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圣化与被妖魔化的金融

在推进经济社会演进、成就了数不胜数的财富传奇的同时，金融也带来了诸如高杠杆、市场泡沫、金融危机等问题。在人类社会的经典叙事里，金融经常和贪婪、欺骗、骄奢、邪恶等联系在一起。虽然千百年来，金融的本质没有改变过，但人们对金融的认知乃至对金融的态度，却一直在周期性地摇摆着。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最优秀的年轻人，被金融机构的高薪和成就感所吸引，成群结队地涌向华尔街、伦敦城、中环、金融街或是陆家嘴——2016年，美国哈佛大学18%的本科毕业生和28%的MBA毕业生选择在金融行业工作。（Mihir Desai，2017）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听到类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在1984年发出的告诫，“我们正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年轻人中的精英，投入到远离商品和服务生产的金融行业中。（金融活动）只为社会生产力带来了和个人回报不成比例的贡献。”甚至，人们很轻率地就能把金融活动划归为“寻租活动”（rent-seeking activities）。

金融能创造价值吗？在最近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将矛头直接指向金融体系本身：“我希望有人能够给我哪怕只是一点点不带主观色彩和中立的证据，证明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金融创新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他对金融创新还有另外一个著名批评——他认为，最近几十年种类庞杂的各类金融创新中唯一有价值的是自动提款机（ATM）。同样，英格兰银行前行长墨尔文·金（Melvyn King）在2016年出版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强烈批评危机爆发前金融机构通过低息借款增加杠杆，去追逐价格持续上涨的金融资产，以谋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这些通过疯狂地扩张资产负债表来获取货币收入的“金融炼金术”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暴露，非但并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资金上的支持，所形成的金融风险甚至还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大幅下行。

对金融认知方面的种种矛盾和纠结，同样也频频出现在现代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的建设。金融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下财政的简单附庸形象，不断发展起来。中国金融体系为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现年均近40%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提供了大量资金。这段时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一个国际上常用的用来衡量金融规模和重要性的指标——从1978年的2.1%增加到2018年的7.7%。中国这个指标的取值水平在2016年第一季度末达到峰值9.5%。中国目前金融业的GDP占比已经超过美国1870至2010这140年平均水平的6%，甚至高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的7.6%的水平。根据2017年省际层面的数据，上海和北京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都超过16.5%（上海是17.4%，北京为16.6%），高于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和香港的水平——这三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都在14%左右。中国A股市场上3500多家上市公司中金融机构并不多，而且利润构成主要以上市的30多家商业银行为主。2018年A股所有上市公司的税后利润总额为36774亿元，为数不多的上市金融企业贡献了其中的17719亿元，占到整个A股上市公司利润的48.2%。

金融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却不断观察到金融让人不堪的另一面：林林总总的金融创新给金融行业带来高利润，但金融中介的成本却始终降不下来，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乏力这一痼疾一直被诟病着。“融资难”“融资贵”“为富不仁”“钱空转”等是人们轻易就能给现代中国金融贴上的标签；在获取公众极大关注度的同时，关于金融机构或是金融市场的种种调侃之词屡屡出现在现代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当我们这个时代大量优秀的年轻人选择学习经济和金融以便于未来投身于金融业时，社会开始表达各种各样的担忧。事实上，人们倾向于形成一种认知：当一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和最优秀的人力资本被花费在“不创造价值”的活动上，是对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

这种对金融的矛盾态度是否与我们对金融认知存在的一系列误区有关？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无疑在经济社会生活和推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但我们真的了解金融吗？金融流光溢彩的表象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本质？如果把景象万千的金融世界理解成一幅大的拼图，我们是否找到了构成这个拼图的所有模块？我们是否理解把这些模块拼在一起的合理的内在逻辑？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两位金融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G.Rajan）和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在2003年合著的《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说，“金融市场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们批评最多，但了解最少的一个部分。”12年后，在经历了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时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路易吉·津加莱斯在2015年的美国金融学会年会的主旨演讲中引经据典，进一步表达了对当今金融体系的担忧（Zingales，2015）：

“《经济学人》杂志57%的读者都不认同如下叙述：金融创新有助于经济增长！……在一项抽样调查中，美国48%的成年人认为金融创新事实上伤害了美国经济……对于金融的作用，金融专业人士和圈外人士在认知上存在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足以摧毁构建一个良好运行的金融体系所需要的政治合理性。”

对金融的质疑不仅存在于以知识精英和专业人士为主的《经济学人》杂志的读者群，也广泛存在于社会大众中，而且由来已久。理查德·基尔和朱丽叶·罗伯茨主演的《漂亮女人》（Pretty Woman，又译为《麻雀变凤凰》）1990年上映之后，大受欢迎，是近30年最成功也最受欢迎的浪漫电影之一。影片中，理查德·基尔扮演事业有成、专职企业收购与兼并的投资银行家爱德华，外表光鲜亮丽内心却始终不快乐。爱德华在洛杉矶出差期间邂逅了站街女薇薇安（朱丽叶·罗伯茨饰演），展开一段浪漫爱情。当然，影片最终没有脱离好莱坞电影大团圆的结局（这不是我在这里讨论的重点），最终麻雀变凤凰，两人修成正果。有趣的一点是，在两人交往过程中，薇薇安的单纯和善良不断地唤起爱德华对自身价值的审视（对金融价值的审视），“薇薇安，我买企业，然后把它分成若干部分，再卖出去；我不生产机器，不生产食品，我不创造任何东西！”“呃，也不完全对，你创造钱！”至此，影片给大众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救赎谁？

金融真的不创造价值吗？不是所有的金融学者都秉持如此负面的立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在其著作《金融与好的社会》（Finance and Good Society）中说过：

“我必须郑重指出，金融绝对不是我们社会的蛀虫，恰恰相反，金融是我们社会能够用来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福利水平最有力的工具。”

“我们需要更多的金融创新，绝不是更少的金融创新；金融应该更活跃地帮助我们的社会实现其应该实现的目标。”

不论秉持什么样的立场，我们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一个活跃、有效、充满流动性的金融体系确实能让经济高速发展，让创新不断涌现，通过创造财富提升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准。就此而论，金融是创造价值的！我们批评金融或金融市场，主要原因在于某些金融工具、金融创新或金融发展其实并没有给社会经济带来福祉，相反，它们带来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汇聚和金融危机，带来更加不平等、不包容的经济发展。

抛开情绪的宣泄和声色俱厉的一面倒的指责，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在于争辩金融是否有用、是否创造价值。我们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并建设能够真正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实现发展更为均衡和包容的金融。不需要担心国家最优秀的年轻人去学习或从事金融，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前赴后继、殚精竭虑去做的是不是不创造价值的坏金融。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提出并认真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金融才是我们需要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