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统解》的面貌究竟如何？

今天能看到的《诗本义》版本或作十五卷，或作十六卷，其中前十二卷为“本义”，共109篇，论诗114首，卷十三为《一义解》与《取舍义》，卷十四为《时世》、《本末》二论与《豳》《鲁》《序》三问，卷十五为《统解》。十六卷者最末一卷为《诗谱补亡》，十五卷者则是将《诗谱补亡》视为附录，不计入卷数。然后无论十五还是十六，均非《诗本义》最初之貌，韩琦撰《墓志铭并序》、吴充所撰《行状》、苏辙所撰《神道碑》均作十四卷，其所据当为欧阳修家族提供的材料，应为可信。

从十四卷变成十五卷或十六卷的关键，便在于《统解》一卷。对于这个问题，台湾学者裴普贤曾作分析：

《诗本义》不编入《文忠公全集》，而《居士外集》第十卷《经旨》中载有《诗统解序》及《诗解》八首，其内容与《诗本义》第十五卷同。《诗解》八首中，仅《十月之交解》一首改列最后，《统序》题下并加注云：“蜀中《诗本义》有此九篇，他本无之，故附于此。”则《诗本义》原为十四卷，其后蜀本加《诗解》八首并加《统序》为九篇，遂成十五卷。^[1]则此九篇，或者是其早年所撰，故弃而不用，未入《诗本义》中。这样《诗本义》十四卷为正文，第十五卷为后人辑补。而《图序》《诗谱》，则为附录。^[2]

其所谓“注”指的是周必大编校《欧阳文忠公集》时留下的校注，除此之外，《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同卷《十月之交解》之后还有一段周氏校语，将卷数问题说得更为清楚，可佐裴说：

按公墓志等皆云《诗本义》十四卷，江、浙、闽本亦然，仍以《诗图总序》《诗谱补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诗解统序》并《诗解》凡九篇，共为一卷。又移《诗图总序》《诗谱补亡》自为一卷，总十六卷。故绵州于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则无之，今附此卷中。^[3]

据此已可确定，南宋光宗绍熙、宁宗庆元间^[4]周必大辑校欧氏文集时，所见多数版本仍从十四卷之数，而附以《诗图总序》《诗谱补亡》；将《诗解统序》《诗解》共九篇收入《诗本义》中似自蜀本始。此后才渐有十五卷、十六卷之数。这九篇的性质，裴氏亦作详细考辨，指出当为《诗本义》弃而不用的篇章。^[5]

今天所见诸本均有《统解》一卷，然而在篇章、次序及文字上却存在不少差异。在这种杂乱无序当中，明本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线索，有利于厘清《统解》之原貌，亦有利于了解《诗本义》一书的流传环节。

（一）篇章及次序

宋本系统《统解》一卷所收篇章依次为《诗解统序》《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王国风解》《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十月之交解》《鲁颂解》《商颂解》，共九篇，篇目与欧阳修《居士外集》所录同。^[6]而明刊本则依次为《诗解统序》《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王国风解》《鲁颂解》《商颂解》《豳问》《鲁问》《序问》，共十一篇。两种明抄本的篇目与明刊相同，但次序略异，依次为《诗解统序》、《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王国风解》《豳问》《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鲁颂解》《鲁问》《商颂解》《序问》。可以看到明本的变动有二：其一，删去《十月之交解》，明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均将之置于卷十四之末；其二，将《豳》、《鲁》、《序》三问置于《统解》之中。

从理论上讲，这种差异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明本反映了《统解》未经散佚的面貌，因为《诗解统序》云“故先明其统要十篇”，而明本正为此数；另一种可能为明本或明本之祖本为凑“十篇”之数，而移动其他卷篇目置于此。根据目前所见材料，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首先，“《豳》《鲁》《序》三问”属于《统解》于宋代文献无徵。关于《统解》面貌，今可见最早文献为南宋绍熙、庆元间周必大所编校《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的相关内容，已见于上文征引。周必大明确指出其所见《诗本义》诸本只有蜀本有《统解》，且仅包括《诗解统序》及其他八篇，并不含《豳》等三问。稍晚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诗本义》十六卷云“末二卷为《一义解》《取舍义》，《时世》《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其所载卷次与今本略异，暂且无论，但已可见其所见本《豳》等三问与《统解》并不相涉。其次，《诗解统序》云“二南牵于圣贤，国风惑于先后，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兼之上下，二雅混于上下而不明，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此一经之大概之体皆所未正者”，似乎是对《统解》的概括，可视作《统解》的纲目。宋本系统与《居士外集》所录八篇内容也刚好能对应其中几项，所未及的只有“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兼之上下”与“二雅混于上下而不明”二句，据此来看，佚失的二篇应该正好对应这两项内容。明本所补三《问》中，只有《豳问》稍可对应。其所补《鲁问》似乎能对应“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之文，但一方面宋本《统解》八篇中已有《鲁颂解》，已辨明鲁为诸侯却有颂诗之疑问，已对应该句，不应再有重复，另一方面《鲁问》一文主要讨论《泮水》《閟宫》二诗所载鲁僖公功绩与《春秋》所载史实不合的情况，并非“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的问题，其论又过于具体，与今《统解》诸篇着眼于《诗经》整体及体例的特点不合，因此它应该与《统解》无关。至于《豳问》，虽涉豳风体兼雅颂的问题，但它与其他二《问》属于一个整体，也不可能单独属于《统解》。裴普贤曾指出《统解》应为欧阳修弃而不用的篇章，或可推断，《统解》所佚失的论《豳风》诗体的篇章或许便是《豳问》的前身。综上，明本此卷篇章很有问题，并非“《统解》十篇”之原貌。孙钦善先生曾根据《诗解统序》的概括推测这十篇当为《二南为正风解》等八篇和《豳问》《鲁问》，认为《豳问》《鲁问》刚好可以对应“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兼之上下”“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这两个问题。^[7]但今天看来，这一推断也并非《统解》原貌。

关于《统解》的面貌，还有一文献值得注意，即张爟跋。此跋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本前半部分缺；《经义考》亦载此跋，但缺最后两句；此处据山东省图书馆藏本。^[8]跋文关于《统解》的内容如下：

《泛论》五（笔者按，《经义考》作“泛论有”），《统解》十，附之《本义》之下，何也？明乎学诗者所当讲究之事，如《易》之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也。……锓版于永康之守居，庶传之者，不失其真。开禧三年端午紫岩张爟谨题。

据此可知，开禧三年张爟在永康刊刻《诗本义》，永康即永康军，治所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其所刊本《统解》似足十篇之数；而且如山东图书馆藏钞本文字可信，《统解》与《泛论》无涉，这五篇《泛论》当即《时世》《本末》二论与《豳》《鲁》《序》三问。这似乎反映了此时蜀中仍有完整的十篇《统解》传世。但这一结论仍有疑点，因为较开禧三年早十几年前周必大编校《欧阳文忠公集》之时，所见蜀本只有八篇及序一篇。是周必大搜罗未尽？还是张氏之本另有隐情？其中蹊跷，文献不足徵，只好暂且阙疑。

（二）独特异文

笔者将明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与《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以下简称“《欧集》”）及宋本系统中的《四部丛刊》影宋本、通志堂本进行比勘，发现明刊本、明抄本与《居士外集》存在一些共同的独特异文，详见下表：^[9]

可以看到，有二处异文（6、16）为明刊本、明抄本与《欧集》三者独有，有四处异文（1、2、9、12）为明刊本与《欧集》所独有，又有二处异文（17、19）为明抄本与《欧集》所独有。作为比较，可以注意，宋刊本与《欧集》之间并无一处独有之异文。这些现象都反映出明本与《欧集》在面貌上比较接近。考虑到《欧集》所据为蜀本《诗本义》，明本卷末张爟跋又记载锓板于永康军之事，已经可以推断：明本当是从南宋蜀中刻本而来，而张爟刻本则是蜀本到明本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明本与宋本属于不同的版本系统，明本可以溯源到南宋蜀本，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南宋蜀中《统解》一卷甚至整个《诗本义》的情况。张爟所见《统解》十篇之貌今已无从得见，明本的面貌亦非原貌，但它却说明了在明代或者更早时代，人们便试图整齐《统解》，以凑成《诗解统序》或张爟跋文中所称的十篇之数。

[1] “则《诗本义》原为十四卷，后蜀本加《诗解》八首并加《统序》为九篇，遂成十五卷。”一句原作为《统序》题注纳入引号中。然考之，此句实为裴普贤语，故改之。

[2] 裴普贤《欧阳修〈诗本义〉研究》，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第7页。

[3]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外集》卷十，《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4] 据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从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5] 其依据有二：首先，欧阳修《居士集》编成之前，曾经其手定。而这《诗解统序》及《诗解》共九篇，并未被收入其中，可见大概为欧阳氏编定文集时弃而不用之文。其次，将这九篇中的《十月之交解》《二南正风解》《十五国次解》与《诗本义》其他内容进行对比，裴氏发现其中有重复、矛盾之处，可进一步证明此九篇本不在《诗本义》论说系统之内，写作时间也可能存在差异。（裴普贤《欧阳修〈诗本义〉研究》“七、弃而不用的统解九篇”，第135、140页）

[6] 但次序稍异，《居士外集》置《十月之交解》于《商颂解》之后，余则同。

[7]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3页。

[8] 据王学文《欧阳修〈诗本义〉传世版本之我见》。

[9] 本表不列明显为异体字、假借字的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