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试图确定欧洲在当代世界的位置之际，没有任何时代比18世纪更富启发性。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看待其他文明，自然会有“种族中心”的倾向。透过许多例子，这一点便可被轻易揭露并证明，尤其是在一个似乎将全球意识、多元文化认同或活跃的世界伦理等概念廉价地视为无关紧要的突发观念的时代。如果我们都算是世界公民的话，那么两百年前那些未受任何电视报道、远途旅游和网络传输之惠而想成为世界公民的人的努力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看来也似乎如此。不过，这类当代的自大心态却是时代错置，正好缺少了原本以为在启蒙人士身上所欠缺之物——理解“陌生”时代和文化的特性。从某些方面来看，18世纪对我们来说正是陌生的。在适当理解或介绍非欧洲文明上，从那个世纪到我们这个世纪之间，并没有任何持续的进展，反而只见到长期丑化非西方的世界。透过各种主流的“主义”，这点便可一目了然，诸如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爱德华·萨义德二十年前又补上了一个东方主义。这些倾向和态度出现在1800年左右那极具关键性的“分水岭时代”，若要断言这个时代已完全被跨越，当然是过于轻率。

对18世纪的学者和文人而言，研究及认知“理解”——这个词语我借自恩斯特·舒林的名著《黑格尔与兰克对东方的世界史理解》——非欧洲文明，并不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和虚荣的自夸行为。因为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德国和意大利的启蒙人士所在意的“人类科学”跨出了欧洲，所谓的美洲与南太平洋野人、亚洲的蛮族与文明人，都受到造访、描述和评论。亚洲不再是个异国风味的配料，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体验世界的中心地带。这种普遍并具有比较性质的人类科学伴随着大众对各类亚洲事物的广泛兴趣，在18世纪最后四十年中达到了发展高峰。就在世纪更迭前夕，对东方语言、文学及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业化阶段。然而，法国文化史学家雷蒙·施瓦布所称的“东方文艺复兴”，却从未成为影响深远的教育力量。波斯文、梵文或中文仍无法打破古希腊罗马及古典语言在19世纪意识中所占据的人文主导地位。东方文艺复兴产生了东方学科。不过，由于亚洲研究只留给了语言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负担遂告减轻。这种世界性的人类科学退让给许多个别学科，而现代欧洲则成为这些学科的共同重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最近。

18世纪的亚洲去魔化，一如整个世界的去魔化，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矛盾价值的变化过程。一方面，去魔化意味着丧失了前现代多样性的思想宝库，一种美学经验的溃败，一种“让生动鲜明的概念蒸发成一种模式，亦即将图像化为概念的”（尼采）能力的胜利。有秩序的世界才可加以支配。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或者说后现代的感性经验，一直在反抗这一点。亚洲的再度魔化，特别是充满古神话的印度，在1800年后也并未让人久等。如果今天某人认为“陌生国度”还不够陌生、缤纷和具有异国风味的话，便以各种疏离的方式来满足需求：其极致就是“新纪元运动”对西藏深邃哲理所存的各种幻想，但那和真实的亚洲并无太大关联。而另一方面，去魔化意味着一种理性的胜利。只要不再相信女巫会飞，就不会去焚烧她们，最后也就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女巫”。亚洲的去魔化剥除了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各种宗教和文化源头的大陆的光芒，也剥掉了它的魔力。在短时间内，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或中国人成了欧洲人的远邻，尽管存在许多明显的种族差异和沟通难题，彼此却仍可进行一场几乎未被扭曲的对话。不过，19世纪初期种族主义——仿佛就是能为人着想的浪漫主义的阴险双胞胎兄弟——出现后，却毁掉了这个机会。

这本书的主角就是那些哲人，不管是在旅途中还是在书桌前伏案写下游记，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清楚看见去魔化的矛盾心理，他们也试着将不同文化间持续不断的和谐与冲突，拼凑成一种合理的关系。这些人包括让·夏尔丹、伏尔泰、亚当·弗格森、爱德华·吉本、卡斯腾·尼布尔、亚历山大·罗素、亚布拉罕-杨金特·安奎特-杜培宏、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及其他人。狄德罗、乔治·弗斯特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则隐身幕后，我们只能猜测出他们大概会写下哪些有关亚洲的文字。我很愿意介绍几乎默默无名或完全消失的作者，借此扩充启蒙运动时代哲人的名单。然而，本书绝非一本致力于完备18世纪欧洲人所撰著之亚洲文献的百科全书，这尚需更多的精力与篇幅，而且最后可能只会成为一本史料汇编。另外，很可惜我无法详列所有参考过的研究文献，至于“理论”则隐匿在书中。我也不得不放弃原本在书中要处理撰述的有关亚洲的宗教、法治体系和语言。外文引述基本上会加以翻译，但在个别例子中，由于原文重要或颇为迷人，我则保留下来。至于亚洲语言的人名，我采用简化的拼音方式。

我要感谢这项研究所倚赖之藏书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大英图书馆、伦敦图书馆、东方暨非洲研究学院图书馆-马斯登藏书、慕尼黑及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弗莱堡大学图书馆。多年来，朋友与同事给我提供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书目上的帮助，在此，我无法一一致谢。不过，那些试图帮我这个政治及经济史学家了解文化研究的朋友，则要好好记上一笔。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伦敦和斯蒂格·福斯特、保罗·卢夫特、雷金娜·舒尔特及彼得·马歇尔初步谈到这个题目。后来在弗莱堡，我受教于威廉·亨尼斯，发现了至今难以想象的政治学世界。恩斯特·舒林为我打开了史料史和回归史学之路。和伏尔克·莱歇特共同编辑“古文献中的异国文化”系列，则成为我几年来灵感的来源。如果不是学术讲座邀我到柏林客座一年，零星的研究也绝不可能汇集成册，我在那里完成本书初稿。我由衷感谢，特别是于尔根·科卡和那个杰出讲座的所有工作人员。从我1996年及1997年的同侪身上，我总能获益良多。我谨将此书献给达素彬，感谢这位近代中国及中亚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