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困境与应对：南宋地方事务的运行及督催

郡县行政长官的职责，通常被宣布为“兴行教化”。朱熹知漳州时，特别强调说，“郡守以承流宣化为职，不以簿书财计狱讼为事”^[30]。而事实上，所有担任地方官员者都心知肚明，其不容忽视的职事要务，正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这些触摸可及的绩效，是支撑帝国日常运行与稳定的基础，也是职事评鉴的硬性指标。存世的南宋文集中，保留着许多任职地方者进呈的章奏、申状，颁布的晓谕榜文，上下左右沟通的书启，友朋之间往来的信札，这些材料使我们感受到地方官员所承负的沉重压力，观察到他们摆脱困境的挣扎。

（一）行移与报应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路分乃至州县，政令颁行和诸多事项的推动催促，通常都是通过文书行移。收到文移的被督促方，应该尽速予以回报，亦即“报应”。所谓“簿书纷纠，行移报应”^[31]，说的正是这类情形。

广义上讲，宋代的官方行移文书，都可以称之为“公移”。公移类型很多，仅收录在《晦庵集》中的朱熹知南康军和任浙东提举期间之“公移”，即分为上行、平行、下行等类别。其中的“行下”文书，有针对州县事务者，有直达乡里基层组织者，亦有面向民庶百姓者；其类型则有榜文、牒文、晓谕（晓示、劝谕）、约束、事目、示俗、揭示、移文、施行、戒约、禁戢等等^[32]。这些文书，有经人吏递送者，也有出榜通衢或张贴书写于粉壁者。楼钥也曾说到，地方官员布告命令时，可能“以公移镂版，遍满山谷”^[33]。

文书行移之往还繁复，传递速率之淹速不一，是行政体系运转中极为突出的问题。就朝廷与地方的关系而言，如华岳所说，是“省部倦于行移，而州县视为常度”^[34]。从州县关系的角度来看，如南宋后期任职于南剑州的徐元杰所说，“州之于县脉络相关”^[35]；而州郡向属县催督，也是依靠文书行移。从正倅长官到僚属、胥吏，往往是日复一日陷溺于文书行移事务之中：

日晡斋閤响铃绦，鞅掌文书尚坐曹；

吏困行移愁脱腕，侯勤剖决快挥毫。^[36]

一些地方官员，对于财计等政务不了解，处理繁剧不擅长，只会“据案牍行移”^[37]。有些官方行移公文，甚至纯粹是为敷衍职事。北宋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时任泾原路经略使的章楶，在其章奏中曾经气愤地说：

陕西目今处处无不阙乏粮草，转运司计亦无所出，惟是行移公文，指空画空，郡县差衙前往指定处般运，多是空回……^[38]

除去此类匪夷所思的“指空画空”之外，其他形式的以公文行移维持表面“运行”，实际制度“空转”的状况亦不罕见。在亟须措置的关键时刻，这种“行移札牒为文具以塞白而已”^[39]的现象尤为突出。南宋初年，战火过后的荆湖地区残缺破败，李纲以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他曾经痛陈，鼎、澧、岳、鄂等州百废待兴，而“本路监司往往惮于巡按逐州，只在远处行移，致一路事无人协力与州县料理”^[40]。

与财计匮乏相应而来的紧迫征调，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压。淳熙七年（1180）冬，周必大在写给知秀州赵善仁的书信中批评说：“徽婺旱暵如此，漕司与省札日夜行移催督。”^[41]朝省户部及地方财政使职无视现实、不恤民情的这种状况，正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嘉定（1208—1224）末年，袁甫知婺州，为累年积欠动逾万计的起发上供绢事，头痛不已。一方面只得“督促诸邑，昼夜不停”，以至于“追逮榜笞，纷然四出”；另一方面也明知“县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面对这种“上下壅塞无由疏通”的情形，他在章奏中说：

臣每执笔行移，甚有惭色。^[42]

表达了自己的深切不安。为支应公事，明知穷竭民力亦难应付，也不得不依例发文。南宋后期，以练达世务著称的王迈，因下发诸县催科行移，不由得感慨万端，向郡衙同侪叹道：

共乘别驾犯炎云，入手文书费解纷。

搜见底嚢供北餫，作无面饼饱南军。^[43]

从钱谷催科到刑狱鞫讯，当时的一应公务，“事无大小，多始于县”。正如陈宓所说：“系民之休戚，莫如县令。事繁而力不给，又县令之通患也。”^[44]上下应对，筹措艰难。这种状况并非南宋所特有，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黄庭坚知吉州太和县，即曾抱怨说：

公移猥甚丛生笋，讼牒纷如蜜分窠。

少得曲肱成梦蝶，不堪衙吏报鸣鼍。^[45]

县司向乡里民众催税，也靠行移督逼。南宋绍兴（1131—1161）初年，居于福建家乡的杨时，在写给好友胡安国的信中，提及漕司州县催纳税租，批评朝廷赦书与令文的矛盾，继而说：

某衰朽杜门，不欲闻外事，因催税者及门，见邑中行移如此，恐远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辄及之。^[46]

绍熙年间（1190—1194），杨简曾经说，当时的里正往往要应付“公移方急”的局面，“出入阡陌，奔走应办，忧劳苦辛”^[47]。

文书行移，多涉及具体事项，通常是行政督催的主要手段。地方事务运转中，“置簿立期”、诸事立限十分关键^[48]。行移速率的高低，行移对象的书面报应与现实施行，成为制度周流运转的关键因素。来自条块上司的千头万绪，统统汇聚为属下部门的压力。自文书角度来看，下级官属报应不及时，成为普遍的现象；怠惰支吾的窒碍，亦比比皆是：“视监司行移漫为文具”^[49]，“行移催督亦无回报”^[50]，甚至“官司递筒积而不拆”^[51]。在这种情形之下，新的行移方式在监司州郡等地方层级滚动出台，各类督催手段交互并用。

（二）“趣时便事”^[52]的努力

南宋时，信牌、循环历、匣、盝、紫袋，诸如此类，都是作为新的地方行移方式和督催手段而受到重视的。一些自军机、驿递等部门借用的经验，一些本属“一时措置，务以便事”^[53]的做法，逐渐被吸收凝固，成为地方政务中的规矩。

宋代的官箴书《州县提纲》卷二《立限量缓急》条下，说到地方行政催办事务时常用的“信牌”：

信牌之类不可常出，常出则人玩。惟上司绿匣追会及大辟强盗时出而用之，违者必惩，故人不敢慢，缓急可以办事。

所谓“信牌”（或曰“传信牌”），通常是与特定文字同时发出，作为要切文件之凭信，也是传送等级的标志。这种强调，首先来自军机事务。北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即曾以信牌用于军中传令：

命漆木为牌，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凿枘，令可合。又穿二窍容笔墨，其上施纸札。每临阵则分而持之，或传令则署其言，而系军吏之颈，至彼合契，乃署而复命焉。^[54]

仁宗康定时（1040—1041），传信牌之制一度被重申：

传信牌，中为槽，藏笔墨纸。每临阵传命，主将书以报兵官，兵官复书事宜而还。^[55]

不难看出，这一制度的实质意义在于命令的传递，在于军机事务的“报”与“复”。宋代通常所见信牌，并不附带纸笔，而仅仅作为命令的凭信。朝廷（御前、尚书省、枢密院）降付诸处的要切命令、军期文字，依其紧急程度及传递速率要求，有不同漆色、文字的信牌，标志不同的等第^[56]。信牌与官方文字并行，装纳二者的牌匣、牌筒，外观明显，辨识方便，按照要求应先次发遣，“摘出单递，依限走转”^[57]。牌筒递到处有专人记录，“以片纸揭于牌筒，书写某月某时某刻入界”^[58]。例如，对于黑漆红字的“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通判常切点检，遇牌子经过，即具出界入界日时文状，先次申枢密院”^[59]。

至少自北宋后期始，地方官府在公务督办中表示事情重要时，亦会用到信牌。到元代，信牌广泛用于赋税督催等事务，“用信牌催办一切公事”，成为各地普遍的情形^[60]。用以取代悍吏隳突的信牌，通常被认为是地方官员的“善政”：

均赋役而富室不得容其奸，严信牌而走卒不得肆其毒。^[61]

公历仕所至，必以均赋役为先。催科追逮，一用信牌。度其缓急而严为程限，民亦不敢违。村落之间不识有悍吏之叫嚣隳突也。^[62]

与信牌同时并用的，还有“匣”。匣在地方公务中的主要用途，是承载路分州郡政令及报应消息，用于上下信息流转专递。路分提刑司内掌管政令颁出、公文移递事务的曹案即被称作“匣司”^[63]。南宋理宗时，提刑江东的蔡杭（久轩）曾经说：

匣司最是本司命令所出之地。^[64]

此处所说的“命令”，亦即所谓“公移”，或勾追犯人，或催科赋役，通常针对性颇强。公移入匣，则是以容纳器具来显示其要切专门的意义。

《州县提纲》中，有“绿匣追会”（按，“追会”指追查会证）的说法。朱熹知南康军时，在约束铺兵的公移中也曾说：

本军盖缘旱伤，遂置历及黄旗、绿匣，急速前去两县，追会旱伤事件。^[65]

黄旗为号令标帜，绿匣则是文移专递的器具。这些都是急速事务的标识，规定有即时日限，需要着实批凿于文历之上；对于追查的结果，也须依限回报。朱熹知潭州时，仍然强调，所有“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都要“责铺兵依限走传”^[66]。这些无疑是地方行政效率的基本保证。

不同层级的地方官员，在相互沟通时，也常将函件入匣，以便直捷。宁宗朝曾知南康军的陈宓，在写给提刑章良肱（？）的文札中就曾说：

共（恭）领绿匣所朌亲翰……亟此申闻，仍入绿匣，冀速彻听。^[67]

袁桷在叙述其父袁洪事迹时，说到他在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期间，因与转运使胡太初不合，遂请告归里。胡某“亟怒，以绿匣檄还司署，曰：‘不即来，当议劾！’”^[68]长官与属官之间的往来信札、文檄，多涉公务而非纯粹私交。此类文书入匣，自上而下，便于专递直达，且证明其急迫要重；自下而上，则意图在于速彻闻听。

度宗咸淳九年（1273）三月，刚到江西提刑任上的黄震，在其约束榜文中，说到“专人”（按指地方官府派出催督专项事务的人吏）骚扰民间之害，他解释说：

大凡监司州郡非不知专人之害，良由散帖不应，故入牌筒^[69]；牌筒不应，故入匣子；黑匣不应，绿匣又不应，方怒而遣专人。不知其不应者，正由缴纳有重费，罪本不在下也。

黄震继而说到他兼权该路提举时的经验：

当职顷兼仓司，尽抽回专人，具札恳谕一路同官，请各自置往回盝子四个；州则通判总一州之回报，县则知县总一县之回报。循环附递，（常）[当]厅而拆，当厅而还，缴费尽免。^[70]

从黄震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监司州郡督催事任时，“散帖—牌筒—匣子（黑匣、绿匣）—专人”依次发遣的过程。下级官司面对上司移文，往往无所回应。催办方式逐步升级、层层加码的背后，透露出上级官司对于“匣帖之违限”^[71]的焦躁与无奈。黄震以宽解的态度表示，由于缴纳回应需要费用，因此“不应”的责任，并不在于基层。

据黄震介绍，他兼任江西提举时，曾经吩咐诸州主管官及五十六位知县各自制造往回盝四个，盝面刻“某州某县递文字盝”，侧面题“某月某日发，某月某日到”。主管官负责在州诸厅申状入盝，知县负责一县诸厅申状入盝。黄震说：

当职每日坐厅，盝到，当面投下，即时当面遣报，以期彼此相安无事。

他并且表示，“本司将于报应之迟速占人才焉”^[72]。这一经验中推广的所谓“往回盝子”，如前所述，就是规格较小的匣。盝子与匣子，都是上下移文的容器，在层级间往复，司属间循环。这其实不过是以“新招”来振举“旧政”，以图激励事任承办机构主管负责，及时报应。

早在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在提领镇江转般仓分司任内的黄震，就曾向本路提刑赵与訔提出类似建议：

某检照近准使台发下文字，动逾旬日方到。缘是散递铺兵类聚方传，以致停滞。今欲权造循环匣两只，责令递兵专一传报转般仓分司常行文字，庶可报应及时。^[73]

黄震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自理宗时曾任浙西提刑的孙子秀处学来：

（子秀）再为提点刑狱，思之愈精，则又创循环总匣：属各州主管官，凡州之管内诸司报应皆并入匣，一日一遣以来；本司之公移，则又总实于匣以往。每晡时坐衙，八郡之递兵旗铃杂沓，各以总匣至，而事无小大纤悉具是，并赍抱者亦免矣。公之在浙西称明监司，此最为要法。^[74]

创置总匣以周转循环，公移、报应文字皆入其中，载体简便，资料集中，发遣容易，亦便于稽核。

咸淳（1265—1274）后期，文天祥任湖南提刑，他意识到，在通报地方紧迫事务的文书中，“公移失几密，私椟近文貌，求其脉络贯穿、报应迅速，莫若循环历为便”^[75]。像紫袋、信牌、匣之类，都是用来装载循环历、格眼^[76]公事、追办文牒等急迫事务、要切文书，而且通常是用来取代容易骚扰民间的“专人”的。原则上讲，“非刑狱追会之事，筒匣又不可轻遣”^[77]。黄震提领镇江转般仓分司时，曾经提醒上司说：

每见前政文移到仓殆无虚日，每一牌匣差人赍抱，费从何来？……应干文移，无轻遣专人（箇）〔赍〕匣。^[78]

但在南宋后期，地方萧索凋敝，催科急如星火，咸淳年间知嵊县的陈著曾经说，为了应付使府督责，“端公专卒，银牌紫袋，散星而下，空一县之吏追去，犹以为未足”^[79]。事实上是“牌匣专人纷然四出”^[80]，布满州县，诸般催征手段并用兼行。

（三）“匣追”：南宋的专案勾追

所谓“勾追”，在宋代主要出现于两类情形：一是指地方赋税事务的追讨执行^[81]，一是指涉及刑狱事件的追捕^[82]。

与前者相关，对于历年账目的磨勘核对、钩稽考索，会称为“勾追照验”；税务过期催征，即是“勾追催税”，通常要靠强制推行。地方上各类“勾追取勘诸般官司绾系不了事件”^[83]，历来是令官员们头疼之事。地方财赋及商税等项事务中，压榨催逼实为常态，历来有许多“无名收税，非理勾追”^[84]；能够做到“百姓纳税不勾追”^[85]者，颇为鲜见。北宋末年，李元弼在其《作邑自箴》中，谆谆提醒知县事的地方官员们，针对不同事项应该及时出榜，告谕民庶。其中，有涉及“夏秋税起催”的榜文，要求“勾耆长当厅丁宁指挥，给付此牓”。榜文充满了晓谕利害的告诫之语，劝诱百姓们说：“税物终须要纳，若候官中勾追，已是过时，猝难办集，转见费力。”^[86]

在刑狱案件方面，传唤证对、督拿拘捕相关人等到案，都称为“勾追”。朱熹在弹劾唐仲友的奏状中，指责他藏匿伪造官会者蒋辉，并说：“臣昨令本州通判勾追，乃就州治后门捉到蒋辉。”^[87]各类狱案中，勾追干证的情形十分普遍^[88]。有些地方官司操办的专案，也会特令勾追。

总体上讲，勾追受到一定的权限制约。尤其是牵涉职能部门及官僚身份者，根据苏辙的说法，会有“申勾”（申禀上司，获得允准方能勾追）、“直勾”（直行勾追）等区别^[89]。而在地方官府面对基层民庶之际，往往有反复无尽的勾追，造成的骚扰枝蔓、禁系淹延，在当时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弊端。

从现有材料中看，南宋中后期的地方勾追事务，时而称作“入匣追索”“入匣催追”或“匣追”。这使我们注意到，当时常用的勾追催办方式之一，是以追讨文移入于“匣”中，发遣督办。所谓“匣”，正予人以专事（专案）专办的印象。

南宋中期虞俦所作《触事》诗，让我们看到“匣”与赋税催科的关系，看到匣追公事对于地方的纷扰：

绿匣何烦至，黄衣尚有云。催科宁是拙，稼穑亦良勤。

当念沟中瘠，难专柱后文。谁令公喜怒，雁鹜政纷纷。^[90]

刑狱专案的文档，会存入专匣；勾追案犯证佐的帖文，也置于匣内遣送。《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多处提及“入匣”“匣帖”“匣追”等，例如：

断讫，并入匣，帖通城县追黄汉龙赴司，拆案勘断。^[91]

匣帖弋阳，追上方千七勘问。^[92]

所是匣追姪其毅等，乞行免追。^[93]

凡此种种，都涉及当时通行的断案勾追方式。

下层向上司申缴报应牌匣，皆需费用。刘克庄在弹劾信州守臣虞曾的文字中说，他曾了解过弋阳贵溪二县的“办缴牌匣事例钱”：

会其簿历，见得贵溪自今年正至九（月），计支过申缴牌匣官会八万二千九十贯；弋阳自今年四月至七月，共支过申缴牌匣并本州吏卒事例钱七万六千六百六十三贯。皆在解发经常之外，并是以催到二税，那移供应。盖赂一专人则千缗，缴一银牌则三百二十千，青袋则二百一十千，紫袋则一百五十千，朱匣则二百五十千，又有铜限、历限，色目不一，皆有定价。来如风雨，一刻不可违，一文不可欠。^[94]

牌匣之费，本来就是基层部门的沉重负担；加以上级主管官员动辄发遣牌匣，甚至借机盘剥，使得“牌匣之费多于经常（费用）”。黄震也曾说，“本司牌匣之费，闻近百千；分司牌匣之费，过八百千”^[95]。也正因为如此，“近年诸司事无大小皆是遣匣，一日之间骈至者以十数”^[96]，使基层不堪应对。附着于沟通手段之上的不菲费用，成为日常沟通过程中的突出障碍。

（四）诸匣色目：未了问题

地方事务中常用的匣，就材质而言，有木质，有锡材。前引《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判知州府军监》，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张嶬奏，“乞应州郡常程文字并用木匣实封”，转送下县乃至乡村^[97]。而从《清明集》中南宋后期的资料来看，地方官司运转的匣，似乎常见锡制。像理宗朝曾任江东提刑的蔡杭所判数案，皆明确称为“锡匣”。例如，该书卷一《追请具析巡检》条，“入锡匣，牒州追请赵忠翊赴司具析，限一日”^[98]的说法；卷二《贪酷》条“入锡匣，限两日申”^[99]及同卷《对移县丞》条“追请县丞赴司，限一日，锡匣”^[100]的指令；又如卷十一《违法害民》条说“本司锡匣累行追逮”^[101]，《慢令》条称“以锡匣，限一日追至”^[102]，《受赃》条“本司入锡匣追赴台治”^[103]，云云。以锡制匣，应该是取其易塑型、易涂漆、耐用而易保存的特质。

匣具表面漆有不同颜色，常见的有黑匣、绿匣、朱匣等。设置匣具既然是为标志其特殊性及所载文牍的专送意义，颜色必定相对醒目。不同的色别，寓有不同颁发司署或不同急迫等第的含义。同色的匣具，也可能有不同类别。像黑匣，有自尚书省发出者，也有路分官司掌握者。

宁宗嘉泰（1201—1204）、开禧（1205—1207）之际，朝廷设国用司，以宰相兼领。如前所述，该司行下诸路官司的“关会帐目文字”，是“用皮筒黑匣专递遣发”的^[104]。曹彦约在谈到开禧年间的边事时，曾经议及当时朝廷对于地方建议的重视：

上而宣司、招司之所施行，次而安抚、制置、节制之所禀请，下至于一郡一将有所献议，莫不报以庚牌，传以黒匣。^[105]

嘉定（1208—1224）末年，知南康军陈宓引病请辞漳州任：

某于十月三日祗领省札，当于次日再请，申缴回黑匣去讫。^[106]

这些“黑匣”，都应该是指用于朝廷与地方官员之间直接沟通音讯的专递器具。

《名公书判清明集》说到的“黑匣”，则属于另外的类别。该书卷一《官吏门》“呈知县脚色”条，提刑蔡杭申斥说：

七月二十七日行下状词，今已半年，更无回申，可见县道废弛。呈知县脚色，先入黑匣，追承吏，一日。^[107]

同书卷二《官吏门》“赃污”条，蔡杭斥责一黄姓权主簿者，说“何物小子，赃污狼藉”，令“入黑匣，牒郑通判”^[108]。这里所说“黑匣”，装贮的是路分官司（提刑司）立案追查的内容。前引黄震江西提刑司交割到任日《镂榜约束》所说“大凡监司州郡非不知专人之害，良由散帖不应，故入牌筒；牌筒不应，故入匣子；黑匣不应，绿匣又不应，方怒而遣专人”^[109]，其中的黑匣、绿匣，都是指路分、州郡勾追基层事务时，遣送移文的器具。

南宋地方事务中常用的黑匣、绿匣、朱匣，不同色彩应是寓有司属背景和递送等级的区分。但其具体确切的含义，尚待进一步追索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