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锋文本对传统文体理论及观念的挑战

被学者们所广泛关注的中国当代先锋文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已经渐趋没落了。然而它带给我们的遗憾与思索不仅是思想意识、情感道德方面的启示，更在于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¹⁾。以至于当先锋文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颇具传统思想和文体观念的编辑们感到很疑惑：这是小说吗？于是从1987年开始《收获》等杂志在目录中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栏目之外又设立了实验文体的栏目。从此以后，孙甘露、叶兆言、格非、余华等先锋作家纷纷走向文坛，传统的文体模式也从此开始被打破。以传统的文体观念来关注这些文本已成为一种虚妄，以至于评论家惊呼许多的后现代先锋作品期待传统理论的解答几乎是不可能了⁽²⁾。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所谓的实验文体吧。

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和风格，其特征是无选择技法、无中心意义主题、无完整的乃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意义的中心完全被这种叙述过程打破散发到文本的边缘地带，对历史的表现成为某种再现甚至戏拟。⁽³⁾这是评论家王宁对实验文体的概括。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孙甘露的文本。一些评论家这样以为：孙甘露的文本叙事拒绝追踪语法的历史构成⁽⁴⁾，他的故事没有起源，也没有发展，当然也没有结果。叙述不过是一次话语的放任自流的自律反应系列而已⁽⁵⁾。他文本中的人物也是零散的、象征性的、符号性的、不确定性的，文本所揭示的表层意义的环境也不知所云。

余华的文本则在叙事编码方面走得更远。最典型的是他的《世事如烟》，把一些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实强加拼凑在一起。人物的姓名均由阿拉伯数字的顺序担当，从而使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之中。结构上纯然就是关于虚构的虚构。这一倾向的文体在中国古今的文本中也是罕见的。

格非语言的颠覆性在先锋作家中最为明显，符号化的倾向更为强烈。由于深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他对利用情节套住情节的手法也比较喜欢，往往以一个次要情节引出主要情节，而情节间的关系又极为荒谬，有些所谓的情节往往以假乱真，幻想与现实相杂糅，以至于真实的地名、人名常常故意弄错。

显然，用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的人物、情节、环境等诸要素去界定这些先锋文本已不太可能。先锋文本语言叙事的能指化、人物的符号化、不定的文本意义、断裂的叙事情节从文体上讲已构成了对传统文体理论及观念的挑战。至此，正如有的论者所述，新时期小说在跨出它的内容革新和技术革新的步子之后，又在走向一种文体革新。⁽⁶⁾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很难涵盖后现代的先锋文本，因为这些先锋文本对传统的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解构一词的引入源于西方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一种有悖于传统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学思潮。无论在五六十年代至今的西方还是在中国的后新时期，都被一些学者们传诵和运用着。解构主义的伟力不仅在于它对西方从古希腊至尼采的整个形而上学传统进行怀疑和超越，而且在于它为我们考察各种现象和本质，包括文学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方式。由此我们尝试着将解构主义引入文体领域，期待着以文体为本位对后现代先锋文本实验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解读。解构是一种客体的存在状态，客体自身的存在包含着自身的分解和毁灭，也是认识主体观照客体的一种方法论。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于1967年所撰的三部奠基性著作《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和《声音与现象》都能体现出解构主义对西方传统模式的基本的批判态度。解构主义者承认所有的语言意义及文本意义都是境域性和差异性的，并且境域性和差异性处于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中，因而使语言和文本本质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既然文本是文体的具体呈现，文本又是由语言构成，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文体同样具有境域性和差异性，文体意义也同样存在一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解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文体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解构状态只不过隐蔽得更加充分，而先锋文体则暴露得更加具体而已。因此，文体意义与语言意义和文本意义一样都时常难以通过可信的解读来加以准确地描绘。一种文本之所以不能准确、唯一地划入某种文体之中，这就说明文体与语言和文本一样具有不可化约和不断增生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动态的、差异的区一体、非稳定性的文体解构不同于静态的、共时的和稳定的文体模式，而更能解释这一多样性现象。文体解构就其本质意义来讲，就是指文体早已在无论是否知道的情况下消解了它的基础，以此使文体赖以屹立的基础化为消解状态。文体解构不是拆散文体结构，而是指出它本身早已自行拆除了文体结构。下面我们以孙甘露的文本《信使之函》为例加以具体的阐述。《信使之函》中，上帝因为听力有问题，耳语城对他来说可能不存在，也可能存在。叙述只是成了一种先决的条件，一种能指的游戏，因为到头来只是一场意义和叙事的虚无。文本中的人物也是叙述人，仅仅具有转换视角的作用。文本不是以叙述人为中心建立话语秩序，而是打破话语的习惯中心扰乱了话语可能构成的秩序。不仅如此，作为叙述被表现之物的耳语城与叙事的本身也构成了尖锐的矛盾。耳语城在叙事起源意义上的语言匮乏使文本意义具有不定性，因此使文本所反映的文体特征呈现一片模糊的形式。文本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文体模式而成为一种文体解构状态。在孙甘露的其他文本如《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文体的解构状态也较为明显，其他先锋作家文本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呈现这一状态。为了解读这一状态，一些评论家不得不承认当代理论也不约而同在进行一场拆除深度模式的工作⁽⁷⁾。因此，文体解构无疑已构成了先锋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先锋文本的一种存在状态。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大多数先锋文本的文体解构状态往往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人为的因素，而实质上也只有通过这种人为的因素先锋文本的解构状态才表现得更加充分。不仅如此，在先锋文本的群体之中，也并非所有的文本都如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等文本那样，整个文本都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文体的解构状态。比如，有的文本就是单独从语言入手来逐渐完成对传统文体的解构；有的则是从叙述、情节、主题等不同的侧面呈现出文体的解构状态。下文将从主要的三个方面，即语言、叙述、情节上来分别具体地阐述传统的小说文体是如何被先锋文本所解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