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屈原晚年的气质形象

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其一生命运多舛：年轻时曾满腔热忱，辅佐君王励精图治。自身的才干和怀王的信任，使他在政治上如鱼得水、宏图大展，也因此招来同僚的嫉妒和憎恨。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谗于怀王，怀王听信其言，怒而疏屈原。屈原通过诗歌反复明志，抨击群小以申其志，希望怀王能够明辨是非，以期回到当初两美契合的状态。然而佞臣当道，怀王耳不聪、目不明，以致屈原被贬汉北，自身客死他乡。待顷襄王执政，令尹子兰唆使上官大夫诽谤屈原，顷襄王信谗而怒，遂将屈原放逐江南，永不召回。

接二连三的巨大挫折和沉痛打击，最终破灭了屈原的美政理想，断绝了屈原的归乡念想。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起伏在屈原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昔日的俊美容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内心极度悲伤所导致的黯淡神色。《渔父》开篇便将晚年屈原形象定格画面：“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对此，王逸释曰：“身斥逐也，戏水侧也，履荆棘也，皯霉，黑也，癯瘦瘠也。”蒋骥则释曰：“憔悴枯槁，近死之容色也。”屈原晚年面色枯焦黝黑、身体骨瘦嶙峋，与其早年相比，这种“近死之容色”令人骇然。《渔父》所述屈原形貌是否属实，须从《渔父》本身说起。关于《渔父》的作者，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此说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仍持肯定意见。然诗中内容是否虚构，渔父是否真有其人，也历来为学界所质疑。洪兴祖《楚辞补注》云：“《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周建忠认为：“屈原在《渔父》篇中独特地直称其名，并与渔父展开对话。可知渔父应当是屈原虚拟的人物，非现实中人，渔父身上汇集并体现了屈原那个时代盛行的道家思想。”可见，《渔父》乃屈原虚构之作。然而，即便是虚构之作，对外表极度重视的屈原，何以将自己描述得如此不堪？这究竟是屈原晚年的真实状态还是诗人的夸饰之词？对此，我们可以尝试从屈原其他作品中寻求答案。屈原晚年放逐江南，经历了由陆路转水路的艰难行程：“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九章·涉江》）而流放地恶劣的环境和气候更是让人倍感愁苦：“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九章·涉江》）即便是普通人，在长期经历如此苦难后也会身心俱疲，更何况是出身贵族的屈原。路途的坎坷和环境的荒凉，让诗人备受折磨，变得瘦削憔悴自然合乎情理。然而，苦难虽改变了诗人原本美好的形貌，却无法改变他对美好的热爱与追求。周建忠在分析《涉江》时指出：

“涉江”之“涉”，不仅仅是被放逐的行程、路线、地点的旅途记录，更着重于诗人一生所涉的人生道路与追求。面对忠而见弃、见放的不幸，幽独愁苦的环境，诗人没有变心从俗，随波逐流，更没有消极沉沦，埋没隐世，而是公开宣称，即使是偏僻遥远，即使是世无知音，即使是愁苦终穷，即使是重昏终身，也董道不豫，决不妥协！尤其可贵的是，诗人还从“现在时”联系到过去未来，对自己一生作出的政治抉择，进行承前启后，瞻前顾后的思考，千回百转，喷涌而出的，竟是开首两句形成的人生态度宣言书：“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奇服，即奇异的服饰，比喻自己杰出的品德才华。以美妙的服饰喻好修美质，是屈原运用比兴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一“幼”一“老”，从巨大的时间跨度上反映出自己好修的一如既往、自始至终。“不衰”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佩物之美，“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二、饮食之精，“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

可见，屈原晚年对美好事物的喜爱丝毫不减当年。故而，后世画家笔下披头散发、衣冠不整的屈原始终与现实中的屈原形象无缘。此外，《渔父》中渔父始见屈原便将其一眼认出，说明屈原并未像诗中所写那样变得面目全非。因此，《渔父》中的屈原形象是诗人对自己晚年形貌所作的一种夸张，瘦削、憔悴确是他晚年的体貌特征，但于这种特征的过度夸饰却是他对自我形象的一种弱化和丑化。如此为之，当与诗人晚年思君恋阙之情密切相关：“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九章·哀郢》）诗人对国、家、君的深切思念与眷恋，让他无时无刻不期盼着重返故土、伴君左右。无可奈何的诗人唯有通过对自我形象的毁灭来诉说内心的悲伤与愁苦，希望以此引起楚君的注意，得到楚君的同情，重召他归返故乡。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晚年形象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外貌上，更体现在其精神气质上。“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恍而乖怀。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远游》）诗人自述的晚年，不仅外形憔悴，而且精神状态也极度不佳。这种恍忽、迷茫、愁苦的状态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中，诗人或带着几分狂态，潮水般宣泄着内心的愤懑和不平，或频繁复述着诗意的话语，表达内心的哀愁与忧伤。将屈原作品中的诗句进行比对，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诗句重复现象。有的是一篇之中前后诗句的重复，例如：

1．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离骚》）

2．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

3．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离骚》）

4．又众兆之所雠。

又众兆之所咍。（《惜诵》）

也有篇与篇之间的诗句重复，例如：

1．乘骐骥以驰骋兮。（《离骚》）

乘骐骥而驰骋兮。（《惜往日》）

2．芳与泽其杂糅兮。（《离骚》）

芳与泽其杂糅兮。（《思美人》）

3．世溷浊而莫余知兮。（《涉江》）

世溷浊莫吾知。（《怀沙》）

4．惟郢路之辽远兮。（《哀郢》）

惟郢路之辽远兮。（《抽思》）

5．宁溘死而流亡兮。（《惜往日》）

宁逝死而流亡兮。（《悲回风》）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熊良智曾对屈原作品中的重复诗句进行过句次统计，发现诗句前后重复竟涉及作品18篇之广，诗句264句次之多。具体情况引原表如下：

屈原在《惜诵》中曾以“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来剖析自己创作的重复，冀以通过反复申述表明自己的心意，表达真挚的情感和坚定的志向。《惜诵》为屈原中期作品，那时的诗人虽愁苦郁闷，但尚未对人生绝望，所以创作的重复是他刻意用于自我表白的一种手段。然至其晚年，这种重复不再是诗人的有意行为，而是一种由其精神状态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诚如朱熹所言：“《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故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朱子认为屈原后期作品中出现的诗句重复是其精神极度抑郁的产物。这种精神状态的产生，是诗人长期经历政治、人生孤独所导致的。身在朝中时，遭遇奸佞谗陷污蔑，君王怀疑疏远，远大的政治抱负与满腔的奋斗热情不为任何人所理解和接纳；流放在外时，路途艰难坎坷，环境恶劣荒凉，身体与心灵遭受的巨大折磨和摧残得不到任何人的安慰与同情。被外界隔绝、排斥所造成的社交孤立，带给屈原无尽的痛苦体验，寂寞、孤立、无助、郁闷等不良情绪如枷锁般紧紧捆绑束缚着晚年的屈原，令其气质变得敏感而多愁。抑郁在无影无形中彻底改变了诗人的心境，悲观、哀伤、绝望使屈原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唱响了屈原的临绝之音，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此篇乃屈原“自述其沈湘而陈尸于沙碛之怀”，即林云铭所谓“绝笔之文”，屈原的悲剧人生最终以自杀谢幕。然而，选择自杀并非屈原一时之心血来潮，亦非企图逃避现实或摆脱困境，而是在他长期经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后，为维护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崇高人格所进行的最高形式的生命抗争。诚如朱熹所云：“君子之处患难，必定其心而不使为外物所动摇，必广其志而不使为细故所狭隘，则无所畏惧而安于所遇矣。”可见，自杀是屈原经过筹思再三、万无所望后而进行的有计划且极为理性的行为。在屈原作品中，曾多次脉络清晰地表达过以身殉志的想法：“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惜往日》）、“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常愁”（《悲回风》）、“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悲回风》）。诗人或以“溘死”表白，或借彭咸、申狄徒、伍子胥陈情，返乡复国既已无望，殁化尘烟便在所不惜。在明确以死殉志后，诗人将自杀看作人生中最后一场隆重的仪式，把自己装扮得万分美好：衣饰整洁华美、心境平和从容，神态安详庄重。屈原以最安静的方式完成了最有力的呐喊。

综上所述，晚年的屈原形貌瘦削而憔悴，衣饰整洁而华美，气质集多愁、敏感、孤独、抑郁于一身。这是苦难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迹，现实改变了屈原的气质容颜，使他从一位得意的理性政治家蜕变成为一位失意的浪漫诗人。然而，诗人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却在遭遇种种磨难后历久弥坚。可以说，文学中的屈原，是一个接近历史现实的屈原，他形容俊美，身材高大，既温文尔雅，又孤傲不群，充满着忧郁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虽愤世嫉俗却又不失谦谦君子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