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工作的历史甚至比国家的历史还要长。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国父华盛顿就见识了情报工作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并亲自参与了情报刺探活动。1775年他更自己出资为大陆军建立了间谍网。但美国情报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在很长时间之内一直处于停滞甚至萎缩状态。珍珠港事件给美国带来的耻辱使中情局有了诞生的理由，之后中情局经历了一系列因党派斗争而导致的波折，甚至险些胎死腹中。直到艾森豪威尔上台中情局才开始起飞。中情局的发迹宣告着一个需要情报、需要间谍的尔虞我诈的时代的到来。
华盛顿：美国间谍之父
被后人赞誉为美国“国父”的乔治·华盛顿也被称为美国“间谍之父”，因为他不仅在1754年的英法战争中看到了情报网络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甚至还自己出钱为大陆军建立了间谍网。中情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内森·黑尔的失败，还是传奇女间谍“355”的巨大成功，都是美国情报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美国国父的苦心经营
在两百多年前的北美殖民地，当地人传播着一个永远的神话——
一位骑着白马的年轻将军，高举利剑，驰骋沙场。他英俊、勇敢、精力充沛，宽阔的额头里蕴涵着令人敬佩的智慧，深邃的眼眸中充满着坚定和执著、热情与信心。就是这个人，率领一群同样勇敢的战士，冲锋陷阵，一手缔造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今天的“新罗马帝国”，美利坚合众国。
他就是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他率领美国人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联邦政府，创建了美国宪法……他的政治才华与军事才能我们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是美国情报事业的开山鼻祖，美国“间谍之父”。
然而，华盛顿第一次接触情报工作，恰恰是为日后的敌人效命。
1753年，英法两国为了争夺在北美的领地和人口，在俄亥俄地区斗得天翻地覆，甚至整个北美大陆上都弥漫着一股火药味。这种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令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感到不安，他决定给法国人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求他们放弃这块土地。一方面，这是英方发出的最后通牒，为避免战争做最后一次努力；另一方面，也借机窥探法国人的虚实，包括法国驻军的实力、他们的扩张计划与方向等等。做出这个计划后，总督却开始为信使的合适人选发愁——这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忠诚、勇敢和机智，显然，这样的人不是那么好找。
在多个被举荐和考虑的人选中，总督看中了一个21岁的少校副官，他身材高大、健壮，外貌俊朗，沉默寡言，他的上级和同僚对其能力和性格都无一例外地大加赞赏。他来自弗吉尼亚，名叫乔治·华盛顿。
“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总督听亲信这样评价华盛顿。
此时的华盛顿和当时多数弗吉尼亚青年一样，对宗主国英国充满了信任和忠诚，怀着为国献身的神圣使命感，相信英王乔治二世是“世界上最好的国王”。
他乔装打扮，穿越一片人迹罕至的危险地带，进入俄亥俄领地。他成功地递交了通牒，同时，善于观察细微事物的华盛顿少校发现，这个地区的法国人嗜酒成性，有不少殖民地官员成天泡在小酒馆里喝得烂醉。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获取情报的来源。于是，他开始频繁出入于各个大小酒馆。
酒是最好的媒介，凭着不凡的酒量与优雅的谈吐，华盛顿很快就与一些法国人混得很熟。喝晕了的法国人对这个热情豪爽的“亲法”青年全无戒心，酒桌上充满了各种毫无顾忌的言论，只需几句看似漫不经心的问话和点拨，大量情报就到手了，然后华盛顿从中筛选出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华盛顿在这一行动中表现出了与他的年纪极不相称的老成，还有极高的情报搜集天赋。这一段亲身的“间谍”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以后组织情报搜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754年，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爆发，华盛顿随英国殖民军队参加杜肯堡战役。由于对情报的疏忽，英军孤军深入，在莫农加希拉河遭法军伏击。掌握了对手实力和地形情况的法军神勇无比，英军几乎被全歼，总司令布雷多克重伤身亡。这次战役的惨败使华盛顿大为震动，他开始认识到，在军事活动中，高质量的情报工作具有多么巨大而惊人的能量。
华盛顿的学习能力和独创性是人所公认的，这位几乎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年轻人正是凭着艰苦的自学不断丰富自己的头脑。当他看到间谍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时，他的这种学习和创造能力便不可遏制地发挥了出来。
华盛顿虽然愿意忠于英王，但是他更爱北美殖民地的那片热土以及那些渴望自由的人民。在二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势下，很快，华盛顿就走向了宗主国的对立面，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
1775年4月，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华盛顿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深知情报工作重要性的他很快着手创建一套美国自己的情报体系。
1776年，他组建了一支专门用于执行侦察和突击任务的部队——“诺尔顿”突击队。这支部队是美国最早的军事情报部队，今天美国陆军的突击队、特种部队和“三角洲”部队都将这支部队视为他们的前身。
万事开头难，华盛顿最初的尝试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失败。
1776年，在英军的猛烈攻击下，大陆军被迫退出长岛地区。为了解英军军事力量和部署情况，年轻的耶鲁毕业生、“诺尔顿”突击队员、上尉内森·黑尔奉命去英国占领区内打探情况。所以黑尔在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间谍。
黑尔强壮、勇敢、满腔爱国热忱，但是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间谍培训。他一潜入敌后，就被英军一个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人员——假扮成大陆军间谍的英军少校罗伯特·罗杰斯盯住了，黑尔不但相信眼前的人是“自己人”，还毫无戒备地将自己此行的任务和目的和盘托出。
这样，黑尔因为轻信他人而被捕，随即被判绞刑。英军为了恐吓大陆军，将黑尔的尸体悬挂在绞刑架上达三日之久。黑尔在临刑前，留下了一句至今仍为传诵的名言：“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祖国。”这句名言被刻在与真人同样大小的黑尔雕像上，长久地伫立在今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以纪念他的爱国热情。
华盛顿吸取教训，加大对情报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他派遣多名军官潜入北美各重要地区，谨慎地建立起情报网络，并逐步扩大，同时招募、培训了很多单独行动的优秀间谍人员。他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在经费方面不惜花大价钱。有官方记录表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华盛顿光为费城的间谍就开销了617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他用于情报收集的经费大约占所有军费开支的10%。在当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华盛顿的这一做法不可能不引起争议和不解，但他以坚定的决心、巨大的魄力和崇高的个人威望而将这项事业坚持了下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重金花费是有丰厚回报的。
不久，华盛顿的苦心经营渐见成效，他手下的一群得力干将在英军的各个驻地内外都安插下了大量间谍。在英国人控制的一些重要城镇里，从贵夫人到平民乞丐，间谍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里，无孔不入。
在费城，有一位端庄娴雅的贵夫人，定期举行各种沙龙和宴会，衣香鬓影，名流云集，很多英军高级指挥官都是她的座上客。谁也不知道，这位热情美丽的女主人却是华盛顿手下的情报高手。这样的间谍网一经建立，威力极大，华盛顿每天都能接到有关各地英军调动情况的汇报。在关键时刻，神通广大的间谍们甚至还能搞到敌军指挥官的作战计划。
“考尔帕”谍报网就是这一情报体系中最为优秀的小组之一。
“考尔帕”间谍网是1776年英军占领纽约城以后，华盛顿在城中布建的大批间谍网之一。它有20多名成员，联络人是康涅狄格第二轻骑兵团的本杰明·陶马奇少校，华盛顿最为得力的谍报干将之一。
1780年7月的一天，在哈得逊河畔的秘密据点里，少校收到一位代号叫“夫人”的谍报员的紧急报告，英军主将亨利·克林顿爵士计划派军队走海路，攻击纽波特罗德岛的法国军队。这支法国部队是前来支援美国人的独立革命的，历经了两个月的海上行程，刚刚才上岸进行休整。狡猾的英国人打算在法国人立足未稳之时就把他们都消灭。华盛顿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将计就计，设置了一个巧妙的圈套。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一名当地农场主咋咋呼呼地跑到英军哨所，说在附近的路上发现了一些文件，上面透露了可怕的革命者的进攻计划。同时，一支大陆军的队伍假装大摇大摆地向纽约推进。多疑的克林顿信以为真，立即下令部队从海上撤回增援纽约。这份宝贵的情报挽救了由罗香波将军指挥的这支法国军队，而正是这支军队，在1781年10月9日约克敦围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军主将康华利投降。
华盛顿的手下有一类特殊的间谍，他们多单独行动，执行秘密任务，不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知道其身份和活动的只有很少人，有的甚至由华盛顿一人直接领导。这类间谍一般都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和职业作掩饰，神通广大，往往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人们广为传诵的华盛顿圣诞夜渡河袭击敌营的传奇，就是在这样一个出色的间谍帮助下实现的，他的名字叫约翰·霍尼曼。
约翰·霍尼曼在战前是一个做纺织品生意的商人，因为同情独立战争而愿意为华盛顿效力。1776年，他奉华盛顿的命令，去新泽西的新不伦瑞克搜集情报。在那里，他成为一名专做牛肉生意的人，财产颇丰，并宣称忠于英国——并且曾因为这个差点被“叛变的暴徒”抓捕。霍尼曼很快就成了当地知名的亲英派商人，他的生意做得很顺当，并因此与特伦顿地区的英国驻军和黑森雇佣兵（系英国从普鲁士征召的雇佣兵）建立了密切联系。他的慷慨、友好和“对大不列颠的忠诚”，使他得以和一些英军高级指挥官攀上交情。
1776年12月22日，华盛顿司令下令，逮捕“亲英奸商”霍尼曼。
然而，没过几天，霍尼曼奇迹般地从大陆军的军营里“死里逃生”，“逃回”新不伦瑞克。此时，华盛顿已知道，特伦顿地区的英军已被派往纽约，只留下黑森雇佣兵驻守。指挥官鲁尔上校狂妄自大，他的部队也嗜酒成性，疏于防备，没有修筑任何防御工事。逃回去的霍尼曼向鲁尔上校报告说，大陆军都待在冬季兵营里，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军士们更加放心，昼夜狂欢。就在圣诞节的夜晚，华盛顿指挥军队悄悄渡过特拉华河，正陶醉在圣诞节欢乐中的黑森雇佣兵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好束手就擒。特伦顿之役规模不大，但这个胜利是在战争初期大陆军屡遭挫败，士气最为低落的关键时刻取得的，因而意义重大。显然，霍尼曼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谍报工作因此显得更加意义非常了。
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手下有一名代号为“355”的女间谍，她善于伪装，行踪诡秘，机智大胆，颇得华盛顿的赏识，甚至被称为“完美的间谍”。作为一名间谍，她的成绩堪称完美。她揭开了美军叛变将领本尼狄克特·阿诺德的真面目，后者企图以2万英镑的价格将西点要塞出卖给英军。同时，她还单枪匹马擒获了英军情报首脑约翰·安德烈少校，使英军的情报网几乎陷于瘫痪。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她功不可没。“355”的真实名姓至今仍不可知，在很多人看来，她是拯救美国的英雄，也是所有美国优秀间谍的女祖师。
华盛顿的左膀右臂
作为后起新秀，华盛顿创下的北美情报组织进步很快，表现也堪称出色，但间谍历史比光荣革命还要久远的英国人也不是好糊弄的，亲英的破坏分子甚至一度混进了华盛顿的卫队，成为最接近和保护他的人。幸而华盛顿还有一位优秀的反间谍助手，他就是后来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
1776年夏，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亲英的保皇派）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在英国总督和纽约市长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他们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甚至设法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幸运的是，这个阴谋很及时地被察觉到。在杰伊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调查这一阴谋。杰伊四处布满眼线，从嫌疑最大的人着手，绝不轻易打草惊蛇，一个个顺藤摸瓜，最终将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克伊因涉案被处决，英国总督一直逃到纽约港的英舰上，才保住一条性命。
杰伊辖下的“纽约调查委员会”专管反情报事务，搜捕间谍、亲英派托利党人、阴谋和破坏分子。这是一件让人头疼的差事。在战争初期，支持独立的北美人并不是很多，英军的节节胜利使一些本来同情革命和中立的人也对革命失去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招募了大量的亲英分子刺探情报，其中有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缺乏管理，起义军最初的反间谍活动也是一片混乱，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杰伊改变了这些，他不断使人们明白反间谍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下属的组织和管理，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精干的反情报特工。科劳斯比就是杰伊手下最为成功的情报人员之一。他的故事至今还在哈得逊河流域流传，很多人相信，著名作家詹姆斯·F·库伯的小说《间谍》主人公就是以他为原型。
科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战争爆发后，他采用多个化名，混进了不同的托利党组织，收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汇报。他使用的化名如此之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有时连杰伊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科劳斯比最大的本事，就是总能在自己参加的组织被围捕时“设法逃脱”。这是十分危险的。托利党人很可能因此怀疑并识破他的身份，除了杰伊等少数高级反间谍官员，不明真相的革命者完全可能将他误作托利党人逮捕和击毙。更麻烦的是，哈得逊河地区如此狭小，居民密集，几次“大难不死”的科劳斯比到处窜来窜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对他的面容都熟悉。这让他不得不减少用化名的次数，并且为此找到充分的理由，当然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躲避革命党人的追捕”。
科劳斯比也有倒霉的时候。
1777年10月，他去哈得逊河北岸的马尔伯罗执行任务，装成一个被革命党人追捕和迫害的亲英派人士，在一个小酒馆里“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城等地搞破坏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在这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这个酒馆本来就是亲英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位对英国极端“崇拜和忠诚”的“史密斯”先生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和接纳，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分队。
有一天，科劳斯比得知，部队将在第二天晚上突袭革命军，便以“史密斯”的名义巧妙地把这个情报发给了杰伊。革命军的一支突击队早早埋伏好，把不知圈套傻傻地走进来的托利党人打得无还手之力。科劳斯比本来准备偷偷躲进一堆干草垛，事后再爬出来，假装又一次“死里逃生”。但突击队员用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他不得不举起双手以示投降。执行任务的突击队长并不知道科劳斯比的真实身份，科劳斯比也绝不能告诉他。于是他与所有的“同党”一起都被押回了杰伊的住处。科劳斯比满怀希望，可是杰伊恰好在这个时候外出了，他的运气简直糟透了，尤其是他的战友正在外面拿着枪商量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敌人”。
万幸的是，杰伊的女仆认出了科劳斯比。聪明又好心的女仆想法支开了守卫，让他们去喝白兰地，并巧妙地放走了科劳斯比。这次可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史密斯”先生“死里逃生”的消息传遍了托利党分子社团，“勇敢而机智”的他很快又加入了新的托利党组织，同时收获的还有信任和钦佩。
与杰伊一起堪称华盛顿左膀右臂的是一位世界级知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发明避雷针的北美绅士，除了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是华盛顿手下名头最响的间谍。只不过，他的威力主要发挥在外交和社会活动场合。
1776年，富兰克林成为北美革命者驻巴黎的半正式外交公使，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国。富兰克林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诙谐幽默，处处表现得诚实无私，谦虚友好，颇得法国人的好感。他所表现出来的北美人的形象与法国人心中傲慢浅薄的英国人形成鲜明反差。法国政要和巴黎民众都很喜欢他，对他所代表的北美革命也充满同情和支持。这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不错的私人交情为富兰克林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极大便利。
制造宣传和舆论攻势是富兰克林的拿手好戏，他不断地制造假消息，揭露英国政治和军队的种种黑幕，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散播出去，而他本人的“正直品格”使得这些消息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英国的形象在法国甚至欧洲越来越糟糕。
1777年，莫名其妙地，在北美殖民地作战的黑森雇佣兵内部忽然流传出一封信札，据说是普鲁士王储写给他在英军服役的雇佣兵将领的，这封信很快也流传到欧洲大陆。王储在信中说，他怀疑英国人为了减少补偿金，故意瞒报雇佣兵阵亡人数，他还“建议”雇佣兵指挥官不要救治伤员，因为伤员都是“残废”，毫无用处，而英国人付给阵亡者的钱比伤员多得多。这封信件在雇佣兵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愤怒，逃兵数量激增。欧洲各界对英国花“血钱”将士兵生命当做商品出卖的做法抗议如潮，英国外交部和军部一时疲于应付。自然，这封信札的作者正是富兰克林。
1782年，富兰克林又精心炮制了另一杰作。
这次，他伪造了一整版波士顿报纸。在这份报纸上，分类广告、地方新闻和花边逸事样样齐全。其中有则文章称，英国派驻加拿大的皇家总督正在向其印第安盟友悬赏收买北美殖民地人的头皮。报道强调说，许多印第安人卖给总督的头皮实际上都是妇女和孩童的。消息立即在英国国内和欧洲各地激起轩然大波，抗议浪潮不断，反对派辉格党人乘机强烈要求政府澄清事实，并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政府这次真是被弄得焦头烂额，窝火得很。
有趣的是，富兰克林甚至曾经一度当上“海盗”的头子。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有相当数量的革命者驾驶着武装船只，在海上四处拦截英国的商船，富兰克林就负责在欧洲各国港口协调这些私掠船活动。他有序地安排出击计划，还组织一批专门的港口工人，负责对这些私掠船提供补给、维修和销货。法国政府对这些“海盗”活动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同意购买从英国人那里抢来的“赃物”。“销赃”得来的资金则被富兰克林用来购买军火和军舰。富兰克林的“海盗”活动给英国带来不少麻烦。由于商船经常受到袭击，英国海外贸易利润也跟着急剧降低。英国公众怨声载道。罪魁祸首是谁，英国政府心里有数，他们多次愤怒地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终因没有证据和后者的偏袒而作罢。
1799年，乔治·华盛顿在他种满葡萄藤和无花果树的庄园里平静地与世长辞。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他对美国情报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美国情报界也一直将他视为祖师爷。中央情报局特意将兰利总部联络会议中心的一间会议室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国父”，这位伟大的“间谍之父”。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787年美国宪法因为南北妥协而承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但是一个黑奴间谍却因为他的机智与忠诚而成为美国间谍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
1781年夏，北美独立战争的焦点集中到了弗吉尼亚。英军将领康华利（就是后来向华盛顿交出佩剑投降的那个将军）率领7000英军士兵驻扎在约克敦。美军在法国人拉法夷特的指挥下与之对峙。当时，英军主力集中在纽约，该部与康华利的联系主要依靠水路。华盛顿判断，只有打掉约克敦的康华利，战争才会以胜利告终，这要取决于能否切断两地英军的联系。这个任务将由法军增援舰队完成。但此时此刻，美军还急需在康华利身边安插可靠眼线，密切监视英军的一举一动。
一个名叫詹姆斯的黑奴听说这个消息后向他的主人“毛遂自荐”。詹姆斯忠诚可靠、聪明异常，随机应变和即兴表演更是他的特长。于是，拉法夷特决定招募他为美军间谍。
不久，“老实肯干”的詹姆斯以劳工身份顺利打入英军营地，赢得英军赏识的詹姆斯被指定负责搜罗食物。这个任务也方便了他来往于两军营地之间。由于其出色表现，詹姆斯很快引起了康华利的注意并取得了他的信任。康华利最终决定招募詹姆斯充当英军间谍。于是詹姆斯经常潜入美军营地“刺探情报”。当然，他真正的工作是将在康华利身边刺探到的内幕情报通报给拉法夷特。拉法夷特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多次赞扬了这个“聪明的家伙”。
另一方面，詹姆斯也向他的另一个“主人”康华利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在这些所谓情报的误导下，康华利决定就地按兵不动。结果在1781年8月30日，法军增援舰队及时赶到，9月5日至9日，猝不及防的英军舰队被击败。约克敦守军被彻底包围。接下去发生的就是华盛顿预言的战争胜利。
1781年10月19日，遵照当时的风俗，胜方指挥官拉法夷特前往英军营地作礼节性拜访。康华利也作了回访。令后者深感吃惊的是，在美军营地前来迎接他的人中竟然包括他最信任的那名黑奴间谍。
1782年11月30日，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美国独立，但詹姆斯本人却仍然是个黑奴。1784年，拉法夷特重访美国时找到了这个间谍朋友。在拉氏的活动下，詹姆斯于1787年元旦正式成为自由民。为表示感激，詹姆斯改姓拉法夷特。詹姆斯于1830年8月9日在他的农场去世。为表彰詹姆斯的功绩，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瓦伦丁博物馆至今仍陈列着他的油画。
身份尴尬的情报协调局
美国与老牌帝国英国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情报工作也是这样。中情局的诞生直接源自于史汀生主义的悲剧性错误——珍珠港的耻辱让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中情局的发迹证明，洋溢着宗教虔诚的外交哲学已经彻底过时，这个尔虞我诈的时代需要情报，需要间谍。
一把旧雨伞羞辱了整个美国情报界
1937年10月的一天，在人头攒动的曼哈顿码头，从一班德国轮船上走下来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他的头顶稍稍有点秃，肚子有点发福，拎着两个大旧箱子，一脸长途旅行后的疲惫，很容易看得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
在海关，检查员对他的雨伞表示了莫大的兴趣：“您好！呃……阿尔佛雷德·兰丁先生，您这把雨伞很有趣啊，哈哈，简直，简直就像一件间谍用的玩意儿。”检查员摸着那把夹在一个木套里，因不知道怎么打开而看起来像一把拐杖的雨伞，笑嘻嘻地说。中年男子也笑了。
走出码头，深吸一口曼哈顿秋天的空气，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挂上他的嘴角：“曼哈顿，我来了！”
这位“阿尔佛雷德·兰丁”先生名义上是德国好几家编织公司的贸易代表，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尼古劳斯·里特尔，德国军事情报部航空处处长。他曾在这片土地上经营编织厂达十年之久，但这次，他为“诺顿”而来。
四个月前，德国军事情报部汉堡办事处收到一份材料，是一叠图纸，上面全是用虚线连接起来的一个个正方形和圆形，没有任何数据和说明。没有人能破解这些图示的意思，只好暂时把它搁在一旁。这份材料是由居住在布鲁克林的一个消息人亨利·索恩发出的。没过几天，他又发回来一份报告，说图纸是由一个自称“波尔”的人提供的，“波尔”在曼哈顿诺顿轰炸瞄准具厂工作，并且表示愿意为德国提供更多的情报。
这份报告让德国的情报官欣喜若狂。“诺顿轰炸瞄准具”的大名早已传遍大西洋的西岸，据说它的精确度极高，能从25000英尺的高度把炸弹投进一个小木盆！德国人早就想把它搞到手了，只是一直没能找到门路。现在线索自己送上门来，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好消息很快被报告给元首，希特勒的眼睛闪烁着奇特的光芒，他盯着面前的下属：“一定要把它弄过来，给我！就放在这张办公桌上！”
这就是里特尔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里特尔以“兰丁”为化名在一家小旅馆订了房间，把原来的德国护照和重要文件寄存在一个保管公司里。他手里有全套的东西足以证明“兰丁”的身份，伪造各类证件是难不倒德国那帮伪造专家的。忙了几天编织“生意”之后，“兰丁”通过索恩，找到了“波尔”——他的真名叫赫尔曼·兰。兰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德裔美籍机械师，说话温和，举止优雅，生活富足，不关心政治，有一个和美的中产阶级家庭。不过他愿意帮德国搞到剩下的图纸，而且不要一分钱的报酬，只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
诺顿轰炸瞄准具厂的规定很严格，每个检查员在下班前要把手中的秘密图纸集中起来，放进保险箱。这项工作恰巧是由兰负责的。于是，他每天下班后，偷偷地将集中起来的图纸带回家，等妻子和女儿都睡熟了，就躲在厨房里摹制图纸。他很快就复制了大部分的图纸，余下的就不容易搞到了，但是德国的工程师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把它们补充完整。
里特尔对事情的进展很满意，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些图纸送回德国。图纸太大，在海关检查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发现，尤其是那些不知道躲在哪里的密探。他想办法联系到在“不莱梅”德轮上当服务员的一名线人，请他帮忙捎上去。为避人耳目，里特尔把图纸裹在伞里面，装在木套里，看起来没有丝毫破绽。但是当他们会面时，这位线人连连摇头：“我出来的时候没有带伞，回去的时候却夹着一把伞，海关一定会检查的！”商量了一阵子，他们决定第二天再碰一次头，这次这个线人下船的时候就带了一把伞。
第二天，线人拄着一把与里特尔给的差不多的雨伞出来了。可是这天天气很好，同事们觉得他此举很奇怪，他急中生智，说：“别提了，倒霉透了！这该死的脚踝昨天不知道怎么扭了，我只好拄着这么个破东西帮忙走路。”这套理由在海关顺利通过。于是，诺顿轰炸瞄准具的绝密图纸就在当天悄悄运离了美国。
盗窃诺顿轰炸瞄准具秘密图纸是德国情报工作的得意之作，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一个非专业间谍的普通人完成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时美国的情报和反情报工作的落后与迟钝。事实上，从一战结束以后，当别国正大张旗鼓地发展自身的情报系统的时候，美国的情报机构却一直处于裁减、萎缩和衰败中。
“君子不偷看他人的信件”，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国务卿史汀生的名言。一战结束以后，美国回归孤立主义，主要的安全目标收缩为两个：捍卫本土和附属殖民地的安全，不允许别的势力插手西半球事务。部队大幅度裁减，情报机构更是首当其冲。所有违法的特工业务被下令取消，还关闭了专门从事密码破译的“黑室”——后者在一战后曾名动世界一时，破译过好几十个国家的45000多个密码信号，手段高超无比。但是可敬的史汀生先生认为这种手法太过卑鄙，也没有必要，把它解散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联邦调查局专门负责国内的情报工作，国家情报活动则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等部门分管。各个机构各自为政，负责的领域界限不分，有的大量重复，有的根本没有人去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不成体系，人员素质普遍低下。不仅不能提交高质量的情报，机构之间还经常为经费分拨不公或一些“越俎代庖”的事而争吵内讧。
见有机可乘，于是大量的德国和日本间谍抓住这个机会，来到美国疯狂地搞情报，而这时美国政府的很多机密东西都缺乏必要的保密和控制手段，要搞到它们简直是易如反掌。有一次，一个德国间谍要搞到美国某个海岸炮兵连与近海舰队联络的通信密码，他找到一个从这个连里退伍不久的士兵，只花了30美元就买到了。更有甚者，连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秘密通信电文，德国人居然也能大摞大摞地搞到手。
诺顿瞄准具图纸被盗之后不久，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格里布尔间谍网被破获，共有18人被指控为德国间谍。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公众本来就担心在美国有大量德国间谍在作案，现在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意大利媒体披露日本建成了两艘超级战舰，美国竟然对此一无所知。海军部的一个军官奉命去调查，要求日方给予答复，日本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说对意大利的报道不作评论。美国也就从此打住了调查。这几件事使美国情报界丢尽了脸面。一名高级海军将领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国家完全缺乏一个像样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
“野蛮的比尔”来了！
罗斯福上台后，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现状非常不满意，还得不停地协调各情报机构之间的纷争。1938年末，为扩大反情报工作，他给联邦调查局专门拨款30万美元，这让其他情报机构很不服气。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乘机拟出一项规划，要求与陆军、海军情报部不定期交换情报，但是这两家不买他的账。同时，国务院、财政部等其他非军事情报机构也不愿意削弱自己的情报职能，觉得联邦调查局太过嚣张。情报界一时吵得不可开交。老奸巨猾的胡佛找了个机会，把这一堆烂摊子又推回给了白宫。罗斯福总统慌了，这时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德意日三国都已开始动手，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的这些情报精英不但交不出他想要的东西，竟然还为争夺控制权吵个没完！因此，1939年，总统发布秘密指示，将全部谍报工作、反谍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交给联邦调查局和陆军、海军情报部。同时，他还授权联邦调查局在拉丁美洲针对轴心国间谍开展反情报和安全工作。
随着德国军队闪电般的进攻，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一路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后与几乎算是“硕果仅存”的英国隔海对峙。罗斯福心急如焚，他开始着手支持被围困的英国。可是情报机构长期效率低下，国务院又思想僵化，爱和他唱对台戏，他对这些固定的情报渠道实在不放心，于是开始重用私人情报网。他跳开政府的规定，直接挑选和使用一些对他极为忠实和可靠的人，这些人直接对他本人负责。这些人中间有外交官、军方人士、记者、作家、社会名流，还有一些是他的私人朋友。中央情报局的开山始祖，威廉·多诺万就是其中之一。
多诺万是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两个人骨子里都是强硬派，看问题总要发表意见，经常因为意见不合争起来，外人看起来像在闹别扭，其实两个人私底下关系很不错。多诺万强壮、勇敢、意志坚决，上了战场就极其的兴奋活跃。一战的时候他随陆军上将潘兴出征墨西哥，有段时间天天长途行军。他的部下怨声载道，永远精力充沛的多诺万上尉就冲他们吼道：“看我，我都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喘气，你们为什么就吃不消！”有人在队伍后面悄声地说：“我们可不像你，野蛮的比尔。”从此，这个外号就慢慢传开去。不料，多诺万知道后反而很高兴，俨然以“野蛮的比尔”自居。到战争结束时，“野蛮的比尔”已晋升为上校，成为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
退役后的多诺万曾想走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是他的运气不好，连续几次竞选州长都以失败告终。1924年他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日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此时是他的下属。随着好友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他一直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如愿。多诺万于是拍拍屁股走人，在华尔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后来白宫又曾邀请他担任海军副部长，他觉得没劲，便不客气地拒绝了。
多诺万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佬，他的性格极其豪爽，社交广泛，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很快发了大财。不过这个老兄是个闲不住的人，挣钱与他的雄心壮志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他很快就把事务所交给合伙人，自己跑到欧洲各个战场上去巡视。他目睹了德国在欧洲气势汹汹的进攻，分析了轴心国的活动态势和走向，并考察了英法等国的抵抗运动，回国后写了一大堆分析报告，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美国要尽早做好全面的战争准备。在这一点上，多诺万与老同学罗斯福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他要激进得多。当时美国精英阶层关于是否要参与这场大战还存在争论，“野蛮的比尔”对此很是生气：“在这样一个残酷无情、恶魔当道的时候，怎么能像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呢！”
1940年7月，多诺万接到邀请，来到罗斯福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谈谈他对国家形势和英国的看法。他的听众有四个：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多诺万情绪高昂，滔滔不绝，再三强调美国要做好战争准备，并及时给予英国必要的援助，以对抗纳粹。另外，美国还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和罗斯福当时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此时华盛顿刚刚收到两份完全相反的情报报告，驻英大使肯尼迪悲观地认为英国抵抗不了多久就会投降，使馆其他人员则坚持英国的抵抗运动一定能坚持下去。为切实了解英国的实际情况，密谈结束后，罗斯福委派多诺万去英国，考察其士气和抗击纳粹的实力，同时了解它的情报工作和反谍经验。
1940年12月，多诺万来到英国，受到最为隆重的欢迎。日益吃紧的英国一直拼命谋求美国参战，并与美方就交换秘密情报开展了初步合作。英方希望保持这种情报合作的稳定性，也希望情报上的合作能促使美国进一步看清事态，及早参战，因此一直竭力说服罗斯福，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协调性的统一的情报机构。多诺万的来访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孟齐斯亲自陪同多诺万全程访问，并向他保证，他能见到他想见的任何人，能了解他想了解的任何情况。而且，若美国决定建立统一的情报机构，英国情报机构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孟齐斯的陪同下，多诺万看到了英国为抵抗纳粹而做好的各项准备，看到了英国人最新发明的秘密武器，还了解到英国情报工作的经验、训练方法和一些基本技战术。他还受到丘吉尔首相和乔治六世国王的接见，丘吉尔向他反复强调了谍报工作的重要性。
多诺万回国后的乐观报告坚定了罗斯福放弃中立、援助英国的决心。同时，多诺万向总统提议，仿效英国的方法，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国外情报工作，搜集敌情，并为总统提供分析意见。罗斯福对这一提议有点动心，但是陆军、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一致反对，他们担心多诺万的机构会侵越自己的权限，都拒绝与这个“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人共事。
多诺万不管这些，不屈不挠地找罗斯福。英国谍报官员，有“小比尔”之称的斯蒂芬森借着与白宫的特殊交情为他辩驳。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开战。形势的严峻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之前的预料，罗斯福迅速作出决定，成立美国情报协调局，由多诺万任局长。
1941年7月，多诺万从预算局要来45万美元的拨款，在白宫附近几间破旧的大楼里开始工作。他运用灵活的社交手腕，招徕一大帮精英分子。这里面有哈佛大学的知名学者、著名诗人、商人、富翁、银行家、电影导演、剧作家等等，全都是显赫人物，个个精明强干，神通广大。
几个月以后，情报协调局的膨胀能力让所有人跌破眼镜：它的工作人员从最初的几十人猛增到600多人，在华盛顿很多地方和纽约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办事处。但多诺万还不满意，他要把机构规模再扩大一倍！
多诺万完全不管有关的行政规定，大肆招揽各种身份的人才，不管是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他一概不管，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行。招揽来的人大部分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连最简单的领取日常工作用品的机关常识都没有。但是多诺万一点都不在意这个，他要通过正规的训练把这些“有潜力的人”训练成最一流的情报人员。在一些秘密学校里，英国的情报专家担任教师，教授情报协调局特别行动处的人各种隐蔽行动技能，包括制图、暗杀、爆破和格斗等等。
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分公开和隐蔽两部分，公开活动主要是由学者们对情报进行专门的分析和研究，隐蔽工作主要是指在敌后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协调局由五个专业机构组成：秘密情报处，从事谍报工作；特别行动处，从事破坏与颠覆活动；反情报处，从事防谍工作；心战行动处，制造和传播黑色宣传；作训处，训练打入敌占区的游击分队。另外，还有财务管理、通信联系、人员招聘等后勤部门。
研究开发处是情报协调局下的另一个重要部门，它主要由发明家和科学家组成，负责开发各种情报工具，伪造各类身份证件，研制专供特工使用的特别武器。他们发明了很多暗杀使用的无声手枪和精巧的爆炸装置。有一种叫做“凯西·琼斯”的精巧装置，专门用来破坏铁路，它用磁铁吸在火车头和电眼的下部，这样火车只有在进入隧道时才会爆炸，造成的损失更大。
研究开发处的处长斯坦利·洛弗尔看上去沉默寡言，实际上是个狂热的异想天开分子。听说希特勒是素食者，他就想了个怪主意：在希特勒的蔬菜中偷偷注入雌性激素，使他的胡子掉光，接着说起话来就会尖声尖气，像个女人——这样就达到了“阉割”这个魔头的目的，进而可以毁坏他的个人形象，让德国人不再尊敬这个女人似的“元首”。说了这么多，洛弗尔先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也许他是想凭借对希特勒个人形象的破坏来破坏德国纳粹政权的稳定吧。
情报协调局的发展很快，多诺万源源不断地给罗斯福提供各种情报报告，总统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但是，这时候它的地位还远远没有达到多诺万预想的高度。罗斯福多疑的性格使他不相信任何一个机构或某个人提供的情报——至少有十多条情报渠道在运转。陆军、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担心情报协调局的扩大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它十分排斥，拒绝提供一些秘密情报。总之，拖多诺万后腿的事他们没少干。
事实上，情报协调局成立之前那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不该出现的情况最终导致了一场历史性的悲剧的发生。
“打鸭子”打出了一个情报组织
1941年12月，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多诺万正在波洛运动场看一场足球比赛。眼看到了射门的关键时刻，赛场外的高音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威廉·多诺万上校，请给华盛顿19号话务员打电话！”
华盛顿19号话务员！这是白宫的一条紧急电话线路，多诺万立刻知道出大事了。总统的秘书告诉他，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珍珠港基地遭到毁灭性打击，总统要他立即赶回华盛顿。
“这帮混蛋！”挂上电话，多诺万愤怒地骂了出来。他早就向陆军、海军情报部索要过有关日本军事动向的材料，那帮混蛋没给！虽然情报协调局的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各情报机构”，但他根本拿不到最及时最核心的秘密情报，而陆军、海军情报部自己向总统呈交的则是些基本的原始材料，而不是整体的分析成果。
多诺万急冲冲地赶到华盛顿，立刻召集情报分析专家开会，准备给总统和内阁提供分析材料。但他手头缺乏基本的日本情报，而此时三大情报机构乱成一团，都忙着自己搜集情报，没有人在意多诺万索要情报的要求。多诺万气坏了。
12月7日深夜，多诺万被叫进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阴沉着脸，房间里的气氛很尴尬。忽然，总统狠狠地敲了下桌子，开始大发雷霆：“他们像猎人打野鸭一样在打我们的军舰！打鸭子！比尔！”他挥舞着手臂，激动而愤怒。
珍珠港事件在整个美国社会引起巨大的震惊。为什么事先没有任何警报？那么多情报机构都在干什么？谁应该为这一国家的悲剧负责任？
多诺万有理由发火，珍珠港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种种资料表明，从1941年初开始，美国的军方情报机构曾通过不同的渠道多次获得关于日军可能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是，这些情报要么因为某种原因被搁置起来，要么被认为不重要而忽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军官埃德温·莱顿发现日军航母动向异常，多次警告在远东和珍珠港可能发生战斗，但是他却因此被作战部的军官视为庸人自扰，“酷爱散布星期六危机”。在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中，没有一个人负责研究日本外交情报，没有人专门整理互相交错的秘密情报，也没有一个精干的中央机构对总统和内阁获得的大量情报进行分析，使其看到最为迫切和危险的事情。
无论如何，就像一位军方高官所说：“情报部门对珍珠港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军和海军情报部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抬不起头来。
在愤怒和耻辱感中，任何荒唐滑稽的方案都可能出笼——
头脑同样发了一回热的多诺万怂恿总统派遣剩余的太平洋舰队的一半兵力和1万多名突击队员——美国其实没有这样的突击队员——去攻打日本北海道。还有人建议美国轰炸日本火山，把日本埋在岩浆和灰烬中。情报协调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情报，听说日本人极端害怕蝙蝠，提出向日本空投蝙蝠，以扰乱人心。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罗斯福总统居然认真考虑并采纳了这个计划——美军不辞劳苦地捕获了数万只大蝙蝠，在它们身上绑上一种特殊微型炸弹，以便让它们在降落后引起爆炸和火灾，造成更大的恐慌。后来美军出动了多架轰炸机把这些蝙蝠空投到日本境内，结果大部分蝙蝠还没落地就在高空冻死了或摔死了，没死的也是奄奄一息——而日本人根本就不怕这个！总之，这种种荒诞怪事，竟然发生在一个科技最为先进的国家，也算是千古奇谈了。
珍珠港事件之后，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多诺万加大了情报协调局的活动范围和力度。他甚至一度从老朋友斯蒂芬森手中接过英国间谍原来干的一项活儿，定期到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秘密搜查，偷拍亲轴心国的佛朗哥政府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以协助英国攻克德国“迷”字机密密码。但是这一秘密举动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大为光火，因为这该是他管的事。胡佛一气之下，在情报协调局的密探再次潜入使馆时，联邦调查局出动车辆，打开明亮的信号灯，并且高放警报信号，最后把惊慌失措的密探给逮回去了。多诺万气得浑身发抖，他和胡佛一直吵到罗斯福面前，但是总统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没有训斥胡佛，反而下令把这项任务转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改善当前的混乱情报局面，1942年初，罗斯福一度想解散情报协调局，将其各个机构分配到其他情报部门中去。多诺万为了阻止这一想法的实施，真是费尽了心思，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意外的盟友——美国最高军事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后者坚信美国必须有一个机构专门从事对敌秘密工作，多诺万则使他们相信情报协调局就是最好的执行者。
1942年6月1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多诺万的联合建议下，罗斯福下令将情报协调局与军方情报力量结合，成立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多诺万任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它的正式工作是破坏、谍报、反间谍和部署实施秘密行动——这些工作成为后来中央情报局的基本行动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但是杜鲁门总统很快发现自己无法应付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报告。于是，他又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及其行动机构，即中央情报组（CIG），以协调并核对这些报告。因此，中央情报组既是协调机构，也负责情报搜集，它可以被看做是国家的安全需要和组织总设想的一部分。
四个月后，总统建议“联邦所有的外国情报活动必须被计划、发展和调整以确保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任务能最有效地完成”。这些情报活动由国务卿、国防部长、海军部长和总统的私人代表组成的国家情报局领导，一个中央情报组协助国家情报局完成这项工作，中央情报组由来自这些成员各自部门的人员组成，并受一个中央情报主任的领导。
随后，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法》，它在中央情报主任下设立了中央情报局。由于联邦调查局的游说和公众对正在创建的一个“美国盖世太保组织”的恐惧，致使联邦调查局被指派负责国内安全事务和反间谍活动。中央情报局必须符合“没有警察、传票和执法力量或国内安全职责”的规定。这一结构导致了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其他情报机构之间以及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紧张。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就这样在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中诞生了。
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
中情局的诞生经历了一个由党派斗争而导致的波折：罗斯福因为战时情报的需要而授意威廉·多诺万组织一个更强有力的情报机构去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然而狭隘的民主党人杜鲁门很快否定了这一切，中情局几乎胎死腹中。现实形势的危急和艾森豪威尔的上台才使中情局开始起飞。
“如果怕狼，就别待在森林里！”
“如果怕狼，就别待在森林里！”这是多诺万的名言。
现在，他又把这句话搬了出来，在情报协调局的秘密会议上，瞪着手下一帮情报专家：“无论如何，要在一周之内拿出这份东西！”
一帮手下面面相觑，快一年了，一年里几乎他们所有的行动都围绕那个大计划展开，凡是跟这个计划沾边的，头儿就特别的紧张和兴奋。到了今年秋天，他简直是高度紧张，任务越派越多，要求越来越细，给的时间越来越紧。就像现在，刚刚收到北非传来的消息，海边的一支德国军队有调动的迹象，他立刻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它的意图和动向，写出一份详尽的分析报告。
多诺万知道大家的心思，在散会之前，他再一次清楚地强调：“先生们，我们的整个未来将取决于这个计划的结果，所以，请务必绝对保证我们情报的准确性和机密性！”
窗外，正是1942年的秋天。多诺万强调的那个“大计划”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次计划的结果，直接关系战略情报局的命运。
1942年11月7日深夜，20多万人的盟军队伍在轴心国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成功登陆北非，一时间震惊世界。“火炬计划”成功实施，多诺万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存在的舰队
1941年底，美英达成协议，盟军将于次年底进入北非，开辟新战场。这一计划代号为“火炬”。这时华盛顿对北非的形势简直是一无所知。陆军情报部的一位专家奉命分析利比亚的供水情况，他在资料室里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很薄的文件夹，里面夹着“一份20年前的电报，一篇报纸副刊上的文章，题目是《饥渴的沙漠》，还有一份旅游宣传材料，印着沙漠和几棵椰子树的照片。这就是相关的全部资料”。
情报的空缺必须立即填补起来。战略情报局迅速接管了美国在北非的情报机构，多诺万委派一战英雄、海军陆战队上校威廉·埃迪为负责人。埃迪拿着200万美元，扩大了先前法国的地下秘密组织，并找到当地的部落和宗教首领寻求帮助，后者出动了上千名信徒帮盟军搜集情报和偷运武器。
埃迪的间谍提供了大量有关北非海岸的防御工事和法军军力的情报，使北非远征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得以对作战条件有全面深刻的了解。不仅多诺万，就连多诺万的死敌、陆军情报部部长史特朗也对埃迪的情报工作表示赞赏。1942年8月，埃迪去伦敦向盟军领导人汇报情报，负过伤的腿一瘸一拐，胸前挂满勋章，让人心生敬意。巴顿将军曾不无敬佩地说：“这个兔崽子总是大难不死。”
埃迪作风冷酷，热衷于非传统的隐蔽手段。他一直主张通过暗杀干掉德国驻北非某些机构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可能是盖世太保成员，后来又打算派非洲黑人在纳粹官员的饮料中放安眠药，结果美军参谋部都没批准。还有一次，埃迪派人劫持了一名德国气象专家，把他装在汽车后备厢里，等带到目的地时，差点把人给闷死了。
10多万人的队伍，加上所有的武器装备和给养，规模是十分庞大的。为保证盟军队伍的动向不被轴心国察觉，战略情报局的间谍四处散布假消息，说远征军要去法属西非海岸的达喀尔，集结在直布罗陀的大量船只则是为了救援被围的马耳他。德国人相信了这一消息，于是派出专门的空中力量紧盯“开往马耳他的舰队”。
1942年11月8日，希特勒被急电从梦中惊醒。副官告诉他，盟军在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了。
希特勒半天没回过神来，在此之前，他的军官没有任何人向他提过敌人会有类似的移动意图。在他睡觉前不久，还有人向他报告这支盟军可能的动向，但是，没有提到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是的，没有提到！
守港的法国维希政府的海军同样措手不及，不过战斗仍然很激烈。战略情报局乘机指挥法国地下组织举行暴动，埃迪的特工则为登陆的盟军提供地图，带路，介绍重要的设防情况和要塞位置。激烈的巷战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此时7架德国中队的飞机还在几百英里外的邦角半岛上空盘旋，苦苦追赶“开往马耳他的舰队”。
北非登陆以盟军胜利告终，德国的王牌军——非洲军团遭到美英的前后夹击，被迫撤出。但美国政府最后搞的“达尔朗交易”令很多人不快。达尔朗是维希政府首脑贝当的副手，后来与美国合作，这次是他最后说服亲维希部队放弃抵抗。在他的统治下，反犹的维希法令仍然有效，支持盟军和戴高乐的法国军官和不少地下组织成员被关进集中营，这令战略情报局的特工非常不满和愤怒，尤其是那些来自学术界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故意消极执行命令，以示抗议。多诺万对这个交易也很有意见，认为有损盟军对欧洲抵抗力量的号召力。他一度想派人暗杀达尔朗，结果后来另有人代劳。1942年底，达尔朗被一个法国刺客暗杀。美国人如释重负。
北非战役使战略情报局的声望大大提高，它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活动力令华盛顿和军方刮目相看。军方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个机构可以成为自己在战争中好的合作伙伴。战略情报局乘机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1943年1月末，12顶降落伞悄然落在缅甸北部的亚热带森林里。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这里一直活跃着一支百余人的小队伍。他们是由艾夫勒率领的战略情报局101分队。
101分队吸收了很多当地的卡钦人为骨干，他们以这个人迹罕至的像地狱一样的森林为据点，行踪不定，在整个缅甸搞游击、破坏和营救，神出鬼没，杀敌无数。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司令史迪威将军对此极为高兴，他的队伍之前曾被日本人赶跑，撤退的时候还遭到伏击，这回101分队可算帮他出了口恶气。不过将军对他们的杀敌数字有怀疑，有一天他问一个卡钦人，他们是怎样统计杀敌数字的。这位卡钦人低头揭开腰间的一个小盒子，倒出大堆干果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将军非常不解。
“日本人的耳朵。”
像101小组这样的破坏行动是多诺万的最爱——“野蛮的比尔”一直渴望像巴顿将军那样驰骋战场，既然办不到，他就转而率领自己的一帮手下，在世界各地大搞颠覆活动。他喜欢厮杀和破坏，觉得“搜集情报还勉强可以接受”，因为或多或少有点冒险性，在办公室里分析情报和撰写报告就“太无趣”了。在他的带动下，战略情报局的一般人员都瞧不起搞情报的活儿，宁愿去战场上冒险，或者在敌后搞颠覆。这样的工作特点也影响到了日后的中央情报局的走向。
1942年，丘吉尔首相发出“到欧洲放火”的号令，正中多诺万的下怀。他选派大批战略情报局的人去英国接受训练，回来后分成多个特别行动小组，去各地执行特种军事任务，其中多数是“烧、杀、砸、抢”等颠覆和破坏活动。除了太平洋地区海军和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部门不许他们插足外，多诺万麾下的特别小组几乎遍布世界各地。有时他自己还要求参与某些冒险活动，尽管以他的身份和级别，这是不被允许的。
盟军在欧洲发动攻势后，多诺万坚持要去诺曼底亲身体验一下。他找到一位关系不错的海军上将，但是后者一口拒绝了。多诺万的身份太特殊，了解太多机密，这样的重量级官员无论牺牲或被俘，都会带来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多诺万争辩说，在诺曼底牺牲是一名军人最光荣的事，而且他是没有权力做俘虏的，如果陷入绝境，他会服毒，如果没有毒药，他就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去。为了实现这一想法，多诺万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死活赖着要去。最后他终于“靠关系”登上了诺曼底海滩，他像普通战士一样，全副武装，在敌人呼啸的子弹中沉着应对。登陆之后，多诺万心满意足，他的“关系人”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胆大的多诺万不仅爱搞些这样的“小冒险”，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很执拗，凡是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就算上司不同意，他变着法儿也会干。1944年末，战略情报局搞到苏联4种军事和外交密码（苏联人当时还不知道这些密码被破获，仍然在使用）以及约1500份文件，多诺万欣喜若狂。可是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爱德华·斯瑞纽斯却命令他在不透露来源、不留副本的前提下，将密码与文件交还苏联。多诺万执行了这一命令，但在送还之前，他偷偷地将密码复制了一套。这些副本后来在调查隐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初，多诺万还擅自下了一个口头命令，让手下的人收集分析能透露苏联人在巴尔干的意图的秘密资料。
在多诺万的带动下，战略情报局的风格极其自由，这里的人一个个都被训练得胆大包天。由于它的机构人员很多是临时雇佣的，没有一个正式的等级制度，就显得更加混乱了。
二战快结束时，战略情报局进行了一项代号为“纸夹”的行动计划，专门搜寻德国科学家，把他们带回美国，防止落到苏联人手上。一个名叫罗兹的中尉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一个不肯合作的美国上校，上校指责他的做法，并且拒绝交出这些科学家。罗兹竟然掏出手枪对准他，并指挥他的小分队包围了这些科学家。后来他因为这一鲁莽的行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多诺万却很欣赏这样有胆色的举动并为他提供证词和辩护。他表示，罗兹无视军纪的做法令他很恼火，但是他“宁可看到一个有胆量不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的中尉，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只顾自己往上爬的下属”。
多诺万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和长期的实战经验使战略情报局里走出了不少优秀的特工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直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有4个人还先后当上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杜勒斯，在瑞士指挥对德间谍网；赫尔姆斯，当过记者，参与过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科尔比，作为杰德堡突击队队员空降到挪威和法国执行破坏任务；凯西，领导德国谍报小组。其中，尤以杜勒斯的表现最为出色。
信任德国人
1943年8月，“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杜勒斯在使馆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德国客人，他请来客入座后，便开门见山地问：“我们怎么相信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德国情报机构派来的奸细？”
“很简单。如果我是奸细，我为什么带上这186份文件，而不是两三份？”
杜勒斯大致地翻了翻这186份文件，有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备忘录，德国潜艇与日本潜艇会合的地点，德军谍报局设在葡萄牙某港口的谍报网情况……件件绝密！他努力按捺住内心的震撼与激动，望着来人。来人这才表明自己的身份：“弗里茨·科勒，在德国外交部供职。我每天将所有的文件过目，然后摘要呈递给里宾特洛甫。我痛恨纳粹，所以愿意定期给你们提供这些绝密文件。”杜勒斯凭直觉判断，此人价值重大。于是他与科勒约定，两个月之内，让他再来伯尔尼联络。
杜勒斯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文件，确实详尽机密。后来科勒又向杜勒斯两次提供了重要情报，其中包括一名德国间谍混进了英国在土耳其的使馆的情报。杜勒斯立即把这个情报通报给英国人，可是他的上司开始怀疑科勒的动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情报分析家一起为科勒的情报做鉴定，最后都断定材料是真实的。不过他们还是怀疑这也许是德国人使用的伎俩，是为传递假情报做准备。但杜勒斯凭直觉相信，科勒是真诚的。他几次致电多诺万，担保科勒。多诺万也同意他的看法，并在罗斯福面前极力担保。
1944年3月，战略情报局突然需要一些有关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下令杜勒斯尽快和科勒联系。杜勒斯从苏黎世向科勒发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吗？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你能不能在柏林帮我买一些这里的商店过去常卖的日本玩具？”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科勒果然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带来了大量缩微胶片，里面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回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的评估等。杜勒斯兴奋地致电华盛顿：“伍德（科勒的代号）带来了200份以上价值极高的复活节礼物。”
“日出行动”是杜勒斯导演的另一精彩行动，是美国情报史上的一大经典。1945年2月，党卫军意大利战线负责人卡尔·沃尔夫将军的两位代表来到杜勒斯面前，谈判关于投降的事。沃尔夫是希特勒的心腹，在党卫军中他的权威仅次于希姆莱，位高权重，杜勒斯不能不怀疑。为考察其诚意，杜勒斯提出：两位意大利游击队重要人物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如果沃尔夫真有诚意，先释放这两个囚犯。几天后，这两位游击队领导人被送回，接着沃尔夫亲自来到伯尔尼，要与杜勒斯就投降问题直接谈判。
沃尔夫主动提出愿意做三件事以示诚意：停止针对意大利各党派的敌对行动；将关押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释放；对关押在意大利蒙塔的350名盟军战俘的安全负责。在杜勒斯的要求下，他还答应回去说服意大利战线德军统帅凯塞林元帅投降，因为他与凯塞林私交很好。杜勒斯的报告传到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极其兴奋，赶紧上报。华盛顿立即把这情报通知给英国。亚历山大元帅派出两个将军来到伯尔尼，准备谈判并接受投降。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日出”。
这时事情发生了变故，凯塞林元帅被召回柏林任西线德军总司令。沃尔夫试图说服他，把投降的规模扩大到整个西线。可是凯塞林不同意，但他也没有去告发。将军们等了一个星期没任何消息。此时盟军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如果不能赶在盟军取得重大胜利之前实施投降，这个行动就没有意义可言了。
杜勒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要知道，此事都已经捅到了英美两国的元首那里，被看成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一直等到3月26日，沃尔夫终于捎来口信，说他将带来一个“完整的方案”。但是直至4月11日还没有新消息，连杜勒斯都忍不住怀疑自己被骗了。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逝世，杜鲁门上台后，立即命令战略情报局停止在伯尔尼与德国人接触。杜勒斯在4月20日收到了总部的电报，可是第二天他就得到消息：沃尔夫将军已经带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准备立即就意大利的德国陆军、党卫军以及盖世太保的投降问题与盟军磋商。
杜勒斯心急如焚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请示，但是杜鲁门总统不想改变自己的指令。杜勒斯只好让瑞士情报部的韦贝尔做代表与德国人周旋。磨了两天之后，沃尔夫似有察觉，愤然回到意大利，指挥部下顽强抵抗。
4月26日，杜鲁门终于改变主张，接受沃尔夫在卡塞塔投降。5月6日，杜勒斯被召到艾森豪威尔设在法国的前线指挥部，出席德军的投降仪式。持续65天的“日出行动”从此成为美国情报史上的经典，杜勒斯也因此获得自由勋章和总统嘉奖。
美国的“文化部”诞生
傍晚，多诺万坐在战略情报局总部的办公室里，望着远处沉思。他很器重和欣赏的一位副手，也是好朋友，安彻斯特少校走到他身边，“我看到今天那篇报道了。”
多诺万点点头，没有说话。
“战略情报局的命运会怎样？”
“我想，没办法了，结束了。”多诺万叹了口气，很无奈也很痛苦地回答。很久以来，他一直在努力为这个问题争取一个不同的答案。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1945年初，罗斯福让多诺万制定一个有关战后长期情报机构的规划，这正是多诺万一直想做的事。他很快拿出一份绝密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该机构由总统直接控制，机构负责人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共同组成顾问委员会，协调各大情报机构，完成谍报、反谍报、研究与分析、对外政治颠覆和总统可能交给的“与情报有关的其他工作”。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
不久，多诺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份计划走露了风声，随之而来的是四方的抵制、批评和反对。本来就对战略情报局不满的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预算局和陆军及海军情报机构都对这一想法强烈反对，胡佛更是愤怒之极，因为他正在起草让联邦调查局控制所有国外情报工作的计划。这次，他决心和多诺万大干一场。
1945年2月，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都以醒目标题登出多诺万的这一计划，说他“要建立战后超级间谍系统”，“监视公民生活”，并称这一机构将是“美国超级盖世太保”。多诺万心里清楚，能搞到这个绝密文件又把它泄露给外界的正是他的老对手胡佛。不过他现在没工夫吵架，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构想已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不绝于耳。他开始多方寻求支持者，并极力地说服总统。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哈里·S·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本身不喜欢搞秘密组织，华盛顿的各个情报机构趁机大告战略情报局的状，包括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腐败无能、严重亲英等等，媒体也开始新一轮的抨击。这一切都令多诺万感到大事不妙，他清楚地看到，战略情报局在战后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他为之四处奔走，试着挽回这一局面，但此时他对白宫的影响力已经和往日不能比了。
1945年9月，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他对多诺万长期的杰出表现表示感谢和赞赏，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才能已经不再需要”，但安慰他说，“政府的战后情报机构将以你创立的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
9月28日，在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颤抖着声音，向下属们宣布解散。他感谢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优秀工作，赞扬他们的勇敢与献身精神，并肯定这一工作对美国今后还将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再次望了一眼这栋熟悉的大楼，独自离去。
战略情报局解散以后，没有了中央的协调和分析系统，美国的情报活动又陷入混乱和分散中。杜鲁门经常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毫无条理，各个机构发来许多未经分析和相互矛盾的报告，让事情更加混乱。这并不是他乐于见到的。他开始意识到，解散战略情报局是一个错误。
1946年1月，杜鲁门下令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务卿、陆军和海军部长及总统军事顾问组成，全面负责美国对外情报活动。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执行机构，代替原来战略情报局在海外的情报活动。
中央情报组完全不能与当年的战略情报局相提并论，它没有自己的独立预算，无权雇佣和训练自己的人员，夹在几大有权势的部门中间，干些综合各家观点的活儿——但是这项差事却并不轻松，因为各方的观点往往是矛盾的，而且有些情报军方机构根本拒绝提供。中央情报组首任组长西德尼·索尔斯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各借了两个人来帮助开展工作——他的下属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没有任何情报工作基础。
在霍伊特·范登堡担任组长期间，中央情报组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出身名门，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作支撑，做事极有胆色与魄力。他为中央情报组争取到了更多的经费和编制，并且利用国务院挫败了联邦调查局，夺取了该局在国外的全部情报网。在他的带领下，情报组开始独立秘密搜集情报，研究分析。情报组交上的第一份独立的专题情报评估是有关苏联的实力和动向，深得杜鲁门的好评，也为情报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第三任组长罗斯科·希伦科特就不如前任有气魄，在很多事情上争不过其他几个大情报机构。但他工作勤恳，坚持为情报组招进来一大批有才华的新人，为这个机构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随着冷战态势的加剧，从1946年开始，美国军事指挥系统开始作大调整，建立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被提上日程。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直接向总统）汇报”，“执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务”，以及“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务”。
1947年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诞生，希伦科特任首任局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两大阵营对立的加剧，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情局“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职能迅速撕下了伪装，直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推进的急先锋。
除了经济上的空前成就和军事上的辉煌胜利，第一次将触角伸及全世界的美国政府战略安排很清楚：光依靠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能确保其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他们急切地需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苏联阵营展开一场攻势，取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优势以保证其霸权的持续。正是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根据《国家安全法》建立起来的中情局，虽然说表面上的职责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面的情报，但实际上，它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快就超越了这些。
著名的“八千字电报”的撰写者、冷战的设计者之一、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凯南曾明确地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这句话是对中情局地位的一次重要定性，等于直接告诉人们，“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在“自由世界”也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最大的赢家，可是站在保守固执的欧洲文化堡垒面前，新大陆仍然被看做是一片文化沙漠——美国人再有钱，也还是一群嚼着口香糖、开着雪佛莱车、满口美式俚语的暴发户和市侩之徒。
因此，中央情报局在其成立之初，就十分明确地确定了其文化宣传的目的：一是反共，“遏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二是塑造美国的新形象，也就是“系统地、科学地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塑造形象”，开展“长期的思想运动”，来输出美国的生活价值与世界观。
中央情报局的基本框架和设置基本与多诺万当年的构想吻合。多诺万的行事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中情局的好几辈人。他没有在中情局担任过任何职务，但人们公认他是“中央情报局之父”。每逢中情局的重大活动，会场里都会挂上他的画像。他的照片一直挂在中情局的大厅，永远注视着他的门徒们。
中央情报局总部附近曾经支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宣传自己和自己所做的工作——这在世界情报史上是一个空前的疯狂举动，中央情报局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组织”。当然，由于另一个世界闻名的情报组织联邦调查局的存在，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就像美国两党竞争一样。不用怀疑，这已成为中央情报局历史乃至美国情报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