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走“党皇帝”丁惟汾

陈果夫的权力欲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能够掌握中央组织部的人事，他的目的是要能借《整理各地党务案》这一机会，迅速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全国，由此把持各省市党部大权。但是，就这方面来说，陈果夫有许多困难，主要是全国各省市范围之广，情况之复杂，各派势力斗争之激烈，绝不是任何人可以轻易解决的，况陈果夫出道不久，夹袋中能拿得出手的羽翼不多，哪里能够撒豆成兵，招得众多的人才归于自己麾下!于是，陈果夫不得不多方设法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首先是陈果夫决定重用南京“11·22复兴桥血案”的有功之臣。根据《整理各地党务案》的规定，陈果夫决定把原先由西山会议派更名为省市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各省市党部组织，重新改名为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对于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的人选，陈果夫也采取西山会议派半年前对付他的办法，把前面的甘家馨连根拔掉，安排了在“11·22血案”中立有大功的段锡朋、谷正纲与康泽，算是对“11·22事件”的论功行赏；另加张厉生和李敬斋，张厉生由组织部秘书兼任，李敬斋由河南省党部临时委员会委员调任。考虑到南京在天子脚下，陈果夫为加强控制，又将自己的亲信洪陆东、刘季洪派了进去，并指定由段锡朋充任该市组织部部长。对于“11·22血案”中的其他有功之臣及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陈果夫也都一一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在蒋介石到南京复职不久，陈果夫还邀请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到中央党务学校视察，蒋介石并对全体师生训话，对该校在“闹事”方面的贡献嘉奖勉励了一番，算是对学生们制造“11·22血案”的一种奖赏。

其次，陈果夫大力提拔重用自己的同乡、同事、门生等亲信。比如，上海用了吴开先等人，浙江用了许绍棣、叶溯中等人，这些人或是同乡，或是故旧，或是门生，都是他的亲信，于是用而不疑。

另外，陈果夫也注重从一些奔走活动的人中挑选一部分自己看中的，以渐次培养为心腹。例如，陈果夫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先后延揽与录用了安徽的陈访先、方治；江西的程天放、熊良锡；湖北的方觉慧、吴醒亚；湖南的彭国均；山西的苗培成、姚大海；甘肃的田昆山；青海的李天民；河南的陈泮岭、杨一峰；山东的刘志平、李文斋；江苏的马元放、腾固、倪弼等，这些人随着陈果夫的势力日张，也都逐渐成了陈果夫的心腹。

当时中国的不少省份诸如云南、贵州、四川等省，还处于军阀割据状态，陈果夫的党务人才根本进不去，当然也谈不到党统的问题。华北诸省的情况，虽经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以后，京津换旗，全国达到形式上的统一，但是由于北方历来是丁惟汾系的小组织“新中革命青年社”，“三民主义实践社”，“三民主义大同盟”的势力范围，因此，陈果夫不得不找丁惟汾帮忙，由丁派分子张清源等人组织直隶省党部，以马洗繁等人组织北京市党部，以杨亦周等人组织天津市党部，这些人实际上并不听陈果夫的指挥。

这样，陈果夫对大多数省份的党务指导委员会调整完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省份的党务大权，特别是北方诸省的党务大权，基本上是掌握在丁惟汾手中。丁惟汾在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执委后，就被孙中山派往北方工作，参与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创建活动，与后来北方执行部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合作共事，出任工人部部长和秘书处常委。在此期间，北方的国民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丁惟汾则打着孙中山的旗帜，暗中组织忠于自己的亲信班底，建立“三民主义大同盟”等宗派组织，李大钊牺牲后，丁惟汾实际上成为北方国民党组织的“党皇帝”。1926年夏至1927年夏，为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事，丁惟汾又参加了派遣北方国民党干部去长江流域从事地下活动的工作，趁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在中部诸省中也安排了不少自己的亲信力量。在此期间，因蒋介石与陈果夫在党务方面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许多地区还不得不依靠丁惟汾的力量，加之蒋认为党内的主要敌人是汪精卫与胡汉民，以丁的资历与地位，当不致对自己形成威胁，故在初期处处拉丁以制汪与胡。而丁为了能保持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需要蒋介石与陈果夫的支持。因此，蒋与丁之间一度合作得很好，由此，丁的势力大增，丁并在蒋的支持下，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与青年部部长等职。至1928年二届四中全会时，选举国民党中央五人常务委员会，丁惟汾竟赫然在列。这就是在1927年至1928年期间，国民党内有所谓“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的由来。

这样，陈果夫已经意识到，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就必须铲除丁惟汾在党内的班底，只是苦于北方各省的国民党组织建立于国民党改组初期，当时蒋介石的头角还未峥嵘，在广州革命政府中地位尚不高，在北方就更没有什么影响。1926年以后，蒋介石因缘时会，一飞冲天，成为国民党的新领袖，但是北方国民党人仍然自成板块，不奉蒋介石为正朔，对蒋介石的政治领袖地位亦有不敢恭维之意，以致1928年蒋介石到北方视察，曾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杨亦周，杨居然拒不往见，并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闻讯极为震怒，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召见，复被杨亦周拒绝。蒋两次被拒，以他军人性格的气质，其愤恨可想而知，当即斥责在身边随行的陈果夫，何以这种人还不撤换。陈果夫回到南京后，决定借此机会拿丁家党开刀，逐次铲除丁惟汾在北方各省市党部的班底，大力扶植自己的亲信势力。

蒋介石与陈果夫首先削弱丁惟汾在中央的势力。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听从陈果夫的建议，将管理青年干部人事的青年部撤销，把丁惟汾调任训练部部长。丁丢失青年部，再不能过问国民党的青年干部组织人事大权。这些权力当然全部由陈果夫的中央组织部负责接收。接着，陈果夫于1928年7月拿天津市党部开刀，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委员会，派傅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崔廷献为整理委员，组成新的天津市党部指导委员会，傅作义是当时的天津警备司令，崔廷献是天津市长，鲁荡平是天津市社会局长，傅与崔属阎锡山系，鲁则隶属西山会议派，陈果夫把他们的名字列进整理委员会，不过是要借蛮力压迫丁惟汾的大同盟系屈服。整理委员会的真正权力则操于陈果夫的亲信刘不同与陈石泉之手，刘负责训练部，陈负责组织部。与陈果夫接近的苗培成则负责常委会，鲁荡平虽负责宣传部，但此时的西山会议派，已不成气候，当然不敢再与陈果夫争锋。从此以后，天津市党部落入陈果夫之手，在刘不同与陈石泉调走后，又有邵华、马亮、邵汉元、时子周等更多的忠于陈果夫的分子插进来，把持天津市党部的大权，营造陈果夫的一统天下。天津是个工业城市，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力量，以致每个工厂和企业中都有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而工会负责人则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在以前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时期，天津的国民党组织还具有一定的革命精神，工人与资方也经常处于对立状态。自7月天津市党部整理后，陈家党分子遵照陈果夫的指示，以各种借口将这些国民党基层负责人进行清洗，代之以工贼，倡议劳方与资方协作，帮助资方压迫工人，天津市党部及各级国民党基层组织也就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了。

天津市党部整理后，陈果夫运用天津的经验，逐步对北平、河北、察哈尔、陕西、河南等省的党部进行整理，这些省市的党部及国民党组织也就逐次落入陈果夫之手，丁惟汾的势力开始受到沉重打击。

陈果夫为进一步建立与巩固自己的势力，加紧在全党推行党员“总登记”与“总考查”活动，以“彻底改组各级党部”。

陈果夫对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人事调整的新措施，在汪精卫、丁惟汾与谢持等非蒋派看来，无疑是布置党羽、排斥异己的过程。而陈果夫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且意犹未尽，决定进一步从整理基层组织成员入手，进行国民党党员总考查与总登记活动，重新制发国民党党证，通令各省市县党部一体切实遵行。陈果夫等人认为：“党的内部纠纷的原因，完全因为分子复杂，有共产分子，有左右派，有腐化恶化分子，有官僚政客，有什么派什么系什么同盟等等。”要肃清非蒋势力，巩固蒋系的党统地位，就必须通过党务整理的过程，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重新进行一番总考查与总登记，以便清除异己，纯洁组织，增强力量，并且规定总登记则仅限于登记同盟会至1924年国民党改组期间入党的党员。这就是说孙中山逝世前反对改组的人可以登记，而改组后大批新入党者不得登记。

国民党党籍紊乱，需要清查整理，自不待言。但是这一次举办党员总登记，实际上是继1927年“四一二政变”反共后的又一次清党活动，而且清除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在党员总登记表上，列举了许多栏目，要党员本人如实填写出身经历，政治信仰，参加过何种党派组织团体等，目的也就是测知此人的政治派别。这样，陈果夫通过推行这一划线站队活动，就可以对那些曾经反对蒋介石党统地位的派系与党员进行排斥，在登记的过程中，进一步运用手中掌握的党务整理大权，排斥异己，培植亲信，达到控制从中央党部到地方各级党部的目的。

陈果夫推行的这一总登记活动当然受到国民党广大党员的强烈抵制，反对最力的也还是汪精卫的改组派、丁惟汾的大同盟派等其他非蒋派系。因为这样一来，受到打击最重的正是他们这些在孙中山逝世后通过反蒋而发展起来的派系组织。登记计划原定在1928年4月至6月的三个月内完成，因受阻又延长到12月仍未完成。在这期间，地方党部与中央党部、下级党部与上级党部之间，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南京特别市党部甚至发生了抵制登记清党事件。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是当时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中成分最为复杂的一个党部组织。陈果夫的蒋系、汪精卫的改组派、丁惟汾的大同盟派等，在南京市党部内都有相当势力。为此，在党员总登记过程中，陈果夫特嘱南京市党部组织部的段锡朋与罗刚等人，必须认真审查每一个重新登记的人员，清除异己分子。这样一来，也就遭到南京特别市党部内一切非蒋派系的强烈抵制。

8月1日，蒋介石主祭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后，经非蒋派系的共同策划，南京各区党部成员结队举行游行，高呼“打倒无政府派，打倒昏庸老朽，打倒西山会议派”。虽然没有直接点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名，但是矛头直指蒋系的吴稚晖、张静江与李石曾。蒋当场“盛怒相责”。党员为此不服，蒋介石的党员组织关系所在的南京第九区党部通过召开党员大会作出决议，以书面警告蒋介石，责问蒋以何种资格训斥党部，如果以总司令资格，“是为以军治党”，所喊口号，并不违法，何以干涉?结果，这次事件发生后，吴稚晖、张静江与李石曾三人出走上海，吴稚晖在报上发表文章，大骂改组头子陈公博，陈果夫也把此次事件的组织结怨于幕后策划人丁惟汾，使丁惟汾在陈果夫的排挤下不得不从南京出走。为此，拉开了蒋系与改组派及大同盟等派系的决战，并且把这场斗争逐渐转移到围绕筹备国民党三全大会的全过程。由于陈果夫在整理各地党务的过程中，使陈家党的力量有了极大的加强，非蒋系的力量有了较大削弱，彼消此长，这就使陈果夫处于极为有利的优势位置，并且为打败非蒋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