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亮《中庸》佚说辑释

卫湜引陈亮《中庸》说时，并未注明其徵引来源，而且由于“集说”体经解的体例，卫湜对于原始材料也有所剪裁。我们无从推断这批陈亮《中庸》经说的原始面貌及陈亮本人对《中庸》的章句方式，并加以复原。所以下文先依《礼记集说》中《中庸》经文的章句方式，列出《中庸》经文，“永康陈氏曰”以下为陈亮经说。佚说文字以嘉熙四年（1240）本《礼记集说》为底本，以《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礼记集说》参校。

（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永康陈氏曰：古之知道之味者，无如舜。故曰：大知。大智^[1]则非“知者过之”，常俯而合中，而后民有所赖。如“好问”、“好察”、“迩言”，此取诸人以为善也；如“隐恶而扬善”，此与人为善者也；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此善与人同者。孟子称大舜有大，盖得诸此。执两端者，执而不用，所用者惟中耳。民协于中，岂无自哉？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五。陈亮认为舜为大智，必知“道”之至味，而非上文所说“知者过之”之“知者”。此说从杨时说而来，杨时说“道之不行，知者过之也，故舜以大知之事明之。”^[2]朱熹之说与此近似，“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大舜之知而不过，则道之所以行也。盖不自恃其聪明，而乐取诸人者，如此则非知者之过矣。”既善取诸人之善，又善与人同，民自然合于“中”。“中”就是舜之无过不及，这也是舜之所以为成为舜的原因。

（二）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永康陈氏曰：如回“择乎中庸”能体认之也。体认得分明，则得其固有之善。如失其故物而得之，敬而守之。如恐不及，肯失之乎？兹回始可谓知。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五。此段经说中，陈亮以“中庸”为人固有之善，故而“体认至道”类似人重新得到丢失之物。这也是陈亮对于《中庸》全篇的基本看法，在后文中还将进一步展开。

（三）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永康陈氏曰：均天下国家之富以与人，辞爵禄而不受，蹈白刃而不顾，揆之人情至难也。适当其前，有志类可为之。中庸乃日用不易之理，至简至易，体而得之，如反掌耳。彼犹可为而此不可能，可谓舍近而慕远矣。“不”为疑辞，直曰“不可能”者，甚之也。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意。说者谓举此三者以见中庸难能，非也。彼其奋然于是三者，必其心有所不欲，有所不为。达其所不欲于其所可欲，达其所不为于其所可为，则其至中庸也孰御？此圣人变动人心之术，肯以日用之理为难而绝之乎？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五。其中“‘不’为疑辞”之说为陈氏所独创。他所批评的“说者”几乎包括了此前所有的历代《中庸》解释者。郑玄解释这一段，“言中庸难为之难”；继之，孔颖达加以申说，“言在上诸事，虽难犹可为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3]宋儒在讨论这一段时，对于“中庸”之难，亦罕有异词。胡瑗说：“孔子言其难如此，盖设教以勉人也。”^[4]程颢说：“克己最难，《中庸》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5]朱熹认为，“若中庸，则虽不必皆如三者之难，然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难而易，中庸易而难，此民之所以鲜能也。”^[6]相比之下，陈亮的解释，前无所承，训诂上也近乎强词夺理。但陈亮之说建立在他对“中庸”的整体认识上，他认为“中庸”是人固有之善，达到这一点并不困难，而这段经文是“圣人变动人心之术”，意在使学者明白，既然均天下、辞爵禄、蹈白刃可做，“中庸”又有何难？若如前儒所言，就未免“以日用之理为难”，而绝人入道之途。此外，陈亮以疑词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不”，在历代《论语》解释中，亦属仅见。

（四）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永康陈氏曰：子路问强，夫子开端以启发，因强以明理，所以变动子路之强也。南方之强，孟施舍以之；北方之强，北宫黝以之；要之皆守气也。君子之强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气”，此守约之理。“强哉矫”，有卓立气象，孟子所谓“至大至刚”，盖有见于此。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六。子路在孔子弟子中性格刚强，故而问强，所以陈亮认为孔子的回答意在“变动子路之强”，其说与历来解释无异。是段引《孟子》说《中庸》则为陈亮独发，孟施舍、北宫黝等见《孟子·公孙丑上》。以《孟子》之说明“南方之强”虽较“北方之强”为尚，然皆为“守约”，不及曾子守气之大勇。相比之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则直指“南方之强”为“君子之道”，并不往下分疏。陈亮继之更以“强哉矫”坐实为《孟子》中“浩然之气”之至大至刚，以为孟子之说，盖承此而来。

（五）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

永康陈氏曰：君子于日用间体认得实然不易之理，如饮食之知味，敬以守之。异行必弗为，半涂必弗止，依乎中庸，与之俱也；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与之安也；至乎此则圣人。其曰：惟圣者能之，非绝人也，直以为圣人成能在日用间耳。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六。陈亮喜用“知味”喻“知道”，第一条佚说亦说“古之知道之味者，无如舜”。而“惟圣人能之”，又当与第三条佚说合观。陈亮以“中庸”为“日用间”实然不易之理，说“中庸不可能也”，为“中庸”可能。此处解释“惟圣人能之”，亦说“非绝人也”，只不过是圣人在“日用间”，较诸常人更易“成能”而已。

（六）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永康陈氏曰：惟费故隐，横渠曰：“聚则明，散则隐。”道以知为始，以不知为至。《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道以能行为始，以不能为至。《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地之大也，犹有所憾。《易》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语大，道之全体；语小，道之致用。“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鼓万物而无乎不在者，天理也。故君子无所不至，其察乎夫妇可以与知，可以能行之地也。天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之地也。造端于可以与知，可以能行之地。此精义入神，利用安身之事也。致察于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之地。此过此以往、穷神知化之事也，要之可以与知，便是有所不知之端；可以能行，便是有所不能之端。君子之学，动有依据，不如异端之翛^[7]然直指、泛然无着也。

案：此段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七。所引张载说，未知所出，《正蒙》之说与此处所引相近，或陈亮泛引其义而已。所引《诗》见《大雅·皇矣》，所引《易》见《系辞》。是段经文，宋人极为重视。二程说：“此一节，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读者其致思焉。”朱熹也认为：“子思之言，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然而，宋人对“君子之道费而隐”解释多有歧异，张载认为“费日用，隐不知也，匹夫匹妇可以与知与行，是人所常用，故曰费；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是隐也”。^[8]而朱熹意见相反，以为“若于费外别有隐而可言，则已不得为隐矣”。^[9]此处陈亮看法则与朱熹相近，认为“惟费故隐”。所不同者，在于朱熹所强调者在“隐”，而陈亮则更为强调“费”的层面。朱熹说“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他认为日用浅显之“费”外，真正所以然者在于“隐”。而陈亮则更加强调“可以与知，便是有所不知之端；可以能行，便是有所不能之端”。由此以突出“君子之学，动有依据”。这也是陈亮《中庸》说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

（七）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永康陈氏曰：素其位而行，道自行也，无所不通之谓行。富贵以顺来，而道常公之；贫贱、夷狄、患难，极有窒处，而道常通之。回旋曲折，皆有乐地。如水由地中行，行因地而见，而行非地也。“居易以俟命”，信得及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身者，天地万物之准也，为道之基也，修其身至于与道为一，由是推之，无有不准，一豪不准，必有一豪不尽处。盍亦观诸射乎？

案：此段佚说出自《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八。“素其位而行”，前儒解释多偏重君子如何行道，而陈亮之说则侧重于“道”之自行。宋儒中惟游酢之说约略似之，其说：“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素然也。”^[10]陈亮之说，或由此而来，朱熹以为此说“亦条畅”，^[11]但《四书章句集注》不取此。《陈亮集》中说“古之君子，尽其在我者，以听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12]可以为“‘居易以俟命’，信得及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一句注脚。后半解“反求诸其身”。由“居易以俟命”，落实到“修身”上，提出“身者，天地万物之准也，为道之基也”，而道既然自行，修身功夫就在于“修其身至于与道为一”。

（八）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永康陈氏曰：无所不通之谓达道^[13]，天下共由之谓达道。五品，通天下所共由者也。知其至，谓之知；至其至，谓之仁；力其至，谓之勇。是知、仁、勇，所以得夫吾心者也。通天下而共得之，故谓之达德。得之之要在诚其身，故曰所以行之者一。知者，知吾之有是达德、达道也；行者，行吾之达德、达道也。尝试观之，童孩之良能则生知安行，不独于圣人而得也，圣人能不失耳。吾既已化物，而失之矣。丧心失灵，其谁之咎？能执其咎^[14]则学而知，利而行，以复吾性之所固有，不然则无耻也。既已无耻，固当自反。故困知勉行，知无耻之耻，卒亦复其所固有。有宝于此，既失复得，与本不失者同。宝既无缺，我亦何损？此圣人所以达而归之于一，亦其本然也。反其本而示之耻，待其自至，而要其终不使天下有自弃之人。其圣人立言之本意也哉？虽然，知而不行不足为知，行而不知不足为行。生而知则安而行，学而知则利而行，困而知则勉而行，非二道。《中庸》所以兼言之，学不外驰，必能知其至；行所当行，必能至其至；耻其不及，必能力其至。至者何？以达德行达道也，推斯心以往则知所以修身者在此。由身而推之人，推之国家，推之天下，无不在此。其道不既要矣乎？若夫由知、仁、勇而行，道自尔达，无所事乎推矣。

案：此条佚文见于《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所以行之者一也”，陈亮释“一”为诚，此说与杨时、朱熹等宋儒同。陈亮说圣人即是能勿失孩童之良能，本诸《孟子·尽心上》，其说与后世阳明学“致良知”之说有暗合之处。然而陈亮说只是一个简单的苗头，并未进一步扩大。他更为关注的问题，在于人成长以后，因为“物化”，“丧心失灵”，如何通过“学而知”“利而行”，回到自己“固有之性”上，不能如此，则是无耻。至此，“好学”“力行”“知耻”所对应的“知”“仁”“勇”，被陈亮分为两层。“好学”与“力行”相须为用，“知而不行不足为知，行而不知不足为行”。而“勇”则从反面表现为“知耻”。在陈亮看来，《中庸》作者提示“知耻”的目的，在于使得人能有所改悟，最终目的在于“不使天下有自弃之人”。第七条佚文中，陈亮提到“修身”，此处则将“修身”的功夫具体落实为“知、仁、勇”三途。

（九）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永康陈氏曰：九经为政，以德为本也。尧、舜至治之所由出也，此一定不易之理。欲知其要，即是以心达心；欲知其道，只是居敬行简。故九经必自吾身而出：“修身则道立”，有本也；“尊贤则不惑”，本固也；“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爱始达也；“敬大臣则不眩”，则民具尔瞻也；“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上下交孚也；“子庶民则百姓劝”，相勉于善也；“来百工则财用足”，经制有余也；“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视犹父母也；“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如临师保也。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一。陈亮认为，九经是“尧、舜至治所由出”，相传之要在“以心达心”，其文集中亦有“昔者相知以心，此心达而此士至”^[15]之语，这与朱熹特为表彰“虞廷十六字”并无根本不同。从《中庸》佚说内部看，陈亮对“九经必自吾身而出”一句的解说，与第八条“身者，天地万物之准也，为道之基也”之说一脉相承。第八条从“居易以俟命”落实到修身，此处则是从经文中的“修身则道立”再讲到“居易行简”上，论证严密，回环往复。从宋儒对此段经文的解释上看，此前的吕大临说：“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故修身为九经之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亦赞同吕说。可见，“九经”以“修身”为最重，是宋儒普遍持有的观点。

（十）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永康陈氏曰：一室皆暗，必有容明之所，从其容明之处而辟之，此致曲之法也。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三。“致曲”是宋代理学的重要概念，二程都曾多次谈到这一问题。到朱熹时，更将“致曲”与《大学》中的“明明德”讲到一起，成为朱熹功夫论中的重要概念^[16]。陈亮之说，程朱之说合观。程氏说：“人自孩提圣人之质已完，只先于偏胜处发，或仁、或义、或孝、或弟，去气偏处发，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养，然同归于诚。”^[17]《中庸集解》，与今本《二程遗书》来源有异。" class="zhangyue-footnote" src="../Images/note-original.png" />朱熹认为“曲，一偏也”，“致曲”是“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陈亮所说的“容明之所”其实就是程朱所说的“曲”。陈亮认为即使生人以后，全被物化，全是黑暗，也总有一丝光明存在，从这一丝明亮扩充出去，也终可得达到“至诚”。从总体上看，陈亮与程朱的意见并无歧异，然而仔细分疏，尚微有不同。在程、朱看来“曲”是人性中“偏胜”之处，虽然承认其“胜”，但仍认为其为“偏”，偏则非正。陈亮则把“曲”视为光明，对“致曲”赋予了更多的正面意义。

（十一）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龟鳖生焉，货财殖焉。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永康陈氏曰：“至诚无息”，运动不能自已也。其为物不贰则生物不测。一故生，生则乌可已，昭昭无非天，撮土无非地，卷石无非山，一勺无非水，一曲无非诚，不能积之均弃物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至诚所以无息。子思发明诗人之意，谓“纯亦不已”，以明文王即天，天与文王只是至诚，不已便是无息。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四。是段经文，朱熹以为“言天道也”^[18]，从文本来看，也确实如此。但陈亮的解释却另辟蹊径，他回到上节所谈到的“致曲”功夫，强调“一曲无非诚，不能积之均弃物也”。从这里看出，陈亮讲《中庸》每每落实到工夫上去，而不喜只从道体着眼。《陈亮集》中有《耘斋铭》，多引《中庸》，其中“耘之又耘，嘉种易捐。不计其收，惧其不虔。不虔不力，误我丰年。工贵其久，业贵其专”一段，说明了在陈亮看来“积”诚的重要性及其具体手段。^[19]所引《孟子》见《尽心上》。

（十二）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永康陈氏曰：待其人者，欲其实得之也。苟非实德，何以为德之至？“凝”与我为一也。又曰：兴如“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容如“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案：此段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四。前一小段中，陈亮特为重视“实”，实有其德，方能成至道。后一小段中引《论语》以说《中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引自《子张》篇，陈亮引此说“兴”实指“夫子之得邦家者”而言，“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引自《阳货》篇，佛肸召孔子，子路劝孔子勿往，孔子引此以古语自明心迹。陈亮引此文盖说明“容”，意在说明“明哲保身”，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坚定自我，而不为外物所染。

（十三）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永康陈氏曰：子思论夫子至圣之用，运而无私，要必有藏乎其中者，故又言天下之至诚而论其实然不易之理。天下之大经自有常序便是经纶，天下大经各正其序则大本浑然藏乎其中便是立，大本浑然藏乎其中则化育分明在我便是知。大经自正，化育自行。大本运动阖辟浑然，而不与之俱往。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渊渊、浩浩，不已之实也。其仁、其渊、其天，从而名之也。肫肫，厚也，而有纯一之意；渊渊，深也，而有清明之意；浩浩，广大也，而有运用不已之意。此天德也。非固其聪明圣知，安得到此地位？聪明圣知，如上所谓也。固，退藏于密也，惟其运用不已故密，不用则昭然矣。达如中心达于面目之达，达乎此则知乎此矣。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六。是条佚说对经文逐句讲疏，将“大经”“大本”“知”解释成三个连续发展的层次。朱熹对“固”字解释为“实”，陈亮则解释为“退藏于密，惟其运用不已故密”，而此又可以与第六条解释“君子之道费而隐”合观。陈亮认为道因为运用不已所以密，运用不已的道其实仍在日常运用之中。

[1] “智”，《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作“知”。

[2] 《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五。

[3] 《礼记正义》，郑玄注，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7页。

[4] 转引自《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六。

[5]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页。

[6]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页。

[7] “翛”，《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作“修”，盖形近而误。

[8] 《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七。

[9] （宋）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0页。

[10] 《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八。

[11] 《四书或问》，第577页。

[12] 《陈亮集》卷二十四，《送诸生赴补序》，第264页。

[13] “道”字，《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阙。

[14] “执”字，《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作“知”。

[15] 《陈亮集》卷二十六，《谢杨解元启》，第295页。

[16] 详见郭晓东：《论朱子对〈中庸〉“致曲”的诠释》，《湖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46-50页。

[17] 《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三。案：是处所引与《二程遗书》中微有不同。据笔者研究，《礼记集说》中所引二程说与《二程遗书》间有不同，此处所引当出石<img alt=

[18] 《四书章句集注》，第35页。

[19] 《陈亮集》卷十，《耘斋铭》，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