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序”体的源流及其类别

（一）“序”的源流及其基本类型

作为文体的“序”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最早的序是谁制作的呢？

文献记载中有几种比较典型的说法：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前511—前479）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1]

《周易正义》：“《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其先后之次，其理不见，故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故谓之《序卦》焉。”

《陔余丛考·序》：“孙炎云：序，端绪也。孔子作《序卦》及《尚书序》，子夏作《诗序》，其来尚已。”[2]

从司马迁，到郑玄，经孙炎到孔颖达，再到赵翼，他们都认为“序”体产生于春秋末期，第一篇“序”是孔子作的《序卦传》。

这一说法有人反对。如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尔雅》云：‘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3]他认为最早的“序”不是《序卦》而是《诗大序》，至于作者是谁，吴氏未说明。而欧阳修《童子问易》卷三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4]又《序问》说：“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其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作者。《诗》之序不著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知也。’”[5]这里欧阳修否定了《诗序》为子夏所作，认为最早的“序”不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这种解说经传而相互矛盾的说法相当普遍，因为经学在流传过程中存在“尊经”和“疑经”两大派别，尊经者往往要推圣人扛大旗，而疑经者却坚决反对前者主张。由此而考索“序”体的产生，困难较大。但我们可以从经典产生的先后，大致推断哪个“序”最先产生。

《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首列《易大传》。《旧唐书·经籍上》“甲部经录十二家的顺序是：‘《易》类一，《书》类二，《诗》类三，《礼》类四，《乐》类五，《春秋》类六……小学类十二。’”[6]

据此可以断定，《周易》是最早形成的典籍，且没有受秦“焚书坑儒”的影响，其传承从未中断过，故应以《序卦》为诸“序”中最早者，至少在司马迁之前就流传了很长时间并定型，其产生时间应在春秋至战国晚期。那《序卦》一定是孔子所作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又会附会于孔子呢？我认为这应该考察经典形成及文集产生的历史过程。

儒家六经之首是《周易》，其经传的创作过程经历了远古时代至春秋战国之间的漫长过程，是先民以集体智慧探索宇宙、社会、人生大秩序的结晶，成为经典后，则推为圣人所作。《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7]指出其运用“观物取象”的方法，通过从上到下、由近及远的观察，对客观自然进行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的概括，达到“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境界。《周易》中到处可见宇宙世界“秩序”的认识。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是乾坤和人类的大序。“日来则月往，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这是阴阳、四时相互推演之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彰往而察来，显微阐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这是表达之序。故《周易》涵天道、地道、人道而“广大悉备”，是一部“原始要终”而“言之有序”的著作。正因为如此，故在整理《周易》时，撰《序卦传》的作者（尽管可能不是孔子，但肯定是《周易》的整理者，也许出自众手，其形成定本必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能在分析《周易》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基础上，揭示诸卦前后相承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诸史记载孔子确实整理过《周易》，所以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序卦传》含有排列卦序，指明各卦依次相承的意义，含有事物向正反方面发展变化的辩证思想，其“序”为动词，符合先秦时代文体以动词命名的通例[8]，具备后代文体“序”的基本特征，但还未脱离“传”（解释经义）的胎壳。后来司马迁作《太史公自序》解释《史记》各篇作意及各篇先后次序，显然受到《序卦传》的影响。

《周易》这种“言之有序”的创作模式，对后代影响深远。如：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述孟子生活在天下务“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的战国纷争时期，而他却“述唐虞三代之德”，当然是不合时宜的“迂阔之论”，因此只得“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则“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褀祥……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作数万言而卒”[9]。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评述屈原创作离骚时说：“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10]而他自己在创作《史记》是在受宫刑后“论次其文”的基础上“发愤著书”，故“述往事，思来者”。这里司马迁评述屈原《离骚》的创作方法，及自己的“论次其文”和“述往思来”，其实就是创作过程中的“（次）序”。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创作过程中的“序”有理性认识，故而他写出了《太史公自序》。一方面叙述自己的家世和写作《史记》的过程，总括全书旨要及创作的精神动力，可以看成是自传；另一方面又“序次其文”，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顺序，“叙”每一篇的大意。实际上这篇《自序》可以看作《史记》一百三十篇的总序和每一篇小序的总汇，其体例显然与《诗大序》《诗小序》具有相同特点，可以看作是“序”体正式确立的标志。它置于全书的末尾，具有总括归纳的特点，同时又起清晰条目、明确意旨的作用，这显然与司马迁编辑“天下放佚旧闻”的创作背景相关。后来这样的“序”一般放在书前，具有开门见山、纲举目张的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成果不断积累，文章体类繁多，自然由经书、史传而衍生出杂类各体文章的文集。由集体撰述向个体著述演进。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这样说：“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乎？古者朝有典谟，官阶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两汉文章繁矣……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11]

虽然章氏论述文集目的在于批评“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的现象，但他所述的文集形成过程具有历史真实性。其中一个最为关键性的甚至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西汉末期的刘向校录群书，这是有文献可考、规模宏大的整理古代文献工作。

《汉书·楚元王传（后附刘向传）》：“成帝即位，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12]《汉书·艺文志》说：“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录经传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13]

刘向典校秘书的义例有一项比较重要的是“条别篇章，定著目次”，由于古书每篇独立为册卷，不相联系，或无篇目，也无一定之序，故刘向将不分类的零篇各标以篇目，并编定其先后次序。如成帝河平年间，因为赵飞燕姊妹得宠幸，“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诫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14]。《新序》是可考知的最早以“序”命名的书籍，编成于汉成帝河平三年至阳朔元年（即前26至前24年）之间，是一本辑录的历史故事集，与《列女传》《说苑》为同一类型的书，目的都是为了向君王“陈法戒，以助观览，补遗阙”。刘向由编辑整理文献而编撰《新序》等书籍，并为古籍撰写“叙录”的事实说明：“序”应该产生于编辑整理文献的过程中。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说，刘向是“序”体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由此可以推知最早的“序”要附会在孔子身上的原因，就是因为相传孔子对上古文献有编辑整理之功。[15]

单篇作品的“序”，似乎应该产生于书籍序之后。《诗小序》可能保留了一些比较古老的“序”，尽管标示了作者（如许穆夫人作《载驰》前的“序”等），但这些所谓的“序”多是后代研习诗经者以诗史互证方法追索诗歌的本事而成，具有“以史说诗”的倾向，可以认为是单篇诗序的滥觞。像东汉王逸所述屈原作《天问》的“序”，我认为也只能算推测，故后代怀疑者不少。而比较可靠的应该算汉初贾谊的《鸟赋》前面的一段文字：“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16]这虽然是司马迁根据赋文第一段内容而撮述的“序”，但它与赋文关系是相互补充的，故后来《文选》收录时将其当成“并序”。[17]但这足以说明贾谊此赋的前面一节文字具有“序”的特征，正因为此赋的范式作用，后来汉赋带“并序”的相当普遍。[18]诗歌的单篇“序”可考的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并序》和《怨诗并序》。[19]但可以肯定的是单篇作品的“序”出现在书籍序之后，是先有“赋序”后有“诗序”。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序”体产生于整理编辑文献的过程中。从传说中的孔子整理而作《序卦传》等到西汉刘向校理群书而作“叙录”，标志“序”体的确立。司马迁的《自序》是最早可考的文集（史传）序，刘向的《新序》则是第一本以“序”命名文集的书。司马迁、刘向为“序”体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由宇宙本来就存在的“序（秩序）”到解释、表达这种“序”而要求“言之有序”，形成古人的“次序”概念。文献散乱或积累到丰富的程度，于是产生整理文献的现实需求。孔子为讲学传经而整理，刘向受皇命而校理，则是两次重要的标志性活动。司马迁接受《序卦传》影响，创作《史记》而作《自序》，标志“序”体的正式产生；刘向作《新序》标志“序”以文集形式出现；而贾谊的《鸟赋》则为单篇文序的产生提供了范式。由此可见，“序”体产生后的流变是先有文集序，再有单篇的序。

“序”体在两汉产生之后到魏晋南北朝时基本定型，体类大备，标志性事件是萧统编《文选》时，除录入单篇赋序、诗序外，还专录一卷“序”（第四十六卷，一部分在第四十五卷）。“序”体的分类，赵翼分为“经传序、史传自序、校书序、赋序”等，《陔余丛考·序》中说：“何休、杜预之序《左氏》《公羊》，乃传经者之自为序也。史迁、班固之《序传》，乃作史者之身为序也。刘向之《叙录》诸书，乃校书者之自为序也。其假手于他人以重于世者，自皇甫谧之序左思《三都》始。”（页403）我认为分为“文集序”“单篇作品序”“宴会序”“赠序”四类比较妥当。“文集序”，包括赵翼说的传经者、解传者的自为序，如郑玄《尚书大传叙》《诗谱序》[20]，高诱《吕氏春秋序》《淮南子序》[21]，也有别集序和总集序，如萧统《陶渊明集序》和《文选序》[22]，还有作史者、校书者序，还有释氏佛经序，如释僧祐的《释迦谱序》《法苑杂缘原始集序》[23]等。“单篇作品序”，文类比较多，“文序”如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并序》[24]、萧琛《难范缜〈神无论〉序》[25]等；“赋序”如扬雄《甘泉赋并序》[26]、左思《三都赋序》[27]、陆机《文赋序》[28]、庾信《哀江南赋序》[29]等；“诗序”如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30]、湛方生《庐山神仙诗序》[31]；赞、铭、诔、颂等韵文均有序，不备举[32]。这类序最为丰富，见后附录。“宴会序”，如石崇的《金谷诗序》[33]。“赠序”在唐代以后大盛。

（二）诗序的形成过程

1．《诗序》作者及制作年代的评述：《四库全书总目》中说：“诗有四家，毛诗独传。唐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34]从宋代欧阳修经郑樵到朱熹的疑经风气形成后，围绕《诗经》研究的各种问题，尊经派和疑经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其中《诗序》的作者问题是焦点，自元、明、清至现在，仍然聚讼纷纭，成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

《四库全书总目·诗序》说：

《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元《诗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以为子夏不序诗者，韩愈也。[35]以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自毛公者，成伯玙也。以为诗人所自制者，王安石也。以《小序》为国史旧文，以《大序》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为孔子所题者，王得臣也。认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者，曹粹中也。以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击而不顾者，则倡之者郑樵、王质，和之者朱子也。……朱子同时如吕祖谦、陈傅良、叶适以同志之交，各持异议。……马端临作《经籍考》，于他书无所考辨，惟《诗序》一事，反复攻诘，至数千言。[36]

争讼正如四库馆臣所说：“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37]所以为了“消融数百年之门户”，馆臣“参稽众说，务协其平”，得出这样的结论：“定序首二句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仍录冠诗部之首，明渊源之有自。”[38]

这个结论能调和诸家异说，但将诗序的制作时间推到毛苌之前，还是引起了后人的进一步争论。

程俊英《历代〈诗经〉研究评述》中将《诗序》作者概括出比较有根据而有影响的三说：子夏作；子夏、毛公、卫宏合作；卫宏作。她认为：“东汉卫宏作《诗序》的话，是比较可信的。”[39]

而蒋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先前两汉卷》却认为卫宏作序的说法大可怀疑，并列举四点理由。最后他得出结论：“《毛诗序》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其中包含了先秦旧说，保存了古时的许多思想资料，也可能有东汉毛诗家加以润益的成分；但就其总体来说，它大约完成于西汉中期以前的学者之手。”[40]

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述评》搜罗历史上有关《诗序》的形成及作者的十七种说法并将其分为三类：《诗序》作于毛亨之前，即先秦时代；古序（篇序开头一句话，即单部序）作于先秦，古序之后，即双部序之后部序，为汉儒申说增补；《诗序》为汉儒所作。冯著认为后两说不可取，而列出八条理由证明《诗序》作于先秦。[41]

这里我不想对三位学者的观点作出评判，因为上古史实记载本身就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各据一辞均可成说。我只想从文体学的角度提出一点浅见，来观察这个纷繁难解的问题。我在前文详细考察了“序”这一文体产生的历史过程，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序”产生于编辑整理文献的过程中。而“序”体的成型显然经过“序卦”到“自序”，才最终向单篇作品序演变的历程。如果《诗序》这样成熟而标准的体制产生于先秦，而到东汉张衡时期才出现第一篇“诗序”。这中间相隔了六百余年，六百年中诗人并不算少，竟不作一篇诗序，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另外，我在前文考察单篇作品序的产生过程时，已指出单篇最早的“序”不是“诗序”而是“赋序”，这里存在一条“书籍序”到“赋序”再到“诗序”和其他文体序的演变线索。考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两书是搜罗先唐诗文资料最完备的著作，笔者仔细索检，得到如下数据：先唐文献中，除《诗序》外，书籍序299篇，赋序252篇，诗序102篇，其他文体序95篇（见后附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早在先秦诗人们就创作出305篇“诗序”，而此后一千多年才存留了102篇诗序，令人怀疑。因此，我认为将《诗序》定为东汉以前所作是比较稳妥的，符合这一文体产生的历史条件。我大致同意蒋凡的意见，认为《诗序》出于众手，但不同意将其推到西汉中期（司马迁作《自序》）之前。如果我们承认《诗经》于500年间不同历史阶段不断积累而生成，那么就应该承认对它的接受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自传说中的孔子整理《诗经》到汉初的四家传诗，不管是立于学官还是私家传授，汉前的诗经研究并不是将其作为文学来研究的，而是诗史互证以明美刺风雅政教之旨。正如朱自清所说，《诗序》的以诗证史是将“‘以诗合意’的结果就当作‘知人论世’，以为作诗的‘人’‘世’果然如此，作诗的‘志’果然如此，将理想当作事实，将主观当作客观”，“《毛诗》《郑笺》跟着孟子注重全篇的说解，自是正路。但他们曲解‘知人论世’，并死守着‘思无邪’一义胶柱鼓瑟的‘以意逆志’，于是乎就不是说诗而是证史了”[42]。由于《诗经》是乐歌，故在最初创作出来时，虽有其本事，但因不立题，故难详端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初作者是没有作“序”和“题”的。“大序”“小序”是后来研读传习《诗经》的学者在接受过程中做出的“以意逆志”的理解，其说由于师徒相传，逐渐有所增删，大致在孔子到卫宏这一段时间内最终形成今天所见到的文本。因为诗序可以将创作背景及作者之意交代清楚，是为一种记录，所以为诗人所认可，逐渐形成一种文体。诗序与其他文体序的形成应该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和相同的文化背景上。只有这种创作观念为作家所接受，才有可能形成序诗合体的风尚。这样就有必要以“诗序”为例考察一下先唐诗序演变的历史过程。

2．先唐诗序的流变历程：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诗史互证”的传统。《诗经》中就有一些诗如《硕人》《载驰》《清人》《黄鸟》等都可以与《左传》相印证，连朱自清也说“这几篇与《左传》所记都相合，似乎不是向壁虚造。”[43]这里以《鄘风·载驰》为例。《毛序》说：“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44]《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荥泽，卫师败迹。遂灭卫。……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45]《毛序》可能是对《左传》所叙史实进行撮述，再加以整合而成。尽管能诗史互证，但这“序”不一定是许穆夫人所作。不过这序可以启发后来作诗者，诗序可以交代写作背景和寓意，这样读者欣赏、理解诗歌时，容易明白作者的旨趣所在。从文体学角度看，不能将它作为最早的“诗序”来看，因为“作者之意”是后人附上去的，作诗者本人尚没有这一意识。

先唐“诗序”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先秦的萌芽期”“两汉的生成期”“两晋的成熟期”和“南北朝（含隋）的衰落期”四个阶段。下面按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诗歌顺序，列叙“诗序”的流变情况。

（1）先秦诗共七卷。收“歌”“谣”“杂辞”，大都录自史书、经传。如《弹歌》见《吴越春秋》，《击壤集》见《尚书传》，《南风歌》见《孔子家语》，《涂山歌》见《吕氏春秋》，《五子歌》见《夏书》，《夏人歌》见《韩诗外传》等，每一篇歌辞都有一产生过程的说明，虽荒古邈远，然文献所征，后人也只能姑妄听之。《史记》中的有些记载于后代流传很广，值得重视和注意。如《麦秀歌》，《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46]此歌在古代典籍中记载或转引很多[47]，有一定的可信度，对箕子创作心态、背景的推测、描述，有一定的依据，那种睹景兴悲，物是人非的易代之感当是真情的流露，在古代易代之际有相当的典型性，为后代怀古诗的滥觞，也成为伤感昔盛今衰诗歌的最早艺术原型。此外如《史记》中的《邺民歌》，载于《论语》的《楚狂接舆歌》，见于《孟子》的《孺子歌》，载于刘向《列女传》的《黄鹄歌》、《说苑》的《越人歌》、《新序》的《徐人歌》等，都有依托的本事，虽然诗人此时还没有作“序”的意识，但这些史传类著作在收集、编辑时的撮述和作意之推测，可以算作“诗序”的初始形态。这种对本事索解的探求意识，直指诗歌意旨的内核，是诗序产生的史传文化背景和依据。

（2）汉诗十二卷。如《史记》中的《郑白渠歌》，《汉书》中的《安世房中歌》和《后汉书》中的《五噫歌》之类，还承继先秦的传统，录歌时附上本事的考索。而东汉张衡的《怨诗序》和《四愁诗序》可算作是作者有意识的诗序。

《四愁诗序》：“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禽，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为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先辞曰……”[48]

逯钦立按语说：“此序乃后人伪托，而非衡所作，王观国《学林》辨之甚详。”今查宋代王观国的《学林》，王氏认为此序伪托有两个理由：张衡为相，不会斥言国王骄奢不遵法度，也不会自称下吏，郡中大治；此序内容与《后汉书·张衡传》多同，故序是史辞，为编集张衡诗文者增损而成。[49]我认为序言一般不会自称姓名，此序不是自述口吻，王氏所论极是，唯编者不易断定。但后来校注张衡文集者，明知伪托，却依然当作诗序收录，因为“所言事实，大致尚与本传符合”[50]。

而《怨诗序》则是比较可靠的介绍作意的“序”，文曰：“秋兰，咏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诗曰：“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香，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何如！”诗写秋兰种在深山，香气馥郁，开着金黄的花朵，具有美好幽丽的品质，可惜远在深山，我徒劳心思念，不能亲自去采摘。诗中充满了咏叹嗟赏之情，且情思幽渺。而“序”则揭示诗中隐含的象征意义。这样，序直抒揭主旨，诗婉娈发幽思，诗与序相互补充，相互发明。通过这样的诗文联姻，获得一种新的体制，更能充分地抒情言志。

（3）魏诗十二卷。只有曹植的三首诗有序，分别是：《献诗并疏》（按：以疏代序）、《赠白马王彪并序》《离友诗并序》。[51]前者是献给皇帝的诗，故以庄重的“疏”体代说作诗之意；后两首都为离别诗，《赠白马王彪》以抒写个人的愤懑为中心，兄弟离别之情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特殊的创作背景，愤激之情不可遏止。《离友诗并序》则稍不同，具有一般性的应酬性质，说“乡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风，余尚其为人，与之昵好。王师振振，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为之陨涕，乃作《离友之诗》”，显然感慨身世已退居其次，主要写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

综观晋前诗，可考的诗序只有六篇，比较确凿的只有四篇（按：除《四愁诗序》外，《孔雀东南飞序》也系后人伪托），可见晋前诗人还没有普遍明确的诗序合一意识。虽然大部分诗都有创作本事，但明确将本事入序还未成为风尚。这大约由于：一方面，汉儒治诗，以序解诗追索本事的观念还没有为诗人普遍接受；另一方面，那是一个乐府创作风行的时代，诗人写诗抒情言志，诗文功能尚有区别。曹植是诗文兼擅的重要作家，其作诗序仅三篇，或颂诗献忠，或悲愤难抑，或惜别依依。诗题序化，或序化为题成为风尚后，诗序才趋向繁荣。

（4）晋诗二十卷，共存序三十篇，其中东晋末期大诗人陶渊明存诗序十二篇，数量最多。[52]

首先是傅玄的《拟四愁诗并序》：“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聊拟而作之。名曰《拟四愁诗》。”[53]此“序”诗揭示拟作之意的，表现了晋朝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创作风气。接着产生了纪实性的诗序，沿着曹植的作风而加以发展。如应亨《赠四王冠诗并序》说“永平年四月，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并冠，贻四王子诗曰……”就明确标有时间、因由，纪实性很突出。类似的有傅咸（239—294）的《答潘尼诗并序》《答栾弘诗并序》《赠何劭王济诗并序》《诗并序》《赠郭泰机诗并序》等等。[54]这些诗序都是为酬赠应答而作，表现了文人之间唱酬风尚进入了诗序，并开始有意识地“作序明意”。而《答潘尼诗序》和《答栾弘诗并序》这两篇序已经带有很强的自传性，不仅将酬答之因由叙述得很清楚，而且将自己的际遇、感慨也交代出来了，是文学史研究中考察诗人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傅咸是晋初重要的赋家，他的诗序开始注意文采的修饰。如《赠郭泰机诗并序》因诗佚序存而更显珍贵：

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不知余无能为益。以诗见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沦不能自拔于世。余虽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复文辞所了。故直戏以答其诗云。

序中对当时士族制度笼罩下的时代氛围有一定的揭示，对“英俊沉下僚”的寒门才子沉沦不能自拔之“屈”，深寓悲悯同情之意，因“此屈非复文辞所了”，故想以戏谑来化解友人之悲愁，“有意作序”的意识加强了，其诗在《文选》的注文中仅存“素丝岂不挈，寒女难为客”“贫寒犹手拙，操杼安能工”两联，可见诗、序是相得益彰的。

与傅咸同时稍后的石崇也留下了三首诗序[55]，《楚妃叹并序》《王明君辞并序》是分别咏楚之贤妃（樊姬）“能立德著勋，垂名后世”和咏王昭君远嫁乌孙的“哀怨”，带有咏史怀古之情。而《思归引并序》比较重要，全引如下：

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林几于万株，江水周于舍下，有观客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歘复见牵羁，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咏叹。寻览乐篇有《思归引》，傥古人之心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无歌，今为作歌辞以述余怀。恨时无知音者，令造新声而播于丝竹也。[56]

此序除自叙生平志向外，又描写了自家别业的优美景色和罢官之后林泉游观、琴书弋钓、听伎弦歌之乐，带有文人倦于官场、退引思归的旨趣，对后来的归隐之作、山水游赏之作影响很大，开创了归隐全真的新题材领域。石崇的经济条件和这种归思之志及文人雅士的兴怀是此后《金谷园诗序》产生的基础，《思归引并序》对后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有直接影响，余波一致沿及此后的一千多年的诗坛。

与石崇的归隐别业享受“制宅”美景和声色娱乐不同，湛方生的《庐山神仙诗并序》则展现了另一种归隐崇尚自然之乐：

浔阳有庐山者，盘基彭蠡之西，其崇标峻极，辰光隔辉，幽涧澄深，积清百仞，若乃绝阻重险，非人迹之所游，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贮气，真可谓神明之区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采其阳者，于时鲜霞褰林，倾晖映岫，见一沙门，披法服独在岩中，俄顷振裳挥锡，凌崖直上，排丹霞而轻举，起九折而一指，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足远哉。穷目苍苍，翳然灭迹。诗曰：“吸风玄圃，饮露丹霄。室宅五岳，宾友松乔。”[57]

《庐山神仙诗》颂列仙之趣，诗非常短，仅四句，无甚味道，序倒是写得非常优美，对庐山美景和神仙动态的描写堪称绝诣，引人入胜，富有诗情画意，是比较典型的“序重诗轻”，对后来山水诗影响较大。如东晋支遁的《游石门诗并序》也是序长诗短，序美于诗，艺术的灵光偏照于序文，诗则干枯槁悴，似乎是流于形式，虽固守诗为正宗的观念，但实际上诗情画意却在序文中暗度陈仓。这说明序与诗之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轻重失衡的问题。

将诗与序比较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当推晋宋之交的大诗人陶渊明。《晋诗》卷十六、卷十七录存陶诗序12篇。[58]陶渊明的诗序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酬赠应答。如《赠长沙公并序》《答庞参军并序》《与殷晋安别并序》《赠羊长史并序》。这类序很短，一般只交代酬赠对象的一些情况和作意，虽简明扼要，但没有独到之处。二是闲居咏怀。如《停云并序》《时运并序》《九日闲居并序》《有会而作并序》《形影神并序》等，这类序多半与饮酒有关，有珍惜生命而追求自然的哲理思考，用笔凝练，带有思辨色彩，是序中精华。三是山水游览。如《游斜川并序》就写得很美，用散句叙事抒怀，用偶句描写景物，如“鲂鲤”二句写鱼鸟自得其乐，富有生命乐趣，“傍无”四句写“曾城”的独秀风采和诗人的钦慕之情。句皆凝练而富于表现力，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表现出来了。四是综合类。最具代表性的是《桃花源记并诗》，以优美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笔调，虚构了一个独立于人世的理想世界，其序具有浓郁的诗意，历代传美，其价值远远超过该诗。至此，散文的优美融于诗意，序的艺术境界得以提升。

清代刘熙载论述诗文之别时提出“诗醉文醒”之说[59]，指出诗歌艺术意象、意境具有想象性、朦胧性、暗示性的特征，而散文则明晰准确，但二者区别并不绝对。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均是诗人酒醉后信笔涂抹而成的，但观诗意又不像是醉后所作，他非常清醒，应是借酒抒怀。陶诗与陶文消息相通，《饮酒》及序亦可证此。《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忍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

序文介绍、描述了这组诗的写作情况，展示了作者长夜寂寥的落寞情怀，而酒醉后的诗歌更是含有深沉的感慨。陶渊明的诗与序往往相互映衬、补充，是诗文交融的最佳范例之一。陶渊明不仅扩大了诗序的表现范围，而且丰富了诗序的表现方式。他把散体、骈体的一些技巧引入了序中，精心结撰，诗与序交映生辉，浑然一体。陶渊明为后来诗序的制作既提供了范式，又指示了发展的方向，打开了诗文交融的艺术通道。

（5）南北朝时期，文化中心继续南移，北方文坛比较寂寞，文采风流钟聚于南土。骈文占文章主流，诗歌渐渐局限于宫廷应制、酬唱娱情、游历宴饮的范围，诗题比较具体，且出现了长题诗作，因此诗序又渐渐失去了作用[60]；另一方面评论诗歌的风气渐起，部分诗人借诗序评论诗歌，尽管作品不多，但给诗序带来新的内容。如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之序：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时，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之，感往增怆。[61]

这篇序文拟魏太子曹丕的口气来抒发“四美难并”的感慨，历叙楚襄王、梁孝王、汉武帝与文士酬唱的情景及缺陷，写“岁月如流”“感往增怆”之怀，显然是精心结撰的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之作。其中七首诗前还有一小序，就是对所怀之人的评价，如《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这是对曹植其人及作品的一种评价。这种评论风气在梁朝江淹的《杂体三十首》序中发展为对诗史的叙述：[62]

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角为音，靡曼之态不极。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乃及公幹、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郸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论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兴，谅非变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浮沉之殊，仆以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

此序可以作为南朝大量拟作诗的理论依据，他从否定“是古非今”“贵远贱近”“重耳轻目”等俗见出发，肯定了近代五言诗的意义和地位，并大力主张模拟。江淹的拟作中含有一定的“品藻渊流”的意味。尽管他的拟作诗学到了所拟对象的特点，但终因缺乏创新，不为文学史家认可。不过，从文体学角度出发，此序亦别具意义。一方面，追索文学源头，批评时风时弊，肯定模仿追拟，有一定的理论批评价值；另一方面，用骈体为序，显然是感染时风所致，序精致工整，对后来初唐四杰的骈体诗序有一定影响。此序标志着诗序由先秦两汉而来的散体向骈体的转变。散体近于口语，由散体变为骈体是诗序文体一次重要的转变，诗序由朴拙粗糙渐趋华赡靡丽。这是骈文发展兴盛后向诗序渗透的结果，也成为诗序发展的一大障碍。初唐骈序发展到高峰后，再向散体回归，才能有新的推进。这则是中唐以后的事了。

骈文诗序还运用于宴会赋诗的场合。如萧纲《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序》：

窃以周城洛邑，自流水以禊除；晋集华林，同文轨而高宴，莫不礼具义举，沓矩重规，昭动神明，雍熙钟石者也。皇太子生知上德，英明在躬；智湛灵珠，辩均河注。腾茂实于三善，振嘉声于八区。是节也，上已属辰。余萌达壤，仓庚应律，女夷司候。尔乃分阶树羽，疏泉泛爵，兰觞沿泝，蕙肴来往。宾仪式序，盛德有容，吹发孙枝，声流嶰谷。舞艳七盘，歌新六变，游云驻彩，仙鹤来仪。都人野老，云集雾会，结轸方衢，飞轩照日。[63]

这显然是一篇带有颂敬色彩，充满夸饰并且炫耀词藻的骈文，描写宴会前的场面，引典庄重，藻饰华丽，声慨非凡，虽非完璧，但对后来的四杰诗序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南朝诗序仅留存七篇，这两篇骈序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风尚。而北朝却无一首诗序留存，像王褒、庾信这样由南入北的辞赋家，竟不作一首诗序，这一现象值得深思。隋代国祚短暂，只留下王胄的《卧疾闽越述净名意诗并序》[64]，带有佛教的味道，没有新意。诗序的创作，历经两晋的一个小高潮后，在南北朝（含隋）时期，趋向低迷。但先唐的诗序，已具备了后代诗序的基本体格和文体特征，在另一个诗歌高潮到来之后，随着散文的同步推进，必将趋向新的繁荣。

[1] 《史记》第六册，第1937页。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也。”《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九第334页。

[2] ［清］赵翼《陔余丛考》第40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3]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点校，第42页。

[4] 见《欧阳修全集》卷七八，第1119页，中华书局2001年3月版。

[5] 见《欧阳修全集》卷六一，第900页。

[6] 《旧唐书》卷四六，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

[7] 见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5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

[8] 参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42页，“当一种‘言说’方式被人们约定俗成地确认为某一‘类名’以后，与这种‘言说’方式相对应的言辞样式就形成特定的文本方式，而这种‘言说’方式的行为特征同时脱胎换骨地成为特定文本方式的文本形态特征”，如“诰”“誓”“命”等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9] 见《史记》第七册，第2343页，第2348页。

[10] 《史记》第八册，第2481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第296页，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

[12] 《汉书》第七册第1950页。

[13] 《汉书》第六册第1701页。

[14] 《汉书》第七册第1958页。

[15] 《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多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第六册第1936页。

[16] 《史记》第八册，第2496页。

[17] 萧统选，李善注《昭明文选》，上册，第365页，作《鵩鸟赋并序》，京华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笔者认为，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一）中，将“序”放入题解更为妥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18] 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统计，录汉赋中有“并序”者24篇。此据新版横排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19] 张震泽取逯靖说，认为“序”为伪托。见《张衡诗文集校注》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版。

[20]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第84卷，第787页。

[21] 同上，第87卷，第820页。

[22] 同上，《全梁文》第20卷，第215、216页。

[23] 同上，《全梁文》第72卷，第754、755页。

[24] 同上，《全汉文》第40卷，第625页。

[25] 同上，《全梁文》第24卷，第253页。

[26] 同上，《全汉文》第51卷，第720页。

[27] 同上，《全晋文》第74卷，第766页。

[28] 同上，《全晋文》第97卷，第991页。

[29] 同上，《全后周文》第8卷，第184页。

[30] 同上，《全晋文》第26卷，第273页。

[31] 同上，《全晋文》第140卷，第1459页。

[32] 如曹植《画赞》并序（《全三国文》第17卷页179）；傅玄《华岳铭并序》（《全晋文》第46卷页478）；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全晋文》第38卷页368）；释慧远《襄阳丈六金像颂并序》（《全晋文》第162卷页1703）。

[33] 同上，《全晋文》第33卷，第346页。

[34]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第186页，中华书局，1997年1月版。

[35] 范处义《诗补传·篇目》：唐人之议《诗序》也，韩愈曰：“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汉之学者欲显其传，因藉之子夏。”按：这可能是韩愈逸文，今《韩昌黎文集》无此。也有可能是范氏自撰韩愈言来论诗经汉学之非。

[36]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第187页。

[37] 同上书，第186页。

[38] 同上书，第187页。

[39] 《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第151—15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40]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汉代部分由蒋凡撰写），第399—4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41] 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述评》，第152—168页，中华书局，2003年10月第1版。

[42] 见《朱自清说诗》第26、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43] 同上书，第15页。

[44]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七）第2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45]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第310—312页。

[46] 《史记》第五册，第1620—1621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47] 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一，此诗见于《尚书大传》，《文选·思旧赋》注引《尚书大传》；《御览》五百七十引史记，《乐府诗集》作《伤殷操》诗纪前集一。见逯著该歌条后记，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

[48]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六，第180页。

[49] 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学林》卷七，第851册，第17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下引《四库全书》皆据此本。

[50] 萧统《文选》按序收录。今人张震泽《张衡诗文校注》也将序全录。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版。

[51] 三诗序见《全魏诗》卷七《曹植二》，第445、452、460页。

[52] 30篇，是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的，如果加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统计，去重后得58篇。严著仿《全唐文》体例，收入了诗总集中未收诗序。见后附表。

[53]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第573页。此诗序又见徐陵编《玉台新咏》卷九，第40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54]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三，第606、607、608、609页。

[55] 石崇有《金谷园诗序》，因是诗集序，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一样，故在此处不论，而在第十章中有专论，详后。

[56]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四，第643页。

[57]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五，第943页。

[58]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诗序12篇，将《桃花源记辞并诗》《归去来兮辞并序》都入诗类，第985、986页。而逯钦立《陶渊明集校注》却将《归去来兮辞并序》归入“辞赋”卷；《桃花源记并诗》归入“记传赞述”卷。前后矛盾，此处从前说，视为诗序。

[59] 《艺概》卷二：“文所不能言者，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见《刘熙载文集》第1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60] 以逯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二为例，收谢灵运大量的山水诗，制题新颖，但没有诗序。

[61]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三，第1181页。

[62] 同上书，梁诗卷四，第1569页。

[63]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一，第1929页。

[64] 同上书，隋诗卷五，第27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