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李从荣 李从厚 李从珂

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

李嗣源的失衡

李嗣源用人失策，在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上，他就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

他的儿子李从荣问题重重。

李从荣是李嗣源的次子，被封为秦王，领河东节度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朝中有人劝谏李嗣源及早选择接班人，定李从荣为皇子，以免他人觊觎皇位。

李嗣源拿着这位大臣的上表泪流满面。他哭着说：“群臣要求早立太子。看来我要早一点到北都去养老啦！”

河东大藩治所在今太原，后唐时相对于“南都”洛阳，被称为“北都”。

李嗣源这番话透露了他的糊涂。李从荣当时已经劣迹昭彰，不堪托付社稷。李嗣源也知道这个儿子没大出息，但又沉吟不决，不能早立他人为皇子。甚至最后为了安抚李从荣，竟又封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当然，这个“大元帅”与国防部长枢密使一样，都不是实衔，并不实际领有全国兵种。实际领兵还需要皇上临时派遣。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李从荣既是实权地方司令，又是虚衔三军司令，还坐着宰相的位阶，权力也着实不小。

赵匡胤出生的那年，也即公元927年，李嗣源又任命三儿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朝廷可以有多个宰相），充任河南畿辅太守（相当于京城直辖市长），判管六军禁卫军事（六军即禁卫军）。

现在可以看到，李从厚的位阶与李从荣的位阶几乎相当。这是一个事件。等于说由谁继承皇位，现在还不好说。难怪李从荣听到这个任命后很不高兴。从此兄弟俩关系也开始紧张。

李嗣源之所以有这个决定，确实有削弱李从荣权力的算计，因为李从厚确实比李从荣贤明，口碑好，也得到更多臣僚拥护。李从荣虽然在父亲督促下读圣贤书，却无圣贤行。李嗣源曾跟当朝的一位枢密使说：“朕这儿子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旨意，让他不必接近儒生，怕儒生削弱皇儿的志气。这是什么话啊！朕因为皇儿年轻，又管理藩镇，所以给他选了名儒做老师辅导他，没想到这些奸人竟说这种话！”由此可见，李从荣身边应该有反对儒学的人物。

历朝经验是：反对儒学的臣僚，一般不会有圣贤价值观，也必定没有圣贤之行。这个李从荣就在这样一堆人的影响之下，远离了李嗣源最初想培养他成为“圣君”的设计。

没有了儒学理念的“价值制衡”，权力作恶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李嗣源的昏聩还在于，他没有彻底抑制李从荣的野心，又没有有效地早立接班人。这就引发了“觊觎皇位”的种种可能。帝制时代，这是攸关王朝气数极为重要的大问题。李嗣源不论有多少“美德”，在这个问题上，他缺乏足够的政治家格局。史上称他为“明君”，我是不认的。

李从荣错失良机

且说李从荣，他在北都留守，心高气傲，又很腐败，北都政事也不处理。李嗣源听说后，就派了一个平时和李从荣比较友好的亲信，去劝说和引导他。此人私下对李从荣说：“河南相公李从厚恭谨良善，礼贤下士，很老练。您年龄比他大，应激励自己，不要让名誉不如李从厚啊！”

这番话说得比挑拨离间更阴毒。这类话语打着“关怀”的旗号，事实上最容易挑动人内心嫉妒的恶念。有时，关怀，就是挑事。无论这位亲信有意还是无意，他离间了李从荣和李从厚，让李从荣更加不高兴，对李从厚更加嫉恨。

李从荣有时也需要入朝汇报河东藩镇的工作。到了京城，跟随他的兵勇有数百骑，个个张弓搭箭，奔驰在洛阳的通衢大道上。当时朝中的执政对他很不满意，李从荣也感觉到了执政们对他的不满，有一次私下对亲信们说：“等我有朝一日做了皇上，把这帮文武们都灭门杀光！”

这话传出来，朝中大臣人人恐惧。包括后唐一批名将都心下不安，于是多次请求“外放”，也即离开京师到藩镇去做官避害。

这些要求“外放”的朝官也包括石敬瑭。

李从荣长了一副鹰眼，常常侧眼看人，待人轻慢无礼。当时做着同平章事的石敬瑭正兼任六军诸卫副使，军事实力仅次于李从荣、李从厚。石敬瑭的妻子永宁公主与李从荣是同父异母所生，但从小就与李从荣相互憎恶。

这些因素凑在一起，李从荣还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李从荣后来的悲剧是典型的秀才造反类型。

李从荣自有恶习，但他也是一个好吟风弄月的小文人。当初他做河南府太守时，曾聘请一个叫高辇的人做推官（司法局长）。高辇也能写诗，史称宾主相遇甚欢。从此出入于河南府的，大多都是当朝文人名士。这些文人懂诗词歌赋，但是不懂政治军事，尤其不懂人情交往。所以跟一班武夫偶有来往时，那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以至于有的武士议论道：“秦王好文，交游的人都是骚客文人，这小子万一要是面南背北了，咱们这帮家伙可就危险了，还不都得转死到沟壑里去？不如早一点想想办法。”

这话也渐渐传到高辇的耳朵里，李从荣也听说了。

矛盾已经渐渐明朗化。怎么应对？

高辇出了个主意：“大王您啊，就假装生病了。这帮家伙会假模假式来探望您，这时，请大王埋伏了壮士，乘其不备，全部斩杀。这样，也许能够免除我们的灾祸。先下手为强啊！”

李从荣犹豫道：“至尊还在啊！咱们这么干，至尊怪罪下来，岂不危险？”

高辇说：“儿子摆弄父亲的兵，罪过当然有，但也不过是挨一顿鞭子；不这么做，那可就悔之晚矣！”

李从荣犹豫着，没有做这件事。

有一天，李嗣源大病，李从荣入宫问安，李嗣源已经抬不起头来了。有一位王淑妃对李嗣源说：“从荣在此。”李嗣源也听不到，不能应答。李从荣出来时，听到宫中很多人在哭，他以为李嗣源已经死了。于是第二天不再入宫，假称自己生病。但是他没有想到，李嗣源当晚病已见好，并没有死。这个消息，没有人传给李从荣。他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亲兵守宫门

李从荣自知朝中上下没有多少人拥护他，担心不能成为后唐继承人，于是做出了又一个愚蠢的决定：与死党预谋，带兵入宫，假称看望重病的老爸（他以为老爸已死，托名“侍疾”），以抢先攫取最高权力。但是他的“死党”并不忠诚于他，很快就有人将消息带入宫中。王淑妃及大内总管宣徽使孟汉琼知道后，惊愕之后做了准备。

这一天黎明，李从荣以为万事俱备。

他从驻地河南府出来，带领步骑千人在洛阳皇宫不远处的天津桥上列阵。他以为此行必定成功，连甲胄也没有穿，故意穿了平时的休闲服，晃晃悠悠地做出镇定的样子。他召来找得到的朝廷官员对他们说：“我今天已经决定入宫，并要住进准备嗣位的兴圣宫。各位枢要大臣都有自家宗族，做事应细细斟酌，是祸是福，可就在须臾之间了！”

说罢，他派出了府邸亲信到宫中与大臣联系，又令人率兵逼近皇宫，到了端门之外。洛阳皇宫很高大，没有内应，大门一闭，等闲是进不去的。

但是这时候，文武诸官开始犹豫了：万一李从荣要是得逞，怎么办？

大内总管孟汉琼闻听乱兵已到端门，拂衣而起道：“今日之事，已危害到皇上，诸位还犹豫观望，只顾计较个人得失吗？我是不能爱惜这一把朽骨余生的，只能带兵抗拒！”

说着，立即进入中兴殿门，宫中诸臣慌乱中也随他进入内宫。

孟汉琼见到李嗣源哭着说：“亲王李从荣造反，已经率兵攻打端门，很快就要入宫，那可要大乱啦！”

宫中女眷们闻言，已经哭声一片。

李嗣源强挣扎着，从病榻上坐起，他说：“从荣这是何苦呢！”了解了事情态势后，又对身边的大臣说：“事已至此，请你们几个大臣自去处理，只是不要惊扰百姓！”

当时宫中没有重要武官，有个控鹤指挥使名叫李重吉，算是握有一点兵权的人物。他是李从珂的儿子。所谓“控鹤”，犹如指仙人骑鹤飞天，因此常用来指称皇帝身边的亲兵。李重吉是这一支亲兵的年轻指挥官。

李嗣源对他说：“朕与你父亲曾冒着战场上种种危险，平定天下。你父亲多次将我从危难中救出。从荣这些人没有什么战功，现在被人唆使，来干这种悖逆不道的事！朕本来知道这种人不足托付天下，理当召你父亲前来，把掌兵的大权给他。现在，你替我部署各宫，做好防守！”

这一番话，鼓舞起李重吉的积极性，得令后，即刻率领控鹤府军士守卫宫门。

“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宣徽使孟汉琼则临时找来盔甲，披挂上身，骑了战马，在宫中巡视。他又召来朝中的一名武官马军都指挥使（即骑兵司令）朱洪实，给他五百骑兵开城门去讨伐李从荣。

这时，李从荣正搬来一只胡床（不带靠背的马扎），端坐在桥上，等候府邸亲信来传宫中消息。等了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又派人去叩左掖门。门不开，人从门缝中看去，见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正率领骑兵从宫中北面缓缓而来（按规定，宫中马骑不能奔跑），赶紧回来告诉李从荣。李从荣闻讯大惊失色，慌乱中命人取来铁制掩心盔甲披挂起来，坐在胡床上装模作样地调拨弓矢。

一会儿工夫，左掖门开，骑兵出宫加速，五百披挂整齐的骑兵，亮晃晃、黑压压地奔驰过来。

李从荣根本没有勇气抵抗，连忙率众逃归他的京城官邸河南府署。

树倒猢狲散。他的僚属见大势已去，很快就四散逃窜，分头藏匿起来。他手下的牙兵甚至乘乱转换身份，变成土匪，抢掠了京师的嘉善坊，随后四散溃逃。

李从荣和他的妃子回到府邸躲藏到床下，战战兢兢不知所措。

但结局终于到来：他被戡乱将士搜出，不仅连审问都省了，废话甚至都没有一句，简单地砍了脑袋，将首级进献宫中。

李嗣源听说儿子秦王李从荣被杀，又吃惊又悲伤，虚弱得几乎从床榻跌落，几次昏厥。更令李嗣源悲哀的是，李从荣全家已经被杀，但还有一个儿子很幼小，正养在宫中。平乱将士要求把这个儿子也即李嗣源的孙子杀掉，斩草除根，以免后患。

李嗣源涕泣着说：“这娃娃有啥罪啊！”

但是将士们不答应，李嗣源不得已，最后只好把孩子交给众将。大限到来，皇帝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孙子。这是五代十国时期“权反在下”的真实写照。

李从荣一支，已经绝后。

李从荣那位“高参”推官高辇，闻讯逃窜，藏到百姓家里，最后感觉还是不稳妥，干脆落发为僧。等到被擒获之后，没法辨认真假，干脆脱了他的大红袈裟，给他穿上以前穿的衣服，戴上以前戴的头巾，让熟悉的人来验明正身。都捯饬妥当了，然后用刑。这位小文人被押向刑场时，神色自若，还朗声道出一个对子，概言今日之事：“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对子是个好对子，但用在生命终场，有滑稽的性质。史称“观者笑之”。

第二天，老臣冯道带群臣入朝，在雍和殿觐见明宗李嗣源，李嗣源泪下如雨，呜咽不止。他对群臣道：“不料我家的事闹到这步田地！愧见列位公卿啊！”

这时李从厚正在做天雄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邯郸）。李嗣源令宣徽使孟汉琼去征召李从厚入朝“侍疾”，并由孟汉琼留在那里暂时主持天雄镇的军政事务。这其实就是承认了李从厚作为接班人的合法地位。

不久，李嗣源死去，李从厚在柩前继位。

南宋大儒胡安国评价李嗣源，认为他的军政成就虽然还达不到汉唐那样的水平，但也应该属于“贤主”之列。他认为李嗣源有几个可以称道的地方：内不好声色，外不好游猎；不任命宦者为官（这一条不准确，孟汉琼就是宦者）；废除皇室的私家仓库；封赏廉吏；惩治赃官。并认为他焚香祝天，要上天早生圣人之言，是“发于诚心”，尔后果然赵匡胤诞生，“由是观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诬矣”——由这个案例来看，古人所谓“天人交感”的道理，不可说是没有道理了！胡安国善于做史论，他认为李嗣源可以称为“贤主”，我附议。

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

李从厚的“四人帮”

李嗣源的养子，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宝鸡）、潞王李从珂，果然如安重诲所预言的，开始拥兵自重。

历史开始重演，就像“依样画葫芦”。

犹如李存勖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亲子、李嗣源则是李克用的养子，二人关系紧张一样，李从厚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亲子、李从珂则是李嗣源的养子，二人关系同样紧张。

李从厚即位后，李从珂和石敬瑭都让他害怕，放心不下。他怕这二位造反。

但李从厚宅心仁厚，不愿意大动干戈。

朝中大臣却屡屡劝谏他要防患于未然。

“权反在下”的规律开始起作用，在大臣们的摆布下，李从厚做了一番愚蠢的干部调整动作。

他把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从京官调到外地做团练使，把李从珂一个女儿召进宫中，试图作为人质，当时这个女儿已经削发为尼。他以为这样可以控制李从珂。但这种做法反而打草惊蛇。

最重要的是，他做了一次“移镇”工作，也即各大军区调防，最终惹恼了潞王李从珂。

最初，后唐明宗李嗣源病重时，大臣想见李嗣源已经很困难，渐渐就有宦官和后戚执政的影子。

李从厚即位，其中有几个人的功劳比较大，一个是明宗的妃子王淑妃，一个是宦官孟汉琼，一个是枢密使冯赟，一个是同平章事朱弘昭。这四个人结成一个“四人帮”团伙儿，沆瀣一气，没有啥政治智慧，却要干泼天事业。

当时石敬瑭正在镇守河东，他们不愿意让石敬瑭在这个位置上；而孟汉琼正在代理天雄节度使，他们也想让孟汉琼回到朝廷里来做京官，于是，几个人合伙一商议，来了个四大军区调防。报告给李从厚，李从厚傻乎乎地就答应了。

闵帝李从厚即位后，宰相李愚看出了王朝的没落。当时，闵帝刚刚结束守丧礼，开始在中兴殿处理政务，就召学士们为他讲读《贞观政要》和《太宗实录》，这事大有向唐太宗学习，以达到天下大治的雄心。但他只能读书、听讲，却无法明白“求治”的根本要领在哪里。处理事情优柔寡断，软弱无力，尤其没有识人之明。李愚认为他不懂得重用包括他在内的执政，是闵帝李从厚不会用人。他私下对同僚们说：“主上召请士人，咨询天下事，却很少临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处于高位，责任重大，得不到信任，以后的事情恐怕真不好办！”这话让执政们心生恐惧，都屏住气息不敢回答。

李从厚与“四人帮”商量的移镇布局是：

李从珂由凤翔改镇河东（治所在山西太原）；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则改镇成德；原成德节度使（今河北正定）范延光则改镇天雄（今河北邯郸）；李从厚的堂兄弟洋王李从璋代理凤翔节度使，接替李从珂。孟汉琼回朝。

任命节度使，是有仪式的，一般要有皇帝下制命诏书，还要赐给节钺。汉唐以来，对地方吏治都极为重视，尤其有节度使制度以来，任命或改命，对朝廷军政而言，都是大事，但这四位，当时后唐最重要的“政治家”，却把这个事当作儿戏一般。他们不下制命，也没有诏书，更谈不上什么节钺，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枢密院的下行文书，这个文书，相当于一纸“通知”性质的“调令”。然后，就要完成“移镇”工作。

五代以来，枢密使权力很重，但这么玩，即使在五代史上，也是第一次。

这件事一开始，还真有可能不是针对潞王李从珂的，但李从珂本来已经与朝廷疏远，又有猜忌，来接替潞王的，又是洋王李从璋，而这位李从璋心狠手辣，当初去代替安重诲镇守河中，曾亲自操铁挝将其击杀。潞王听说这人来替他，更加心生厌恶。李从珂在部下的拥戴下，反了。

他向邻近各道发出反叛文书，大意说：“朱弘昭等一班小人，趁先帝患病不起之际，废长立少，独揽朝廷大权，还离间挑拨皇室骨肉，动摇各个藩镇的根基。我深恐他们的目的是要倾覆唐室的江山社稷。现在，我李从珂就要入朝‘以清君侧’！但如此大事非我一家力量所能办到，愿请邻藩各道支持，共襄义举！”

五代以来的武官在本藩做久了，自有天大利益在，一旦调动，就没有了“土皇上”的舒坦，那时，几乎无人愿意调动。李从厚刚刚即位，还根本不具备调动藩帅移镇的能力和智慧。后唐朱弘昭等“四人帮”的颟顸引燃了藩镇的反叛，不自觉地催生了五代时期新的可能性。

李从珂的悲情表演

李从珂举兵就要东进，先派人到京师和各州郡撒放了传单和策反信件。

皇上李从厚得到消息非常恐惧，就派人去召朱弘昭等人前来议事。

朱弘昭本来就没囊没气，一听，就浑身哆嗦。他知道出事了，对亲家人说：“皇上这么急着召我，是要怪罪我啊！我儿媳妇是你的女儿，你赶紧把她领回去吧，别让她也陷入到这一场灭门之祸里来。”说着大哭，就要拔剑自裁，一时被家人拦住。但后续使者又到，紧急催促他赶紧入宫。朱弘昭大叫道：“我已经穷困到这个地步啦！”说着趁人不备，自投井中溺死。

这时候，侍卫马军指挥使，即亲军的马军司令安从进，正在充任京城巡检，相当于京师公安局长，他已经得到李从珂的策反信件，知道属于他的机会来了，听说朱弘昭已经自杀，就带兵闯入枢密使冯赟的家中，将其杀害。此时冯赟的母亲刚死，灵柩还停在堂上，安从进将母子尸体都扔到大街上，还残酷地杀害了冯赟的妻子。冯赟有一个三岁的小儿子，被门生故吏张守素藏了起来，算是给冯家留下了一条性命。

安从进此举，显然，是在向李从珂递上投名状。他在乱世中，谋划未来的政治前途——此类人物，五代十国屡见不鲜，事实上，三千年历史，屡见不鲜。儒学论“公道—仁德”，就军政大事而言，就是试图尽力减少这类邪痞小人从政，从心性上培育起圣贤气象来，推演邦国文明。做官不读圣贤书，满朝尽是安从进。带着温情理解儒学，认真地读一点《尚书》《论语》，就会知道儒学用心不简单，实在是对天下人心有至为深切的道义关怀。

李从珂在后来的日子里，也确实很感谢安从进，将其封在湖北襄阳，做了山南东道节度使。

且说闵帝李从厚知道李从珂造反之后，在朝臣的怂恿下，派兵前去弹压。

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三月（这一年赵匡胤七岁），李从厚的羽林军来到凤翔。

李从厚没有更多资历。在崇信“胜者王侯败者贼”、崇信“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乱世，李从厚势单力薄，但有一个西都留守王思同，是为数不多保留了忠诚气节的人物。

西都即长安，治所在今陕西西安。此地当凤翔（陕西宝鸡）到京师洛阳之间，潞王李从珂要想顺利拿下洛阳，就要穿过长安。所以，当初潞王未反之前，就有意结好王思同，以期打开这个东出之道。准备造反之后，李从珂派出了得力干将多人，几次到西都长安，那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史称“说以利害，饵以美妓”，用利害关系打动他，用美貌艺伎诱惑他。那美貌的艺伎十五人，都是国色，人人都会五弦琴。在酒宴上就让艺伎们弹唱，趁着王思同高兴的时候暗示他，如果归附潞王，这样的日子长着呢。潞王还给使者下了一道密令：如果王思同不肯顺从，就“图之”，做掉他。

王思同并不愚蠢，他当即判断出当前格局，毫不犹疑地将李从珂派来的说客拘捕下狱，并向朝廷做了汇报。威武不能胁迫他，利益不能收买他，美色不能诱惑他。

他还对部下将吏们说：“我受到过明宗皇帝的大恩，如果现在与潞王一起造反，就算事情最后成功，得到他们给我的荣耀，那我也还是重要关头的叛臣！何况万一事败不成，而遭到辱骂，留下千古的丑迹呢！”

朝廷很感谢，当即任命了王思同为讨伐凤翔的统帅，加同平章事，知凤翔行府。但王思同虽然是真有忠义之志，但御军无法。史称潞王“老于行陈，将士徼幸富贵者心皆向之”，潞王对管控行军打仗之事很有经验，将士又都怀着侥幸心理，希望升迁跻身富贵，故内心都愿意归附李从珂。

最初，王思同率领诸路援军集中于凤翔城下，甚至攻克了东、西城关，造成了两翼夹击的态势，城中死人也很多。第二天又开始攻打城垣。凤翔城垣低矮，也不坚固，守备器械之类也都不足，史称“众心危急”。

李从珂登上城楼，对来攻打他的朝廷将士们哭泣着说：“我十几岁时就跟着先帝（李嗣源）东征西讨，先后经历上百次战斗，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啦！我现在已经满身都是创伤。这才创建了今日的天下。你们过去也都跟着我，亲眼看到过那些事实。现在，朝廷信任坏人，猜忌自家骨肉，我，有什么罪而受到这种诛伐啊！”说罢，哭泣不止。

他这一番悲情表演，让很多人有了同情之心。

羽林军首领倒戈

一位负责攻城的指挥使叫张虔钊，此人性情偏激而又急躁。他正在主攻城西南，就用刀驱逼士兵登城。但不料士兵听到李从珂一番哭诉，转而反对张虔钊杀来。张虔钊见势不妙，急忙骑马逃跑，总算在忽然出现的士兵倒戈中免予一死。

张虔钊也是一贪人。他曾经镇守沧州，赶上天旱，辖区处于饥荒之中，他马上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事在帝国时代就是善举，朝廷闻讯很愉快，嘉奖了他。但是等到秋收的时候，他开始加倍征收赋税，用来弥补赈灾的损失。史称“朝论鄙之”，朝中清议很鄙视他的这个做法。后来此人逃到四川在孟知祥那里做官，经常有施舍给寺庙和尚之类。但他自己也承认，就是要唯利是求，给和尚们花钱，是为了给自己求福报。于是有议论说他居然向佛祖求利，是愚蠢到家了（愚之甚也）。他在蜀中盘剥士庶，占据很多人的房产，这事让蜀中父老怨恨不已。连僧人都知道了他的贪婪。据说他问一个和尚，怎么样叫作“舍利”？和尚回答他：把你的房子捐了，去租房子住，就是“舍利”。张虔钊只是惭愧地笑笑而已。他后来在几次战役中失利，久而无功，在沮丧中死去。

且说凤翔城下，另有一位将军杨思权看到战场形势有变，当即大声喊道：“大相公潞王，是我的君主！”

说着便率领军队解去铠甲，丢掉兵器，向潞王请求投降。

潞王准许。他从西门进入，仓促间给潞王写了一张纸条说：“希望大王攻克京城的时候，派我当节度使，不要让我当防御、团练的职务。”

李从珂没有犹豫，当即在纸条上写了“杨思权可任节度使”给他。

王思同还不知道攻城的军队已经发生了临阵倒戈，仍在督促士兵登城。

又一位朝廷这边的将军叫尹晖的，大声喊道：“诸位，城西的官军已经入城接受潞王赏赐了！”

于是，率领兵众弃甲缴械投降。士兵们也不想打仗送死，高兴得欢呼起来，欢呼的声音，连大地都感到了震动。

到了中午，投降的乱兵都进了城；不想投降还在攻城的军队一看没有什么胜算了，纷纷溃散。

王思同等一共有六位节度使，见大势已去，只好逃跑。他们跑到长安，不料长安副留守刘遂雍也已经投降了李从珂，此际关上城门拒不接纳。王思同又向潼关方向跑去。

潞王李从珂大喜，便号令军中，把凤翔城里所有将吏士民的财物收集起来，用来犒劳投降的军队。东西不够分，甚至连锅釜等炊具器皿都估价后，赏赐给了军队。

潞王李从珂信心大增。开始设置了大将的旗鼓，整合兵众，浩荡东进。路过长安，刘遂雍担心大兵入城抢劫，就将府库中的钱财全部取出放在路边，军士们先到的，就得到了赏金过去。前军因为有赏赐，所以没有入城劫掠。等到潞王大军到达时，所有府库钱财都已经被前军分光，于是刘遂雍开始聚敛民间财富犒军。

潞王在东进的路上，前军捉获了王思同。

潞王说：“虽然王思同的谋划失算，但他竭尽心力为了朝廷主人，也是值得嘉许的。不要难为他。”

前军把王思同押来见李从珂。李从珂责备他。

王思同回答说：“思同我起于行伍之间，先帝提拔我，位至持节藩镇大将，经常惭愧没有功劳报答主上重用我的大恩。我并非不知道依附大王您，立马就能得到富贵，帮助朝廷是自取祸殃；只是怕身死之日没有面目在九泉之下见先帝！我已经想好：如果失败了就用我的血来祭奠战鼓，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请您让我早些就死！”

潞王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不禁改容相敬，对他说：“您什么都别说了！”

潞王这时想的就是怎样赦免他。但尹晖、杨思权一班人却感到有这么个干净人存在，自己一身腌臜简直没法在世间待下去！何况，那个尹晖跟着潞王大兵过长安时，还掠取了王思同的全部家财和姬妾。因此，这俩家伙多次对潞王的心腹说：“如果留下王思同，恐怕要失掉将士之心！”

有一天，潞王的心腹伙同二人趁着潞王酒醉，不等向上报告，就擅自杀了王思同和他的妻子。潞王酒醒之后，很恼怒，但也无可奈何，叹息了好多天。

李从珂很快从危机中跳脱出来。

他毕竟是跟着李嗣源在战场上征战多年的名将，他争取了羽林军首领倒戈，当初向京师洛阳广撒的秘密传单和策反书信，也在起作用。

与此同时，兵锋直指陕州。不久，陕州被攻克。

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距离洛阳只有二百多里路，犹如北京天津间的距离。

犒众军，分光国库

李从厚得到消息，知道洛阳危矣，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召集群臣说：“朕幼年嗣位，将举国大政委任于各位爱卿。我与李从珂兄弟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过节。但听从诸公大计，朕独自一人无法违背你们的意愿。结果事至于此！现在怎么消解这场灾祸呢？朕的想法是：朕不要这个皇上了，与左右自往凤翔，亲自迎接我兄李从珂来主持社稷；朕自回过去的藩邸。这样道理上似乎说得通，或许也能够免祸。”

诸位大臣一听，这哪儿成啊！

李从珂要是来做皇上，我们这些大臣还不一个个全都掉脑袋！于是齐声反对李从厚这个意见。

还有人提出亲自带兵去抵抗，扼守要道，决不让李从珂来取洛阳。

闵帝李从厚听到这里，知道没有这些臣子的支持，他是寸步难行。于是改了主意，干脆放出胜负手，召集侍卫都将以下的武官做战争动员。他说：“先皇帝驾崩，朕于兄弟之中，无心争立。是在被召来京师主丧，同时将社稷委托给我的。朕这位兄长，果然有了猜嫌。卿等过去跟从先帝千征万战，今日之事，谁不痛心！现在，朕将府库财货全部颁赐给你们，卿等勉力就是！”

当时正在为新丧的皇上修治陵寝，府库银绢已经不多，战争动员，又要“厚赐”，史称“府藏为之一空”。得到赏赐的军士们背着扛着真金白银、绫罗绸缎，走在京师大道上，得到路人艳羡的眼光。但军士们还扬言道：“这算啥！等我们打到凤翔，还会得到一份呢！”

这就是晚唐以来军士骄诞无畏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军士们几乎无赏不战。所以五代时期，不是士卒怕统帅，而是统帅怕士卒。

为了“激励士气”，皇上李从厚先生还亲自来到左藏库，亲眼看着给将士们颁赏金帛。

但是这样的将士哪里能够打仗！

果然，这群将士们到了前线不久，就传来了战败的消息。

闵帝李从厚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逃跑。

他想起当初服侍李嗣源的宣徽使孟汉琼，以为此人一定可靠，就令他前往魏州（今河北大名）安排。魏州，是李从厚称帝前的藩镇治所。李从厚此举是想回到“老根据地”，再作打算。但他没有料到李从珂的传单已经生效。那时节，一班文武只认长枪大戟，盂汉琼早已看出李从厚不是李从珂对手，根本就不搭理李从厚。李从厚万般无奈，夜半三更，出洛阳，向魏州逃亡。

当时跟随他的只有“百骑”。

他在洛阳出元武门时，看到控鹤指挥使慕容迁，对他说：“你还是有不少兵马的，带着控鹤禁军，跟我走！”

慕容迁一脸严肃，郑重答应道：“无论生死，臣都会跟着陛下！”

但是等到大驾刚刚出城，慕容迁迅即关闭城门，没有跟随闵帝李从厚。李从厚再想进城，也不可能了。

这个慕容迁，是李从厚至为亲信的武官，到了这个地步，却毫无救驾之心。史称“临危如是，人皆恶之”，面临皇上的危机采取这样的阴冷态度，人人都对他有了厌恶。但厌恶归厌恶，人心离散倒是真的，故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据此评论道：“史言自古以来，众叛亲离未有甚于此时。”

李从厚心里凉了半截。而那“百骑”又在路上跑了一半。

潞王继续东进，朝廷的大将药彦稠、安从进等人先后投降。安从进更作为内应，帮着潞王做了舆论宣传和清场工作。

潞王李从珂进入京师的道路已经越来越顺利了，九五之尊已经指日可待。

闵帝李从厚则在逃亡中到达卫州（今河南汲县）。

这时，他遇到了一支劲旅。

遇皇辇石敬瑭围歼

开始不辨番号，只见这支部队遇到皇上的车队居然不躲避，李从厚左右还端着朝廷的架势叱责他们冲撞皇家舆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镇州节度使石敬瑭。镇州，就是石敬瑭刚刚改封的藩镇河北正定成德军。

石敬瑭听说宫中有变，正带着队伍“勤王”，半路见到皇辇，也赶快下马在路旁拜舞，行君臣大礼。

李从厚也下马拉着石敬瑭痛哭流涕。

此际，李从厚还不忘记石敬瑭的太太长公主是自己的妹妹，于是打出了亲情牌，他对石敬瑭说：“李从珂这家伙为害社稷，宫中大臣也背叛了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长公主告诉我来见你，共谋社稷大计。”

石敬瑭说：“这里是卫州地盘。我早就听说卫州的王宏贽对国家往事非常熟悉，有谋断，我就去见他，一起来商议大事。”

说罢，就快马加鞭，去寻王宏贽。

李从厚大喜，他认为这下有了救兵了！于是不打算再去魏州，而是企图依托石敬瑭干掉李从珂，东山再起。于是安静地在驿亭之内等消息。

石敬瑭见到王宏贽就说：“主上流亡至此，出于危机之中，我等都是他的亲戚下属，事已至此，何以图全？”

这一番话，道出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权贵特色——他们没有价值，只有利益。君王遇难，按照君臣大义，自有不必犹疑的安排，但石敬瑭道出的意见却是：“何以图全”，怎样能有一个保障我等不受损失的安排！这等格局，唐末以来比比皆是，可以称为“亡天下”——天下正道已经没有多少人恪守，给未来的大宋带来了难题。赵匡胤一生要解决的四大难题之一就是“天下沦丧”。

王宏贽闻听石敬瑭这一番话后，有了细密的算计。

他说：“天子躲避夷狄，古也有之。但皇室在奔迫之中，应该有文武大臣、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跟随。只有这样，我等武夫供奉君主，能够感觉到朝廷尚在，并不觉得社稷已亡。太尉你从天子身边来，看这位天子，带来了多少重臣、近臣？是否有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

石敬瑭老实答道，这些都没有，一共也就五六十骑。

王宏贽道：“大树将倒，一根绳子是维系不了的！现在皇上就这五六十骑奔窜而来，无将相一人拥戴跟从，气数已尽，没啥前途啦！古人所谓‘蛟龙失云雨’，说的就是这个境遇啊！我知道的是，现在六军将士都在李从珂府邸，太尉您就是国戚，也无可奈何了！”

石敬瑭想想也是，心下有了决断，于是与王宏贽一同到驿亭来谒见后唐皇上李从厚，同时派出大兵围住了驿亭。

驿亭坐定后，石敬瑭召来诸将和李从厚的随从，一起“讨论”未来安排。众人不知就里，石敬瑭就用王宏贽的一番话来问流亡朝廷诸人：“你们既然从京师来，国之重器，玉玺、仪仗，以及文武大臣在哪里？”

李从厚在旁边听着，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跟随李从厚的弓箭库使（保管弓箭器械的仓库管理员）沙守荣等人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怀着一腔忠烈之气，上前说道：“现在的主上乃是昔日明宗的爱子，太尉您也是明宗的爱婿，既然同享富贵，理应休戚与共！主上颠沛流离到此，你本应与众商讨恢复大计，不料却索要文武大臣、国宝、仪仗！你是想以此为借口，打劫天子吗？嗯？”

说着，抽出佩刀就去刺杀石敬瑭。石敬瑭手下的亲兵头领陈晖（相当于警卫团长）出剑捍卫，沙守荣与陈晖独斗几个回合，不胜，战死。

石敬瑭的牙将刘知远等人，随即将李从厚的随从五十余人全部诛杀，只留下当今天子在驿亭，派人看守。

宰辅之论与禽兽行

闵帝李从厚逃出京师后，后唐帝国的首都，一时无主。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帝国精英凭借自家识见的高低有了一次表演。

冯道、刘昫、李愚仨宰相，一早来上朝，到了端门，听说皇上已经“北走”，知道国家终于出了大事。冯道、刘昫准备打道回府。

李愚发表了一番议论：“天子出走，我们这些宰辅大臣未能参与谋划。现在，太后还在宫中！天子不在，太后当国。我们应当到中书省政事堂，派小黄门太监去听取太后意见：现在究竟怎么办、如何进止？得到太后意见后，我们再回自己的宅第，这是人臣大义啊！”

李愚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不能在国家没有天子的时候，撂挑子不管事；天子虽然不在了，但太后还在，按照“习惯法”，我等应该在天子缺席时，去请示太后。这是“人臣大义”。

冯道说：“主上丢了江山社稷，已经没有君主；我们作为人臣，只能侍奉君主；没有君主，就去入宫，恐怕不合适。再说，潞王已经到处张贴榜文，大事如何，尚不可知，我等不如回去听候命令。”

冯道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只认天子，但丢了江山的天子屁也不是，所以，现在没有了天子；而没有天子，我等进宫不合适——万一有事说不清。现在潞王要进京，我等就得回去等着，看看日后有啥来自天子的命令，再说。言下之意，就是承认了潞王武力篡权的合法性。

冯道说罢，不等李愚回应，便往自家府邸走去。

回家途中，路过天宫寺，这时京城巡检使、公安局局长安从进派人追来告诉他说：“潞王已经加速赶路，奔京师而来，很快就要到了。相公您应率百官到城西去迎接。”

冯道闻言，便在寺中停下来，就地召集百官。

大秘书中书舍人卢导也来到了。

冯道对他说：“我在这里等待舍人先生很久了，现在最急需办的事，是要准备一篇‘劝进’的文书。劝谏潞王尽快即位为我朝新任天子。这事你来做最合适，请马上起草。”

卢导说：“潞王入朝，百官列班迎候也就可以了；即使有废立之事，也应听太后的敕令。我等岂能仓促之间这么草率就劝进呢？”

冯道这时说了一句四字名言：“事当务实。”办事应从现实出发。

卢导不同意，反驳他说：“现在天子在外，吉凶未卜。哪有天子在外，人臣却突然劝进另一个人来进皇帝大位的事啊！你老先生也不妨想想，如果潞王来了，人家不想做天子，人家坚持脸朝北做大臣，然后用君臣大义责备我们，我等将用什么话来回应？我看您不如率百官进谒宫门，给后宫送进名帖问安，听从太后的进止意见，那样便去留两善了。”

冯道还未及回答，安从进又派人来催促，并说：“潞王已经来了。太后、太妃已派遣宫中使者去迎接慰劳了！百官怎么还不尽快列班迎候？”

冯道等人赶紧朝宫中走去。到了宫中一看，潞王还未到达。冯道、刘昫、李愚就停在上阳门外小憩。

卢导又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召他来谈刚才的话题。意思还是要他草拟劝进文。卢导对答如初。

李愚同意了卢导的意见，并自责说：“舍人说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太多了！已经擢发难数（就是拔下头发来数也数不尽了）！”

这一段应答特别能够见出五代时精英士人心态，读懂这三位当朝宰辅的意见，也就特别能了解那时精英人物的价值观，也因此更能理解赵匡胤收拾人心，推演“天下”文明的良苦用心。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有一议论，可见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见：

有人会问：冯道、李愚、刘昫之论，在新旧君主更替之际，谁的意见比较合乎道义？我要说：都不合道义。譬如一群奴才侍奉主子，家主死了之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养子（如李从珂），一个是亲子（如李从厚），二子争夺家政，最后养子胜利，而亲子失败。一个奴才说：“都是主人的郎君，我等可以跟从胜利者，去辅助他就可以啦。”说这话的人就是冯道。一个奴才本来也想辅助这个胜利者，但他不敢明白表示，就说：“我认为应该听听主母的意见，主母说辅佐谁，我们就辅佐谁。”说这话的人就是李愚。那么卢导的意见又怎么样呢？我说：卢导不肯草写“劝进文”，这是对的；但他的持论，却与李愚相近，不过是从太后那里拿到肯定意见再来公开辅佐潞王而已。但是这样的时刻，对于宰辅冯道、李愚而言，他们应该怎么办才是对的呢？我说，就如汉代人所议论的那样：“主在我在，主亡我亡”。但这还不过是下下策，不能尽符合道义啊！真正符合道义，还是要回到孔夫子那句话：“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如果社稷危机不能扶持，江山倾覆不能挽救，那还用宰辅干吗！明乎这个道理，就知道，为相者，贵在持危扶颠，不是以尽忠死节为贵也！

胡三省这一番话从宰辅功能分析，认为这几位宰辅都没有尽到自己“持危扶颠”的职责，事实上就是批评他们：当江山社稷已经倾覆之后，宰辅已经没有前途可言，冯道、李愚不能以身殉国，还都不过是贪恋权禄之徒。

但我愿意在这里为李愚做一次声辩：乱世中，驽马恋栈，是常情；同样面临邦国变局，恋栈中，宰辅失职，他人全无“耻感”，只有李愚有过自责，认为失国之罪“擢发难数”。窃以为，有此一点“耻感”，与冯道那种看似全无心肝的“事当务实”姿态比较起来，还不失为一点微薄的“士风”。

大环境道义沉沦中的一点羞愧，并不轻松。

这之中，最严重的是冯道。他那四字名言，也许有完成军政“实然”条件下的平衡功能，但在此时此地的讲述，场合不对，失去了话语宣称的“妥当性”。因为，在这个君王交替的重大历史时刻，“事当务实”，按其逻辑和语用展开，已经看不到星点“士大夫”的风尚，全是驵侩交易中的利益（而非价值）计较。船山先生对此有议论，批评冯道，堪称入木三分，值得了解。我这里选一部分略作梳理，原文载《读通鉴论》中：

李从珂篡位，冯道即命快快草拟“劝进文书”，卢导要等太后命令，而冯道居然说：“事当务实。”有这样一句话，冯道一辈子为天地不容之恶全都暴露出来。所谓“实”是什么？是禽心兽行所以用来依据的东西而已！好比说好吃的东西，好看的女人，活着的人去享用，都是可以理解的“实”，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扭着兄长的胳膊去抢食，没有老婆爱的时候，抢个年轻的少女去共寝，能美其名说：我这是“务实”，不愿意为虚名所阻碍吗？所以说，“义”，用来制约人心恶欲，就是“名义”；“节”，用来规划天理范围，就是“名节”；“教”，用来合理宣泄人性，就是“名教”。名义、名节、名教，可见“名”的用处是很大的。……贤者抛弃了“名”，只要一“务实”，就会陷入轻薄浅陋，戕害天理，灭绝圣贤之风和儒家名教。何况当此国家危急、君王困顿之际，邀买富贵贪生怕死，不体恤君王父老的死亡覆灭，却说什么“务实”——他的恶，还有个头吗？冯道这里说的“务实”，是天理所不能容的！……按照他这话的意思，天下人都应开始关心自己的锱铢小利，求得片刻的安宁，蒙面丧心，上不知道有国君，内不知道有父母，公然以贪婪猥琐无赖趋利纵欲之情，毫不害臊地堂皇告知天下，理由呢，就是欣然自得的那句话：我务实，我才不为虚名所误呢！这样，父母死亡，就往大沟里一扔，说“我本来就没有以礼葬亲的心，这是‘务实’，我不要冒那个所谓‘孝’的虚名！”盗贼挖人家的墙脚去偷邻居的粮食，说“我就是想得到那家的粮食，这是‘务实’，我不想得到那个所谓‘廉介’的虚名！”这样，岂不人人都成了禽兽！还有什么能让人有所忌讳的呢？所以要说：只“务实”而不知有“名义”“名节”“名教”之“名”的人，就像猪狗一样，有了肮脏的食品就可以吃饱肚子，就像麋鹿一样，不分辈分在一起苟合就可以生崽子。冯道的恶，超过了商纣王，他这种理念的祸害严重，超过了盗跖。

生当明末清初的船山先生，这一段话，对于提振人心、恢复道义天下，有很深切的时代关怀。值得今日关心“天下兴亡”的朋友给予注意。

但冯道不是个简单人物。因此，关于“事当务实”，还值得继续分析。

洛阳市民痛责兵痞

且说李从珂。这位凤翔镇的藩王，在众位不知廉耻的宰辅和大臣的拥戴中当了后唐的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皇上，史称“末帝”。他改元当年为清泰元年，故史家也称之为“清泰帝”。

当初李从厚赏赐将士对付李从珂，李从珂也同样赏赐将士对付李从厚。

李从厚的洛阳兵没有打到凤翔，李从珂的凤翔兵却打下了洛阳。

李从珂当初就对凤翔将士们许诺：等到攻克洛阳，每人赏银一百贯。

但攻克洛阳后，却找不到这么多的钱财赏赐将士。

李从珂召来执政官，对他们说：“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军队不能不赏赐，百姓不能不体恤，这事怎么办好？

执政官无奈之下提出建议：可据房屋来筹措，不论士庶自己居住或是租赁居住，必须预先上缴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但即使如此，财务官们也总共才收上来六万。李从珂大怒，把输送财货不得力的财政官员都关进大狱，在临时军管中，督促各级财政官员继续到民间搜敛钱财，不然，他无法完成给凤翔兵的承诺。而无法兑现承诺，凤翔兵要是闹起来，可不是耍的。这样一来，财务官和京师士庶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上吊、投井的很多。但凤翔兵们在大街上游荡，都有一种得意之色。洛阳有胆大的市民就聚在一起，指责这些兵痞道：“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你们这帮家伙，为皇上玩命打仗，立功也确实不容易；但你们打仗，反而让我们老百姓挨鞭子、受棍杖，还要我们出钱给你们做赏金！你们这帮家伙，还扬扬自得！上有天，下有地，难道你们就不知愧对吗？

这是整个五代史上，士庶自发地起来“维权”的一次义举。史料中没有留下兵痞们的反应，应该是没有过激行为。

我很看重此一记录简略的“维权”事件。

国库已被李从厚赏赐将士分光，李从珂有点着急，赶紧从宫禁中搜索仓库旧藏和各州道的贡献，最后，太后、太妃也都将自家的“器服簪珥”（日用器物、名贵服装、各种饰物等）贡献出来，作价后，也不过二十万贯，勉强够赏赐两千人左右。按当时最低数值，李从珂需要五十万贯。

李从珂召见当时的枢密直学士李专美，责备他道：“你是以才干闻名的人。但事到临头，却不能为我谋划做好这件事！你留着那些才干准备往哪里用？”

李专美谢罪说：“为臣很是驽劣蠢笨，陛下提拔任用我太快了，我这官做得过分。但是军赏不足，这还真不是臣的责任。此事我很认真想过。多年来，藩帅们赏赐很频繁，几乎成为流行风尚，士兵们因此而骄纵。后来随着国家用度太多，修建陵墓啊、出征打仗啊，这些都导致国家储备越来越枯竭。这样即使有无尽之财物，也不能满足骄卒之心思。所以陛下在国家危困时，才拱手而得天下。如果李从厚等人没有这样的弊政，陛下您得天下要麻烦得多。说起国家存亡，实在是不能专靠赏赐，而在于修治法度，建立纪纲。要靠制度管理。陛下如不改前朝覆亡的老路，臣担心只能困扰百姓，国家存亡可很难预料啊！现在，国家财力摆在这里，就这点东西，应据现有条件平均分给大家，不一定要履行当初许诺。”

李从珂想了想，认为他讲得对。于是下诏：禁军在凤翔归附的，将军们各赐马两匹、骆驼一匹、钱七十贯；下至军人赐钱二十贯；在京城的赐钱十贯。

诏下，军士很不满意，当时就有流言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这意思是说原来的皇上李从厚还比较宽仁软弱，像个菩萨；而眼下这位李从珂皇上，却刚强严苛，像块生铁；现在把菩萨推倒了，扶起了一块生铁。还不如以前呢！早知这样不干这趟买卖了！

李专美这个意见却是有道理的。而且从效果来看，虽然没有满足所有的将士，却免除了洛阳市民的鞭笞之苦，也算一个功德。

孟汉琼之死

李从珂宣布废黜李从厚为鄂王。又秘密派遣王宏贽的儿子，时任殿直（朝堂值班的武官散员）的王峦到卫州去杀害李从厚。

这时王宏贽已经将被废掉的皇帝转移到卫州的官廨。王峦带了药酒去见李从厚。闵帝李从厚知道有毒不肯喝，逡巡之际，王峦发个狠，就令人用布帛拧成绳子将后唐皇帝李从厚就地勒死。乱世中，庶民们往往死得潦草，如同鸡犬，但是身为帝王，死相也往往并不好看。

王峦回京复命，又到后宫杀死了李从厚的皇后和他的四个儿子。

那位宦者孟汉琼，也被李从珂杀掉。

孟汉琼，唐末时就在地方藩镇做了小宦者，明宗李嗣源镇守常山时，他得以侍奉左右。累迁至宣徽南院使。后来又侍奉李从厚。李从厚认为他是前朝元老，对他更有恩宠，短时间内，就给他加官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但李从厚在危机中要他到邺镇去打理，他拒绝了这一安排，直接导致了李从厚的败亡。史称孟汉琼“性通黠，善交构”，性情通达狡猾，善于挑事，不是善类。由于他曾经侍奉李从厚，所以，潞王造反，到达陕州时，孟汉琼觉得不妙，就将府内所有的姬妾全部召集起来与她们诀别，准备一个个先杀死，史称“欲手刃之”。这些姬妾看出了他的意思，于是纷纷逃窜藏匿起来。后来，孟汉琼想想，李嗣源时，潞王曾有一次战败，被罚，在家里闲居，那时候，王淑妃总是让孟汉琼到潞王府邸去看望、传旨；潞王对他很友善。想了想，有这一层关节，应该不至于被处理。于是，狠狠心，赌一把，单骑到渑池去谒见潞王，见面就恸哭，很想说说往事。但潞王打断了他，对他说：“诸事不言可知。”各种事不必说，明白人都明白。孟汉琼听到这话，还以为已经得到赦免，心下就将自己列入了新朝大臣的队列。但是他哪里知道，对李从厚不忠这件事，让潞王也心生厌憎，觉得这人太不靠谱了，所以当孟汉琼从潞王府邸出来，李从珂还是杀掉了他。

李从珂放虎归山

石敬瑭得到李从珂称帝的消息后，将大军留在藩镇，自己率少量兵卫，急如星火，赶赴洛阳朝见新主。

对石敬瑭来说，李嗣源的问题不存在了，李从厚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轮到李从珂了。

李从珂即位后，以他平素的骁勇阴沉，应能从容对付石敬瑭，但他错过了一个机会。

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曾因为勇武善斗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赏识，但二人内心实不相服，暗中有较劲。因此一向也不大和睦。现在，李从珂当了皇上，石敬瑭初期采取了迅即效忠的姿态，表示臣服。直到朝拜新主、安葬明宗之后，他也不提归还镇所的要求。当时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存在多年，一旦回到藩镇，就有了天高皇帝远的态势，石敬瑭猜，那不是李从珂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他迟迟不提归还藩镇的话头。

史称这一个阶段石敬瑭“久病羸瘠”，长久生病带出了疲弱之相。但从以后的行动逻辑考察，石敬瑭很可能是在装病，而且装得还很像，也许还在有意“减肥”。这是当初司马懿骗曹爽的伎俩，其目的就在让对手放松警惕。果然，末帝李从珂看着这位“久病羸瘠”的昔日同僚，反而生出了恻隐之心，他认为这么病弱的人物已经没有可能做那等翻江倒海的大事了。

不仅如此，石敬瑭还在上下打点，他通过自己的太太，也即李嗣源的女儿，向宫中女眷做工作，果然就有了太后和公主们在李从珂面前替他说好话的记录。这些意见都在软化李从珂的刚果杀伐之气，也在化解着他的疑心。

但跟随李从珂从凤翔而来的将佐们，也有明白人，他们多次劝谏，即使不动杀机，也要将石敬瑭羁留京师洛阳，不能给他藩镇实权，以免夜长梦多。

末帝犹疑间，石敬瑭买通的大臣进献了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意见。

当时，名将赵延寿正在镇守汴梁，朝廷如果怀疑石敬瑭，不将石敬瑭放还藩镇，赵延寿就会心惊。而汴梁与洛京逼近，一旦有事，不免天下摇动。

这一番话让末帝李从珂完全失去了判断力。他决计放还石敬瑭。

他说：“石郎不仅是皇亲，更与我从很早时就同历战场艰险。现在我做天子，不是石郎又向谁托付大事呢！”

于是决计将石敬瑭放还藩镇。但李从珂的愚蠢在于，不仅要将他放还藩镇，而且还不让他回河北正定的镇州成德军，而是放他回到原来的属地，移镇天下第一雄藩河东——再次改判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

石敬瑭几乎不敢相信。根据后来的记录，可以知道，李从珂还一定信誓旦旦地对他说过：石敬瑭镇守河东，永不移镇。

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道旨意下出现了重要变数。

乾隆皇帝读史至此也不免发一慨叹，他说：

敬瑭河东之遣，如纵虎归林，不复可制。从珂素与同列，其诈力岂不深知？况彼此久相猜忌乎？……失察若此，非惟祸至神昧，亦由天道好还。正如螳螂捕蝉，而不知黄雀之在后也！（《乾隆御批纲鉴》卷68）

遣还石敬瑭到河东，犹如放虎归山，再也不可能制约他了！李从珂一向与他同列，岂能不深知他的“诈力”，何况平时又互相猜忌？……失察到这步田地，不仅是灾祸来临让人神思昏妄，也是天道报应不爽！正如螳螂捕蝉，而不知黄雀在后啊！

后来发生的故事，一报还一报。晚唐以来的藩镇故实开始“重演”：藩镇坐大，倒逼王室，颠覆社稷，自做新主；而后，开始新一轮演义。直到赵匡胤建立大宋，才结束了近百年来的这个邪魔怪圈、国家灾难。

石敬瑭韬光养晦

且说末帝李从珂。

此人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治国实在是昏聩无能。放走石敬瑭，养虎为患不说了，朝廷内部宰相级别的官员互相内斗，他想从中选一个像样的人物来主持朝纲，但他没有识人的洞察力，居然询问左右亲信，要他们来推荐，一伙子人推上仨人来，他又不能决断，竟然夜半三更找一个琉璃瓶子，将三人的姓名写在三个小纸条上，放入瓶子里，然后，对着夜色中的苍天，焚香祷告，完事后，用筷子深入瓶口去夹纸条，夹上谁来是谁。这等儿戏治国的君主，也实在是不配有更好的前途啦。

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先生，返回藩镇后，却没有闲着。他开始暗中谋划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壮大自己的战略。

他知道李从珂喜欢访查朝廷外的事情，常常与朝堂中的值班大臣在中兴殿谈论中外大事到深夜。当时，石敬瑭有两个儿子正出任内使，而曹太后则是太太晋国长公主的母亲，于是，石敬瑭就贿赂太后左右，让他们暗中侦记末帝的密谋，等于在皇上跟前安了“窃听器”，事情不论大小他都能知悉。与此同时，石敬瑭继续装病，常常在宾客前自称病弱不能领兵，没法当这个藩帅，以此让末帝放松对他的警惕。此时，晋国长公主还陪着母亲住在宫中，没有跟石敬瑭归藩。

这时，契丹也开始频繁地侵扰北部边界，后唐的边防军也即禁军，大多在幽州（今属北京与蓟县之地）、并州（今属太原）设防。幽州藩帅是赵德钧，并州藩帅就是石敬瑭。并州治所在太原，地当大河之东，史称河东。石敬瑭和赵德钧因为契丹的压力，都在要求朝廷增兵运粮。历来中原朝廷都很重视这两大藩镇，中原安全，实有赖于这两大北门锁钥。于是中原倾全国之力，向两地输送粮草和兵员，由内地向北边输运兵粮的车队昼夜不息，很是壮观。

石敬瑭率大军屯驻忻州（今属山西），有一次朝廷派来使臣赏赐军士夏季衣服，并传布诏书向驻守边疆的军士表示慰问。有意味的是，这些军士不是感谢朝廷，而是感谢石敬瑭。期间有些军士甚至多次呼喊“万岁”！这类故实五代常有，实是军士哗变的前奏，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拥立新主。石敬瑭觉得现在还不是造反的时机，不免害怕。他本来正在韬晦，更是担心这类“万岁”的呼喊传到李从珂那里会遭遇不测。忧虑中，他的幕僚给出了一个狠招：

杀了那些带头呼叫的，给朝廷使臣看。

石敬瑭于是命令都押衙（管理仪仗侍卫的官员，略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刘知远抓了36人，作为闹事的头头斩首示众。

使臣回去后说了这些事，但没有解除末帝对石敬瑭的猜忌。像大多数庸人一样，李从珂放还石敬瑭，而且将河东给他，为此吃足了后悔药。

《遗契丹书》

说话转眼到了一年开春，正月十三，这一天是末帝李从珂的生日，史称“千春节”。李从珂在大殿置酒，接受群臣对自己的祝贺。晋国长公主也来上寿，完事后，她借机要求辞归洛京返回河东。

李从珂喝高了，酒醉中说道：“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

干吗不留在这里，这么着急回去，是要跟石郎一块造反吗？

啧啧！千秘万秘，一句话泄露天机。这话传到石敬瑭耳中，更让他有了戒惧。人的勇气很多时刻来源于恐惧。恐惧让人有放手一搏的动力。石敬瑭就在恐惧中开始了密谋运作。而李从珂也自知语失，对河东有了更深的猜疑。

石敬瑭再次放出胜负手，将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派人全部收起，直接送回河东治所晋阳（今属太原）。他给出的借口是：以个人财产充当军费。

但没有人相信他的高尚说辞，稍有一点脑子即知他已经心怀异志，而且，羽翼已丰。反与不反，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一点，李从珂也体会到了。

有一次夜半，与值班的臣僚们说到这个事，他故意平平淡淡地问：“石郎与朕是至亲，无可猜疑；但近来总是流言不断。万一，我是说万一，失掉和好，那时怎么办？”

史称“皆不对”。众臣都不能回答。没有人猜度未来的吉凶。藩镇河东，兵强马壮，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朝廷人人惊惧。

于是，河东问题成为国家战略问题。

朝廷中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大臣有了为国分忧的思考。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率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给事中，是门下省也即宰相管理部门十分重要的职官，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本来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

李崧，这位给事中，就遭遇了一次考验。

李崧是五代名臣，考其一生，此公有时愚笨，有时睿智。在乱世中，他最后不得善终，但在如何对付石敬瑭这个国家隐患问题上，他有务实的思考。

公元936年，后唐最后一个年头的正月，李崧带着自己的成算，来找同僚，也任给事中的吕琦。

他对吕琦说：“我们这些人，官做得这么大，应该算是受恩深厚了。国家有此隐忧，咱们怎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原话是：‘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都在这观望呢？各位说说，事已至此，计将安出？”

吕琦刚直而仁厚，看事有远见。李崧的问题，他也一直思考，也同样有成算。李崧来问，他就将自己筹之烂熟的一番意见娓娓道来，他说：“河东那边要是有‘异谋’，我断他必要勾结契丹以作后援！现在的态势是：契丹太后述律平，因为他的长子李赞华（也就是耶律图欲）归降中国，多次要跟咱们和亲。但条件是放还萴剌（音册拉）。这个条件咱们一直没有答应，所以和议也就一直没有成功。现在，如果咱们能把萴剌等人放还，以此跟契丹议和，每年给他们十几万缗礼物钱财，契丹必会答应。北边安定，河东再怎么蠢动也无能为力了！”

萴剌，是契丹名将，骁勇善战。但在年前骚扰中原时，被后唐边将所擒，一直押在京师。后来契丹多次向后唐求和，并索要此人，来往信使更是赔小心说话（史称“其辞甚卑恭”），但明宗李嗣源跟臣下商议此事时，名将杨光远认为：“萴剌等都是北狄善战之人，契丹失去他们犹如失去手足；况且居住洛阳京师已久，熟知中国内部事务，放归他们对中原不利！”李嗣源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虽然同意“修好”，但始终没有放还萴剌。

李崧听罢吕琦所言，欣然道：“你与我想法一致！但钱、粮都要从三司支出，这事要跟三司使张丞相商量。”

三司，一般包括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板块，总理国家财政。唐代以来是仅次于政事堂、枢密院的重要机构。

这时，担任三司使的是张延朗。此人似乎天生就是掌管财政的大佬，史称为人有心计，“以三司为己任”，整天在任上忙钱粮之事。

有一次，明宗李嗣源出游，召他来吃饭，他居然不去，让使者告诉明宗说：“三司事忙，无暇。”李嗣源也不怪罪，一直让他管理天下财源。他对石敬瑭的“异志”，也早有察觉。石敬瑭不断将四方属于他的财货调往太原，张延朗就常常打着征用的旗号，不断调用石敬瑭囤积在太原的财货，以此暗暗削弱石敬瑭的实力。这事让石敬瑭恨得半夜磨牙，所以得到天下后，先把张延朗杀掉，二话都不说。但杀掉张延朗，他才忽然发现：国家之大，竟找不出个理财能手来！

且说李崧，早就知道张延朗对石敬瑭有备，所以知道此事可以与他商议。

果然，张延朗一听此计，当即表示赞同。他那数学家的头脑略一计算，即知此事“妙”在何处。于是，对李崧大加赞誉。

他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按学士您的策划，不但可以从此制约河东，还可以节省往常戍边经费十分之九。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谋略了！没说的，主上如能接纳这个意见，只要责成老夫办理就是。我可以在国库之外去征集这十几万费用，跟契丹结好，不用动用国家一分库财。”

按张延朗算计，幽州、河东两大藩镇，戍边费用每年都要一百多万，而结好契丹只需要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甚至都不用动用国库，他自有办法在日常征调之外，搞到这笔经费。

李崧得到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支持，于是与吕琦商议，完善了整个规划。在一个值班的晚上，二人秘密地向李从珂进献了这个意见。

李从珂闻言大喜，不断地称道二人忠心可嘉。

随后，二人又私下草拟了《遗契丹书》——这就相当于一份同意与契丹和解的国书——只等圣旨一下，即派员出使契丹。

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只要按此办理，则一直到1005年，宋真宗时代才完成的“澶渊之盟”，早在后唐时代就完成了，可以提前七十年！而且省去多少战火！那么多悲剧也可能早早避免，甚至，连“陈桥兵变”也可能不存在，赵匡胤也不一定成为大宋帝国开国之君。但历史真是无法假设，简单说，在这个本来可以出现历史拐点的时刻，拐点却没有出现，因为，末帝李从珂遇到了一个糊涂蛋子，当朝枢密直学士薛文遇。

李从珂错失良机

枢密直学士，唐以来就与观文殿学士并掌侍从，是皇上的秘书班子、顾问团成员，地位近于翰林学士。这是个闲职，一般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担任，有荣誉性质。但正因为这种荣誉，令担任这类职务的官员多多少少都有点傲气傲骨。薛文遇就是这类人。

有一天，薛文遇值班，末帝找他聊天，顺便将李崧等人的机密意见跟他说了。薛文遇即刻表示了反对。他的理由是：“以我大唐（后唐不能自称后唐）天子的尊贵，屈身来侍奉夷狄，这不是太耻辱了吗！再说啦，如果那胡虏按照过去大汉和亲的做法谋求迎娶公主，怎么拒绝他们？”

薛大学士是反对大汉刘邦时代以来的“和亲”政策的，说着就诵读了唐人戎昱的《昭君诗》：“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诗说的乃是汉元帝时以王昭君嫁匈奴的故实。

一番话，挑动了末帝李从珂先生的“爱国”心，原来答应李崧等人的意见顿时就变了。

他召来李崧、吕琦，声色俱厉地质问这二位道：“你们这班人，想想也都是通晓古今之变的人物，理当能够辅佐人主获致天下太平。怎么现在竟出了这么个馊主意？结好胡虏，万一胡虏要和亲，朕只有一个女儿，还乳臭未干，你们是要我把她抛弃到沙漠里去吗？况且，要将国家养兵养士的钱财输送给胡虏，这是安的什么心？”

李从珂这是受《昭君诗》启发，想到了唐太宗。唐太宗时曾以宗室女下嫁诸蕃，史称“和蕃公主”。从这一番话也可以想见李从珂先生还是很爱惜自己女儿的。所以李崧、吕琦，这二位大佬，听到皇上这一番话，忘了“给事中”的岗位责任，吓得流了一身汗，只得一个劲儿地拜谢，请求宽恕。末帝还不依不饶，继续指责，二人就只好继续拜谢求饶。

拜谢，是个体力活，要跪在地上，两臂张开，空中划弧，额头点地。皇上说一句，要拜谢一次，再说一句，又要拜谢一次。

反复下来，吕琦渐渐气力不继，叩拜中的动作就有了停顿。末帝见他“拜舞”偷工减料，气更大了，直斥道：“你个吕琦，脖子够硬啊！你还把朕看作人主吗？”

这意思就是要治个“大不敬”的罪名了。他以为吕琦会吓哆嗦，不料吕琦忽然有了梗劲儿。他干脆不拜，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喘息着说：“我俩谋事不善，愿请陛下治罪，这样拜来拜去的又有什么用！该治罪就治罪吧！”

听到这里，李从珂反而“怒稍解”，就制止了他俩的拜谢，还每人赏了一壶酒，让他们离去。从此，与契丹的和解政策，没有人再提。

这位吕琦，也不是凡人。大宋后来有个“大事不糊涂”的名相吕端，就是他儿子。他的父亲曾经做沧州节度判官，敌军攻陷沧州后，吕父被擒。敌军要杀灭他全家，当时吕琦只有15岁。就要行使杀戮时，有一个幽州的义士叫赵玉，看到这一家人就要灭族，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他指着吕琦，骗行刑者说：“这小子，是我的兄弟，别滥杀啊！”于是将吕琦带走。当时吕琦正患足病，不能行走，赵玉就背着他，步行数百里，变异姓名，一路讨饭，最终免予一死。

吕琦后来在石敬瑭执政时，官至兵部侍郎。他牢记赵玉的救命之恩，总想尽办法好好报答。赵玉生病以后，吕琦亲自扶持他，供给医药。等到赵玉病逝，吕琦就代为经营丧事。赵玉有一子名赵文度，成为孤儿，又很幼小，吕琦就亲自教诲他、抚养他，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最后赵文度登进士第，成为国家官员。这些都是吕琦的助力。当时人清议认为：“非玉之义不能存吕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抚赵氏之孤，惟仁义二公得之。”不是赵玉的义气，不能存续吕氏的后代；不是吕琦的仁爱，不能抚养赵氏的孤儿。仁义二字，赵吕二公已经得到了。这件事，在燕赵之间的士大夫圈子里，传为美谈。

这是道义沦丧天下的一抹亮色，值得为此浮一大白。

且说这俩给事中，本来应该抗言直辩，但他们囿于吏治多年的因循腐败，政治大环境的恶劣，士大夫尽忠国事风习的沦丧，没有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回到历史和时光的后面来看，后唐如能不被激情左右，哪怕策略性地暂时结好契丹，石敬瑭也许还真就失去了外援，那样，中原王朝也便不会丢失燕云十六州的北部屏障，赵匡胤也无须为了收复这一片失地而殚精竭虑。

李崧等人并非史上大智慧人物，但结好契丹，在那个时刻，确是不二选择。大汉时，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与匈奴结好，刘邦太太吕雉甚至面对匈奴的侮辱而处之泰然。在所有的政治格局中，力量达不到期许中的目标，愤怒，只能自取其辱。战略韬晦，反能赢得时间和未来。大汉隐忍多年，终于有了“封狼居胥”“燕山勒铭”“犁庭扫穴”的光荣。反观这个后唐，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他不懂平衡之术。这样，后唐的亡灭也便进入了日程。

如果，如何如何，历史将会改写。

但是，这般这般，历史没有改写。

历史，并不古怪，很静谧地呈现往事。

石敬瑭，在静谧中浮出水面，走入历史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