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现代社会，当谈到西方史学时，我们大概首先会想到在《希波战争史》中以近似于民族志式的笔触记述古代东西方各民族历史、风俗与习惯的希罗多德，还有修昔底德那本对爱琴海世界的政治、外交、战争活动进行细致而深刻描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随后，历史爱好者的脑中应该还会浮现出李维《建城以来史》中罗慕路斯兄弟建城创业的故事，抑或是塔西佗《编年史》中对罗马专制统治下道德沦丧的控诉以及《日耳曼尼亚志》里对野蛮人崇高美德的歌颂。而对伟人建立功业和生平事迹感兴趣的人，一定不会忘记普鲁塔克的《古希腊罗马名人传》以及苏维托尼乌斯那近似于八卦逸闻汇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史学之外，对当代西方史学的系谱和学科建制历史有了解的人应该对利奥波德·冯·兰克以及他的客观史学不会感到陌生。19世纪末，受近代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建制与专业化进程的影响，史学这门传统意义上与文学艺术紧密相连的博雅之学也逐渐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在那个自然科学“狂飙突进”的年代，人们对自然科学客观、严谨的特点无比推崇。众多学者纷纷认为，史学能够与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同列学科之林的关键在于去除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史学必须要像自然科学通过可控实验得出客观数据一样，能够依靠史家对史料的批判、筛选，将历史的真实面貌还原出来。

利奥波德·冯·兰克就是这类意图把史学科学化的史家中的一员。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中就曾宣称：“有人以为史家的任务是要评论过去，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训示现在。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本书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兰克认为，史家就要如实直书，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应该做。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对客观历史写作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史学专业化的一种体现。

纵观兰克之前的西方史学史，史家撰史或是为了向后人提供历史教训，或是通过描述各类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为读者提供道德上的教化。虽然史学总是在与过去打交道，但史家写史的目的却总是落在当下。大卫·休谟之所以要在《英国史》中追述英格兰自由宪政在历史中的起源和发展，为的是争夺17世纪英格兰宪法斗争的历史解释权。修昔底德则希望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探寻人类社会政治斗争、战争发生的深刻原因。就连苏维托尼乌斯那充斥着八卦逸闻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其中也蕴含着娱乐大众的目的。

自19世纪洪堡的大学改革以来，依靠国家财政资助专门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大学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这种大学模式培养了一批完全以科学研究这种脱离实际生产的事务为生的学者。历史学者在提交论文、通过审查之后就能够在大学里获得一份教职。新型大学的出现推动了史学专业化的发展，在这些研究型大学中，一个由专业史家构成的“科学共同体”正在形成。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全都接受过类似于兰克在柏林开设的研究班中那种系统的史料批判训练，又认可一个共同的目标——利用史料批判技术将过去的历史以文字的形式重新呈现出来。随着这个我们后来称为“学术界”的“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撰史就不再是仅仅与个人兴趣有关的事业了。专业史家不仅在撰写书稿时需要严格遵守学术界的规范和标准，而且其作品最终也要接受同行的审查和评价。现代史学逐渐从博雅学科中剥离出来，史家成为与工厂工人类似的谋生职业。专业标准与同行评价的引入以及史家对客观性的追求使得史学的可靠性大大提升，而撰史的专业化又使得史家可以部分摆脱市场与现实需要的束缚，撰史的题材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虽说兰克自己并没有能够做到剥离主观判断，完全客观地叙述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他本人就是20世纪历史主义重要的思想鼻祖），我们也不能把客观史学与史学的专业化进程混为一谈，但毫无疑问的是，叙事上的客观性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想把史学变成一门严谨科学的史家来说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按照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的研究，兰克的史学思想在美国史学界受到了热烈追捧。由于没有理解兰克史学中所蕴含的历史主义思想，美国人将兰克对文献的分析批判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抽离出来。他们把兰克史学当作注重文献批判、追求客观叙事的科学史学的理想模型（ideal type）。在当时，不少美国史家像奥斯古德那样曾经在德国留学期间接受过兰克的史料批判教育。他们为兰克的史料批判技巧和客观史学观念所吸引，回国后大力宣扬这种科学的史学方法。以赫伯特·亚当斯、埃莫顿、乔治·亚当斯为代表的美国史家先后撰文对兰克的客观史学思想和文献批判方法进行了探讨。在这些史家的推动下，建立在史料批判基础上，以发现历史事实为目的的科学史学在美国逐渐流行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所标榜的客观史学在欧洲与美国都遭到了挑战。在德国，卡尔·兰普雷西特提出，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已经抛弃了描述孤立现象的做法，因此传统史学以国家为中心，集中于描述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习惯也应该得到改变。他认为，兰克这类史家所标榜的客观史学只是利用文献批判等“科学的方法”认定历史事实，然而对科学的追求需要史家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事件中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科学的史学应该不仅仅是罗列史实，史家对事实的解释往往更为重要。

尽管兰普雷西特从规律性入手的研究路径在当时没有受到德国同行们的赞同，但他确实反映了专业的科学史学日后的发展趋势。自然科学在近代的迅猛发展使得科学家能够根据自然界中的各类现象总结出不少法则或者是“规律”，依靠这些普适性的原则，人们能够对自然界事物的发展、运行做出整体性的解释。对科学的追求促使学者也希望将这种化约的方法应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当中，其中社会学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与韦伯、马克思并列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史学主要关注的是特殊事件，其目的就不在于得出构成科学操作与科学思想的核心并可以由经验加以证实的普遍陈述，所以不能称之为科学。在涂尔干看来，旨在对人类社会做出普遍性陈述的社会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史学只能为其提供经验性的材料。

受到涂尔干所代表的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影响，史学在20世纪初开始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产生交集。在法国，这主要体现在以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史家身上。尽管年鉴学派史家坚持认为他们不是一个学派，但他们的史撰确实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年鉴学派史家把历史研究的主题从传统的帝王将相的历史扩展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他们那里，史学不再是仅仅关注一个国家上层政治的变化，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也都成为历史书写的主题，这就极大地扩张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其次，受到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这些注重提供一般性、规律性解释的人文学科影响，年鉴学派学者的著作中总是体现出一种对结构性解释的追求。他们抛弃了传统史学按照一定线索进行叙事的做法，转而投入到相对抽象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分析上。例如，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一书中虽然关注的仍旧是政治，但他把研究重心放在了阐释当时封建主与封臣之间错综复杂的身份依附关系，以及法律、政治制度问题上，国王、骑士等历史人物的故事并不是他关注的目标。

对结构性、科学性的追求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研究方法。20世纪中叶，美国史学界利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历史人物编写心理传记，试图通过对他们童年成长经历的分析对人物后来的性格、行为方式做出解释。而关于计量史学，最初只限于让·马尔祖斯基狭义上的定义，即“在国民核算的严格范围内估计全世界的经济量，通过这样的计量确立这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在后来，计量史学的发展逐渐超越了经济学狭小的范畴，史家开始利用数学、统计学的方法对历史上所有可以度量的东西进行分析，进而在历史的偶然性之外找到了一些相对确定的趋势（例如，麦克莱伦就曾试图通过计算不同的社会人获取成功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来对文明的兴衰进行阐释）。

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以电子计算机为工具的计量史学的出现，都使得20世纪的史学在科学化、专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单个历史人物在研究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集体人物无意识的“心态”则越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的成名作《朗克多克的农民》干脆就把个人从叙述中抹去，转而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食物价格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的定量研究。而他本人也曾宣称：“凡是不可量化的历史学，就都不能声称是科学的。”

对客观性、结构性研究的追求使得史学研究在这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唯科学主义的论调。史家在科学化上各方面的尝试最终都走向了较为极端的道路。在心理史学领域，出现了大量生搬硬套弗洛伊德理论强行解释历史人物行为的传记作品。同时，大量统计数据，社会科学的行话、术语的引用使得史学与普通读者之间产生了隔阂。这些概念、术语的滥用除了“会造成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错误外，还会造成貌似正确而实际上错误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不少史家对“结构”等社会学概念并未拥有准确的理解（事实上这些概念本身就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在利用它们进行分析时往往不会得到有价值的结果。而对于计量史学来说，人类社会中无数的非数量的历史变量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影响往往使得计量研究无法得到正确或完整的结果。按照巴勒克拉夫的说法，将计量史学从马尔祖斯基狭义的定义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历史研究领域的尝试不能说完全无用，但是许多计量化的努力不仅没有澄清某些结论，反而由于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史学忽视的那些因素，结果往往使问题复杂化。

到了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起使得整个思想界开始对19世纪以来一直所坚信的现代化、进步主义理念进行反思。量子力学在20世纪的发展使科学家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研究者们发现经典力学的法则无法在这个微观领域适用。在量子力学创立之前，由牛顿、麦克斯韦等人建立起来的力学体系具有连续性、确定性和因果性的特征。科学家根据观察以及大量的实验总结出的法则或规律能够预测事物运动的趋势，同时也能根据规律安排实验得出每一次都相同的结果。人们普遍相信存在着不依赖于观察者的物理实在，这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客观性信念的源泉。然而学者在微观领域的研究中发现，在量子力学的测量过程中，观测仪器与粒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观察者本身会对观察结果产生影响。这就意味着，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客体的本来面目应当在主体—物质手段—客体的相互关系中来理解，人们对自然科学客观性的信仰就这样崩塌了。

既然自然科学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客观性，一直在科学边缘徘徊的史学的客观性自然也要受到质疑。早在20世纪初，索绪尔就指出语言在其符号本身所表达的意义之外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层面的含义。在这之后，福柯继续挖掘语言知识背后的主观因素，他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知识的产生往往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统治者的权力服务，这无疑就消解了现代科学史学引以为豪的客观性。在福柯之后，海登·怀特在结构史学的客观性上更进一步，他跳出了20世纪以来关于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从修辞学与史学的关系入手，将历史叙事归为史家建构的产物。怀特认为，史家在撰史之前会预先构建一套理论，随后再按照这个理论（思路）使用史学的语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历史叙事。在叙事过程中，史家根据自己预先的构想选取不同的叙事策略来表现历史故事。

与史学客观性同时消解的还有历史叙事的整体性。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拒绝传统知识中的过程、连续性和规律，倾向于在断裂、差异之中寻找知识。这种反主流的思想倾向恰好迎合了当代史学专业的发展趋势，大学中靠历史研究谋生的学者纷纷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寻找那些曾经无人问津的主题进行研究，出现了物质文化史、身体史、性别史、表象史、语言社会史、政治文化史等一系列新的文化史研究形式。这种取向在极大地扩展史学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带来了近来学者经常谈到的“碎片化”现象。学者研究的对象越分越细，农村、城市、身体、疾病、图像、自然灾害、人口、教育、风俗、信仰、帮会组织等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然而当学者深入到这些人类社会的微观领域时，不少人没有办法在将具体的研究客体阐述清楚的同时做到像《蒙塔尤》或是《奶酪与蛆虫》那样“以小见大”，根据微观领域的发现来阐明系统性或整体性的历史。这类与总体史、系统性割裂的史学在学者一味求新的思想驱动下变得越发孤立，有的甚至变成了为研究而研究的主题，从而陷入了专业化的囹圄中成为只有资料档案价值而无实际意义的纯象牙塔式研究。

现代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客观性的挑战，以及历史研究中碎片化的发展趋势，都使得史学又回到了20世纪初那个经典的争论之中——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与旧时代不同，这个命题在新时代有了变化。史学再也不能采取费边主义策略，在与自然科学对比时强调历史研究中对移情等主观方面能力的要求，而在与纯粹文学对比时又拿出史料批判规则标榜自己的科学性。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专业化进程中，史家对科学性、客观性的追求抑制了传统的博雅史学所标榜的修辞、艺术特征。然而公众对史学的爱好仍旧与从前一样，还是以艺术性、修辞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为转移。所以爱德华·吉本、麦考莱、大卫·休谟等近代史家中的“业余”人士的著作经久不衰，特里维廉的《英格兰史》甚至在现代还卖出了200万本。

公众对专业史学兴趣的减弱是值得当代所有史家深思的一个问题。尽管19世纪学科建制以来，几乎所有的现代学科都经历了一个逐渐专业化、远离外行认识的过程，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专业史学的研究成果很少能够转化为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创造直接价值。史学研究碎片化的趋向导致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只有知识获取方面的意义，很少能提供其他社会功用。那么，单靠人类对过去知识的好奇是否足够为史学存在的价值辩护呢？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现代的专业史家。笔者还记得在史学理论课上同学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每当遇到这个问题时，老师作为国内历史研究界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总是自嘲地说“学历史没有什么用”，表示自己只是因为兴趣才从事的历史研究。

本专业的学生对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显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乐观的事情，这无疑反映了当代专业史学所处的困难境地。一方面，史学专业化后，“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使得整个历史研究行业有了较为严谨的规范，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尽管遭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挑战，但仍旧是研究者必须遵守的规则。这就使得专业学者无法像古人那样，根据某一特定的立场或目的收集材料，撰写历史。专业标准与同行批评抑制了史家撰写辉格党人历史的冲动，而对修辞水平、艺术性的忽视也使专业史学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这方面史景迁算是一个例外），大众阅读市场逐渐被非专业人士占领，以至于有学者曾在讲座中鼓励史学专业的学生也要努力写出《明朝那些事儿》那样具有极佳可读性，但同时又能够避免史实硬伤的作品。

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当代史学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无论是费雷对政治史的回归，还是夏蒂埃试图用布尔迪厄、艾利阿斯等人的新理论来推动史学走出困境的做法，从整体来看都是对既存的专业史学框架的修正。笔者认为，当代史学想要走出上述困境有赖于史家对史学本身功用理解的加深。史家需要抛弃近代以来养成的进步主义偏见，对中世纪和近代以来的史学进行重新审视，分析历史书写在不同时代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社会功能。只有这样，现代史家才能摆脱专业史学与现代主义思想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真正对史学本身存在的意义进行反思。

本书的写作意在为上述反思提供原料，因而笔者选取了中世纪早期和近代晚期英国的历史编纂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个西方史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时段的英国史学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6世纪至10世纪是以希罗多德、波利比乌斯、塔西佗等为代表的古典史学彻底衰落，基督教会历史写作活动逐渐兴起的时期。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史家攸西比乌斯所开创的教会史写作范式在中世纪早期著名学者比德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英格兰岛上不断发展的本笃修道院中，从基督教复活节期表演化而来的编年记事手段也慢慢成熟。而在阿尔弗雷德大帝执政时期，英国又出现了受苏维托尼乌斯古典传记范式影响的王室人物传记。散文式的历史、编年史以及传记构成了中世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主流的历史撰写体例。

近代以来，史家对中世纪历史长期抱有一种现代主义的偏见，中世纪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被当作粗糙但又有用的史料，修道士历史写作活动本身的价值往往为学者忽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研究者利用现代史学的标准去评判中世纪的史学。在他们看来，中世纪的历史作品在拉丁文水平以及修辞技巧方面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史学有着极大的差距。而在内容方面，编年史按年记事的方式也使他们无法如古典史家那样围绕某个宏大的主题进行叙事，依照年份记录下来的枯燥无味的内容使这些史作在纯粹的艺术成就上远逊于《希波战争史》那样背景宏大、线索明确的著作。

对现代史家来说，中世纪的史著既没有古典史学在叙事、修辞上的优势，也无法像专业史学那般对史料进行严谨的批判。亨利二世、卡佩王朝统治时期的史书中充斥着宗教传说和奇迹故事，是一种极为落后、低级的历史书写形式。尽管这种现代主义偏见随着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而逐渐得到修正，但其对中世纪史学的评价为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反思任务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既然中世纪史学没有可读性，在信息记录的真实性方面也有诸多缺憾，那它为何能够在中世纪存在，并且不断得到发展？换言之，一种在可读性、娱乐性以及真实性上皆存在不足的史学作品，它在中世纪社会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现代史家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史学所面临的困境。

在中世纪早期英国史学之外，19世纪以斯塔布斯、格林等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史家为我们考察西方史学在彻底专业化的前夜的发展情况提供了参考。在18世纪，英国已经出现了像大卫·休谟、爱德华·吉本这类博雅史家。他们将修辞艺术与欧洲传统的古物研究知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造就了《英国史》《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兼具文学性与知识可靠性的史学名著。这些业余史家多出身于富裕的中产或是贵族家庭，成年后也并不以历史研究为生，他们的历史编写活动多以兴趣以及现实目的为导向。大卫·休谟与麦考莱皆是18、19世纪英国政治斗争的参与者，他们撰史都是为了对英国混合君主立宪制度的形成做出相应的解释，从而达到与政敌抢夺宪法解释权，以支持自己政治见解的目的。而像爱德华·吉本等人则属于纯粹的历史文艺爱好者，他们的史作是有闲阶级兴趣的产物。

相较于同一时期欧洲大陆的学术研究活动，19世纪的英国史学延续了罗伯逊、吉本等人留下来的业余史学传统。当时的英国，史学仍旧属于文学的一个分支，是贵族接受博雅教育必须学习的科目。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史家对科学史学没有多大兴趣，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中并没有开设专业的历史学课程（没有近代史，只有作为熏陶式教育的古典历史）。按照汤普森的说法，在写史时“每位作家都按照自己的党派和宗教信条，运用他那极端严格的、贵族的或道德的标准”。在这种业余史学流行的氛围中，由斯塔布斯、弗里曼、格林组成的牛津学派也同样呈现出业余史学与专业史学混杂的特征。在这三个人当中，斯塔布斯主教将德国那种严谨、科学的史料批判技术应用到中世纪档案研究中，编撰了《档案丛书》这本优秀的史料集，为后世中世纪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他的《英国宪政史》篇幅之宏大，论述之精辟，开英国宪政史研究之先河。相较于斯塔布斯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专业素质，弗里曼与格林身上有更多的业余史学的特征。弗里曼极为讨厌原始文档，也没有斯塔布斯那样钻研档案、考证各种古代语言资料的能力，但他那渊博的学识与超人的智慧使他很好地驾驭了诺曼征服英格兰这段时期的历史。而牛津学派另一位史家格林的名声，则多来自于他那本从底层民众的视角评述历史发展的《英国人民史》。

从牛津学派这几位史家身上，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科学史家的冲动与业余史家治史的兴趣。对档案文献等第一手资料的批判考订并没有使斯塔布斯变成一位做着枯燥乏味工作的古物学家，他将这些档案编纂的成果运用到了与英国国家命运有关的宏大命题——宪政制度的形成上。弗里曼将诺曼征服这一英国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动作为研究主题。格林则另辟蹊径，从底层民众的角度来阐述历史，《英国人民史》在出版后立即受到读者的追捧，成为继麦考莱《英国史》之后又一畅销史书。

牛津学派的几位史家虽然在撰史风格、研究主题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写史所关注的都是较为宏大的主题。无论是宪制的发展，还是诺曼征服对英格兰民族的影响，抑或是英国底层民众的历史，它们都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当19世纪英国逐渐开始政治民主化进程，普通民众开始赢得选举权时，新晋的选民们在格林的史作中发现了自己的历史。这种撰史主题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焦点问题的结合毫无疑问就是克罗齐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本真含义。史家在撰史的时候需要寻找意义，而这个“意义”不能只是学术界研究领域的新意。探索一块无人研究的领域固然是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了贡献，但现在专业史学研究碎片化与存在意义的危机已经向我们表明，支离破碎的研究本身并不产生意义。笔者认为，像斯塔布斯那样在缜密的档案研究基础上利用历史叙事对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做出解释的行为或许能够为今天的史家提供一些反思。

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第二章由孙逸凡执笔，第三章、第四章由刘永志执笔，第五、第六、第七章由肖杰执笔，第八章由肖晓丹执笔，相互修改润色。

作为对中世纪至近代英国史学研究探索的一次微观展示，这部拙作如果能为广大史学研究者和史学爱好者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我们便不胜荣幸。由于才疏学浅，加之时间仓促，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