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西医来华

绪言本篇原载于珠海市委宣传部、澳门基金会、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编,《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届珠澳文化论坛”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页44—76。修订后收入本书。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已将西医传入中国,并在澳门设立西医医院。关于天主教传教士传入西医的研究,参见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一书各章。但一般认为他们传入的是近代以前的传统医学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引自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38。,直到十九世纪初年牛痘疫苗接种技术的传入,才是近代西方医学来华的开始,同时也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张大庆,《医学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139,153;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页7。

牛痘疫苗的传入与接种和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该公司虽是商业机构,在存续的两百余年间,却也从事了一些文化、科学或慈善活动。以该公司的广州商馆(Canton Factory)为例,进行过学习中国语文、采购中文图书、印刷出版书刊、采集中国植物,以及引介西方医学等事。这些活动都在澳门与广州两地进行,并对中英两国社会产生大小不等的影响,因而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意义。

本文以十九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华进行的近代西方医学活动为内容,先讨论广州商馆的医生这一群体,再依序探究他们在华引介牛痘、筹建船员医院与诊治华人眼疾三项活动。历来涉及这三项事功的论著,从二十世纪初期陈垣的《牛痘入中国考略》陈垣著,陈智超编,《陈垣早年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页217—224。、王吉民与伍连德的英文本《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K. 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1936,2nd edition. New York:AMS Press,1973,reprint.,累计至今数量极多近年的相关论著如:张嘉凤,《十九世纪初牛痘的在地化——以〈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西洋种痘论〉与〈引痘略〉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8:4(2007.12),页755—812;董少新,《牛痘入华:一项由多国多人共同完成的技术交流》,《文化杂志》65(2007冬),页67—78;Angela Ki Che Leung,‘The Business of Vacc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ton.’Late Imperial China,29:1 (June 2008),pp. 7—39。,却没有人利用过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进行研究,最多只是如王吉民与伍连德两人自马士(Hosea B. Morse)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一书中取材。Hosea Ballou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马士的资料虽来自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但重点在于商贸,涉及医药的篇幅相当有限,而且其书内容只是摘录,不能不舍弃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也就无法比较清楚完整地呈现该公司传播西方医学来华的面貌。为弥补上述缺憾,本文即以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档案为主要的史料来源,辅以《广州记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与《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等报导论述,尝试勾勒该公司、广州商馆及其医生引介近代西医来华的态度、经过与结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