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要”与行政历练

翰林作为国家的储备人材，为清要之官，在翰林院时读书养望，写写应景文章，属于帮闲性质。毕业后最好的出路，是外放任省乡试考官（多为副主考），顺利的话则再任该省负责文教的学政。对有幸入选的翰林来说，这是一种机遇和锻炼，是从单纯文字匠向行政官转变的开始，既符合其文教优良的特长，又锻炼行政能力，转轨十分自然。当然，对清政府来说，也是对人才的进一步考察。所以翰林是否做过一省乡试考官，涉及其荣誉。李鸿章虽然一生“功业”彪炳，但至死也为未任过此差而遗憾和被人嘲弄。

张之洞在同治六年七月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八月，被简任湖北学政。其间主持湖北乡试。同治九年，任满返京。十年，又回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重过清要生活。同治十二年，出任四川乡试副主考。是年九月，又被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底任满，次年返京，再操京曹生涯，直至光绪七年。

主考、副主考，属于“差事”，虽是临时工作，但决定一方士子文运，万众仰望，地位显赫。副主考主要职责是襄助主考完成乡试，张之洞在浙江、四川的两任乡试副主考任内，认真、高水平履职，法眼所及，公平选拔了一批人才。如在浙江考选的陶模、许景澄、袁昶、孙诒让等皆是一时人望，此后皆成为清季政、学界重要人物。在湖北主考时主持全面工作，他更加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而也博得“知人”的盛誉。

而学政，则是正式官位，主持一省文教行政的大员，与总督、巡抚并列，有很多行政工作，既要与直管的朝廷礼部官员沟通，还要和所在省的封疆大吏总督、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道、府、县各级主官打交道。恰当处理条块关系，特别是恰当处理好与地方行政官员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能否顺利度过任期。这是对行政能力、官场规则很好的实践机会。张之洞同样没有虚度。

对于本职工作，他完成得很出色，大体来说有这几项：

一是除弊。特别是在四川。当时四川科举考试腐败已闻名天下，实属积重难返的重灾区。张之洞迎难而上，制定规章，严禁各种违规行为，严惩考生中的捣乱强横分子，严惩舞弊者及与作弊考生沆瀣一气、兴风作浪的胥吏、劣绅、地棍，通缉枪手，使考试大体步入正轨。当然，由于科举至晚清早已彻底腐朽，更由于人治效用毕竟有限，所以张之洞也不可能根治病入膏肓的科举腐败，特别是他一离任，人亡政息，四川科场之弊至清亡仍旧存在，且臭名远扬。

二是兴革。与除弊的“破”相呼应的是加强文教建设的“立”。同治六年到湖北履任伊始，他即通饬各处生童呈送诗文以为观风，并可随卷附送平时著作。同治八年，又奏请将新进文童复试的经文科目改为经解，以提高其理解水平。与李鸿章一起创办湖北文昌书院，奏请将各省捐输团练经费所增名额进行核实。同治九年，在鄂省的岁、科两试试卷中，择优编为《江汉炳灵集》。在四川，又建尊经书院，捐自己廉俸购买四部数千卷，培养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等得意门生。他还编撰了旨在提升学生思想品德的《轩语》，委托缪荃孙编撰为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开列应读书籍、提示读书门径的《书目答问》。该书列举古籍约二千余种，并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在图书分类、经学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迄今仍是文史从业者必读的工具书。

在这段时间中，张之洞十分勤政，同时也很廉洁，如在四川裁革各种陋规银不下数万两，离任时，因缺路费而出售所刻万氏十书经版，始得成行。与各处官场处理得很和谐，鄂、川的官员特别是大吏对其评价很高，支持其履职。其中原因，一是张之洞确实工作认真，富有成效。作为名声赫赫的少年才俊，清廷赏识、着意栽培的对象，他的地位，对于油滑、极善窥测上意的官员们来说一清二楚，当然乐得捧场；但更由于张之洞也熟谙官场之道，很会与人周旋，下面要提到的处理东乡案即能证明这一点。

总之，这前后十年，张之洞内外旋转，清要、行政轮换，多有历练，干得风生水起，为日后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