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一次我对韩美林说：“我和你几乎是一生的朋友，可我一直欠着你一件事，我应该为你写一本书。”

我说的这本书，可不是一般意义的评传；尽管他身上充满传奇，但这更不是一部传奇。这是一本揭示他个人的心灵史和特立独行的艺术世界的书。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韩美林是一团解不开的谜，甚至是一个奇迹，很难走进他的深层，真正明白他。我想，我一直自信了解他——他这个人，以及他的艺术；将他了然地揭示出来这件事还是我来干吧。

在与他至少三十五年不间断的交往中，我一直有意或无意地感受他，还以作家冷静、探究、职业的目光观察他和认知他。我承认即便如此，我对他仍有难解之惑。我所说的，并非他永无穷尽的精力与能量、不竭的艺术激情与灵感、磅礴的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因为这一切都来自天赐。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无法研究的。

我是指他身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他曾经遭遇过闻所未闻、几近极致的屈辱与折磨。我和他是同代人，我知道折磨二字的真正含义。我本人也经过严酷的磨砺，但我与他不同，我更多是精神上的，他包括肉体。他和张贤亮有某种相似，他们的遭遇是命运性的，又是传奇性的。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他的画里，却找不到这些历史的阴影。没有愤怒、嫉恨、愁苦与伤感，没有这种心理的表达、宣泄，乃至流露。在他的艺术中，从题材、形象，到境界、情感、色彩，全是阳刚，明澈，真纯，浩荡，全是阳光。就像大海，经历过惊涛骇浪，却决留不下一丝阴影。他的心灵里也全是阳光吗？他可是用心灵作画的画家呵。这究竟为了什么？他是有意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拒绝于画外，是躲闪或回避，还是那些命运中阴影从来就没有进入他的心中？那么他的艺术与人生是怎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我琢磨不透。

这个现象并非韩美林独有的。在西方，比如梵高。我曾去巴黎郊区的奥维和小镇寻访梵高人生最后的住所。在那间不到八平方米的坡顶、阴影重重的小屋里，至今还遗留着他生前贫苦的氛围。他经常饥肠辘辘地作画，但他画中的色彩却无比美丽灿烂，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与魅力。

绘画史上有两种画家。一种是八大和蒙克，个人心灵的苦痛全部深刻地体现在自己的笔下。还有一种是梵高，是韩美林。背负着命运的黑暗，艺术却向往光明。

莫扎特也是如此，在他快乐的旋律中找不到他本人任何的不幸。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韩美林对我讲过自己患难之时遇到过一个知己——一条小狗的故事。我曾用这个素材写过一部中篇小说《感谢生活》，发表在冯牧先生主编的《中国作家》上。这也是我拥有国外译本最多的一部作品。然而，我读过海内外一些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遗憾地发现，没人能理解这小说是在探索这种艺术心灵的奇迹，反而谴责我歌颂当时中国社会的反人道，为什么要去“感谢”那样的生活遭际？

韩美林却告诉我：真正的艺术家确实是非同常人。他们是艺术的圣徒，他们用生命来祭奠美，即使在苦难中，身边堆满丑恶，他们的心灵向往、寻求和看到的仍然是美。我最近在一部非虚构的自传体的作品《无路可逃》中的一节，描述了“文革”中我所交往过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默默无名，但虔诚地挚爱着艺术，充满美的向往与渴望，在贫瘠的日子里过着精神上富有的生活。我称他们为“艺术家生活圆舞曲”——当然这是畸形的圆舞曲。我相信自己理解韩美林。可是，在今天，这种真纯的艺术家是稀有的。我常常为有这样的艺术家在身边而感动。

然而，在小说《感谢生活》中，我采用的是小说的方式，将我对他这种艺术家的感知表达出来。现在，我更想做的是，对这种艺术家的心灵本质做更深入地探讨，而且要用他自己的话直接表述自己。我决定使用大卫·杜波（David Dubal）的《梅纽因访谈录》的方式，通过对话式的访谈，进行心灵追寻；以他本人的口述直接呈现他的心灵。口述的价值是第一手的、现场的、直接的和本人的。惟其这样，才能证实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家确凿的存在，同时使身在弥漫着市侩与庸俗烟雾里的我们，还能够找到对艺术的信心。

为此，我在文本上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为“炼狱”，下半部分为“天堂”。“炼狱”是韩美林人生经历及其本人的感知，这部分基本采用对谈式口述自传的方式。当然，这里的自传主要是他的受难史；“天堂”则通过对艺术家心灵的解析，探讨韩美林艺术世界的独特与深层的本质。

全书的主题是寻找他究竟怎样一步步从黑暗的炼狱到达通明的艺术天堂。

为了文本和版面的简洁，访问者冯骥才简称“冯”，被访者韩美林简称“韩”。

前言数页，亦做序语。

2016.6.6

2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