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回中央组织部

1927年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拉都路311号召开。此处是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时的新居，出席会议的共30多人，包括了桂系的南京政府、汪精卫的广州政府、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派四个方面的中央执监委员。陈果夫以中央监委身份与会。由于记忆犹新的南京“11·22复兴桥血案”，西山会议派被剥夺了在会议上的发言权。蒋介石表面上以超然态度居于各派之上，实际上是在煽风点火，因缘时会，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以攫取最大利益。结果，会议成了汪派与反汪派桂系的一场混战，而蒋介石很自然地成了各派争相拉拢的重点力量。汪精卫拥蒋复职，李宗仁请蒋复职，冯玉祥与阎锡山促蒋复职。复职，复职，到处是一片敦请蒋先生复职的呼声。于是，会议通过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即将在南京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为了“不使全党失望”，蒋介石当然不便推辞要他复职的请求。

蒋介石复职，自然也就是陈果夫的复职。于是，陈果夫回到中央组织部，并具体负责四中全会的筹备工作。陈果夫总结蒋介石八月下野的教训，认为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内的派系活动所致，要巩固蒋介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就必须继续清除共产党的影响，打击反蒋派系，加强国民党的组织纪律，维护领袖的权威等。为此，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四中全会主题应以党务问题为中心，以“清共”、“整党”为基调，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大规模地开展党务整理活动，以解决目前国民党内派系活动猖獗、纪律涣散、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蒋介石批准了陈果夫的建议，并授权由他具体起草方案，至时在全会上以蒋介石、丁惟汾、陈果夫的名义共同提出。

陈果夫经过精心策划和酝酿，一下子起草了《整理各地党务案》、《改组中央党部案》、《政治委员会改组案》、《整饬党纪之方法案》等25件以党务为中心的议案，准备提交二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在《整理各地党务案》中，陈果夫规定了整党的具体原则和办法，提出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目的要达到削弱其他派系的势力，培植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力量。在《改组中央党部案》和《政治委员会改组案》中，为突出组织部的权力，陈果夫建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削繁就简，取消原中央党部的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五个部，另设立组织、宣传、训练三部和民众训练委员会，便于蒋控制和把持。为了平衡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系的矛盾，陈果夫建议可以对粤、桂、冯、阎四大军事实力集团作适当让步，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地建立中央政治会议下属的四个分会，但同时必须缩小政治分会的职权，规定政治分会只管政治，不管党务，以防止他们势力日张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整饬党纪之方法案》中，陈果夫严厉规定：党员“必须绝对遵守党纪”，“不得自行组织或加入其他政治团体”，“绝对服从上级党部命令”等，以此解决各派系不服从蒋家党领导的问题。至于会前同时起草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改定军事系统案》等十余个决议案，也都根据陈果夫的建议，明确规定了“以党治军，以党统政”的原则，以便达到通过强化党权进而强化政权的目的。

这一次党务整理活动，就其内容来说，是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1926年清党以来党务方面的第三次整理活动。但是，就其规模来说，却是最大一次。陈果夫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的这些关于整理党务与强化党权的建议，不但适合了蒋介石要攫取和巩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需要，而且也为陈果夫通过掌握党权而从此坐大、逐渐攫取国民党政治权力埋下了伏笔。陈果夫的深谋远虑，连蒋介石也是始料不及的。

随后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陈果夫等人于会前准备的各项决议案，会议设立的中央党部，有中央常委九人，暂推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五人。推蒋介石任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丁惟汾任训练部长，蒋介石则仍按旧例将中央组织部交陈果夫代理。民众训练委员会由五名常委与九名委员组成，陈果夫被推为常务委员。因民众训练委员会不设主任委员，故在推出的李煜瀛、经享颐、朱霁青、何香凝、陈果夫等五名常委中，陈果夫事实上起着核心作用。接着蒋介石又相继被推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蒋介石基本上重新控制了中央党部和军政最高权力。二届四中全会是确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领袖地位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它既是支持蒋介石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起点，也为实现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打下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陈果夫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届四中全会以后，陈果夫打回中央组织部，重掌党务大权，具体负责实施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各地党务案》等各项决议。但是，陈果夫的当务之急，是要通过整理各地党务的过程，重新建立自己的一套亲信班底，在党务方面培植一批忠于自己的势力，才能在未来的权力争夺中，处于有利位置。为了给下一步的具体行动鸣锣开道，陈果夫给蒋介石献策，由国民党中央发布所谓“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党外无党，当然是针对共产党；党内无派，则主要针对汪精卫等非蒋派系。这个口号一出，陈果夫就可以通过实施《整理各地党务案》，大刀阔斧地排斥异己派系，名正言顺地建立自己的亲信派系了。

首先是在中央组织部的人事安排方面，陈果夫不得不大动干戈。因原先的班底都被谢持悉数铲除，陈果夫另起炉灶，对原先谢持召集的人员，也来一次悉数铲除。在秘书人事方面，因原来的得力助手吴倚沧死了，陈果夫通过各种渠道，重新物色。从这时开始，陈果夫已有了向全国扩大势力的野心，故在秘书的选择上，陈果夫为便于分区管理指导，采取了按全国区域布置的办法，先后挑选了三个人：一个是通过他的密友、老师薛仙舟（陈果夫曾在复旦听过薛仙舟的课）介绍的复旦大学校友、江苏兴化人余井塘；一个是通过对北方情况比较熟悉的邵元冲介绍的河北乐亭人张厉生；一个是通过何应钦介绍的他的贵州同乡、贵州盘县人张道藩。三个人按其出生地域进行布置，分别指导与接洽南方、北方与中部地区的党部活动。但是，张厉生与张道藩一开始似乎对当一名陈果夫的助手并不满意，因而只承认他们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蒋介石的秘书。只有余井塘，因在政治上素无根基，乐于投靠陈果夫这位新贵，并且又渐次将他的复旦同学寿勉丞、程天放、章友三、端木恺等引见给陈果夫录用，形成陈果夫麾下以余井塘为首的小复旦系，这些人以后都成为CC系的高干。

在秘书人选敲定之后，陈果夫便开始调整部内机构。组织部原有普通组织科、编审科、党籍科、总务科，在这次调整充实过程中，先后增加了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调查科，共有七个科。

各科人事安排均以陈果夫的江浙子弟兵为主要班底，组织科科长吴宝丰是江苏宝山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曾留美。该科总干事洪陆东和骆美奂不但都是浙江人，而且也是中央俱乐部的重要成员。洪陆东于1926年6月就跟随陈果夫进入中央组织部，是陈果夫最早的一批跟班之一，因而被视为陈的心腹而受到重用。

调查科长陈立夫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就他的身份来说出任调查科长本不奇怪，问题是他不当蒋的机要秘书，而当调查科长，一方面说明了蒋对调查科的极端重视，需要调陈立夫来直接掌握；另一方面也说明从这个时候开始，蒋已有计划不让陈氏兄弟接触军队，而只让他们在党务领域中发展。蒋的远见以及对党内派系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手法，于此已见端倪。同时与陈立夫离开总司令部机要科的还有叶秀峰，叶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天津北洋大学的同班同学，其后又一同赴美留学，两人相互称兄道弟，私交极深，故被陈立夫拉进调查科，加强自己的班底。

总务科长徐恩曾，是陈果夫的吴兴同乡与表弟，以后成为主持中统15年特工活动的巨头，与中国的另一位希姆莱—特工之王戴笠齐名，徐恩曾对CC系特工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组织部有两个不受陈果夫控制的小独立王国，一是军人组织科，二是海外科。军人组织科是管理与指导军队党务活动的机构，蒋介石历来不许他人染指军队，即使陈果夫这样的亲信人物也不能例外。故军人科由蒋介石亲自指定黄埔一期学生、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出任。但是，曾扩情似乎对这样一个小小的军人科长不感兴趣，加之，曾扩情此时已升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事务繁忙，故不常到部，科务则委托他的连襟与老搭档黄仲翔代为处理。海外科的科长与总干事分别是广东人萧吉珊和谢作民，科内干事也都是清一色的广东籍，因华侨党务活动操在他们手里，陈果夫找不到其他人，只好让他们包办垄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另有一个不为人看重的编审科，科长戴月潭及干事吴某等也都是江苏扬州人，形成陈果夫手下的另一个小地域派系。

在组织部的七大科中，组织科与调查科是重心，而调查科又是重中之重，它对后来CC系的形成与发展，以至对建立和巩固蒋介石的最高统治地位，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许这是蒋介石与陈果夫当初都没有想到的。成立这一调查机构，是出于总结蒋介石在半年前被党内派系逼迫下野的教训，认为要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就必须及时注视和掌握党内派系活动的动态。事实上当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特别是汪精卫的改组派、胡汉民的西南派、李宗仁的桂系、冯玉祥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等，都是有实力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问鼎中央最高宝座的。至于一些地方派系如山东丁惟汾组织的“大同盟”、河北张清源组织的“实践社”等，这些小组织也都居然不奉蒋介石为正朔，对蒋的统治地位威胁亦甚大。因此，陈果夫与陈立夫两兄弟商量后，共同向蒋建议，需要强化党内调查活动，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调查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活动，经常掌握他们的动向，以便做到制变机先，未雨绸缪。蒋介石对二陈的这一建议十分欣赏，要陈立夫亲自主持创立。由此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为蒋介石建立的第一个真正的特务组织，并且在几年后演变成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

自调查科成立以后，二陈对调查科的重大人事就始终抓在自己手中，自科长至总干事到干事，均须经二陈特别是经陈立夫审核定夺，才能进出或升迁，尤其是对科长的选择安排，二陈是慎之又慎、优中选优的。仅从调查科成立初期的两年时间里，就先后经过五任科长的筛选，才把二陈感到满意的人选徐恩曾基本确定下来，可见二陈的苦心所在。调查科的第一任科长由陈立夫担任，几个月后，陈立夫因要参加筹备国民党三全大会并出任中央秘书长一职，故将调查科长一职交张道藩继任。张此时已入陈果夫的班底，但无论从地域上说，还是从资历上说，均与二陈素无渊源，因此二陈并不认为他是自己能够完全放心的人。于是张也仅仅干了几个月，就被二陈推荐任蒋的侍从秘书，让张交卸调查科长一职。第三任科长由调查科整理股总干事吴大钧继任，吴是浙江人，与陈立夫私交甚笃，吴曾留学美国，专攻统计。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主计处筹备委员会，陈果夫的三叔陈其采任主任委员，并要陈果夫、陈立夫帮助推荐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二陈只好临时将吴大钧贡献出去，出任主计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二陈经过研究决定将调查科长交陈立夫的北洋大学与留美同学叶秀峰继任，叶本可以算是二陈口袋里的人，也有能力替二陈经营好调查科的特工活动。但是，叶秀峰初不安于其位，一心想再往上爬，恰好这时二陈要加强江苏的CC力量，于是决定把叶放出去任江苏省党部委员，借此在江苏建立忠于二陈的秘密组织。这时，二陈仍未选到能让自己满意的合适人选，故决定调查科的工作先由总务科长徐恩曾暂代。不久，叶正式调任中央政治会议主任秘书，此时，二陈已发现徐恩曾具有特工天才，在代理调查科科长期间，工作十分出色，于是，第五任调查科长决定由徐恩曾出任。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从此，调查科长人选才算稳定下来。

以上中央组织部三大秘书与七大科长及其他重要骨干，是陈果夫重掌中央组织部大权后的主要阵容，也是他重起炉灶的“硬里子”，亦是他建立陈家党的第一步，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以后都成为CC系的高级干部，成为陈果夫打天下的“开国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