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蓄谋发动侵略战争

第一节　朝鲜东学党起义与中日出兵

一　东学道的创立及其性质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其所著《蹇蹇录》第一章中洋洋得意地宣称：“将来如有人编写中日两国间当时的外交史，当必以东学党之乱为开宗明义第一章。”日本抓住东学党起义这个时机，挑起了甲午战争，使日本跻身于列强之林，这是日本扩张主义者一贯自诩的得意之作。不过，即使当时不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还会利用别的借口来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所以，日本利用东学党起义而挑起战端，看来似乎偶然，其实是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的一个必然步骤。

东学党，自称“东学道”，即后来盛行于朝鲜民间的天道教、侍天教的前身。所谓“东学”，就是“东方之学”，是与当时叫做“西学”的天主教相对抗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西方传教士就从中国偷渡鸭绿江，陆续进入朝鲜秘密传教。当时信奉洋教的教民，有不少是地痞、流氓和不法之徒，他们以教会为靠山，横行霸道，欺压良民，民教矛盾日趋尖锐。于是，以宗教为外衣的秘密结社东学道便应时而生。

东学道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本名济宣，号水云斋，庆尚道庆州府人。父亲是乡村塾师，以道德文章名于一道。崔济愚十六岁丧父，家道衰微，无以为业，便遍游名山大川，访师求友。他见西方传教士努力布教，贫苦群众皈依者颇多，便萌发了创立新的宗教与洋教对抗的念头。于是，改名济愚，进入庆尚道梁山郡之千圣山，在内院庵内修道。数年之间，他对于儒、佛、道三教教义之长短进行了反复的忖量和比较。1860年5月25日，忽有所悟，感到儒教拘于名节，未臻玄妙；佛教入于寂灭，断绝伦常；道教悠游自然，缺乏治平之术。决定取三教之长，舍其所短，以“诚”、“敬”、“信”三字为要义以教人。并制成21字咒语曰：“至气今至，愿为大降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万事知。”自称代天主布教济民，所新创之道为“天道”，学为“东学”，以与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相抗。东学道教义简明，信徒日众，以庆尚、全罗二道为中心，在几年的时间内渐及全国。崔济愚为道主，号天宗大神师，其下各道有大接主，郡县有接主，信徒主要是农民群众。东学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恐慌。1862年，崔济愚被捕，当时由于数百名教徒群集官署请求而获释。次年，崔济愚和道徒二十余人再度被捕，以其咒语中有“天主”二字，被目为黄巾、白莲之流，决定严惩不贷。1864年4月15日，庆尚道观察使徐宪淳判崔济愚以左道惑民之罪，在道治太邱府处以斩刑。被捕的道徒也都被发配到绝岛或远恶之地。

崔济愚虽死，但东学道并未被镇压下去。当他被捕之前，先将秘法授予门下高徒崔时亨，以备不幸殉教之后可继承其衣钵。于是，崔时亨成为东学道第二世道主。崔时亨（1827—1898），初名庆翔，号海月堂，庆尚道庆州府人，与崔济愚同族。幼丧父母，生活贫苦，曾到造纸作坊学徒。1861年，投于崔济愚门下受教。及继任教主后，称海月神师，并遵教祖遗命避于太白山中。后辗转于庆尚、忠清、全罗三道之间，秘密传教。1880年，崔时亨集教祖之遗文，以《东经大全》之名刊行。到1883年，又增补再刊。因此，东学道之教义得以广泛传播，来投访者络绎不绝。此时，东学道的内部组织已渐完备，设教长、教授、都执、执纲、大正、中正六职。⁽¹⁾

虽然东学道在隐蔽中继续发展，但仍被政府视为厉禁，不容许其存在。1885年以后，忠清道观察使沈相薰对东学道徒屡加镇压。及至1892年，赵秉式任忠清道观察使，继续侦察崔时亨之行踪。当时，崔时亨潜居于忠清道报恩县，有道众建议：天主教布教之禁已经解除，而东学道反禁，实为本末倒置，请教主集合教徒，向观察使请愿，申教祖之冤，为之建祠，并严禁迫害东学道徒。是年12月20日，各地教众会于全罗道参礼郡，到者数千人，草拟陈情书，向全罗道观察使李宪植申述。李宪植在陈情书上批曰：“勿再迷惑！”东学道众不服。25日，再上书李宪植，申述地方吏胥军校恣意没收东学党徒财物，以饱私囊，及其种种不法之举，并请求为先师雪冤。上书后，道众数千人留全州府不去。李宪植害怕道众暴动，于27日发布告示，禁止今后迫害东学道众。请愿道众归参礼郡后，以道祖之冤未能昭雪，议决再檄召八道道众向中央请愿。

1893年1月23日，崔时亨召集八道道众于忠清道报恩县，决定向中央呈递陈情书，陈述东学道教义及教祖之冤案。3月29日，以崔时亨门人朴光浩为疏首的40人，齐集景福宫光化门前，上疏于国王。疏称：

某等饮泣茹恨于兹三十年，先师之至冤至今尚未得伸。以是鸣冤锦营，呼吁定府⁽²⁾，而淆世薄俗不辨底细，随而辄目之以邪学，被之党锢。以东学为名者，茫茫天地，无所归矣。盖东学云者，别无他意，但我先师居于东，学于东，以此名倡者，所以遏西来之学也。不意今日党锢之灰复燃，反助西教之左臂。悠悠苍天，此何人耶？

朝王以其上疏违制，不予接受，而下教旨曰：“尔等其各归家，各安其业，则依愿施行。”⁽³⁾朴光浩等不得已而离京返回全罗道报恩县。

东学道徒伏阙上疏，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容庵弟子记》记此事说：东学道徒“来汉数十人，请韩政府尽逐各国官民，只留华人。揭榜挂西人门首，诟詈多端，外人均大恐。”⁽⁴⁾4月6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亦称：“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逐洋人。迭有揭帖榜文，沿西人门多端诟骂，称将逐杀。在汉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骚讹。”⁽⁵⁾东学道的揭帖榜文保存下来的不多，现摘录一件，以见其斗争矛头所向：

今倭洋之贼，入于心腹，大乱极矣。试观今日之国都，竟是夷贼之巢穴。窃惟壬辰之仇⁽⁶⁾，丙子之耻⁽⁷⁾，宁忍说乎？宁忍忘之？今我东方三千里兆域，尽为禽兽之据；五百年宗社，将见黍离之叹。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今安在哉？况乃倭贼反有懊恨之心，包藏祸胎，方肆厥毒，危在朝夕。倘视恬然而谓之安，则方今之势与投火薪上何异哉？生等虽草野蠢氓，犹袭先王之法，耕国君之土，以养父母。于臣民之分，虽有贵贱之殊，然忠孝何所异哉？愿效微忠于国家，而区区下情无路上达。伏想巡相阁下，以世家忠良，永保国禄，忧在进退，爱君忠国之忱，非生等之可比也。古语曰：大厦将倾，一木难擎；大浪将簸，一苇难航。生等数百万，同力誓死，欲扫破倭洋，而效大报之义。伏愿阁下同心协力，募选有忠有义之士吏，同遂辅国之愿。千万祈恳之至！⁽⁸⁾

这份充满爱国激情的揭帖，提出了“扫破倭洋”的口号，无异于一篇讨伐外国侵略者的檄文。

不久，东学道徒又开始酝酿再次伏阙上疏。4月26日，全国八道的东学道徒汇集于忠清道报恩县，达数万人之多。忠清道观察使赵秉式束手无策。消息报到京城后，朝鲜政府惊恐万状，下令革去赵秉式、李宪植观察使职务，以赵秉镐、金文铉代之。又派户曹参判鱼允中为宣抚使，速赴报恩县解散道徒。鱼允中派人密探东学道内情，得知道主崔时亨并无聚众暴乱之意。5月15日，鱼允中偕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亲赴东学道徒之聚会处，传达国王的教旨，并当众宣布今后地方官吏如有非法杀害东学道徒没收财产等事，将处以严罚。崔时亨本无反抗政府之念，在鱼允中劝谕下，便令道徒解散，各自归家。

崔济愚、崔时亨领导的东学道，其宗旨是对抗“西学”，与中国近代的某些反洋教斗争有相似之处，从反对西方教会开始，逐步发展到逐灭一切洋人。这一斗争，尽管带有笼统排外的倾向，但其实质却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性质，应该是反帝爱国运动。东学道并不反对官府，不能称之为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当然，不排除东学道的某些行动带有一定的反封建因素，但迄于1893年为止，其主要斗争矛头仍是对准外国侵略者的。⁽⁹⁾

二　东学党起义

从1892年12月东学道开始公开活动后，连续发生了全州请愿、伏阙上疏及报恩聚会三大事件，但其斗争的结果最后竟化为泡影。东学道徒解散后，官府又分别加以逮捕。东学道徒所受的迫害反而有增无已。从金允植给鱼允中的信中，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东学道徒所采取的可耻的欺骗手段：

窃谓大服人心莫如“信”之一字。向于宣谕之后，宜自朝廷即发一令，既往勿问。……今乃一边开诱以好生之道，一边行会以捕核党魁，彼安肯心服乎？焦唇弊舌而竟归食言，事何以行令乎？未知其间事状如何，党魁已就捕否？此系庙算，非野人之所可与知，而事体则顾不然乎。……方今民心涣散，从乱如水，朝廷无固系之信，所在贪污，长吏又从而殴而纳之。以此言之，未可以己散而释虑也。惟激浊扬清，兴利除弊，为挽回民心之大关捩。⁽¹⁰⁾

金允植反对政府当局的欺骗手段，提出兴利除弊以挽回民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又有谁肯听呢？所以，他的“未可以己散而释虑”的说法，确实是相当清醒的估计。果然，刚转过年来，东学党武装起义便爆发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不是东学道主崔时亨及其门下高徒，而是道徒全琫准。全琫准（1854—1894），全罗道古阜郡人。其父为人正直，秉性刚强，曾为古阜郡衙吏属，因不满郡守贪婪无厌，率农民袭击郡衙，不幸被捕，死于乱杖之下。全琫准悲愤不已，常以报亡父之仇、拯救民众于水火为念。1874年，他拜谒崔时亨，聆听教义，遂为东学道信徒。到1894年领导起义时，已是古阜郡东学道的首领。全琫准所领导的起义，虽然是以东学道徒为核心，并继续沿用东学道的名称，但已经脱去了宗教外衣，所以历史上一般称之为东学党起义。

长期以来，由于朝政腐败，人民苦于苛政久矣。一方面，权贵横征暴敛，榨取无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另方面，人民贫苦不堪，求生乏术，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在东学道徒中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¹¹⁾

这是当时朝鲜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弥漫了全国。1894年初，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一份报告中说：“根据各种征象，朝鲜人民的不满以及其对于政府的敌视态度，正波及全国。”“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¹²⁾果然不久，震撼半岛的东学党起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

东学党起义发端于全罗道古阜郡，事非偶然。1892年，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走马上任。他本是个著名的贪官，巧取豪夺，诛求不已，农民尤无噍类，早有愤愤不平之意。到1894年，万石洑水税事件发生，便激发了这次起义。古阜郡是朝鲜的产米区之一，水利灌溉至关重要。朝鲜有一种特有的堰，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洑。洑分国有和民有两种。万石洑就是古阜郡的国有洑之一。农民从国有洑引水灌溉，须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自赵秉甲上任后，征发数万农民修洑。及至完工之后，赵秉甲竟擅自废除惯例，增加水税，且将水税纳入私囊。郡民不服，赴郡衙辩理，赵秉甲置之不理。郡民复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述。金反将代表逮捕，投入监狱。郡民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了。

是年2月15日，全琫准率东学道徒和农民袭击郡衙，驱逐了郡守赵秉甲。起义军占领郡衙后，开仓库，将钱谷分散给农民。3月下旬，起义军以古阜郡的白山为根据地，制订了四项行动纲领：一、弗杀人，弗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逐灭夷倭，澄清圣道；四、尽灭权贵，复国安邦。⁽¹³⁾并发布檄文揭露吏治之腐败。从其纲领和檄文看，起义军并未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仍然认为“今我圣上仁孝慈爱，神明圣睿”。正如各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一样，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和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尽管这样，起义军提出了“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还是带有鲜明反侵略反封建的性质的。就是说，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与崔时亨领导的反对西教的斗争相比，已经把斗争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接到起义军攻占古阜郡的报告后，立即派李庚镐率全州监营200士兵前往镇压。全琫准闻讯，率起义军在古阜郡的黄土岘迎战，打败官军。领兵官李庚镐被击毙。起义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乘胜追击，进抵长城郡一带，全罗道首府全州危如累卵。此时，参加起义军的农民甚多，武器也大有改善。据日本《时事报》载：

匪约计四千，此即滋蔓之根也。若统计之，则不下万余人矣。其所用器械不一：有用鸟枪者，有用剑者，有用戈矛者。其枪若三千杆，内两千杆自行购置，其一千系由军械库劫掠者。该匪有乘马者百余人，以为哨探。……其行军战阵之法，的是曾经训练者。⁽¹⁴⁾

于是，全琫准被推为总督，以金德明为军师，大将孙和中与金开男各领一军。起义军有了严密的组织，战斗力大大加强了。

东学党起义军纪律异常严明，朝鲜人民和旅朝的外国人士无不有口皆碑。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载：

东学党订有不耽酒色、不吃烟等等规律，党员很能遵守，一点也不为害于农民。有人问他们的目标，回答是：改革政府弊政，驱逐居留的外国人，以图国民的福利。他们所说的总能实现。从古阜进军全州时，禁止践踏田地、妨害农作，并且放空炮告诫军队离开田圃。他们所到地方，各货用现钱交易，商业照常进行，相当有利益而无危害之患。他们在人民中声誉很好。

东京《国民新闻》刊登一个旅朝日人的来信说：

东学党军纪律之严正，实在令人佩服而外，无话可说。如果有一个兵士夺了良民的财产或奸淫了妇女，立即捕来，当众数说他的罪恶，处以死刑，警戒全军。所以队伍经常齐整，服从命令。犹如我所说的听来或似过誉，实际情形确是如此。地方人民一则（对官军）畏如蛇蝎，一则（对义军）爱如父母，其间相去实如天渊。⁽¹⁵⁾

同文馆学生长德禀呈总理衙门的节译日报新闻稿亦称：

若论各匪待民，不但和平，且有仁厚之意，绝不剥削脂膏。无论用民何物，皆予以公平之值。倘遇府库之财，必尽取之以充用度。现该匪志不在图谋京师，而亟亟于储粮草，备器械，购军火，得民心也。⁽¹⁶⁾

起义军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群众拥护；人民群众对起义军也给予有力的支持。当时，“政府发布了关于保证讨伐队粮米与人民应向官军交纳粮米的严厉命令，但任何人也不加以理睬。至于东学党的军队，它却有足够的粮米，用不着征集，因为农民完全自愿地给他们以各种帮助。”⁽¹⁷⁾

朝鲜政府接到全州监营为起义军所败的报告，惊恐万状，急派京军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¹⁸⁾招讨使，率京军壮卫营八百，自仁川海路向全罗道群山浦进发；又命京军二百，自汉城由陆路开赴全州。当时，北洋海军的平远舰正停泊仁川港，朝鲜政府向袁世凯交涉借用此舰，得到允许。5月8日，洪启薰乘平远舰自仁川出港，前忠清道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为从事官。兵员、野炮两门、枪械及弹药400箱，皆分载于平远舰及苍龙、汉阳两火轮上。10日，洪启薰从群山浦上岸，19日，抵全州，会合由陆路开来的京军，再加以全州监营新募的军队，即向南进发。

先是，1893年东学道报恩大会时，洪启薰曾率壮卫营六百进行威慑，从而达到了迫使崔时亨解散道徒的目的。此番他想重演故伎，对全琫准采取招抚的手段，不战而瓦解起义军。于是，向起义军发谕招降，谓：“朝廷现已免黜全罗监司金文铉，械系郡守赵秉甲，以示抚慰，天恩圣仁极矣。若仍执迷不悟，则决大举讨伐！”⁽¹⁹⁾全琫准拒绝受抚，率军东袭灵光县，生擒守城统长黄万基，斩之。洪启薰知招抚无望，决意以武力镇压。京军壮卫营经过新式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外国新式武器的军队，但洪启薰感到兵力太少，难操胜券，便密奏朝王，建议借外兵镇压。其奏有云：

目今东学猖獗，或窟于西南，无赖称托蚁附，操守畏缩虎视。大者以万数，小者以千数。初因守令贪墨，生灵涂炭，学虽不足为，乱实可忧。……东逐则西去，西逐则东去，万无剿灭之道。臣之罪多，复命之日，将自缚待罪，以顺王法。而现今时势，我少彼多，难以分兵摧击。伏乞借外兵以助之，使彼首尾不接，音信不通，彼必势孤必散，力穷自解，一举而全得，唯此一条耳。⁽²⁰⁾

朝王以兹事体大，未敢轻易采纳。于是，仅遣枪炮队400人增援。在援兵到达之前，政府军已经与起义军在长城郡月坪洞交火了。

起义军先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与之正面交锋，使政府军疲于奔命，然后伺机突击袭之。政府军屡为所乘，士气衰落。全琫准率军由灵光南进，经兴德、咸平而辗转进入长城郡，扎营于城南月坪洞。5月24日，洪启薰率政府军蹑踪而至。起义军设伏于月坪洞北丛林中，另以少数老弱之兵扼路口，诱敌深入，伏兵突起袭击。政府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军械多被起义军缴获，营官李斗璜被击毙。据日报载：“缘官军失于谋划，被贼诱入敌营，腹背受困，伤亡者二百余名，余皆溃散。此一役也，官军大挫其锐矣。”⁽²¹⁾洪启薰逃往灵光郡。但是，起义军并不追击，经泰仁、金沟两县北上，进逼全罗道首府全州。31日，起义军自金沟逼近全州府城，占领完山，以缴获的野炮向府城内轰击。此时，全州监营军队全部被洪启薰调走，城内无兵驻守。观察使金文铉驱使城中壮丁上城守卫，知难持久，乃与中营将林泰斗弃城往忠清道公州，判官闵泳升亦随后而逃。城内既无守将，居民便开城纳降。

6月1日，全琫准率军入城，秩序井然，没收官衙及土豪财富分给贫民，并严禁伤害百姓，居民大悦。全琫准在全州城南门楼张贴榜文，宣布起兵的宗旨曰：

方今事势，非可坐以待死。有雄兵猛将在信地以待，各郡才士飞书千里，以勤王事。以国势论之，执权大臣皆闵姓，终夜经营，只知肥己。其党派布各邑，日以害民为事，民何以堪？今之招讨使，人本无识，自到此地，畏东道之威，不得已而出兵，妄杀贤良有功之人，冀以邀功，久必受刑而死。惜三年之内，我国将归倭国。是故东道大举义兵，以安民生。⁽²²⁾

全琫准占领全州后，忠清、庆尚两道的东学道徒蜂起响应。起义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执纲所”。至此，东学党起义军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日本政府早就在一直注视着朝鲜局势的发展，以待出兵朝鲜的时机，然后制造挑起战端的借口。如今，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三　朝鲜乞兵与清军赴援

东学党起义前后，借兵问题成为朝鲜政府内部讨论的重要议题，但几起几落，长期未能得以实行。

先是在1893年4月东学道徒报恩聚会时，朝鲜政府即有借兵中国之意。5月2日，举行大臣会议时，有人提出：忠清道监营兵力微弱，不足以镇压之，而京畿防务亦不甚固，唯有借调中国军队代戡。会后，朝王特派内务府官员朴斋纯亲访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请求中国派军舰及陆军驻马山浦，以资震慑。袁认为，东学道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而“调兵骇闻远近，必多骚谣”。⁽²³⁾并力劝朝鲜政府宜镇静处之。10日，再次召开大臣会议，讨论处理报恩事件的对策。朝王又提议请援中国，因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郑范朝及左议政赵秉世皆持反对意见，未能做出决定。当时，朝王怕京城空虚，不敢派遣亲兵，故主张借兵中国。而沈舜泽等人反对借兵中国，只是怕负担军费。至于如何妥善解决国内的危机，皆无一人道及。因此，君臣们尽管意见不一，实际上都无改革弊政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打算。只是由于报恩聚会的东学道众解散，借兵之议才不再提起。

及至1894年全琫准起义后，借兵中国之议再起。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王，提出借外兵助剿。然而，推动借兵中国之议的最有力者，还是“势道”⁽²⁴⁾闵泳骏。闵泳骏的后台则是朝王李熙和闵妃。当时已有大院君李昰应与东学党勾结的风传。李熙和闵妃为防范此事，故积极支持闵泳骏与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²⁵⁾只因大臣中反对者甚多，难以付诸实行。5月25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称：“舟次迭接袁道电：‘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又添调江华枪队炮队四百余往剿’云。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应俟续信如何，再酌。”⁽²⁶⁾直到此时，大臣之间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李熙尽管倾向于向中国借兵，但唯一的顾虑是惧怕日本出兵。因为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曾多次访问外务署督办赵秉稷及其他大臣，力言借调外兵甚为不可。⁽²⁷⁾李熙更担心如借兵中国，日本必以此为借口出兵，局面将难以收拾，因此举棋不定，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但在此时，闵泳骏仍然与袁世凯暗中联络，不断磋商此事。闵、袁曾在校洞之闵泳骏府中密议，袁谓朝鲜文武官吏中无一人物，闵请道其意。袁称：“方今东学跳梁，招讨重任，而使孺子之洪启薰任之。国家不误而何？余近遣使至战地侦察，将无严威，军无纪律，官校终日不为一事。兵卒出入闾里，偷财贪色，为害居民。贼军在前，则远阵于数十里以外，待其退却，然后追讨。是岂讨贼之本意？余谓朝鲜无人物以此。若使余划策，期以十日，必不难讨灭之。”⁽²⁸⁾袁还向闵表示，只要朝鲜政府以正式照会的形式提出求援，中国可随时考虑其借兵要求。

30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问题，意见仍然相持不下。领敦宁府事金炳始反对借兵最为激烈，向李熙进言曰：“匪徒虽难赦，然皆我民，将以我兵剿之。若借他国兵诛讨，我民心当如何？民心易涣散，宜审慎！”⁽²⁹⁾讨论无结果而散。

31日，全州陷落的消息传来，京城为之震动。李熙急派闵泳骏向袁世凯求助：“方今全州失守，以若朝鲜之兵，难以抵乱敌。且人才难得其人。望大人特念。”袁十分爽快地回答道：“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闵闻此言大喜，即回报李熙。

6月1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是否会引起第三国出兵的问题。朝王与大臣的谈话内容如下：

闵泳骏、赵秉稷禀：“都城二十里内，贼犯之前，各国兵不得下陆，公法所载。今日清兵请来，其他外兵不得挥入。”

朝王：“若日本称邻谊，出兵来助，以何对之？”

闵泳骏：“此亦袁世凯必有涂抹之策，不必烦圣虑。”

朝王：“日前袁氏之言，不无俄兵见机称助之意，此则何以答之乎？”

闵泳骏：“自有所答之道。”

至此，朝王才下定借兵的决心，对诸大臣曰：“此论（指反对借兵的主张）固好矣。来头事未可料，诸大臣之论亦宜请援云。清馆照会促送可也。”⁽³⁰⁾

同一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

京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昨今商派京及平壤兵二千人，分往堵剿。王以“兵少不能加派，且不可恃”为词，议求华遣兵代剿。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为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顷已嘱“如必须华兵，可由政府具文来，即代转电请宪核办”等语。⁽³¹⁾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日本也可借口出兵。对于这一点，袁世凯不是不知道。朝王之所以迟迟不敢请援者，也是为此。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推动此事呢？因为他相信，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为名，有出兵之举，也不过派遣百余名士兵而已，不致引起难以了结的纠葛。

其实，早在5月上旬，当袁世凯派平远舰帮助朝鲜运兵时，日本即非常关注中国士兵是否登岸。5月29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又密令杉村濬：密切注意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是否已向中国求援。到6月1日，杉村濬已探知朝王决定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于是，急遣书记生郑永邦访问袁世凯，以“询匪情”为名试探袁的真意，并诱引袁入其圈套：

郑：“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

袁：“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

袁：“乙酉约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

郑：“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³²⁾

袁世凯听了郑永邦“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更加相信日本顶多“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绝不会出什么大事的。所以，他才那么自信地给李鸿章打了请兵的电报。

6月2日，杉村濬亲访袁世凯，详探朝鲜请援之究竟。前一天郑永邦来访时，袁世凯已经透出“俟接到正式公文后，即筹备出兵”的口风。杉村濬当即致电陆奥宗光报告此事。所以，他今天来访，一方面是证实此事；一方面以“盼华速代戡”为名，进一步诱袁上钩：

杉村濬问：“盼华速代戡，允否？”

袁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故未之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杉村濬问：“倘请迟，匪至全州，汉城甚危。拟先调兵来防护，华何办法？”

袁答：“或调兵护，或徙商民赴仁川，待匪近再定。”

杉村濬：“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倘久不平，殊可虑。”

杉村濬所说：“拟先调兵来防护”，含催促中国出兵之意，又是为日本出兵预留地步。袁世凯却见不及此，总是从好的方面考虑，以为同杉村濬有老交情，不会对自己过不去，说什么“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³³⁾他完全相信了日本方面的瞎话。

到了6月3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³⁴⁾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致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6月6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³⁵⁾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³⁶⁾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7日，袁世凯亦来电：“大鸟来，虑生事”。李鸿章则复电说：“大鸟不喜多事，伊带巡捕二十名来，自无动兵意。”⁽³⁷⁾他坚信日本“必无他意”，不会借机生事。

就在同一天，接连发生了两桩事情：

第一桩：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³⁸⁾为“属邦”二字，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大费辩论”，日方欲汪“商请酌改”，汪则“正词拒之”。对此，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复汪电云：“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³⁹⁾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

第二桩：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⁴⁰⁾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杉村濬，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⁴¹⁾李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910人，为前锋。6月6日下午6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8日下午6时抵牙山海口。9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1 055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8日下午6时启航，10日下午3时抵牙山海口。因无驳船，直至12日上午10时始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100名、旱雷兵100名及步队300名，乘海定轮渡海，于25日抵牙山县。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2 465人。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及至叶、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又恐其力量单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当时，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并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⁴²⁾

6月12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士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聂士成只是派弁兵100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⁴³⁾等语。其二，“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⁴⁴⁾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⁴⁵⁾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其实，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⁴⁶⁾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已由“主剿”转为“主抚”了。

严世永抵达全州后，先布告朝王处罚负此次事件责任的地方官吏，以缓和起义军的敌对情绪，继之以劝谕，表示政府愿意妥商解决此事。此时，全琫准已获悉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严世永代表朝鲜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下列十二条件，于6月11日共同签订了休战协定，即所谓《全州和约》：

一、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

二、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

三、严惩横暴富豪。

四、严惩不良儒林两班。

五、烧毁奴婢文书。

六、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原注：屠户卖肉者）戴平壤笠。

七、许青年寡妇再嫁。

八、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

九、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登用人才。

十、严惩私通日本者。

十一、取消一切公私债务。

十二、土地应平均分配。⁽⁴⁷⁾

12日，全琫准率起义军退出全州，撤至淳昌和南原一带。⁽⁴⁸⁾14日，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到任，开始安抚地方。

聂士成之抵全州，已是7月5日，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20天。是日下午3时，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全州城。全州经过此番战火，“庐舍焚毁，民无栖止”。查明流离失所者共9万家。聂士成令“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7日，又发布告示，表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⁴⁹⁾即离开全州。10日，聂士成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并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叶志超则犹豫不决。当天夜晚，聂士成致电李鸿章，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其禀文有云：

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着，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⁵⁰⁾

聂士成电文的中心意思，是主张实行退却。这位被日人誉为“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⁵¹⁾的将领为什么主张退却呢？这是因为“兵无常势”，而要逐步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只有采取兵法所说的“避实就虚之计”。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在军事上已失先着的情况下，应该说实行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聂士成的意见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及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鸟圭介看到“朝鲜国内出乎意外的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入内地”，即曾致电政府说：“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陆奥宗光也认为：“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⁵²⁾中国若真实行战略退却的话，尽管日本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逞其外交伎俩，必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定然势所难能了。

11日，聂士成又力请叶志超电李鸿章“请班师”。于是，叶根据自己的考虑，向李提出上、中、下三策。他把聂士成的建议作为“中策”，而另外提出了由北边速派大军的所谓“上策”。但是，兵机既钝，缓不济急，且无贯彻此策的决心和正确措施，结果仍是“迁延不断”⁽⁵³⁾，实际上无异于“下策”也。当天，李鸿章复电“暂静守勿动”。⁽⁵⁴⁾

聂士成提出“撤队内渡”的建议时，正是清军实行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难以再来。叶志超和李鸿章皆未能采纳此议并付诸实行，真是聚九州之铁难以铸成之大错！这样一来，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处境愈来愈陷于被动了。

四　日军大举入朝

当东学党起义军胜利发展之时，日本报纸争相传布，物议纷纷。一些扩张主义者更趁机大造舆论，促使政府出兵。日本各报还用诗歌的形式宣扬“日本刀”和“日本魂”，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有的鼓吹“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⁵⁵⁾有的则公然鼓吹灭亡朝鲜，说什么“五百年而李氏亡，果然劫运应红羊”。⁽⁵⁶⁾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认为此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机，切不可失之交臂。⁽⁵⁷⁾但从外交的角度考虑问题，陆奥感到此时出兵未免过早，而出兵总须有所借口，故颇寄希望于朝鲜政府之请求中国派兵，然后伺机行事。因此，他指示杉村密切注视朝鲜政府与袁世凯之间的联系，查清事实回报。

事实上，日本军事当局已在进行出兵的准备。掌握军事大权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态度尤为积极，他先派驻朝鲜使馆武官陆军炮兵大尉渡边铁太郎，赴接近变乱地方之釜山搜集情报。其后，复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派陆军炮兵少佐伊知地幸介至釜山，继续进行调查。30日，伊知地调查完毕后返回日本。听取伊知地汇报之后，军部内出兵声浪益盛。川上操六遂以总参谋长的名义向伊藤博文建议：“东学党匪势甚为猖獗，韩兵无力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亦必至允纳此种要求。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⁵⁸⁾同时，秘密着手进行战争动员。以参谋本部第一局长陆军步兵大佐寺内正毅为主任，工兵少佐山根武亮、海军大尉松本和、工兵大尉井上仁郎、骑兵大尉西田治六为组员，专门掌管输送陆军事务，以备战争爆发后成立运输通讯部。当天，陆奥宗光和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进行了会谈。31日，又就出兵规模及手续等问题进一步征求大鸟的意见。大鸟特别提醒说：从天津到仁川需两天两夜，而日本军队从门司出发到仁川则需四天四夜，若不早作充分准备，将有中国执先鞭之患。

6月2日，伊藤博文在官邸召开内阁会议。适日本外务省突接杉村濬之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袁世凯提出中国出兵的请求。陆奥宗光如获至宝，持此电出席内阁会议，首先将电文交给阁员们传阅。然后，陆奥提出意见说：“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⁵⁹⁾当时，伊藤内阁正陷于危机之中。伊藤博文所处的地位是，要么实行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二者必居其一。而且，他本人已决意采取后一种手段。杉村的急电和陆奥的意见，不仅使政府排除上述两种手段有了可能，而且提供了把国内矛盾转向国外的绝好时机。因此，阁员莫不同意陆奥的意见。于是，伊藤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参加会议，并对出兵朝鲜问题作出了秘密决议。伊藤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上奏于明治天皇，得到了裁可。

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三人对坐讨论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讨论中一致认为：日本出兵，必然要与清兵发生对抗。中国所派军队当不至于超过5 000人，而日本要居于必胜地位，需要6 000至7 000兵力。如果中国进一步增加兵力，日本也要增派一个师团。因此，应作派出一个师团的准备，并首先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林董后来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⁶⁰⁾与此同时，日本还进一步加强了在华的间谍活动，并特派来华多年的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潜伏烟台，以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

6月3日，袁世凯派译员蔡绍基通知杉村濬，朝鲜政府已经正式提出请求派遣援兵。杉村立即急电报告政府。同时，日本驻中国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也有报告到外务省。4日，陆奥命大鸟圭介即日到外务省，授以训令，命其迅速回任。大鸟临行前，陆奥又特别指示：“倘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尽管陆奥后来自我辩解说：“在这种形势下，对派往外国的使节给予非常的权力，也是不得已的。”⁽⁶¹⁾这实际上是把挑起战端的任务完全交给了大鸟。

5日，日本根据战时条例，正式成立了大本营。其主要机构及成员如下：

侍从武官　侍从武官长陆军少将冈泽精

侍从步兵中佐中村觉、海军少佐斋藤实、海军大尉川岛令次郎

军事内务局　局长陆军少将冈泽精（兼）

局员海军少佐三须宗太郎、陆军宪兵大尉系贺虎次郎、海军大尉丹羽教忠（1894年9月1日步兵大佐田村宽一补任；同年10月25日免，以步兵大佐真锅文武接任）

幕僚长　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炽仁亲王（1895年1月24日炽仁死，26日以小松彰仁亲王接任）

陆军参谋　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

海军参谋　海军军令部长海军中将子爵中牟田仓之助（1894年7月17日，海军中将子爵桦山资纪接任）

兵站总监部　总监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兼）

参谋陆军步兵少佐田村怡与造（1894年8月27日步兵中佐高木作藏接任）

运输通信部　长官陆军步兵大佐寺内正毅

铁路船舶运输委员陆军工兵少佐山根武亮（1894年10月1日免）

野战高等电信部长陆军工兵少佐渡部当次

野战高等邮便部长递信书记官汤川宽吉

野战监督部　长官野田豁道

野战卫生部　长官石黑忠惪

管理部　部长陆军炮兵少佐村田惇

陆军部　陆军大臣陆军大将伯爵大山岩（1894年9月25日海军大将西乡从道兼任）

副官陆军炮兵少佐福家安定

海军部　海军大臣海军大将伯爵西乡从道

副官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

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动员计划、出兵数量以及运输计划等等都完全归军事统帅掌管，而由大本营决定，内阁大臣在法制方面也无权进行干预。当时，日本仅决定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从指挥上说，并无设立如此庞大的大本营之必要。其所以如此，盖日本参谋本部早有必战之心，而伊藤博文在外交上尚颇有顾虑，一时举棋不定，军部正可借此收取内阁“对清、韩大方针决定之权，而极力以导引开战为有利之阴谋”。⁽⁶²⁾同一天，明治天皇批准向朝鲜派出一个混成旅团，并向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下达了扩充兵员的旨令。

当天下午，大鸟圭介偕同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海军军令部第二局员海军少佐安原金次，乘巡洋舰八重山号自横须贺启航返回任所。警视厅警部及巡查20名随行，以护卫公使。出发之前，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指示八重山舰长海军大佐平山藤次郎：要与公使共进退；抵仁川后，公使如认为必要，除该舰临时搭乘之70名官兵外，尚可与停泊仁川港之帝国军舰各舰长协议，务派多数陆战队登陆以待命。半夜11时半，杉村濬接到陆奥宗光的电报：“大鸟公使于六月五日午后一时乘八重山舰从横须贺起锚去仁川，有三百名水手和二十名警察作为警卫随行。但水兵出发一事，在新的训令到达之前不得公开。”6日，杉村向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和袁世凯通报大鸟公使已出发回任，同时“透露了作为护卫率来警察二十名，但对水兵同来一事秘而不宣”。⁽⁶³⁾7日，当大鸟一行已在驶往朝鲜的途中时，日本始将出兵决定正式照会中国。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持外务省电报来见李鸿章，称：“韩事多警，日本已派兵往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李鸿章对荒川说：“汉城、仁、釜各口现俱安静，中国派兵专剿内地土匪，并不至汉及通商各口。汝国似不必派兵，致人惊疑。”又谓：“如已派保护官商，断不可多，且非韩请派，断不可入内地，致华日兵相遇生衅。”⁽⁶⁴⁾9日，总理衙门以同样的理由复照驳之。日本挑衅之心已定，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便于12日照会总理衙门，声称：“此次我国派兵朝鲜，是凭《济物浦条约》而于为之，遵照《天津条约》办理在案。其应几多调派，我政府不得不自行定夺。其应如何行动，非所掣肘。”⁽⁶⁵⁾其险恶居心已昭然若揭。

9日拂晓，八重山驶至丰岛附近海面，与担任警备的日舰筑紫号相遇，得知中国军队业已到达牙山湾。下午3时，八重山进入仁川港。在此之前，日本常备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祐亨正率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停泊于福建闽江口之马祖岛，西乡从道令其回航釜山。伊东留速力迟缓的高雄在后，即率松岛、千代田二舰急驶釜山。日本驻釜山总领事室田义文向伊东传达了海军大臣“赴仁川”的命令。伊东即留高雄于釜山，率松岛和千代田启航，稍后于八重山而抵仁川。此时，泊仁川港的日本军舰为松岛、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赤城六艘，而中国仅有济远、扬威、平远三舰。日本海军力量远远凌驾于中国海军之上。

伊东祐亨抵仁川后，即至八重山舰会见大鸟圭介，商讨进兵的计划。当时决定，大鸟于明日登岸赴汉城任所，伊东则自各舰抽调人员编成联合陆战队登陆护卫。联合陆战队由松岛副舰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任指挥官兼大队长，海军大尉中川藤次郎为大队副官，海军大尉岛村速雄、井上保为大队参谋，包括海军大尉谷雅四郎、仙头武夫为中队长的两个中队的枪队，及海军大尉名利又八郎为中队长的一个中队的野炮队（有野炮4门）⁽⁶⁶⁾，共官佐28人、士兵405人。当天晚上10时许，陆战队全部上岸，驻扎于仁川日租界。10日凌晨3时，全队集合于日本总领事馆。4时，枪队和炮队同时出发：枪队由陆路护送大鸟进入汉城；炮队取道水路，乘汽船顺明号溯汉江而上，在龙山登陆。是日下午，大鸟在麻浦乘渡船过汉江，自南门入城，于午后6时45分抵公使馆。

先是朝鲜政府接到日本出兵通知后，外务督办赵秉稷曾于8日派主事李鹤圭至日本公使馆，质问其出兵理由。及至闻大鸟圭介将率兵入京，急遣外务衙门参议美人李仙得及外务参议闵商镐至仁川劝阻，因大鸟已从仁川出发，未能遇上。朝鲜政府又派外务协办李容植迎至汉江左岸，在麻浦附近会见大鸟，告以京城平稳，勿需率兵入城，并劝其返回。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大鸟坚持不允，终于当天10日午后6时半入京。联合陆战队除一小队驻木觅山之麓外，余均随大鸟入城，设大队本部于市川旅馆内。11日，赵秉稷亲访大鸟，抗议日兵入京，并要求日本急速撤兵。日本国内还在继续动员增兵朝鲜，大鸟当然不会接受朝鲜政府的撤兵要求，因此断然予以拒绝。

自6月2日阁议出兵后，日本参谋本部即下令广岛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命调其所统之驻宇品附近的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加以骑、炮、辎重、卫生等队，编为混成旅团，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为旅团长。大岛混成旅团主要包括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二十一联队、骑兵一个中队和野战炮兵一个大队（野炮12门），合计7 600多人。混成旅团至6月10日编制完毕。本来，大本营打算等混成旅团组织动员后再行出兵。可是，在此前数日，日本大本营接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电报，谓中国第一批派遣军定于6日由山海关出发。日本大本营怕中国先行一步，于是改变计划，不等混成旅团编制完毕，先派步兵一大队作为先遣队出发。野津道贯即令大岛义昌先遣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长步兵少佐一户兵卫，率其所部步兵一大队，并附以工兵一小队，于8日从宇品上运输船和歌浦丸。9日，和歌浦丸在高雄舰护卫下出发。12日，一户抵仁川，急率部登陆。13日，一户率队进汉城，以接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的联合陆战队，使其返回本舰。

在此以前，陆军省先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订立了租船租约，租用山城丸、和歌浦丸、近江丸、酒田丸⁽⁶⁷⁾、熊本丸、远江丸、仙台丸、越后丸、兵库丸、住江丸十艘轮船，作为运兵之用。后又与大阪商船会社租用木曾川丸、筑后川丸两船，专备釜山、仁川间海路通信之用。于是，大岛义昌少将率已准备好的第一批部队分登近江丸、熊本丸、远江丸、越后丸、酒田丸五船，于6月10日自宇品出港先发。续发部队分乘住江丸、兵库丸、仙台丸、山城丸四船，亦于11日出港，至13日追及先发各船。日本运兵船由吉野舰护航，于15日先后进入仁川港。16日，全队登陆。大岛将旅团司令部设于仁川的水津旅馆。此次共运步兵一联队、骑兵一中队、炮兵一中队、工兵一中队、辎重兵半中队、野战病院一个、兵站监部及司令部，共2 673人、马186匹。加上一户兵卫所带的先遣部队，混成旅团入朝人数近4 000人。

此时，日军入朝人数除陆军近4 000人外，海军则有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舰，兵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已占有绝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