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屈原早年的气质形象

我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梁启超曾高度评价《楚辞》：“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作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屈原以其烁古震今的高尚人格及精彩卓绝的绚丽诗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屈原，名平，字原，生活于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其生平资料主要见于《离骚》、《九章》以及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楚世家》和刘向《新序·节士》。完美的人格品质和高尚的民族精神，使屈原成为一个承载文化的符号，一座跨越时空的丰碑，引发了世世代代对他的无限崇敬和缅怀。古往今来，对屈原形貌的好奇与追寻，成为人们从未停止的探求：屈原传记层出不穷、屈原画像琳琅满目。然而，无论是传记还是画像，都或多或少掺杂了作者的想象，并非屈原的真实形貌。因此，考察屈原之形貌，须从屈原作品和史传文学中去摸索还原，方可接近其本真。

关于屈原的人生经历和生活轨迹，我们可以从屈原带有自传性的诗歌作品和汉代史传文学中加以探寻和把握。姜亮夫在分类解读屈原作品时曾指出：“《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为一组，大都有事可据，是屈原创作重心，带有自传性，乃情愫与事实之纠合而成篇。”明确了以《离骚》、《九章》等政治抒情诗为代表的屈原作品不仅抒发了屈原内心的深厚情感，而且透露了屈原生平经历等重要信息。从早年初登政治舞台时的满腔热忱、自修明志，到中年遭谗见疏时的痛心疾首、上下求索，再到晚年归郢无望时的抑郁哀伤、悲愤沉江，区区数十载，屈原历经了无数的坎坷与曲折，人生的跌宕起伏无疑使他的形貌气质随着世事变迁而发生改变。

屈原早年的气质形象，我们可以从其早期作品《九章·橘颂》中探知大概。该篇以橘树为礼赞对象，托物言志，表达了诗人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志向。诗中屈原颂橘以自比，将橘充分人格化、人物化，对橘的外表姿态和内在品质作了细致描绘。诗人由整体到局部，首先通过“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总述，向人们展示了橘树独立于天地间的耿介挺拔的象形。接着通过“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的分层特写，呈现出橘色彩斑斓、纷繁可喜的形象气质之美。屈原咏橘，诚如林云铭所云：“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可见，橘的外在形象正是屈原外形气质的真实写照：身材高大挺拔、外貌英俊润泽、气质耿介脱俗。该形貌特征在《远游》中亦有迹可循，诗中描绘屈原为成仙得道而修炼美好面貌时写到“玉色頩以脕颜兮，精醇粹而始壮”，王逸释曰：“面目光泽，以鲜好也。我灵强健而茂盛也。”诗中所述虽为诗人虚构想象，却具有一定现实基础。政治失意后的屈原，面对自己的枯槁之态，难免怀念年轻时的美好形貌，希望能够重回过去。这种心情与他期盼重回楚国、重新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是一致的。故而，诗人在《远游》中修炼的美貌正是其早年形象的真实写照。《橘颂》中有关橘外表姿态的描写，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屈原的形貌气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橘为南方楚国所特有，其外形气质象征了屈原身为南方楚国男子所具备的美好特征。诗人以橘自喻，通过对橘形象美的赞颂，折射出对自我形象美的肯定与自信。

此外，屈原作品中有关衣食住行的描写，也从各个侧面详细印证了诗人在外形、气质、品味等方面的高雅不俗。关于衣饰，《九章·涉江》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离骚》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可见，屈原在服装佩饰上极具特色：首先，喜戴高冠佩长剑。王逸《楚辞章句》注：“长铗，剑名也。其所握长剑，楚人名曰长铗也”，“崔嵬，高貌也。言己内修忠信之志，外带长利之剑，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云也。”据汤炳正考证，“高冠、长剑，为楚国民族服装之共同特征，其见于典籍者，如《说苑·善说》‘……昔者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汤氏认为“屈子自称‘奇服’，并非谓异于众人，实指异于其他国家或异于其他民族之服饰耳。此乃屈子深厚的爱国主义或强烈的民族意识之体现。”其次，喜以花草为服为饰。卉服之制，自古有之，《尚书·禹贡》便有“岛夷卉服”的记载，但真正以花草为服，实乃远古蛮夷之举。屈原为楚国贵族，诗中所写以芰荷为衣、芙蓉为裳，并非其真实所为，而是受上古习俗之影响，喜以花草为饰，诚如周秉高所认为，是“身穿染或绣有‘芰荷’、‘芙蓉’色彩或图案”的衣服。至于扈江离、佩秋兰等香草，则可信以为实，洪兴祖《楚辞补注》证曰：“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可见，将香草佩戴于身乃古代常见之俗。然而，屈原所佩香草又与众人有着显著区别，《离骚》曰：“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诗人通过对群小所带污秽之物的抨击，突显出自己所佩香草的独特芬芳。最后，喜佩玉石。王逸注曰：“宝璐，美玉也。”洪兴祖释“佩缤纷其繁饰兮”曰：“佩玉缤纷而众盛。”玉石质地温润，故古代贵族常喜以玉比德，《礼记·聘义》载孔子之言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王逸亦释“纫秋兰以为佩”之“佩”曰：“饰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洁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无所不佩也。”屈子喜佩玉石，当为贵族比德之意也。综上可知，屈原在服装配饰上，基本遵循古代的服制和习俗，既体现了楚国的民族特征，又高人一筹，带有自身鲜明的风格。一个服饰纷盛华美、气质雍容华贵的屈原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关于饮食，《九章·惜诵》云：“梼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离骚》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诗中提及的木兰、申椒、江离、秋菊、琼枝等花草，均为芳香类植物，它们或入药，或调味，或烹饪，其可食性及养生价值古籍记载颇为详实。如：江离，又名蘼芜、芎，为重要药材，《神农本草经》列其为上品，《本草纲目》云：“此药上行，专治头脑诸疾。”木兰，又名杜兰、玉兰、木莲，《本草纲目》载其皮、花皆可入药，《群芳谱》列其为主要花馔食材。至于菊，其药用性及食用性则广为世人皆知。屈子食花饮露，既为充饥，亦为风雅，恰如王逸所言，乃“食饮有节，修善不倦”之表现，“诚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简练，而合于要道”，以此显示自身高洁不俗的气质。芬芳可喜的花草，于屈原不仅能够装扮自己的外表，而且能够通过食用来达到内外兼修的目的。以花为食，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据《左传·宣公三年》“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的记载，可知春秋时期人们已开始服用兰花。历代文人雅士喜以花馔附庸风雅，诸如陶渊明餐菊、杜甫食槐、袁枚吃荷，虽不一定步武屈原，却从侧面印证出屈原精妙纯洁的饮食习惯乃古人陶情冶志的极高境界。一个气质清雅超凡的屈原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关于住所，无论是人间的宫舍，“像设君室，静闲安些。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穾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泛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砥室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招魂》），还是水中的屋院，“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匊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歌·湘夫人》），抑或天界的殿宇，“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离骚》），无不充满浪漫奢华的气息。诗中住所虽为虚设，但却并非空中楼阁，而是诗人流放在外追忆往昔于楚国政治、文化生活所居之印迹。其建筑原型乃为诗人早年从政时经常接触的奢华宫室。屈原任职楚国期间，曾担任过左徒和三闾大夫之职，这于屈原作品和史传文学中均有印证。《渔父》：“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九章·惜往日》曰：“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事。”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刘向《新序·节士》：“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可知，屈原在楚国曾身居高位，不但博闻强识，而且侍君左右，对内掌管三族、处理国事，对外接待宾客、谈判交涉。身份的高贵和职业的需要，使屈原有机会频繁出入，甚至入住本国及他国的华丽宫室。据文献记载，先秦各国接待外宾、使者，往往于本国最奢华的宫殿或高台中进行，以示本国雄威和对来者的尊重。《韩诗外传》：“齐景公使使于楚，楚王与之上九重台。”《新书》：“翟王使使于楚，楚王夸之，飨于章华之台，三休乃至。”《史记》：“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此处的“九重台”、“章华之台”、“章台”都是最为恢宏、华丽的建筑，彰显着国家的富裕和强盛。故而，屈原诗篇所构想的各类精巧、华美的建筑，都与他早年政治、文化生活的经历息息相关。一个气质干练、极具政治魄力的屈原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关于举止，《离骚》云：“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和调度”，王逸释曰：“和调己之行度。”钱澄之诂曰：“调度，指玉音之璆然，有调有度也。古者佩玉，进则抑之，退则扬之，然后玉声锵鸣。和者，鸣之中节也。”王夫之训曰：“和调度者，怡性理情以养生也。”对此，周建忠总结到：“和，动词，调节而使之和谐。调，指玉佩所发出的音响。度，指有规律的步伐，‘调’与‘度’协调，佩玉的音响就会有节奏。和调度：表示步伐安闲的情态、平静从容的风度。”可见，屈原不仅注重外表的修饰，而且对自身举止有着极高的约束和要求。行走是古代君子修身养德的重要内容，《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旋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由此可知，以佩玉的方式来调节步伐合乎规范，是古人体现君子内在修养的重要表现。屈原行姿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彰显了其令人仰慕的贵族身份和气度非凡的行为修养。一个优雅从容、举止有度的屈原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早年的屈原是一个形象气质接近完美的政治家。他形容俊美，身材高挑，气宇轩昂。戴着高高巍巍的青云冠，穿着饰有荷花图案的锦衣华服。身披明月珠，腰缀琳琅玉。佩带着修长的宝剑和芬芳的花草，轻踱着安闲从容的步伐。气质集高贵、清雅、端庄、干练于一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诗人的气质形象既体现了楚民族男子的特征，又带有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屈原于诗中将自己早年的外形气质向着美与崇高的至高点描绘，其对外在美的极度重视和夸饰，既反映出对自我形象的充分自信，又表现出其早年政治生涯的无限得意，更是对自己内在品质的一种提炼和珍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