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引导下的“阅读”：“春秋大义”成为主调

通过具体的答卷，也能了解考生如何被引导回答与“公法”相关的问题。要完整展现乡试中士子的应策情形，显然是不可能的。通过江南、江西、河南、福建等地乡试的试卷，即可注意到考生对公法知识的了解究竟如何，又如何被引导着去思考相关问题。

1902年江南乡试有这样一题：“证明公法他国能否干预内政之例以慎邦交而维国柄策”。名列第一的曹清泉，在应策中显示出对于公法知识有相当的把握，还具体引证了《万国公法》一书中的见解。但其对公法的评估却是负面的，强调了这样的意思：“公法者，强法而已。势力平等之国，有公法；势力不平等之国，无公法。”为此他指出：“亚东目前之和平，特强者以公法操纵之而已，得利益于公法之外。弱者以公法抵御之而已，失利益于公法之中。是殆非文字之力、口舌之争所能为役矣。”同样名列前茅的程起鹏，在应策中开篇即将公法与《春秋》结合在一起进行考量：“自《春秋》以外，能明乎大义者，其莫如公法乎。”还直接阐明“泰西之公法家言，慨争竞之不已，执名理以相维，亦犹《春秋》之志也”。不过对于公法能够发挥的作用，显然是有所保留的，其阐述的见解也基于此展开，一方面，作者指出“为使臣者，不可不明公法，公法既明，则不必以兵革胜，而可以口舌争”；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国者，必选将才以辅使才之不足，而后能得公法之益。不然，公法虽善，其可以禁显背公法之强邻耶。”另一位中试者王景琦同样阐明公法之不足恃：“历观西史纪载，若不自强，虽入公法，亦无可恃之理。公法者，战后和平之策，群雄竞争，藉以均势，苟其有效，则波兰、印度之灭，其时岂遂无公法哉。”⁽⁶⁾

江西乡试1902年的问策直接以《万国公法》提出问题：“《万国公法》一书，西人交涉视为准绳，然所以用公法之柄则仍以国势为断。强者每取于公法之外，弱者每受损于公法之中，必如何始剂其平策。”很显然，问题的导向性是很明确的，认为“公法之柄”全操于“国势”，强者、弱者有着天渊之别。龙元勋、傅尔贻系排名前二位的中试者。⁽⁷⁾傅尔贻在应策中，明确指出今之世界，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世界，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评价《万国公法》一书：

悲夫，今日之世代，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世代也……《万国公法》一书，垂之数百年，所以弭并吞之祸，揆诸理以剂其平者也。故凡交涉，莫不视为准绳。然此特施诸平等交际之国耳，盖所以用公法之柄，仍以国势之强弱为断。使其国果强，则不待命将出师，而势力平均，已有所惮而不敢轻。⁽⁸⁾

龙元勋的应策同样强调：“所谓《万国公法》者，不过为大侵小，强凌弱，籍手之资而已，岂真有公是公非之议论哉。”为此也褒扬“信义”之道，以此说明“公法不足凭”。剂平之道何在？“则非取法《春秋》不可。”“《春秋》经世，先王之制，实《万国公法》也，如会盟、朝聘、侵伐，平乱、行成、存亡、继绝诸事，无词不严，无义不正。加以《春秋》三传，各有义例，合之乃成完备。”这里明确是以《春秋》之义高于《万国公法》，“《春秋》之义行，而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多少有这样的意味。另一位中试者熊坤在应策中也明确阐明：“夫《公法》一书，为国与国交涉设也，为强侵弱，智欺愚设也。”作者列举了诸多例证，所强调的正是这一层意思：“强者于弱，虽明有公法，仍可逞于法之外，弱者遇强，虽谨守公法，即受损于法之中。此其弊盖现今各国无国没有矣。”⁽⁹⁾

再来看1902年福建乡试的问策：“以《周礼》《春秋》证公法策。”这更是直截了当引导考生以“春秋大义”与公法进行对比，而考官之意图也昭然若揭。所收唐瀚波之应策就哀叹中国今日之处境，似乎外于“公理”、“公义”之外，“夫公理人人所同具，而四百兆黄种之人，独见欺于彼族。公义世世所得伸，而十九周文明之世，独被诋谓野蛮，此吾辈痛哭流涕之秋也”。考生举证说明此二书高于公法，然后强调：“苟得明法者抉择其精，善译者推阐其妙，以持质彼中之通人哲学，则彼且色骇而心折，必不敢复歧视吾华于公法之外，其又何公理不能共，公义不能争之有哉？”林传甲在应策中说得更明确：“孔子作《春秋》，万世之公法也，列国之事，孔子借以起例也。《春秋》外夷狄于中国，公法屏野蛮于文明之邦，其例一也。《春秋》恶灭国者，公法家亦无灭国之例，其例一也。”还具体指出，“观惠顿所编，可以契元圣宣圣之意矣”。⁽¹⁰⁾此外，马兆桢、黄瓛之应策，传递的也是相近的意思。⁽¹¹⁾

由上述应策中不难看出，普通士子是如何被引导思考攸关帝国自处之道的大问题的。尽管他们已经接受了《万国公法》之类的书籍，但在应策中对此的评价差不多都是负面的。与之适成对照的是努力发掘《春秋》大义，与之对抗。由此亦可看出，《春秋》之道，乃晚清抗拒《万国公法》最基本的“思想资源”。在饱受种种欺凌的局面下，当局缺乏对“公法”之基本信心，自不难理解，而在此情形下激起士人对《春秋》大义的兴趣，更有可以理解之缘由。

再来看1903年各省乡试的相关策问，则对于科举考试所具有的引导性质可有更进一步的把握。而且，尤值得重视的是，当问策的引导性稍做调整，士子的应策也往往能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转向知识范畴。1903年浙江乡试题属于明显具有引导性质的题目：“泰西立国，其制度、法律于《周礼》、《春秋》为近，其权谋、综核、攻守、制造，于管、商、申、韩、孙、吴、输、墨为近，其政治家论立法宗旨，不外公意公益，又与圣人絜矩，与民同好恶并无异理，是其治术人才不出中国模范。今取资西国，仍宜以还证中国，庶推勘真切而得宰世纲领策。”该题不仅仍立足《周礼》、《春秋》出题，而且还规范了士子答题的方向。名列第1名的吴敦义在应策中，也受此引导，完全立足于“西学中源说”阐述看法，指出十九世纪泰西之富强，今中国诚不能比权量力，“然亦思二千年以来，我周孔之成法，九流诸子之学说，乃适与今日之泰西，殊途而同归乎”。具体说来，“夫西人盛称《万国公法》，今以《周礼》证之，其云自治之权，一天官之职掌也。其云自主之权，一地官之司理也。其云交通之权，战守之权，律法之权，制造之权，一春夏秋冬四官之领也，其制度之相近如此。至于《春秋》一字之褒贬，甚于哀荣斧辱，非即公法中之所谓义法者耶，其法律之相近如此。”为此还强调“今议者徒欲步武泰西，而不知富强之盛，轨我中国，发其微而达之者，遂臻于极点。然则礼失求野，循其明备之迹，而光复旧物可也。必震彼之长，而以为神圣所未闻，百家所未逮，不可也”。⁽¹²⁾

相较于浙江乡试题，1903年其他省所出策问多少降低了引导性质，而士子在应策中也展现出不一样的情形。先来看贵州乡试的情形。所出问策题为“泰西立法，判以公私，号称精密。中国欲收治外法权，既议纂新律，以便交涉矣，有谓宜参酌中西，即厘订全律者，试求西律义例，述其概略，是否可行策”。名列第22名的萧延荚在应策中显示出对于相关知识的把握，“盖国与国交际，而国际法立焉。君与民交际，而宪法立焉。民与民交际，而民法立焉。商与民交际，而商法立焉。国际法、宪法，公法也；民法、商法，私法也。介公私两法之间者，则民事诉讼法也。义例谨严，不相侵越。此所以精密欤。中国仅有民法，未尝讲求，通商以来，不知万国通例，以知外法权，让与西人。不惟租界之外人不归我辖，而我国人民转受治焉。”这里显示出对于中西法律之差异，作者还是能平实看待，并且对此策问中提出的问题，也能平实表达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论公法，则国际法为先，举私法，则商法为重，息争竞而保利源。此不可缓者也。若宪法云者，欧洲有立宪法政体，非中国所宜言，置勿论焉可矣”。⁽¹³⁾

再来看其他各省乡试的情况。河南乡试题“欧洲列国，颇近纵横，近百年来，如维也纳会议、东欧同盟、西欧同盟、柏林会议，皆关系全局，试参稽情事，以觇世变策”。名列第15名的陈琦，在应策中对于公法持这样的判断：“公法公约之可恃，而不可深恃。”但其大体上还是认同公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当群雄角逐之世，为之立公法，伸公义，以维大局，使贫弱者得以自存，而强暴者不至成席卷长驱之势，斯世之幸也。”结合问策中所提事例，作者也强调：“虽然欧洲之事，亦有未可厚非者。语有之，两利相权，则取其重，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使近百年来，无英国指柱其间，拿破仑被拘之后，各国割取法地，必更多而法不支。俄人破败突厥之后，乘机并吞，土早就灭，土灭而俄焰益炽，欧洲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幸而得英人者，出而解纷排难，持公理，立公约，而危者安，亡者存，吞噬者沮。人知拿破仑一身系乎全局，而不知英之勉持全局者，尤足系人思也。”⁽¹⁴⁾广东、广西乡试的情形，大致也差不多。⁽¹⁵⁾可见，在没有明确引导的情形下，应试士子能基于对相关知识的把握阐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