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唐代帝王诗序研究

帝王的诗歌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传说中葛天氏之乐，有“玄鸟在曲”之句[1]，《周礼》中记载上古黄帝有《云门》之歌[2]，帝尧有《大唐》之歌[3]，《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4]，《吕氏春秋》载：“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夏籥》九成，以昭其功。”[5]由于时代荒古邈远，这些诗歌亦似是而非。至秦始皇作《仙真人诗》，虽见于《史记》，也让人信疑参半。[6]项羽的《垓下歌》和刘邦的《大风歌》算是比较确凿的帝王创作[7]，汉武帝文韬武略，开创了炎汉盛世，他不仅创作了《瓠子歌》《秋风辞》《李夫人歌》，还与群臣作《柏梁台联句诗》，开启了一种君臣赓歌唱和的新风气。[8]要之，汉代之前的帝王赋诗，要么是歌功颂德，要么是抒发独特情境下的感慨，或者具有《柏梁台联句诗》那样君臣陈述职责式的政治用意，数量不多，影响却不小。魏晋时期，由于人性的觉醒，文章也进入自觉时代，并且出现了帝王创作的高潮。如“魏武（曹操）以汉相之尊，雅爱诗章；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文词”[9]，因此以帝王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带来了一个“五言腾涌”的诗歌兴盛局面，曹操、曹丕还留下了自己的诗集。到南朝以后，帝王往往成为宫廷文学的核心人物。如梁武帝萧衍“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固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10]。而陈后主则更是“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来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彩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11]。醉生梦死般迷恋酒色与文学，招来了后世的批评，唐魏徵就说：“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之艰难。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12]到隋炀帝则更登峰造极，他不仅造“迷楼”，“诏选内宫良家女数千以居楼中，每一幸，有经月而不出者”[13]。而且因“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14]，把文学作为独恃才华并迫害文人的工具。也许由于这几个末世昏君均喜爱文学，故初唐的帝王和有识之士都对帝王好文表示否定，如唐太宗不愿编自己的文集[15]，大臣虞世南拒绝应制太宗的艳体诗[16]，魏徵借史论为太宗提供借鉴：“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曼藻，思及闺闱之内。……流荡不已，迄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17]又说：“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18]后来王勃言论更为极端：“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用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19]正因为初唐前期从帝王、大臣到文士都对“文之用”抱这样的态度，故帝王将“崇文”放在最末位置。到中宗时，似乎又回到陈隋的迷恋状态，玄宗之后才归于雅正，诗歌创作也达到高潮；而中唐德宗之后，整个唐代进入衰世，帝王的诗歌创作进入低谷，留存作品很少。从诗序角度看，南朝之前没有帝王诗序流传下来，到梁、陈虽有一些诗序，但艺术影响不大。唐代皇帝对制作诗序抱有极大热情，留下许多著名的作品，对唐诗的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值得认真探讨。本文就沿着历史的顺序，对唐代太宗、武后、中宗、玄宗、德宗等诗序作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