式呀！”后来在美国各地转悠一番，就知道应该把那句话改为：“啊，这就是纽约生活方式呀！”因为美国大多数地区的民众的居住方式，并非谭宅那样，还是以住在低层连体公寓，或单栋住宅（平房或两三层）的为常态。纽约真是个奇怪的地方。有的人说：“纽约不是美国。”它的喧嚣与俗艳，它的楼林与窄街，它的夸张与荒谬，它的放浪与霸气，它的脏乱差，与美国大部分地区的田园牧歌、整洁清爽景象大相径庭。但有的人却一唱三叹：“纽约才是美国。”它真个是不夜城，24小时随时在喷发创意，也在滋生罪孽，它的多元混杂、善恶交织恰恰更充分地体现着美国精神。那晚举办完派对，谭先生就留我住下了，他将我安排在儿童间住，那些天他们那刚上小学的儿子暂时到他们的大卧室里去住，我一住就有一周多，观察体验当然更加丰富深入。后来我就进一步修订我的感叹：“啊，这才是曼哈顿的生活方式呀！”因为在纽约，也不是人们都像谭家那样居住，比如在布鲁克林区或皇后区，似乎就很少有那样的住宅。谭宅东面、北面的大落地玻璃窗所形成的“画框”，特别是入夜以后，那大都会剪影真可谓奇境魔阵、光怪陆离，繁华热闹到不堪的地步。那样的景象也只能是曼哈顿才有。
有天谭先生谭太太各自去上班，孩子也去上学，我在纽约的别的朋友也没约我一起活动，我睡足了觉，就自己下楼瞎逛。没拐几下就是华尔街，那在图片上已经看熟的证券交易所，赫然凸现在眼前。原以为华尔街是条很长很气派的街，谁知它很短，而且给我一种生了锈的感觉。但是我明白，不能轻视它，所谓资本主义，其运作动力，大半是从这里产生的。后来读到一本两名《华尔街时报》记者合写的关于资本运作的书《大收购》，没太看明白，但是留下的印象，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似乎就只剩资本游戏，变着法儿“空手套白狼”，把寅吃卯粮、透支透取当作家常便饭，那些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令我觉得就是大型的“老鼠会”，这样推衍下去，岂不是总会有一天，积累的债务再也无法偿还，捞到大头的拍屁股脚底抹油一溜了之，而许多的下家则只能是纷纷亏蚀，以至破产，如此这般，想来心寒。二十年后，美国果然爆发了金融危机，导致百分之九十九的穷人，愤怒地向百分之一的富豪发出怒吼，出现了“占领华尔街”的场面。那天我穿过华尔街，不知不觉，眼前出现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方楼。前些天有朋友带我去参观过，那塔楼最高层四面皆是透明的落地玻璃墙，我恐高，不敢靠近朝下望，朋友就带我到楼心的咖啡座喝咖啡，我发觉顶棚上布满非常大非常粗的雪白弹簧，持续地发出嗡嗡的响声，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楼身上部在风中摇摆，摆幅在十五米左右，那弹簧便是制衡系统的设施之一，我有些害怕，咖啡没喝完，就说想回到地面，直到终于站在街上，才觉得获得了安全。那天我又从稍远处望它，心平气和，能理解设计者的苦心，他是想用这种高耸的长方体的造型，来强调楼体的非自然属性，等于谱一曲成熟的工业化社会的颂歌，炫示在宏大资本的运作下，人类可以在自然界营造出何等惊心动魄的非自然景观。那天我没有再走近双塔，而是一直顺路走到了海边另外的比它稍低的大楼前，后来才转身循原路返回。我1998年再去纽约，和妻子又登了一次双塔。但是2001年，众所周知，发生了“9·11”恐怖袭击。2006年我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讲《红楼梦》，讲完在街上散步，想买些新印的明信片回国送人，发现又把1931年落成的帝国大厦作为纽约第一高楼来表现了。1987年当然也登了帝国大厦，去了林肯中心，利用过中央车站，看了百老汇的歌舞剧，参观了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之肺”的中央公园里散了步，逛过俗不可耐的42街，当然，少不了到时代广场去看那些大大小小的滚动式霓虹灯广告……曼哈顿，这个销金窟、歌舞场、百纳衣、蜂蝶阵，总算领教了。
改革开放好，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见识到国门外的景象。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国人更开阔的发展空间。1978年以前，台湾、香港已经有不少年轻人到美国留学，但是他们在到达美国前对大陆知之不多，尤其是台湾的青年，那边的当政者那些年对大陆的信息是封锁的，不要说1949年以后的大陆作家的作品他们读不到，就是鲁迅的著作，也是禁书。在1970年，日本宣称钓鱼岛是他们的领地，台湾政权对此反应迟钝、态度软弱乃至暧昧，这伤透了许多从台湾、香港赴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心。他们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观点十分鲜明，就是钓鱼岛无可争议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对日本态度十分强硬，代表着他们的心声，于是，以纽约为主，在美国若干大城市都兴起了持续几年的中国留学生为主体的“保钓运动”，这场运动里形成了台湾、香港留学生向大陆认同的热潮，谭华焕夫妇那时候刚二十郎当岁，谭来自香港，他后来的夫人来自台湾，为了体现对大陆的认同，他们参与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选段的排练和演出，我1987年住到他们曼哈顿宅子里的时候，在他们的书架上，就发现有当时他们设法弄到的普及“革命样板戏”的一些大陆出版物，比如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完整剧本，那书里还附有关于排演的种种指导，有人物造型、服装、道具、布景的详尽示意图。那些出版物都被翻弄得脱了装订线，页面上留下汗渍与指纹，见证着他们青春期的向往与激情。当然后来他们又知道了许多那场运动的阴暗面，产生过疑惑、困扰、失落、惶恐，但是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他们觉得有如走出阴霾、沐浴新晨之光，十分欢悦。中美建交之后，在纽约设立了总领事馆，每到十月一日，他们夫妇都会高高兴兴地到领事馆出席国庆招待会。
改革开发的推行不是一帆风顺的。1983年至1987年的几年里，风波不断，谭先生他们有种切盼排除阻力，让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坚定的热望。1987年夏天，谭先生曾应邀到北京访问，受到高层领导人的单独接见，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新华社、中新社发了消息，《人民日报》还在刊发消息时配发了照片。他回到纽约，就给我签发了邀请函。我在1987年年初，因所任职的杂志刊发了一篇惹出“事件”的小说，作为主编承担责任，被停职半年多，到夏天刚刚宣布复职，我到美国后谭华焕告诉我，他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允许我应他们报社之邀到美国访问，则说明改革开放还在继续，因为我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是个标志性的作品，我这人也算得是个标志性人物，不整我，不因为我惹出的“事件”而引发出新的针对文学艺术家乃至整个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运动，是中国的大幸，他希望通过我在美国的活动，能增强人们对中国踏上改革开放途程不回头的信心。我虽然不敢自认是什么标志性人物，但既然那么多人盯着我，我到了美国，也就到处现身说法，以自己的心路历程为证，倾诉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是，我也坦率地告诉听我讲述的人士：究竟中国能否将改革开放持续进行下去，以及这场社会变革会发展成什么状况，非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能够把握，更无预测之智。在与谭华焕的交往中，我们的共识越来越多，情绪也愈加乐观。1987年的国庆节到了，谭华焕夫妇盛装打扮，跟我一起到领事馆去参加招待酒会。也就在那一年，台湾的蒋经国宣布结束长达几十年的“勘乱戒严令”，开放党禁与报禁。
那一年，在曼哈顿谭宅，那个于我而言是非常别致的空间里，我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多么需要改革开放，多么需要坚持改革开放。
回过头来说文章开篇提到的那张照片。那晚谭宅的派对，其实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生机勃勃的一个缩影。而陈逸飞和谭盾二人，更是获改革开放之益，而将聪明才智发挥出来，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艺术家的鲜活例子。
陈逸飞那年刚过四十岁。他的绘画才能，在二十几岁时崭露过头角，他画过一幅表现上山下乡运动中，跳下洪灾中的河流，抢救公有木头，最后不幸牺牲的模范人物金训华的画儿，曾被当时的报刊广泛采用，但是，倘若他始终处在封闭的限制极多的人文环境中，他艺术才能的发挥必定会受到扼制，发展前景势必极其有限。实行改革开放了，中国打开了门窗，他先是在国内呼吸到来自窗外的空气，然后，他有机会走出国门，来到美国，来到纽约，来到曼哈顿，开阔了眼界，拓展了画风，渐渐地，将养育自己的本土传统文化，与他经过选择吸收的西方文化，有机地融合，潇洒地发挥，创作出了一幅幅别开生面的作品，当然，他的艺术才能的被大肯定、大重视，应该以1991年他的一幅油画《浔阳遗韵》在香港加德士拍卖行的拍卖中，拍出了137万港币为标志，这个价位在那时候堪称天价。1987年在曼哈顿谭宅见到他时，他还没有那么红，但也已经在纽约有名的画廊办过两回画展。记得那天见面，我们谈到过卖画的问题，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艺术家画画不应该以卖钱为目的，但如果你的画进不了画廊，没有人买，卖不出价，那就会很惨，梵高伟大，梵高很惨，要学梵高对创作的痴迷，不要重复他那疯掉的命运；他说他把卖画当作架桥，架什么桥？就是通过卖画积累了资金，然后拿来圆自己的梦，桥那边，会是他拍出的“油画电影”。当时听了他的话也没大在意。多年以后，从报道中看到，他回到上海，果然是不惜个人投资，拍起了富于诗情画意的试验性电影，拍了《人约黄昏》，又拍《理发师》。可惜他创作激情过于喷溢，忽略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古训，竟因拍电影过分拼命，而突发胃出血溘然仙去。斯人虽逝，其作品嵌在了美术史、电影史上。
1987年谭宅见到的谭盾，大约刚满30岁，印象里是个毛头小伙。记得交谈里他乐呵呵地说，他喜欢纽约，喜欢曼哈顿，喜欢这里的嘈杂。我知道他早在1981年就以《离骚》一曲获得了中国首届交响乐作品大赛的“创新鼓励奖”，又在1983年以《风·雅·颂》获得德国韦伯国际作曲比赛大奖第二名。回想起他那天的只言片语，我懂得，他所谓“喜欢嘈杂”，当然不是反对悦耳的古典旋律，但是他要立志拓展人们对“乐音”的理解与接受范畴。如果中国没有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谭盾也不可能走出国门，以整个世界为实践自己音乐理想的大舞台，纵横恣肆、生猛泼辣地去创作出那么多富有挑战性的个性化作品。后来我虽然再没有跟他谋过面，但他那些音乐实践，以及获取的国际性荣誉，我是知道的，他以水声为乐，以陶器为演奏工具……虽然他的作品在西方看来也是新锐的，但他万变不离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他为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2002年获得了第44届格莱美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奖，就是再一次的证明。
收起25年前的旧照片，意识到自己已是70岁的老人。但我一颗切盼改革开放不能停滞更不能后退应该更加勇往直前的心，仍像当年一样具有青春激情。
2012年2月10日 温榆斋
小中河的月亮
2002年春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摄制组策划了一套《一个人和一座城市》，其中北京城，他们请我来充当那“一个人”，那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录制完成的片子里，最后的一组镜头，是我在田野画水彩写生，取的景，是小中河畔的铁道堤及两旁的田野。
小中河，是条没有名气的小河。它西边不太远处，有温榆河，东边远处，有潮白河，都有相当知名度，也都比它宽阔，也许正是因为它处于那两条河的中间，故此被称作小中河吧？
我是1999年，在那河西村子里，辟了一个书房，取名温榆斋的。我常去那里，一住十天半月，写作之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到村东小中河一带散步、画水彩写生。我的家人有时候也会去小住。
温榆斋所在的村子，离城不算很远，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也搞了房地产开发，耕地面积大减，但毕竟还保留着一些农田，直到前两年，也还有湿地。而小中河流经的区域，有长长的柳堤，柳堤尽头，则是与其大体垂直的更高的堤坡，有台阶可拾级而上，那上面，就是一条铁道，朝西北的方向，通往天竺机场的航油储罐区，因为是运航油的专用铁道，别的火车不会使用，而航油的运输，间隔期颇长，因此，铁道疏于使用，道石间每逢春夏就蹿满野草野花，堤旁的酸枣树、野桑树也都恣意地生长，树上的酸枣、桑葚成熟过度无人采摘，会成片地自坠地上，形成红紫的斑点。
站在铁道堤坡上南望，有大片荒芜的田野，期间有放羊人踩出的小道，多种不知其名的野生草本植物在夏天构成五彩斑斓的植被，是我水彩写生取之不尽的素材。远处，白杨树构成绿色屏障，那后边，应该是沿温榆河蜿蜒的公路。
站在铁道堤坡上北望，小中河历历在目。尽管有从附近楼盘泄出的污水损其容颜，毕竟它是活水，仍有勉强自澄的能力，故此苇丛也还茂密，蒲草也还结出蜡烛似的蒲棒，也还有野鸭在游弋，夏天蜻蜓很多，并且非止一种，饶有诗情画意。
村友三儿，常陪伴我到柳堤上散步，一起欣赏小中河的景色。三儿告诉我，他小的时候，他们村子，堪称是个水乡。北京郊区平原一般都种小麦，他们村却有广阔的稻田。那时小中河要宽许多，水流也丰沛得多，他们村里的男孩子，个个会游泳，到小中河里嬉戏，在河边捞小虾小鱼，扎猛子到河心捉鳖，是他们童年生活的常态。
有次三儿又陪我去柳堤散步，他照例大嗓门跟我说笑，若是在城里餐厅，我会提醒他让我听见就成，别干扰别的食客，那长长的柳提，似只有我二人，何妨容他喉咙痛快，谁知行至一半，忽然有人高声叱他：“你个小兔崽子！把刚要叼食的鱼给吓跑了！”定睛一看，原来堤坡下、苇丛旁，有个人在钓鱼。三儿看见他，吐吐舌，唤声：“康叔！”那康叔就继续笑骂，三儿也就回敬，俩人逗了阵贫嘴，我从旁听来，康叔的威严里不失亲切，三儿的科诨里含有尊重。后来康叔继续钓鱼，我和三儿走到柳堤尽头，登上铁道，三儿就摘酸枣给我吃，说：“一点没污染，城里哪儿有？”我品尝，果然酸甜宜人。
我和三儿越过铁道，顺羊道往田野里走去，三儿就把康叔的事讲给我听。
三儿说，他小时候，头一回对康叔留下深刻印象，是康叔带队，引着村里的青壮年，排队步行，去往几十里路远的水库，参加扩库工程。康叔人高体奘，背着干粮袋，举着一面红旗，走在最前面，真是雄赳赳、气昂昂。他说，康叔那时候是村里的头儿，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生产队大队长。每年夏收、秋收，康叔带头在田间、场院干活，常常是光着膀子，一身结实的腱子肉，按说总在骄阳下，会晒得红紫油黑吧，别的男子也确实多被晒成那样，康叔呢，却总是至多晒得泛红而已，收工跳进河里一游一涮，回到岸上肌肉皮肤还是蜂蜜色，看去十分顺眼。
后来村领导不叫大队长了，叫什么村民委员会主任，三儿说满村的人都不适应这个官名，管你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就叫成村长。康叔在很多年里，都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村长，但是村里人只有在对他有意见，跟他争辩的时候，才管他叫书记或村长，一般情况下，年纪比他大的管他叫康哥儿，同辈的叫他康哥尾音不儿化，三儿那样比他小的，则管他叫康叔。
康叔带着这个村的人们，经历了最巨大的一次社会变革。生产队没宣布解散实际上解散了，村民们一度各自为政，承包田地后，有的自耕，有的找人代耕，有的跑起小买卖，有的进城找工作……光靠种田富不快，康叔和他的副手们带领大家白手起家，办起了小企业，生产各种能销出去的东西，村里一千多户，三四千口，康叔心里有本明细账。三儿初中毕业，不上高中，没等去找，康叔串门来了，跟三儿父母说：“农机队缺人，让三儿跟老戚学开大农机吧；你们隔壁王家的二丫头也毕业了，去鸭绒厂合适。”村民们心气都高，几年里差不多都富裕了，手里有了钱，头一桩事就是翻盖宅院，康叔召集会议，又通过大喇叭广播，要求村民们按统一规划翻盖宅院，最重要的就是屋脊要一般齐，谁也别盖楼，不能你家盖起楼来，把隔壁家平房院里的事情看个底儿透……我到他们村后，发现整个村子的宅院布局仿佛棋盘，南北数条直街，东西一条宽路，然后是东西向的无数小巷，基本上全是平房套院，这与附近的村子景观很不相同，那些村子富起来的农民都盖起了小楼，与暂时还不富的村民的旧平房犬牙交错。
但是，和其他各处农村遭遇的情况一样，村办企业很快就在市场经济的进化中被陆续淘汰。三儿以下的那些男男女女，本村就无法安排他们就业了，于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或父母督促，或自己努力，有的相继找到了营生，包括开黑车、无照摆摊设店，灰色生存，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初中毕业生或辍学的后生，在家里靠父母吃饭，出了家门就到处闲逛荡，以至赌博斗殴……
村里风气大变，康叔也就卸任了。新班子有了新财路，就是转让土地，搞房地产开发。眼见着村里的旱地先变成了名称新潮的商品楼小区，跟着湿地也在萎缩。村子整体拆迁的消息越传越烈，于是，为了争取在拆迁时多拿补偿款，村民们几乎家家忙着增加宅基地上的房屋面积，村里大街小巷总呈现着施工景象，这里码着待用的红砖，那里堆着高高的沙堆，土趵狼烟，一派狼藉。康叔离任后最后一回干政，是跟新班子的人拍着桌子强调：你们用合作建房的名义，卖地给开发商建商品楼小区，必须做到两条：一是收益村里户户有份，二是一定要让买房的人最后能拿到正经的房产证。他先拍自己胸脯，再指点在座各位的胸脯，问：“良心还在不？”
商品楼盖起来了。最后确实不是“小产权房”，能办下正经房产证，但是，村民门没有分到一分钱，村干部却坐上了奥迪车。有村民找到康叔，表示气愤，要他出头，康叔叹口气说：“我过时了。”他就总是一个人跑到小中河钓鱼。
三儿对康叔的描述，使我对这个前村干部产生出兴趣，就求他把我介绍给康叔，跟康叔有叙谈的机会。三儿先打预防针：“你有那个心，康叔未必有那个意。他倔着啦。”搁不住我一再央求，有一天下午，三儿又陪我去小中河柳堤散步，又遇上康叔跟那儿钓鱼，三儿就把我介绍给康叔：“这是个作家。”康叔扫了我几眼，笑笑说：“那怎么不跟家里坐着，到这儿戳着？”许是见我听了有些尴尬，就又笑说：“管你是坐家里的站家里的，你这人面善，愿意跟我聊聊？想聊什么？”我和三儿就跟他在身旁杂草覆盖的土墩上坐下，康叔把鱼杆斜插进软土里，比姜太公还自在，跟我有一搭没一搭聊了起来。我说我想听本地故事。康叔指指河对岸，那边有片向日葵，有个秫秸搭的窝棚，水边有一大片茭白，我问：“窝棚里有人吗？是在看守什么呢？”三儿代答：“看茭白呢。转日莲东边还种了好些。是南方来的农民，租借了这些湿地，种藕，种茭白，种芋头……以前俺们村没种过这些玩意儿。以前西边高地上种瓜，生产队搭的窝棚，住里头的是看瓜的。”康叔就说：“正想讲个窝棚看瓜的故事。”他讲了起来：
三儿你知道咱村老秦家，你叫秦六叔的，虽说他们全家迁外地了，你该还记得，他那闺女，跟你差不多大，二十几年前，聘出去了，办喜事的时候，你们家也去随过份子的，你小子那时侯就爱喝一口，那天怕是喝得不老少。
秦六叔聘闺女之前，来家里找我，我老伴招呼他喝茶抽烟，他哼哼叽叽的，我老伴就知道，他是有话想单独跟我说。老伴端过茶避出去了，我问他：“你怎么回子事？谁踩了你脖子？”他说：“康哥，我这闺女的对象，怕不合适，你要给作主，让他们断了！”我说：“《刘巧儿》演多少年啦？你也能唱上几句。都改革开放了，还兴干涉子女自由恋爱？你自己老顽固不算，还拉上我，我可是戏里那个马专员，能干破坏自由恋爱的事儿？你闺女那对象，我也照过几面，挺好的嘛，长的跟你倒有几分相似……”没等我说完，他脸唰地红了，脖子筋颤，舌头打绊，更让我奇怪，只听他嘴里咕噜一阵，一个劲地问我：“果然长得像我？像我？”我就感觉到，他肚子里有戏。
秦六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夏天队里派他到窝棚里看瓜田。每天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过去，没什么人去偷瓜，獾猪也没去拱过。可是有那么一天晚上，他刚睡下，就听见门帘外头有响动，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查看，就见一个人弯腰进了窝棚，他忙用手电筒照，那人站直了，只把手护着脸。秦六蹦起来，大声吼：“你偷瓜偷进窝棚来了！想是还想抢我？没门儿！”那人把手放下，他才看清，是个女的，估计比他大不了许多，文文静静的，不像个坏人。那女的就跟他说，是外村迷了路的，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他帮助。就问她是哪个村的？含含混混，不想说个明白。这时候听见雨点打在窝棚顶上的声音，那女的就央求，能不能让她在里头避避雨，等雨停了天亮了，再离开。秦六心软，就答应了。窝棚里很小，秦六就抱着被子坐到一角，这时候才发觉自己只穿了个小裤衩，忙把褂子抻过来披上。那女的就在进口边坐下，双臂交叉护着自己肩膀。外头雨渐渐大了，寒气进来，那女的直哆嗦，秦六就把被子扔给她，自己赶紧穿上裤子。那女的接过被子捂着自己上身，眼睛总盯着秦六看。后来秦六眯眯瞪瞪坐着睡过去了，一阵鸡叫把他惊醒，睁开眼，那女的已经走了。
后来有好多天，秦六又在寡淡的日子里过，一是觉着那晚的事未必真有，二是就开始想那女人。他说自那天才知道，有的女人离近了，有股特别的肉香。就在他快把这事认准是场梦的时候，有天晚上，天上悬着大月亮，他刚打开铺盖，也没先有什么声响，一扭头，那女人又来了。他又惊又喜又怕，问：“你是真的？”那女人笑：“怎么不是真的？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了。”打开一个白布小包袱，里头是六个白面蒸的红糖馅三角，在那个年月，是太难得的美味啦！秦六一连吃了三个，留下三个以后再吃。那女的看着他吃，只是笑。秦六问：“你究竟哪村的？”女的说：“兴许以后你能知道。”女的走了，他也没追出去。
那时候还在搞运动。我也还不是队长。队长是老陈，他前些年过世了。秦六很老实，他白天见着老陈，就跟他汇报了，说晚上窝棚来了个女的，也没怎么样，怕是个鬼吧。老陈说：“有这样的事？”琢磨一阵说：“你就先回来种大田吧，我去窝棚呆几天。鬼是没有的，别是阶级敌人的鬼把戏。”老陈就去那窝棚呆了五个晚上，一点特别的动静没有。就又让秦六去窝棚。
一个月牙斜挂的晚上，那女的忽然又来了。这回，一定是那个女的不放过秦六，秦六自己说，是他再不能放过那女的。他们就发生关系了。
后来就拔秧收瓜，窝棚就闲着了。一年以后，有天有人招呼秦六，说大队部有你的信。那时候邮递员送信来不管谁的，都搁大队部，得消息自己去取。秦六从没得到过别人寄来的信。好在也没人细究细问，秦六取了那封信，到这小中河边僻静的地方，拆开看了。是那女人写来的。那女人说是从窝棚里他的记事本上知道他姓名的。感谢他让她怀了孕。她会记恩一辈子。生了一个胖小子。这样丈夫公婆就都对她好了。她会把那儿子好好带大。她在信封右下角只留了个县名和公社名，没有具体到大队更不知是哪个村。那时候写这样的信，得是个大胆的人。留下这样的信，就更得胆大了。秦六记住了那大地名，把那信连同信封都撕得碎碎的，扔进了小中河里。
听完秦六的这个段子，我就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了。他那长大成人的闺女，交的那男朋友，正是当年那个借种的女子所在县的人。那个县在河北，跟北京挨着。听到我说跟他闺女对象照过面，觉着那小伙子长得像他，他慌得不行。
刘作家听到这些，怕会不以为然，这不是人家秦六叔的隐私吗？怎么拿来说事儿？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秦六去年跟我联系上了。他的故事有圆满的结局，他说不在乎讲出去了。
当年秦六没有阻拦住闺女的亲事，也没有道理阻拦。后来跟亲家们见面了嘛，那个亲家母怎么看怎么不是当年来窝棚的那个女子，言谈话语里也没可疑之处。但是秦六好几年心里窝着疑惑，也不敢轻易对人说，只跟我私下叨唠过：女婿那出生年月，怎么掐算怎么像是自己播的种；外孙子都两岁半了，怎么还不能利落地说话？亲家母为什么爱蒸糖三角吃？
社会变化大。农民离了土。咱们村出去的还不算多。秦六女婿是他们那县里考上清华的理科状元，后来更到美国留学，成了个博士，还在那边的一个研究所混到事由，媳妇接去了不说，还让双方父母轮流去美国团聚，秦六叔也开了洋荤，见识过美国了。可惜秦六婶得癌去世，没能享到这福。在那边，许是受到影响，什么都能说开，就把他的担忧，跟女儿女婿说了，女儿女婿不觉得人家借种有多荒唐，反而觉得很浪漫，说是可以拍电影。但是他们的大儿子确实显得缺心眼儿，就是智力发育落后，这是不是由于兄妹通婚造成的啊？于是，女婿就跟秦六一起，去做了那个DNA检测，结果证明，他们完全不可能是父子关系。秦六那大外孙的智力发育落后，经过人家那边医生来回检查，认为不是什么问题，有的人就是开窍得晚嘛！前年美国经济不景气了，秦六女婿愿当“海龟”，在上海一家公司找到新饭碗，全家游回中国，又把秦六接到上海一起住。
只是不知道，秦六那个婚外的儿子，跟他的父母，现在活得怎么样。也许哪一天，忽然找到咱们村，说是想见秦六，跟他一起做个DNA检测，那就不知道现在的头儿的，当不当回事儿？我反正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康叔讲的窝棚奇缘，很值得玩味。我还想听更多的故事，天却暗了，西边现出一个好大的月亮。康叔收起渔具，推着自行车，跟我们一起往柳堤外头走。小中河泛出阵阵腥味儿，团团蜉蝣在柳树下飞，有时撞到人脸上，怪痒痒的。我从旁细观，康叔确实超级魁梧，但是背却微驼了，他头发已然花白，面容大气，眉间脸颊几条刀雕般的深皱纹，令人觉得非常地刚毅。
三儿替我说出心里的想法，就是我还想再听他讲更多的故事。康叔道：“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作家怎么回事儿？就希望多掏澄些素材，写些个启发人的文章。可如今文章好写吗？”我说：“要写严肃的，难。如今知识分子分好些派，主要是左、右两派。两派都要下笔的跟他们一个调。”康叔问：“那你怎么写呢？”我说：“只能不管左右牵制，对现实，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康叔说：“凭良心，这就对了。”我说：“有时候，管文章的人又出来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康叔笑：“跟我退休前的情况一个样，做实事的，说实话的，上下左右总有人说你不对。”三儿替我央求：“这回村的路上，您就随便再讲一段吧。”康叔说：“想起这么一段，你们听了别嘬牙花子！”他讲的是：
三儿该还记得，村里的老地主，过去都直呼他名，如今他过九十了，大家都管他叫汤老爷子，如今住在村里敬老院，咱村敬老院还是我当权那时候建起来的，经我手送终的老人有十八个呢。那天我拿些大桃儿去敬老院，汤老爷子把我叫过去，又大声说谢我。他总记得那时候开斗争会，我不许揪他的人对他发狠，我的道理是你把他的胳膊撅坏了腰弄坏了，他怎么下地干活儿？对他劳动改造不利，对生产不利嘛！又说感谢我给他摘帽子，我不得不一再跟他说：“是邓小平、胡耀邦，是改革开放新政策，给全国所有地富都摘了帽，我不过是召集村民大会宣布一下罢了！”不再讲究什么出身背景以后，汤老爷家的儿女许是以前被压抑得太久，得机会冲出去，那股子猛劲儿，三儿你们这样的贫下中农子弟，大多赶不上了，几乎全发了财，他们不愿意再在这个村里住，个个在城里，要么外地，置了大房子，有的跟秦六的女婿一样，富到外国去了，个个也都孝顺，都要把汤老爷子接去享晚福，偏这汤老爷子一脖子犟筋，说汤家在这村传到我是第五代了，你们六代七代走我不拦，我是要老死在这儿，埋在这村义地的，我不走，何况现在大家伙对我都好，当年斗我的那些事儿早忘了。就这么个老头，还挺硬朗，说话利落，他跟我说：“怎么耳朵里总灌进气不忿的话，说空气呀河水呀全污染了，又特别是腐败，简直是不像话到了快炸锅的地步儿！”我跟他说：“服侍你们的胖嫂子二嘎子们，难免脱离工作叨叨叨，就当听喇喇蛄叫呗，你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儿颐养天年，看看电视，打打小牌，要么闭眼晒晒太阳，哼段《空城计》《花为媒》什么的，那些个问题，且不用你们操心！”你们猜汤老爷子怎么说？他说：“以前国家出了事儿，把我揪出来批斗，好像就解决问题了。彭、罗、陆、杨成黑帮了，斗我，说我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后来打倒刘少奇，斗我更凶了，我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批来斗去的，我心里都服了；可冷不丁又批林彪，批林批孔嘛，我又成了林彪、孔老二的社会基础；又忽然说邓小平搞右倾翻案，我咋又成了他的社会基础呢？……所以前两天听他们又说到腐败，我就想，要不，你们再把我揪出去批斗一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么！我不能总这么在敬老院吃闲饭啊，好歹我当过那么多年的靶子，再为社会当靶子作回子贡献，我自愿啊！……”
听到这里，我哭笑不得。康叔的脸色却严肃起来，他停住脚步，朝我偏过头，两眼盯住我，问：“你今儿别回答我，回去想透了，下次三儿再陪你来见我，把你的思考告诉我：如今的腐败，根子在哪里？什么是腐败的社会基础？”我心里咯噔一下，茫然中，却对康叔由衷地肃然起敬。
没等我缓过神，康叔蹁腿上了车，只听得一声：“你们慢慢溜达吧。”他已经骑车往堤头而去。我望着他那远去的模糊的雄壮的背影，心里泛出复杂的滋味。
再望西天，月亮升高了。
非常遗憾的是，我下一次从城里来到温榆斋的时候，三儿告诉我，康叔竟在十多天以前，突发心肌梗塞，溘然去世了！
和三儿又一次来到小中河边，回想起那一天跟康叔的交谈，他最后提出的那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我竟还没有想透。但心里仿佛揣了个明亮的圆月，有种乐观的期待，正可望接近澄明。
2012年4月18日 温榆斋
你在东四第几条？
北京东城的东四北大街和朝阳门内北小街之间，有许多条东西向的胡同，其中与我少年时代关系最密切的，是东四头条胡同以及往北依次编号的二条直至十二条胡同。你如果查阅现在的北京地图，会发现还有东四十三条和东四十四条，那是1965年北京市政府重新命名街巷时，将十二条北面历史上另有名称的胡同合并改称的。
一直想有机会，乘坐直升飞机，从南往北，鸟瞰那十几条胡同。那是北京古城残留的机理，半是绿荫半是灰瓦，还会有鸽群飞翔、鸽哨悠然鸣响吗？还会有孩童自制的“屁股帘”风筝，拖曳着飘带浮现吗？那胡同的槐荫下，可还有抖空竹的嗡嗡声？那些四合院里的地栽花，可还是那么姹紫嫣红？……
我是八岁时随父母来到北京的，在北京长大成人。我家虽然不住在那些以编号某条命名的胡同里，但是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多有住在那里面的，放学后，回家前，我会跟随同学，去那些“条”里玩耍，古人有“十二栏杆拍遍”之说，套用一下，我是“十二胡同踏遍”。
北京胡同的人居状况，久远的不去说了，以我所知，大概在1938年，有过一次空间再分配，一些国民党官僚、富人、知识分子，南迁了，空出的院落，有的就被日本人和汉奸强占。到1946年，又有一次变化，日本人跑了，汉奸的房产被没收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又霸占了不少院落，当然，也有不少抗战时南迁的家庭又回到这里，重新收拾旧家园。到1950年，胡同人居空间再一次大改组。一些国民党官僚、富人、知识分子跑到台湾去了，若干空下来的上好的院落，还不是一般的四合院，有的有两三进，有的还附带具备亭台楼阁和太湖石、金鱼池的花园，被分配给新政权的高级干部居住；也还有很多精致的四合院、三合院，居住着一般北京老居民；许多人怕想象不到，那时候最早衰落的胡同大院，是某些满清遗族的，里面居住的主人，走在胡同里，会是灰头土脸、旧衣蔽衫的模样，我上小学时就见有群同学跟在一个满脸蛛网般的细琐皱纹，所剩不多的花白头发在脑后扎着辫子的老太婆，起哄地喊叫：“大格格！格格大！”那格格的生命穿越过几次社会巨变，还顽强地存在，但是她那前门在这“条”后门在那“条”的格格府，里面的软件凡值点钱的全变卖光了，硬件陆续出租给别人，但到后来完全没有钱维修，租户要么搬离，要么绝不再付房租，于是，格格便将整个院落交给了新政权的房管所，自己只保留三间北房，享受永远免房租的待遇，房管所将大院近百间房屋加以不同程度的修整，按方位优劣面积大小以不同价位出租给住户，这就解决了不少一般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但是那时候就有只交纳得起最低廉租金的底层人士，选择了原格格府大门的门洞居住。于是在同一条胡同里，也就呈现了从地位最高生活最富裕，到中产小康，到比较清寒，直至相当贫困的人士并存的社会生态。
1954年，我正上中学，放学后，就背着书包，跑着跳着，随同学去那些“条”里玩耍。那些同学有的并不是同班的，只因一块儿玩得好，有的就会把我带进他家住的院里，记得一位同学是某首长的小儿子，他家客厅里摆着一圈苏联式样的沙发，大得吓人，全罩着灰黄色卡其布的套子，坐上去并不怎么柔软，但是能让我产生特殊的快感，就是那样的沙发以前只在苏联电影里看到，记得斯大林坐的就是那样式的沙发。他会拿些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包着花花绿绿糖纸的大块硬糖请我们吃。他家有从苏联弄来的幻灯机，能放映一些那时候中国未必译制过的根据电影制成的幻灯片，记得有一部是《雾海孤帆》，幻灯片上有俄文字幕，他请了好几个同学去看，虽然学校里教俄文，大家只会些简单的俄语，看不懂，就瞎猜，这过程里有的就抬上了杠，最后主人赌气停止了放映，大家不欢而散。还去过另一“条”里另一家，是个小四合院，砖雕影壁边栽了棵三季都挂满红叶的鸡爪枫，留下的印象至今如在眼前。他家的客厅里的沙发，跟后来看到的话剧《雷雨》布景里的很相似，与那种苏联式沙发的情调完全不同，那同学的母亲那时候穿着暗绿的旗袍，头发上又箍一根颜色一样的缎带，端出一碟北京的小点心——酥八件招待我，同学就拿出一个有中英文对照的漂亮画册给我看，上面画的说的是耶稣诞生在马槽等等，他们全家都是基督教徒，我听过他妈妈弹钢琴，他和他姐姐合唱圣诗。
但是，后来跟我玩得更好的，是另一个外班同学，他虽然跟我同届，却比我足足大了四岁。
我跟他交往是由于一个偶然事件。我那时背着书包跑动，总发出一阵咣啷咣啷的脆响，那是因为，我中午带饭，用的是一个美制饭盒，1947年前后，国民党统治区有不少所谓“美军剩余物资”流入市场，一些中国市民也就购买来使用，那种军用不锈钢饭盒就是其中一种，扁圆形，当中有个凹槽，一个长手柄用完后正好翻过来将盖子扣住，因为吃完午饭以后里面有把不锈钢勺子，所以搁在书包里一颠动，就咣啷咣啷发响。那天我跟几个同学在某“条”某宅门外的上马石上拍“洋画”，玩完了我背起书包要回家，又咣啷咣啷响起来，这时忽然就有一个比我高一头的家伙从旁揪住了我，我虽然没跟他来往过，却知道他绰号“鼻毛”，他鼻子很大，鼻孔特别宽，里面确实长满黑毛，他那时已经不上学，整天在胡同里鬼混，他把我揪得一趔趄，跟我吼：“把你那咣啷咣啷给我！”我试图挣脱他，跟他说：“那是我带饭的饭盒，不能给你。”显然他注意我那饭盒已经很久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在比如说拍洋画的间隙，取出饭盒吃剩下的东西。他就把我的书包硬抢过去，把里头的东西全倒在地下，那饭盒也就咣啷咣啷落到地上。他命令我：“把饭盒捡起来给我！”那一刻，我是遇到了生命中此前没遭遇过的严重危机。
正在这时候，救我的人来了。我知道他绰号“大乔锛儿”，那天他光着膀子，一身结实的腱子肉，他也不说什么，走到“鼻毛”跟前，伸手就一拳头，把“鼻毛”打翻在地。“鼻毛”跳起来，乱骂，冲过去跟他拼命，他从容应战，显然，“鼻毛”只有横劲，并没什么真功夫，而“大乔锛儿”显然跟什么师傅学过。赶过来围观的一群孩子们形成一个直径忽长忽短的圆圈，喊什么的都有，只觉得眼花缭乱，忽然“大乔锛儿”已经将“鼻毛”点穴擒住，“鼻毛”叫疼求饶，“大乔锛儿”就命令他把我的书包重新装好，“鼻毛”满口答应，可是“大乔锛儿”一松手，“鼻毛”就冲出围观圈，一溜烟地跑了，我自己早把书包装好，“大乔锛儿”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还来这块儿玩，有我，谁也不能欺负你！”
“大乔锛儿”一家，就住在那个原格格府的门洞改造成的屋子里。他父亲原是拉排子车（一种人力运货的大板车）的，后来成为蹬平板三轮的，给人运货挣点“脚钱”，他母亲眉眼有些像那时候风靡一时的电影《祖国的花朵》里的那个老师，也就是电影演员张圆，但是头发总蓬乱着，常听见她在屋门外的大槐树下扯着嗓门喊“大乔锛儿”的弟弟们回家吃饭，那嗓音却绝不像电影里的张圆，非常地粗犷而且沙哑，还常口吐脏话，虽然听多了能够明白，那是她对家人示爱的一种方式。“大乔锛儿”除了三个弟弟，还有一个比弟弟们大的妹妹。跟“大乔锛儿”交往后，他从未请我进过他们那个门洞，我曾琢磨过，就算格格府的门洞比较大，他家六口人，可怎么住得下呢？
“大乔锛儿”这绰号究竟什么意思、怎么来的，我始终没问过，那时候同学间取绰号，有的能说出由头，有的实在无厘头，不必深究。但我很快就发现，不仅胡同里的孩子们，就是部分大人，一提起“大乔锛儿”，总有种敬畏感，据说更有人背地后称他是“镇十二条”，当然不是指他只能镇住东四十二条这一条胡同，表达的意思是从东四头条一直到东四十二条，青少年打架，没人能打得过他。当然，从学校里的某些老师，到派出所的民警，都对他非常警惕，他有流氓嫌疑。但是，后来被派出所薅进去的，是“鼻毛”，“大乔锛儿”除了有时打架，并没有“鼻毛”那些偷盗抢劫、猥亵妇女的行径，而他每次打架，细究根源，都有抱打不平的因素，虽然也被民警训诫过，倒没有什么非得把他拘起来的事由。
“大乔锛儿”爱到什刹海去游泳，那地方离他住的门洞，以及我住的钱粮胡同，说近不是太近，说远也没远到哪里去，有时候，我会陪他去什刹海，我不敢下水，他跳进去游，我给他看衣服。头一回，他在水里游着，忽然龇牙咧嘴，叫喊：“水草绊脚啦！”扑腾一阵，把我吓个半死，结果他又忽然往上一蹿，哈哈大笑，原来是故意逗我，后来他再来这一套，我就双脚蹦着喊：“沉吧沉吧沉吧！”
入秋，“大乔锛儿”在星期天，常会拉着一个小轱辘车，去东直门外农民砍过的白菜地里，给家里拾地里剩下的白菜帮子，有时还挖出菜根来，都装到小车里，拉回他们那个门洞。我陪他去过几次。很惊异于那样的东西他们家也煮来吃。熟了，我就不叫他“大乔锛儿”了，就叫他乔哥。我那时候就喜欢读小说，到1956年初中毕业前，我已经读了许多西方名著的中译本。乔哥知道我读得多，就让我讲些给他听。常常是，在东直门外的菜地旁、护城河边的树荫下，我把新看完的小说讲给他听。记得我讲过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那部小说充满悬念，情节发展常出人意料，我讲得也很有技巧，该简化的简化，记不清的地方就瞎连缀，他听得津津有味，一次讲不完，分几次讲，他后来承认，其实他们家存的菜帮子已经不少，本来不用再去捡了，只是为了听《市长》，他积极得让他妈妈惊奇，连连拉着小骨碌车往城外去。我讲了那个市长当年落魄时喝醉了酒，把自己老婆和女儿卖给了一位海员，多年过去，母亲带着女儿找回来了，原来海员的船一去不返，市长发现自己的老婆女儿找回来了，市民们没发现，就装出爱上了外地女子，向原来老婆求婚，这样一家三口又获得了幸福，但是好景不长，老婆得病死了，临死留下一封信，嘱咐他一定要等到女儿结婚那天，再拆开来看，谁知市长是个急脾气，丧事一办完立刻拆看了，呀，信上说的是，那女儿并非跟他生的，当年的那个早得病死了，这个是跟海员生的！看过信以后，他对那女儿态度大变，那女儿觉得奇怪，偏那女儿爱上了市长的竞争对手，他痛心疾首，当他在悔恨心情中打算跟女儿和好时，忽然那女儿的亲生父亲出现了，原来那海员虽遇难却并未死……乔哥听完整个故事，这样说：“好听！不过，全是瞎编，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巧事？你就学着瞎JB编吧！”
我跟乔哥的密切交往随着初中毕业而结束。我考上的高中在另一方向，难得再去那十几个“条”里转悠。乔哥没有再上学，他到东郊一座国营大工厂当了工人。
后来是“大跃进”时期，胡同里也垒起土高炉，家家户户捐锅搜铁，炼起了钢，说是要赶上英国超过美国。再后来物资匮乏，凭票证购买东西。我和许多人一样，变得奇瘦，偶尔想起乔哥，他那么个大食量的人，还能保持住饱满的胸肌吗？怕也成了麻杆儿了。再后来供应稍有好转，我在什刹海边看到有人野泳，乍看以为是乔哥，细观不是。于是到了1966年的夏天。我偶尔路过东四某“条”，发现胡同里撂着抄家扔出来的东西，分明是苏联式的沙发，已经被暴雨淋得惨不忍睹，不由想到那家人的幻灯机和《雾海孤帆》等幻灯片，大概都被砸了烧了吧？至于人呢，我已经看到街上贴出的打倒某某的大标语，他那小儿子，我当年的同学，该怎么跟他划清界限呢？又经过某“条”，有个当地“红卫兵”举办的“破四旧”展览，展出的罪物里，有暗绿色的旗袍、砸裂盖子的钢琴，和我曾经翻看过的中英文对照的画册……
大约是1967年夏天，我路过久违的有门洞屋的那一“条”，正想着，会不会有乔哥走出来呢？却惊讶地发现，出来的是一个憔悴的老头，他家本是住在那胡同里的一个规整的四合院里的，因为是资本家，所以把他家轰进了那个门洞屋。
我走出那条胡同，不承想那边来了个骑自行车的人，离好几米就叫着我的名字，定睛一看，竟是乔哥，还是非常健壮，他那自行车后座上，横坐着一位妇女，怀里抱着个孩子。这次邂逅，乔哥非常兴奋，跳下车给我介绍他的媳妇，问我：“你呢？孩子几岁了？”我没答言，他猜出答案，又问：“有对象吗？哥给你介绍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我高兴不起来，讪讪的，想寒暄完就离开。乔哥却不放过我，把我带到他家。原来1966年下半年，胡同的居住生态又有一次大变化。若干原来由一家人居住的四合院，全住进了别的人家。政治身份不好的，有的干脆被轰回了老家，有的就像那个资本家，给轰到了门洞屋里，街道居委会的造反派，将胡同里的居住空间进行了再分配，分配的原则完全依照阶级成分，乔哥一家属于城市贫民成分最好，因此搬进了某“条”里的一个四合院，而且住上了三间北房。其实乔哥自打到东郊工厂当工人，就一直住在厂里宿舍，先住集体宿舍，娶妻生子以后，筒子楼里有间小屋，只是偶尔回家看看，现在家里住房条件大改善，心情非常怡悦，家里也有了可以住下的空间，就频繁地回家来团聚。乔大妈一见我，就拍下巴掌，大声叫出我的名字，她刚蒸好一条“懒龙”，就是用面裹上东西，盘在蒸锅里好几圈，蒸好了切成一段段的分食，那天她蒸的“懒龙”里没有肉，只有猪油拌过的茴香，递一块让我趁热吃，我在两只手里倒腾几次，不那么烫了，再吃，觉得非常可口。乔大妈又端着盘子，给东、西、南几家送去自己的“懒龙”请品尝。乔哥对我说：“这院原是东屋那家的，两口子都是什么研究所的，说是自己攒钱买的。你想，劳动人民攒得起那么多钱吗？臭知识分子，三四口人住这么个院子，也好意思！”他刚说到这儿，大妈拿着空盘子回来了，数落他：“人家并不是反革命，在他们那个什么所，也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院子确实是人家用历年工资攒下来买的，咱们住进来，人家也没哼一声儿，干什么还糟贬人家？”我说有事，告别，乔哥把我送到院门外，我悄声跟他说：“我现在是中学教师，属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也属于‘臭’的范畴，还执行过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好像没有想到过，有些吃惊，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那你就好好地改造思想吧！”正说着，他父亲蹬着三轮过来了，车上是两个新的大板箱。他提醒他爸我是当年同学，他爸毫无印象，对我了无兴趣，只跟他商量如何给他妹妹和大弟弟准备到农村插队的东西。
1968年，我所在的学校进驻了“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所派驻的人员，正来自东郊的国营大厂。后来跟“工宣队”的某几位比较熟了，就道出乔哥的大名，说中学时同届不同班，问他们认不认识？他们就说，那能不知道？是比他们那个厂还要大的厂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他们都听过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口才可好哩！我就暗中掂掇：倘若乔哥率队来我们学校，他会格外关照我吗？又忽然想起，“鼻毛”现在怎么样呢？在流逝的岁月里，我们这些胡同里玩大的孩子们，又将经历些什么世道变化、荣辱浮沉？
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晚北京也塌了些房。人们搭起“防震棚”，作为临时居所。我去东四某“条”看望一位同事，与乔大妈邂逅，他们住在同一片“防震棚里”。乔大妈那么多年以后还是一见就能叫出我的名字。她告诉我，乔哥的二弟三弟也“上山下乡”，不过不是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而是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去了。而乔大爷，她老伴，前几年得肺气肿过世了。跟她住在“防震棚”里的那七八岁的孩子，是乔哥的儿子，她的孙子。她说乔哥媳妇后来又生了个闺女，跟他们在厂里住，厂里也搭“防震棚”，但是乔哥他们不去住，就还在那筒子楼里照睡不误，“我们‘大乔锛儿’命硬，他什么都不怕！可惜你来晚一步，他下午给我送菜来了，刚骑车走人。我今儿个还是蒸的‘懒龙’，你吃了再走！”我感谢她的热心肠，告别后，我想，“大乔锛儿”，听来生疏了，他会偶尔想起我来么？
1979年起，到1982年，是不是可以称为“落实政策的岁月”？又在那些“条”里走动，那个曾放映过《雾海孤帆》幻灯片的院落，曾又住进过“四人帮”的某“干将”，他被赶出去了，又成了新时期某领导干部的住宅，不知道这位干部家有没有上中学的孩子，是否也好客，会邀请同学进入那神秘的空间？那个被赶到门洞居住的资本家，又搬回了他原来的院子；乔哥家搬进的那个院子，也终于物归原主，当年由居委会造反派安排，强行入住的各家，房管所分别作了安置，乔大妈和她的儿孙，被安置到“条”外建造的一种简易楼里居住，面积比当年的门洞大许多，没有厅，但是有两间屋子，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厕所是“死闷子”，关上门必须开灯，上头有个达于屋顶的通气孔，里面是“亚洲式蹲坑”，但能冲水，蹲坑对面勉强能放下个洗衣机，至于洗澡，那就只能去澡堂子，要么在家里用大澡盆凑合。他家当年住的那个门洞，连同左右的空间，都被腾空，准备着恢复当年格格府的面貌，里面原来开设的街道工厂，也都迁出，格格已经去世，被落实政策的不是人而是府第，据说要成为一处文物保护单位。那个信基督教的同学，他家的院子也归还了，后来全家移民到了澳大利亚。胡同里的生存空间又一次进行了洗牌。不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于是，胡同里的大多数院落，还是成为了杂居院。那些从胡同里出发，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到胡同，许多这种“知青”的家庭，立刻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就是房子不够住。即如乔哥家，一家伙妹妹和三个弟弟全回来了，顿时感到拥挤度不比门洞轻松。比较起来，他家还算好的，有的杂居院里，开始叫做搭建“小厨房”，后来其实盖出的空间并非行使厨房的功能，而是居住，乃至婚房的功能，那几年以后，许多胡同院落进入大门后，只剩下通向院里最后一层住房的通道，仅能容下两个推自行车的人谨慎交错而过。在胡同私搭小屋的空间扩展过程里，许多原来和睦的邻居因一尺半尺的延伸而引发出纠纷，反目还是小事，有的竟闹出人命。我亲爱的北京胡同啊，如东四头条至东四六条，在元代就基本形成了，胡同里的那些国槐，有的已经需要两人才能合抱，入夏浓荫蔽日，蝉声如歌，多少生命在这些空间里歌哭闪灭，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熟悉的那些人士，你们还将演出些什么人生戏剧？
最诡谲的戏剧果然上演了。那是1986年，忽然，有个台湾来的男子，由某机构的人士陪着，找到东四某“条”的居委会，居委会的干部乍见他，口中不由呐出：“这不是‘大乔锛儿’吗？！”他当然不是“大乔锛儿”，他也不姓乔，但是，他却实实在在是“大乔锛儿”的亲哥哥！
原来，他的父亲，是居住在东四某“条”大宅院的少爷，跟丫头偷食了“禁果”，先生下他，又生下“大乔锛儿”，兄弟两个，只差两岁，他生在1936年，“大乔锛儿”生在1938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父亲随他爷爷奶奶一大家子南下，后来辗转到了重庆，离京时，抱走了他，却将他生母和弟弟，赶出了家门。这是不是很像曹禺的《雷雨》里所写的周朴园和鲁侍萍的情形？但是后来“大乔锛儿”他妈嫁给了拉排子车的憨厚人，而不是《雷雨》里鲁贵那样的烂人。“大乔锛儿”和他哥哥的生父后来在重庆当了一个小官，正式娶了一个太太，生育了一女二子。他们的祖父母相继亡故。1945年抗战胜利，他们的父亲从科长升为了处长，迁到南京。1949年，“大乔锛儿”的哥哥和弟妹随父亲到了台湾。父亲后来的仕途并不腾达，辞官经商，也并不怎么成功。在台湾，父亲娶的头一个妻子得病死了，后来又娶了第二个妻子，是个说闽南话的妇女，又生育了一子二女。但是第二任妻子是结过婚丧偶的，嫁他们父亲时，带来了一女一子。“大乔锛儿”哥哥原以为自己乃父亲第一个妻子所生，但是，万没想到父亲病重弥留时告诉他，他另有生母，姓甚名谁，而且，更还有一个比他小两岁的亲弟弟。于是，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他就转道日本，来至北京，到达他落生的那个空间，寻觅他的生母和胞弟。居委会的干部很快就将他带到了乔大妈眼前，他喊了声“亲妈”，就跪在生母面前，抱膝痛哭。乔大妈倒还镇定，只默默地落泪，那一年，这个哥哥已经满五十岁，而“大乔锛儿”逼近四十八岁。
那一年，我到杂志社任职，在我一个人的小办公室里，忽然“大乔锛儿”找上门来，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面，而且，坦率地说，我已经将他淡忘，他坐在我对面，立刻把他家发生的这出活剧讲给我听，我不禁感叹：“世上竟有如此的事情！”他淡淡一笑：“记得吗？你跟我讲过，那个英国的什么市长的故事，那时候总觉得故事都是瞎编出来的，现在才知道，瞎编，有时候也编不出来呀，真的事情，比小说里写的，还更让人一个劲地发愣！”他知道我那时候已经因为写小说出了名，就建议我拿他们家的事情编小说。我问：“你见到你哥，激动吗？”他不回答，只问我：“能在你这儿抽烟吗？”我点头，他点燃一支烟，默默吸了好几分钟，这才说：“头回跟他见，只想着他可是打台湾来的，咱们言语行为不能出错。要说激动，那是回我工厂那边自己家以后，老婆孩子睡瓷实了，一个人到窗户边抽烟，胡思乱想的时候。”原来我那些“知青”的弟妹，跟我是同母异父，真是同父同母的，就这么一个亲哥哥啊！我们打扮、作派那么不同，可是，别说外人见了觉得模样雷同，就是我们面对面，也总有照镜子的感觉。又想，若是我小时候人们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儿，那我就属于有海外关系，而且是跟打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有关系，那我还进得到国营带保密性质的大工厂吗？后来还能以‘红五类’自豪吗？我们家还能搬进人家研究员的私家小院，住进那院的北房吗？我妈是不是就得挨斗呢？她挨斗，我保护得了她吗？我是不是也得去斗她，或者跟他一起被斗呢？我能进入工厂的‘革委会’，风光一时吗？……我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人们哪会再有那样的偏见？而且，据我所知，现在有的人，还特羡慕有海外关系，包括有港、台关系的人呢。”他叹口气说：“是呀，都以为外边回来的，比咱们有钱，我们大哥给妈妈家，嫁出去的妹妹家，娶了媳妇另过的大弟弟家，当然还有我们家，都给买了电视机，可是两个还跟妈妈住的弟弟就不满意，说为什么不也给他们买？可以不买，那也该把电视机的钱给他们各一份。大弟弟的媳妇后来又跟妈妈抱怨，说怎么给买的是黑白电视，不买彩色的？又怀疑单给我们家买了彩色的尺寸大的，说大哥偏心……”
后来的很多年里，虽然我时不时会经过东四的那十二个“条”，特别是早已经拓展为大马路的“东四十条”，却再没有遇到过“大乔锛儿”，我们没有保持联系，各自继续着平行线式的人生跋涉。
2005年，忽然“大乔锛儿”通过曲里拐弯的法子，联络上了我，却同时告诉我一个噩耗，就是他的母亲，我唤乔大妈的，前几天病逝，将在东四某“条”的一个宅院里，举行悼念活动，邀请我参加。我如约前往，按地址找到，是一个半旧的三合院，原来，“大乔锛儿”他哥哥经过考证，认为那就是当年他们父亲住过的空间，系他们爷爷家大宅院的一个侧院，便买下了那个院子。逝去的毕竟是他们父亲的第一位夫人，尽管当时没有名分，但毋庸置疑，当时的两个年轻人有着炽烈的爱情，而如父的长兄，毕竟就是这位女子生下来，因此，尊她为“大妈”，理所当然，本着这样的共识，“大乔锛儿”他大哥带来了在台湾，以及从台湾又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的弟妹们，齐聚北京，为这个有着戏剧性经历，而一生并不想演戏的女性，来举行集体的哀思。“大乔锛儿”和他的弟妹们当然也都到场。不算这些人的配偶和后代，光是兄弟姐妹，就有十四个之多，其中有同父同母的，有同父异母的，有同母异父的，有既不同父也不同母但从伦理上来说应是兄弟姐妹关系的，但就“大乔锛儿”和他哥哥而言，那十二个弟妹似乎都跟他们隔了一层，他们长时间并肩拉手，又紧紧含泪拥抱，毕竟他们是同父同母的嫡亲手足啊！那回追思活动他们请来的其他非亲朋友不多，我置身其中，耳边听到既有北京土话、普通话，也有闽南语，甚至英语，感慨万千。
“大乔锛儿”他们工厂早就解体。他“买断工龄”后，跟几个“哥儿们”一起到各处商品楼盘售卖安装分户取暖的设备。有次他们到一处新楼盘的大户型去给人家安装，那一身名牌的主人腆着个肚子，要不看鼻子真认不出来了，可是人家先叫了声“大乔锛儿”，“大乔锛儿”定睛一看，呀，“鼻毛”！也不知这家伙怎么发的！“鼻毛”似乎完全忘记了那年“大乔锛儿”对他的狠揍，对“大乔锛儿”极表友好，收工后，还送给“大乔锛儿”一瓶特供酒。
前两年“大乔锛儿”忽然给我手机发来短信，表示愿意跟我联系。他是怎么打听到我手机号码的呢？疑惑未消，我就给他回拨电话。他告诉我已是“古来稀”的年纪了，但总还不愿意闲着，现在揽了个“瓷器活儿”，就是跟他哥哥合作，向台湾及其他地方的海外人士，推销东四头条至十四条的四合院，当然也包括三合院及不足一院的零散平房。后来我到网络上查阅，那些“条”里的平房，平均价位已经达到一平方米六万多，有的规模比较大的新规整出来的两进带垂花门的四合院，报价是一亿人民币。我估计，“大乔锛儿”和他的哥哥未必自己注册了中介公司，应该是帮正规的中介公司“猎头”，即利用他们的人脉，网猎到有愿望也有财力购买“条”中四合院的海外买主，而从中获取佣金。“大乔锛儿”自己，也在某“条”里，租住了一所小院。
如今的“大乔锛儿”，活动的空间，又跟童年、少年时代一样，集中到那十二“条”胡同里了。当我敲着这篇文章时，常常停下来悬想：依然腰板硬朗胸肌鼓胀的乔哥啊，你此刻在东四第几条？
2012年5月15日 绿叶居
杉板桥无故事
提起成都，我首先想起的是杉板桥。一般说普通话的会把“杉”发音为“山”，但是在成都这个地名要读成“沙板桥”。顾名思义，那里应该曾有座用杉木板搭成的桥。
有人可能会发问了：你在不止一篇文章里说，你出生在成都的育婴堂街，育婴堂就是养生堂，这甚至是你从秦可卿入手，揭秘《红楼梦》的一个私密的心理契机，按说一提起成都，应该首先想起育婴堂街才对哇？那我就要告诉你，母亲在那育婴堂街生下我不久，就把我和兄姊带回安岳县老家躲日本飞机轰炸去了，从此再没到育婴堂街居住过，因此，关于育婴堂街，在我的生命记忆库里，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像，那只不过是个神秘的概念罢了。2006年我64岁时才找到育婴堂街，街名依旧，却完全没有半个世纪前的任何遗痕，怀旧的思绪，也就无可依托。
成都有杜甫草堂，有武侯祠、望江楼、青羊宫……那些空间风景美丽，生发出无数的故事，杉板桥是否风光旖旎、有美丽的传说呢？我四十年前第一次去那里，到前三年去那里，那个空间变化很大，从狭窄的小马路，开拓成了六车道的宽马路，但是，从来不是成都的观光区，我甚至去跟当地的老居民打听过，有没有什么著名的历史事件发生在那里？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追求自由恋爱婚姻的凄美悲剧，或者月夜书生遇到白发长髯的仙人传授秘籍，又或者狐仙狐魅千奇百怪的喜剧、闹剧以杉板桥为背景被世代口头传授过？他们都摇头。
成都东郊的杉板桥，是个没有故事的地方。
然而于我，杉板桥是个亲切的空间。我的二哥二嫂一家，在那里居住逾半个世纪。二哥，在我们家族天伦里，是个枢纽性人物。
我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其写作过程，与钻研《红楼梦》而且开始发表研红文字，是同步进行的。向曹雪芹“偷艺”，我的《四牌楼》，也采取了“真事隐，假语存”的手法，书里的蒋氏家族，出场的诸多人物，大体与我们刘氏家族对应，之所以化刘为蒋，是因为我祖母一系姓蒋，这样地“隐真托假”，心理上觉得不算“离谱”。读过《四牌楼》的一些朋友，乃至我不认识，只是从网上见到反应的读者，多有对其中一些人物留有印象，发出议论的，如定居美国的李黎，她本身也是小说家，前些时还跟我说，从她家书架上取下《四牌楼》，重读其中那段情节：书里的蒋家父母“文革”被抄家，其女儿保存在父母家中的青春期日记，也被抄走，那有着许多青春爱情隐私的文字，竟被抄家的“造反派”逐句检索，看其中是否有“反动言论”，后来“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将那日记发还，那日记主人，被书中“我”称为“阿姐”的，发出凄厉的惨笑……这让李黎感到极为震撼。书中“阿姐”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小哥”也有，他那大学时一起登台唱京剧的好友，“文革”中不堪凌辱，最后在武汉长江大桥跳江，“小哥”悲痛欲绝……有网友称读了那一段“心潮难平”。书中“我”和那“蓝夜叉”的故事，被法国汉学家戴鹤白选出译成了法文出了单行本，也是很富故事性的。但书里所写的“二哥”，艺术形象相比较却是苍白的，无故事，太平淡，而这个书里角色的原型，就是我家实际存在的二哥。
二哥无故事。
难道，文字，只是用来铺陈故事的吗？难道，阅读，只是为了获得跌宕起伏的情节快感吗？在《你在东四第几条？》那篇里，我讲述了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带有传奇性的经历，那么，在这篇里，我要写的不是悬念，不是奇突，而是那些至今温暖着我的生命的普通与平淡，那一种琐屑而重复着的生存常态，那是最值得珍惜，最应该延续的啊！
我马上忍不住要写出水豆豉的气息。许多人熟悉那种黑色的完全固态的豆豉，而不知道什么是水豆豉。那是成都人喜欢的一种食品，它是金黄色的，以黄豆为原料煮透发酵制成，成品的水豆豉大都已裂分为单瓣，在滑润的浆液里，伴随着比豆豉瓣小许多的辣椒片、蒜渣，发散出一种特殊的味道。热带水果里不是有榴莲吗？有人形容它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却香甜无比；那么我要说，水豆豉的气息有人会觉得不雅，但若喂一勺到他嘴里，多半在咀嚼吞咽后，要求再多吃几勺。水豆豉在我的童年时代，母亲制作出一大罐，我们会当作类似果酱一样的零食吃，当然，用水豆豉拌米饭、佐面条，也很合适，有时候就不必再准备别的菜来下饭了。
1971年暑假，我和怀孕的妻子，很艰难地从北京来到成都，为的是再从成都，去往安岳县看望被遣散到那里的父母。二哥家是我们在成都的唯一落脚点。二哥二嫂在1968年结婚，二嫂所在的抗菌素工业研究所早在1965年就从上海迁到了成都，选址就在杉板桥。二哥原在北京轻工业设计院，为了避免两地分居，就调到成都进入二嫂他们那个所工作，开始连独立的宿舍都没有，后来终于分到了简易楼里一个小小的单元，他们就在那里生儿育女。记得那宿舍虽然属于杉板桥地区，却还有一个更小的地名，是麻石桥，印象里1971年的时候，那里确乎有条小河，河上确实有用麻石，即粗糙的石料，铺砌的一个简易的桥梁，也问过，更没有故事，那河下的水，蜿蜒地流淌，再往东，就是杉板桥，再往下游，可能就是跳蹬河，最后是否流进了锦江？锦江就有故事了，至少锦江饭店有故事，但那就跟我要回忆的空间没有关系了。
1971年暑假的成都行，说实在的，在二哥二嫂他们那个小小的空间以外，感受到的只是混乱、惊恐、闷热、不便，但是，当我们从破旧阴暗的火车站，转乘几趟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终于找到杉板桥街口的麻石桥，进入他们居住的宿舍区时，心里不那么发紧了，记得当时街边栽种着梧桐树，路边有泛着腐臭气息的小水沟，沿着沟边匍匐着妻子不认得，而我能在昏暗的光线下辨认出是藤藤菜（现在多称空心菜），那应该是当地农民种的；我们按着楼号门牌，找到了二哥家，二哥把我们迎进屋，立即就有水豆豉的气息袭来，对我来说，无比亲切，对我妻子来说，后来她跟我坦白，颇感刺鼻。那时供电不足，电压不稳定，有时还会停电，二哥他们屋里光线很晦暗，但是跟着就响起二嫂亲热的招呼声，她从厨房捧出一大钵水豆豉，说是专为我们制作的，自家还没有吃，先让我们尝新。那时他们的女儿才三岁，儿子则刚满百日不久，还在襁褓里不时啼哭。他们当时那个红砖砌的简易楼，显得单薄、粗糙，但是分给他们的毕竟有两个居室，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我们在那里安顿下来，觉得不啻是一种享受。也确实是享受，伴随着水豆豉刺激起的食欲，我连吃两碗饭，妻子也很快接受了那闻起来怪怪的成都食品。而水豆豉里所包含的，是浓酽的亲情。正是这种亲情，支撑着我们这个家族的成员，穿越了那些充满狂热、躁动、仇恨、暴力的岁月。
二哥是维系家族亲情的关键人物。
父亲所在的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经过惨烈的武斗以后，近乎解体，教职员工后来一律用闷罐子车运到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又在那里进行了梳篦刮头似的“清理阶级队伍”，父亲被批斗，最后也实在给他戴不上什么敌我矛盾的帽子，就保留他的工资待遇（那倒不低，他是行政12级，据说13级以上就都算“高干”呢），将他遣返回原籍安岳，还不是在县城里面，是在一个僻远的镇子上。递解他的人员，带着父亲和母亲到了成都，允许二哥跟他们见面，二哥就提出来跟着他们到那个镇子去，帮助年过花甲的父母安家。到了安岳县城，二哥就跟递解人员说，母亲当年，在安岳温家巷购有一个小院，如今里面住的几家非亲即友，应该可以腾出两间屋子给他们使用，这样比安插到交通更其不便的镇子上，生活总归方便一点，经过二哥的努力，递解人员和安岳县方面也就同意我们父母就留在温家巷居住。二哥重亲情，孝顺父母，善待弟妹，他特别继承了母亲的那份温和、沉静的性格，他出面办事，因为总是绝不冲动，能够以柔克刚，也就往往能将事情按尽量好的方面去发展、落实。
父母在安岳温家巷住下后，倍感寂寞，尤其父亲，对现实不理解，又无处无人可以一起讨论，镇日郁郁不乐，母亲毕竟还要张罗每日三餐，倒显得生活还算充实。因此，1974年，我又从北京经由成都去往安岳看望二老，那时除了妻子，还有两岁多的儿子随行。记得那年从成都开往安岳的长途汽车，还是带“大鼻子”的那种，现在某些表现旧时代的影视里，会出现那种老式的木窗框汽车。那时候多数人都有营养不良的问题，瘦子多胖子少，但掌握“听诊器、方向盘”的人士还是比较吃香的，那天开车往安岳的司机就比一车人都胖，上车的纷纷给他送些东西，我坐在他旁边，也送了他两个北京带来的苹果，他接过去也不说“谢谢”；那时候汽车上的窗玻璃差不多都砸碎了，方向盘上头吊着个木牌，上头写着“禁止吸烟”，但那司机开车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斗衔在嘴里，点燃，车子上路后，不断地吞云吐雾；我想到自己一家三口都在车上，不免有些担忧，特别是车子开上盘山道时，整个车体嘎啦嘎啦响，我逮个机会问司机：“师傅，这路好险，不会出问题吧？”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啷个不出问题？前天还翻下一车人去！”他用烟斗一指，哇，右边悬崖下，那翻下解体的车身还在那里被骄阳晒着……探望完父母，又到二哥家小住几日，把种种见闻讲给他，也包括那司机的表现，二哥说：“倒是个很好的素材，如果拍电影，这个细节可以用上。”我又告诉他，在安岳县城，我去理发馆理发，那里有怎样的一种风扇呢？就是用许多把葵扇，缝合成一面墙那么大的一个扇体，然后以滑轮、绳索，连到理发椅背后的椅子腿旁，理发师傅一边给人理发，一边可以用脚踩动机关，使那一面墙的大扇子扇出凉风……二哥就说：“怎么没有电影导演运用这个场景呢？太有味道了啊！”
二哥自己无故事，但是他知道许多故事，特别是电影故事。他这一辈子有个始终未能实现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电影导演。他的童年时期，父亲在广西梧州海关当职员，每个周末，必带大哥和他去电影院看电影，大哥淘气，另有爱好，往往还借故不去，二哥是忠实的小观众，管是什么电影，都看得津津有味。他记得那时期看到过许多卓别林、基顿演的美国无声片，还有最早一版的《金刚》，国产片里，父亲喜欢胡蝶，凡她演的电影必带二哥去看，胡蝶在《姊妹花》里一人分饰贫富迥异的姐妹二人，那时二哥虽小，也过目不忘。梧州时期的电影，全是无声片，后来父亲调任重庆海关，全家随往，先是住在城里，周末就带子女看电影，那时有声片取代了无声片，而且美国电影很多，没有配音译制，是在银幕一侧，竖立一道窄幕，用幻灯打出竖写的自右往左换行的中文对话，据说请来翻译的，是些大学里的教授，译得一般都比较准确，但有时不免失之于文诌诌，如“君试思之，此举毋乃孟浪乎？”美国好莱坞那一时期拍出的电影，凡运到重庆放映的，二哥几乎全都看过，如今还能一一道出片名、情节及那些当年的明星名字。再后来，就进入抗战时期，头两年，全家还在重庆，电影看得少了，那时候会去看一个长江歌舞团的演出，那个歌舞团是模仿上海的明月歌舞团的，团员多为小女孩，穿短裙、长筒袜，留“妹妹头”，再扎个大蝴蝶结，一群出来，右手搭别人左肩，左腿一齐朝右踢出去，咿咿呀呀地唱什么“我听得人家说，说什么？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但也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或“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内外是家乡”，更有《义勇军进行曲》和“我们在太行山上”，那时候国共合作，一般庶民不觉得国共的词曲作者有多大区别，反正唱抗日的歌曲就都很兴奋，二哥曾有一册歌本叫《叱咤风云录》，每首都是抗战主题，他首首都唱过。再后来，进入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父亲坚守重庆，母亲带着孩子们先到成都再到安岳乡下躲避日机轰炸，自然也就无电影演出可看了。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子女回到重庆与父亲团聚，这时家从城里搬到了南岸狮子山，也就是我在《雾锁南岸》里写的那处空间。那时虽然大哥、二哥、小哥、阿姐因学业及其他原因不常在南岸家中住，但一旦放假聚齐，一家人还是有许多的文娱活动，如全家进城去看上海迁渝的厉家班的京剧演出，去看电影，如战后好评如潮的国产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也有时候就在南岸家里，父亲、二哥轮流操琴，小哥唱梅派青衣《生死恨》的唱段，阿姐则仿孟小冬唱“八月十五月光明呀呃哦……”我那时会在大人们膝下胡乱比划。
是的，我家属于小资产阶级，家里充溢着如此这般的小资情调。这一阶级的文艺家和作品，以我的见识，早的，如苏曼殊、李叔同，稍晚的，如王鲁彦、丰子恺，瞎子阿炳就经济状况应该算无产阶级吧，但他那曲《二泉映月》，跟李叔同填词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跟丰子恺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那情调，都是相通的，就是虽然拒恶，但“不以暴力抗恶”，而只是痴痴地坚守良知、良心、良能、良善，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有过电影《天伦》，有过《天伦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伦理道德境界，用现代白话来说，就是“把对个人的爱推及于人类”。那《天伦歌》以柔曼的曲调唱出：“白云悠悠，江水东流……浩浩江水，霭霭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
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调，是脆弱的，特别是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型的时期，常为主流挤压排斥、强行改造，自身也容易因外界诱因而父子反目、兄弟阋墙，或因政治而决裂，或因财产而分崩。我家作为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社会细胞，却能穿越百年的社会震荡，难得地维系着温情，未见癌变，确属不易。而二哥，是坚守传统孝悌之道的典范。阿姐早年在哈尔滨东北农学院上学，读完本科又读研究生，二哥当时在吉林开山屯造纸厂，先是技术员，后来是车间主任、工程师，薪水并不高，却坚持月月给阿姐汇去生活费。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社会开始转型，我在1977年因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而出了名，进入1978年，就在这全家都能好起来的情势下，大哥先在广州因癌症不治逝世，父亲不久又突发脑溢血在安岳溘然撒手人寰，大悲痛袭来，我却未能赶回安岳治丧，小哥和阿姐也未能去，只有二哥，从成都匆匆赶往安岳，操办父亲后事，将母亲接到成都赡养。后来他又只身将父亲骨灰带回刘家可追溯的最早祖居地，龙台场高石梯，起坟安葬。后来小哥又从湖南设法调到成都一所大学任教，与二哥汇齐在成都。母亲辗转在北京我家、阿姐家和成都小哥家居住过，最后还是回到二哥家。母亲去世，二哥依然是操办后事的主力。父母留下的现金，以及尊母嘱将安岳老房卖掉后所获，加在一起，二哥跟小哥、阿姐、我均分，我们弟妹全表示二哥二嫂应多分一些，最后二哥也就略多分了点。没了父母，没了大哥，二哥也就是长兄了，所谓“长兄如父”，一点不假。2008年，小哥在医院动一个大手术，出了医疗事故，本来不该就走的，却在术后出现心力衰竭，他在临终前一直念叨：“我要见哥哥，我二哥……”他老伴非常理解，见二哥就等于见父母，跟家族告别，二哥赶到他床前，握住他手，他含笑仙去。2011年二哥二嫂来北京跟我和阿姐欢聚，我的一个表姐和她的两个女儿也来了，大家议论中都不尽感叹：现在的“80后”、“90后”，还懂得手足情么？电视上报纸上，那些一家人为争房产、争拆迁款，甚至只是争公租房的承租权，而撕破脸、斩亲情的报道，看下来真不禁要感叹人伦浇漓，还有多少人记得并看重“天伦笃睦”的古训呢？我家二哥无故事，然而如此这般无故事，而只是默默、殷殷地维系着天伦心线的二哥，对于当下的社会来说，不是越多越好吗？
二哥的一生，应该说还是顺遂的。他英语自学成材，而且以造纸专业为核心，幅射出去的相关化工医药类学科知识，都能很快融通把握，因此，在“文革”后期，那时候四川已经进口美国的化肥生产设备，既能听说英语又能把握相关技术知识的人才实在难找，相关部门发现了他，就借去与美国来的工程师合作，既当翻译，也参与专业讨论。改革开放以后，所里多次派他出国参加抗菌素的国际研讨会，退休后，他被多家药厂聘为顾问，在向美国出口药坯等项外贸交易中，如何通过美国的FDA申请、检查，获得批准，二哥成了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他多次去往美国、意大利、法国，最羡慕他的，是还去过南美，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山，以那著名的伸臂构成十字的耶稣雕像为背景拍的照片，一直陈列在我的书橱里，看见时我总为他高兴。尽管他有自己的专业，退而不休，但他心底里对电影的爱好，仍是那么强烈。“文革”前他就精读了乔治·萨杜尔的《电影艺术史》，也曾购买过最早一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改革开放后，更购买阅读了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和更多的电影历史、理论书籍。
二哥1950年至1960年一直在偏远的开山屯造纸厂，厂区有个电影院，他当时还担任工会的文娱干事，电影院归工会管，他学会了放映，那十年里所有在那个电影院里放映过的电影，国产片，苏联片，东欧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片子，以及其他国家的片子，他一部不漏全看过。1960年他调到北京，到1966年上半年，我们兄弟二人每逢周末总要一起活动，或逛公园，或看电影和剧场演出。聊电影，成了我们体现兄弟情深的一大方式，其乐无穷。即使在“文革”文化专制最严厉的岁月，在我探亲来到成都杉板桥时，在他家那小小的空间里，吃完水豆豉，我们还是要聊电影。我们不管《五·一六》通知里怎么下的断语，对国产电影，觉得好的依然叫好，比如《青春之歌》的段落节奏，《小兵张嘎》的黑白画面的唯美追求，《聂耳》里黄宗英演一女配角的功力……对于译制片我们也有共同的评价，比如《牛虻》里上官云珠为琼玛的配音，《白痴》里张瑞芳为娜斯塔霞的配音，都堪称绝。我们会议论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早期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和晚期绝响《她在黑暗中》，会议论到印度电影《流浪者》、东德电影《马门教授》、保加利亚电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法国电影《没有留下地址》、英国电影《哈姆雷特》（劳伦斯·奥利维主演，孙道临配音）……听到我们兄弟二人在那边津津乐道，二嫂和我妻子一旁不免侧目，担心我们犯政治错误，其实我们兄弟二人绝非政治动物，我们对电影的评价全在自己的艺术直觉，全凭良知良能，比如那时候《北国江南》被批判，有的人是“凡被批判的一定要暗中叫好”，我们却直到改革开放此片被平反以后，仍觉得是部失败之作；苏联解体后，我们并不以为以前所看到的表现苏联现实生活的影片都该弃之如敝屣，像《生活的一课》《没有说完的故事》《雁南飞》《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还应该算是上乘之作。回顾这些杉板桥小空间里的“电影龙门阵”，我就越发感觉，我那成名作《班主任》的诞生，二哥也有一份功劳，《班主任》通过青少年阅读的心态勾勒，对“文革”斩断了当下一代与之前的四种文学（《牛虻》所代表的外国文学、《辛稼轩词选》所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茅盾文集》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青春之歌》所代表的1949年以后至1965年的当代文学）的联系，深表痛心，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这创作心理的积淀，也包括着我与二哥在那昏暗岁月昏暗空间里，对外国电影、中国早期电影、中国1949年以后电影的不能全盘舍弃的情愫。
改革开放以后，先是录像带，后来是光盘，大大丰富了人们的观影视野。二哥因药品出口到美国出差，他不仅胜任专业英语，更能用英语与美方人士聊电影，他对好莱坞从早期到二战后影片、导演、影星的熟悉，令美方人士大为惊叹：“你比我们一般美国人知道得还多！”十年前，在中国还买不到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的光盘，在美国，那样的无声片光盘也绝非到处可得，他却踏破铁鞋地寻觅，后来终于得到，回到杉板桥家中，放映来看，觉得是人生之大乐。20世纪80年代，所里新盖出宿舍，二哥家从马路这边，迁到马路那边，仍是杉板桥，楼区大多了，也有了绿地、彩亭，分到的单元也大了，到90年代，所里又盖出高资楼，二哥二嫂均为所里资深专家，分到了更好的单元，又迁居一次，这次的单元有两个卫生间，起居室连餐厅有四十平方米，二哥先是置备了最大尺寸的背投式彩电，最近又置换成最大尺寸的液晶彩电，主要不是用来看电视节目，而是用来放映电影光盘。2012年美国奥斯卡的获奖片里，《艺术家》是向无声片致敬的，《雨果》实际上是法国电影艺术开拓者梅里爱的传记片，二哥看完跟我煲电话粥，聊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后最早的《火车进站》《园丁浇水》，到梅里爱固定机位拍摄的《月界旅行》，到爱森斯坦娴熟运用蒙太奇的《战舰波将金号》，到杜甫仁科的诗化电影《海之歌》……一直讨论到科波拉如何从“暴力美学”转型到《雨果》的“童心叙事”。我告诉他手头有《早安，巴比伦》的光碟，是从侧面表现格里菲斯拍摄《党同伐异》的艺术片，成都恐怕难找到，会给他寄去，他高兴地期待着。
成都杉板桥啊，那里有二哥一家，有维系我们家族天伦之乐的关键所在。我珍惜杉板桥。于是乎，仿佛又有一种特殊的气息袭来，啊，那是二哥二嫂在联袂为到达的亲人制作臊子面！小哥在世时，去他们那散心，留饭时做过，我去探望，他们做过，阿姐去，他们做过，表妹们去，也做过……那臊子的制作，用成都话说，十分“婆烦”，买来上好的猪肉馅，要不惮烦地再用刀来回地剁，剁得碎碎的，剁好了，再用植物油炒，需掌握好火候，千万不能糊锅，然后适时地将已剁得极碎的笋尖丁、木耳、香菇、虾米、大头菜、葱花、火腿丁等，拌好了，倒进去，略加翻炒，果断起锅。这样制作出的臊子，拌在面里，可以想象，会形成怎样的美味！手足情，天伦乐，尽在杉板桥二哥家的臊子面的香气中，教我如何不想他！
2012年5月13日 北京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