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恐慌

游戏的“原罪”

在我爸爸当年扛着大个儿磁带录音机，穿着喇叭裤走上街头时，我爷爷长叹了一口气。作为一名老知识分子，他不能理解年轻人为什么要跟着“靡靡之音”扭屁股。

因为不理解，所以开始讨厌；因为讨厌，所以开始抵触；因为抵触，所以激发了亲子间的矛盾。在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总是不乏这样因不了解而产生芥蒂的情况，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父母和孩子发生争执的战场不大一样罢了。

每当新的技术产生，在其影响力增长、得到外界认可的层面上，技术能不能传播甚至比技术本身的优劣更重要。

即使同样是游戏，当家长看到孩子在玩《马里奥》或其续作的时候，可能比较能够理解一个大胡子水管工钻管道的乐趣所在，可如果家长看到孩子在玩《堡垒之夜》，却很可能会皱起眉头，就像我爷爷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歌声的时候一样。《堡垒之夜》混杂了角色扮演、射击、团队竞技、建造、创造力等要素，不太能够很好地激发家长产生共鸣。

而没法共情、缺少共鸣，成了很多游戏的“原罪”——这些游戏本身没问题，但是得不到来自拥有主流话语权的人、家庭里的管理者、养育制度的决策者的理解。

家长为什么总是批评孩子挑食呢？为什么没有人批评家长有忌口呢？就是因为家长从来不往家里买自己不喜欢吃的菜。

恐慌与迷失

大人们往往都认为自己有自制力，而害怕新技术带来的变革性力量，会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迷失。

早在1881年，一位名叫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的医生就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美国人民为什么压力日益增加。他把罪魁祸首归为新技术：这些新的“便利”让生活节奏变得更快——比如铁路和电报，甚至怀表。比尔德说，怀表“激发了人们探知确切时刻的习惯，以免乘火车或约会迟到”。哪怕是在今天已经落伍到不知上哪儿买的怀表，都曾经因为太新鲜而激发社会的恐慌。

在美国，人们曾经担心过汽车会使青少年与家人产生隔阂；还指控过漫画、电影和电视会导致青少年早熟，甚至变为未成年犯罪者；甚至在19世纪中期，那时的人们还担心当时流行的廉价小说会损害读者的智力发展，并增加他们潜在的反社会行为和犯罪概率。在当下，生化机器人、区块链技术、基因工程其实也都面临着类似的担心与质疑。

就像把电子游戏一竿子打死的道德恐慌一样，这些都是人们在尝试理解一种科技或文化趋势的时候，因为思路频繁碰壁，失去了本来拥有的控制感，所以产生的对于技术以及媒介形式本身的强烈焦虑。这种焦虑往往与道德相关，因为焦虑的发出者们其实也不怎么懂技术，“道德”更接近他们的主场所在。这样一来，游戏自然深陷这样的话语体系：“当有人没法理解你时，他们就会说你连存在都是有错的。”

英国社会学家大卫·冈特勒特（David Gauntlett）曾提出一个社会对新技术的适应循环模型，认为人们对于像电子游戏这样的新技术的恐惧更多是被教会的，而不是来自自身的经历与思考：新技术、新文化的出现会刺激一批人发声抵制；这些抵制的声浪，很容易被媒体进一步放大，于是公众的焦虑被进一步刺激；这种社会现象会倒逼研究人员去进行针对性的科学研究，以期有效地缓解这种焦虑；研究成果自然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人们会倍加重视那些能够佐证焦虑的研究结果，于是焦虑进一步扩大。

这个怪圈会一直循环往复，直到技术走向成熟，对文化的渗透趋于稳定，大量的科学研究终于可以有效、多元地去解构这一技术，恐慌才会趋于平淡。

现在你之所以能看到这本书，也是因为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走到了这一步，我们终于可以放下成见，正视对孩子的电子游戏管理了。

不要恐惧。在《星球大战》里，绝地武士尤达大师说过：“恐惧是通向黑暗面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