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无限膨胀的碎片

应该承认，后新时期先锋文本的文体解构状态是文本语言不断发展的动态结果。由于语言的不断扩张使传统小说文体模式再也难以容纳语言的无限膨胀，于是文体走向了它的极致状态，即文体解构状态。

20世纪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之一就是在文学作品之中解放了语言，尤其是由于现代语言哲学的诞生。人们称20世纪是一个语言的世纪，于是就有了回到语言就是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声。所以不关注语言我们就无法判断这个世纪，更无法解释这个世纪的文学。可以说中国新时期小说语言开拓的发端者是王蒙，他在《布礼》《蝴蝶》《春之声》等一系列小说中以一种有悖于传统语言形态的语言表露出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感觉与情绪，使人们发现了语言的独立性。但很显然，在这里语言还是作为形式为内容服务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次小小的开拓，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很多人都觉得小说已经写得不怎么像小说了，这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语言对传统小说文体模式的第一次触动。然而语言探索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小说语言的革新更赋予了小说文体新的内涵。在莫言、马原那里，人们早已不满足于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们要求作家把故事讲得更像故事，这无疑又是语言问题。莫言的文本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语言的张力。他把个性的感觉诉诸文本语言之中，使文本的语义构成自然与日常规范的语言表达所呈现的世界有了差别，从而达到了艺术的更新经验的陌生化效果。这无疑是语言对传统小说文体模式的再一次冲击。如果莫言叙述故事所造成的语言张力还能透出缕缕情感的余温，那么在以后的余华等人的文本之中，语言则呈现出一种情感的零度状态。作家已完全被排斥在文本之外，而让文本自己诉说。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叙述，这里的语言已不具备传统小说文体中的高雅面孔，文本语言变成了语言的碎片。这在无形中又构成了对传统小说文体模式的又一次致命的冲击。然而语言的情感零度并不等于意义的零度，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具有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过，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⁸⁾由此可见，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一体两面，而忽略了这一性质必将导致语言的狂欢。至于后新时期先锋文本的出现，则正是语言狂欢的必然结果。在孙甘露等人的文本中，文本语言不断地拆毁、破坏自身的意义，破坏了所有语词的所指对象。正因为如此，人们充分感受到了语言对自身剥离之后的无所作为。人们只能虚妄地放弃理性思维，让无意识自然流出，直接呈现于文本之中。反过来对于文本的解释也并不求得意义的完整统一，而只能是非统一的无限差异。先锋文本的代表作家吕新说：“我喜欢形容词，就像有些人不喜欢形容词一样。我还习惯把动词作为名词来用，把名词作为动词用。大量的定语的运用使我的语言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装饰效果。”⁽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在先锋作家的笔下成了被欲望支配的游戏对象。游戏造成的强烈的装饰效果使作家获得了语言的快感，这种快感则是以意义的丧失作为沉重代价的。

纵观新时期乃至后新时期小说语言的膨胀过程，我们看到语言不断地将文本推向极端，使文本语言的话语方式、小说文体按照语言的逻辑不断地走向极点。正是由于语言的无限膨胀，语言的能指完全脱离了所指，使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再也无法承受语言能指与所指分离所造成的文体张力的破碎，从而进入一种非小说的文体解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