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盐官机构的设置与盐权博弈 ⁽¹⁾

裴一璞⁽²⁾

自西汉盐铁官营以来，食盐便一直是统治者重点控制的民生资源之一，“盐为食用之品，无论贫富在所必需。人人皆当食盐，即人人皆负纳税之责，故税之普遍者莫如盐矣”⁽³⁾，由此设置了众多相应的盐官机构，以实现对盐利的最大化占有。唐代四川始有“井课”之名，即官方专对井盐而置。⁽⁴⁾宋承唐制，设置井、监管理四川盐业：“大为监、小为井，监则置官，井则募土民或役衙前主之。”⁽⁵⁾以往的研究多重视盐官职能分析，而对四川盐官设置的层级分布与盐权的博弈过程少有探讨，今试予以论述。

一、宋代四川盐官机构的设置

（一）四川区、路级盐官机构设置

1．四川总领财赋所

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因宋金战争之需，于四川大区设置四川总领财赋所。总领“掌措置移运应办诸军钱粮，以朝臣充”，时张浚“出使川、陕，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置所系衔，总领名官自此始”。四川总领所专一掌管全川四路财赋，包括盐课征收及管理。⁽⁶⁾

2．四川诸路转运使司

宋代管辖盐业的路级机构首推诸路转运使司，转运使司亦称漕司，作为路级财赋最高管理机构，“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⁷⁾。四川盐业由转运使司统而管理，且掌握盐课越高地位越重。如夔州路在四川为食盐丰产区，“夔路郡守、监司、帅臣皆在三路之下，独漕为八监司之最，盖专一路盐利故也”⁽⁸⁾。

3．四川提举茶盐司

徽宗政和中，为分转运使司所辖盐权，置提举茶盐司。提举茶盐司“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国用”。先于“江、淮、荆、浙六路共置一员”，既而“诸路皆置”，四川名“管勾措置盐事官”。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罢“夔、梓、成都路管勾措置盐事官”⁽⁹⁾。高宗建炎后，于诸路“通置提举常平茶盐司”；绍兴十五年（1145年），诸路提举茶盐官又改为提举常平茶盐公事。⁽¹⁰⁾四川诸路盐区以“宪臣兼领”⁽¹¹⁾。朝廷允许“如四川无茶盐去处，仍以提刑兼充，主管官改充常平司干办公事”⁽¹²⁾。

（二）四川州、县级盐官机构设置

1．四川盐井、监

宋代四川州、县盐官主要为监、井，形成了以监领井的管理体制。川盐区主要大井一般由监直接管理，“凡课利所入，日具数以申于州”⁽¹³⁾。监可分为州级与县级两类，知监一般由当地知州（县）兼任，管理下属盐井。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朝廷下诏：“自今产盐去处，知县兼监主管盐场。”⁽¹⁴⁾四川所置盐监分布如下：

邛州，蒲江县有金釜井，置盐井监。⁽¹⁵⁾

隆州（陵州、隆州、陵井监、仙井监），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仁寿县有陵井，相传为东汉张道陵所开，置陵井监。⁽¹⁶⁾政和三年（1113年），为避张道陵之讳，改为仙井监，“皇朝不欲斥天师名，故改陵井为仙井”⁽¹⁷⁾。

梓州（潼川府）：郪县置有富国监，“本郪县富国镇新井盐场”，宋“置监领其事，去府九十里” ⁽¹⁸⁾。

泸州：有盐监二。熙宁八年（1075年），夷人献纳长宁等10州土地，隶淯井，置淯井监，在州西南263里；州西70里有南井，置南井监。⁽¹⁹⁾

富顺监：以境有“富世咸井”为名。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以其地置富义监；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改为富顺监。⁽²⁰⁾

夔州，州治奉节县产盐，宋初置永安监。⁽²¹⁾

黔州（绍庆府），彭水县有盐泉，在伏牛山，“山左右有盐井，州人置灶煮以充用”，后官府置“左、右监官收其课”⁽²²⁾。

云安军：太祖开宝六年（973年）以夔州云安县升建军，在县北置云安盐监。⁽²³⁾

荣州（绍熙府）：荣德县境有公井，置公井监。⁽²⁴⁾

大宁监：本夔州大昌县前镇（今前河乡门洞）煎盐之所，境内“溪南山岭峭壁之中，有咸泉涌出，土人以竹引泉，置镬煮盐”。开宝六年，置大宁监，“以收课利”⁽²⁵⁾。

涪州：在武龙县北35里有白马津盐场，置监官。⁽²⁶⁾

万州：南浦县有渔阳井，淳熙十一年（1184年），专置万州南浦县渔阳盐井监官一员，“初以主簿兼监，于是始专置官”⁽²⁷⁾。

宋代井为监的下属，“井灶听人民自办，由官监煮并任商民运往旁地贩卖，输以课利，所谓课者自井出之”⁽²⁸⁾。盐井因其为数众多，难以统计各监所辖井数，仅能略举几例。如宋初富顺监“管盐井大小六井，岁出盐货三十余万贯”⁽²⁹⁾。梓州富国监管辖通泉、飞鸟等盐井。⁽³⁰⁾神宗元丰年间，夔州路共置三监，下辖盐井十四。⁽³¹⁾高宗时，大宁监下辖大宁一盐井⁽³²⁾，陵井监下辖官井五口。⁽³³⁾另四川盐井兴废无常，监辖井的情况也是不固定的。神宗时成都府路陵井监下辖17盐井⁽³⁴⁾，至徽宗时达到28井。⁽³⁵⁾绍兴二年（1132年），四川产盐州“凡四川二十州，四千九百余井”⁽³⁶⁾，这些盐井部分为监所辖，不设监的地区则由府、州、县直接管理。

2．四川盐场

宋代四川盐区除监、井外，还有场的设置。盐场自唐代便已出现，全国置“四场十监、十三巡院”⁽³⁷⁾，当时场的地位要高于监。宋代场的地位则比唐代低许多，从涪州武龙县有白马津盐场，置有监官看，场的地位与作用等同于监。⁽³⁸⁾元丰四年（1081年），以“陵井监之井研宜专置场，差监管”，遂建井研场。⁽³⁹⁾可见场、监是对等的。另，梓州（潼川府）在郪县置有富国监，“本郪县富国镇新井盐场”，后“置监领其事”，属于由场转监。⁽⁴⁰⁾据元丰四年夔路转运使王宗望的建言“其余州县盐井少处，就差税务官兼，无税务处委令佐置场”，可见场的地位要远高于井。⁽⁴¹⁾另据淳熙六年（1179年）“四路产盐三十州，现管盐井二千三百七十五井、四百五场”看，井在场的管辖之下。⁽⁴²⁾

宋代四川置盐场的地区除涪州、陵井监、梓州（潼川府）外，还有如下地区：达州通明县有宣汉井场，“地里名长腰，咸源在大江龙骨石窟中涌出”⁽⁴³⁾。云安县有章井一盐场。⁽⁴⁴⁾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忠州共有盐井三场。⁽⁴⁵⁾哲宗元祐间，利州路因“卓筒盐井以济困穷，赖其课入，可助本路之用”，在兴州青阳镇置铜锡场盐官。⁽⁴⁶⁾

二、宋代四川盐官层级盐权博弈

宋代四川盐业作为官方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课税的上缴、贡赋的筹措、官吏的俸禄、军队的粮饷等各方面支出都要仰仗食盐，所谓“益、梓、利、夔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甚至“井源或发或微，而责课如旧，任事者多务增课为功”⁽⁴⁷⁾。为了达到对井盐利税的争夺，各级盐官通过手中的权力展开博弈，以实现对四川井盐的最大化控制与占有。

（一）四川总领所与州、县

高宗时，设置四川总领财赋所，成为全川四路最高财税管理机构，使州、县所属盐权皆被侵夺。建炎二年（1128年），四川30个州“岁产盐约六千四百余万斤，后隶总领财赋所赡军”⁽⁴⁸⁾。成都府、潼川府、利州三路官井，“旧法令人承煎”，曾一度由州、县官督民办，定期上缴课税。建炎间，三路盐税成为总领所侵夺的对象，“总领所己依官田法召人投买，得钱数十万缗”⁽⁴⁹⁾。至绍兴末，四川总领所征收盐课已高达“三百七十五万缗”。虽朝廷下诏蠲减，但总领所不肯削减盐权，总会采取各种方法规避，故“今计司所取钱，犹有无艺者”⁽⁵⁰⁾。绍兴末，大宁监“岁产盐二百五十余万斤，计值九万余缗，亦隶总领所”⁽⁵¹⁾。同期，长宁军淯井盐40余万斤，亦被总领所侵夺部分盐利，“岁取其赢五万余缗为军食之用”⁽⁵²⁾。

淳熙三年（1176年），邛州蒲江县盐井岁欠盐课130余万缗，朝廷命四川总领所“遣官核其事”，总领所借机将当地盐权收归己有，“总所自榷，州不与焉”⁽⁵³⁾。淳熙六年（1179年），朝廷下诏“蠲免盐、酒重课”，但四川总领所“所减虚额钱，至今遇闰月则不减，谓之加闰”，每年仅“加闰钱”即有两万缗。⁽⁵⁴⁾

宁宗开禧间，隆州井研县有陵井监，“邑既近监，而掌监者岁以官盐数万赋于民”，总领所见盐利丰厚夺其盐税权，“自绍兴以来监泉之货易者，邑民具算以补乏，而每岁总赋者始征之”⁽⁵⁵⁾。

从四川的盐产性质来看，政府直接掌握的官盐销售所得大部分供地方官府使用，小部分缴至总领所；卓筒井所产引盐则要全部上缴至总领所。从官、引盐的分布来看，夔州路完全是官盐的市场，其他三路则主要是引盐市场，因此引盐在四川的重要性要超过官盐。⁽⁵⁶⁾由此可知：四川食盐的利税大部分被主管四川军需的总领占有。

（二）四川总领所与四川宣抚使司

四川总领所因握有丰厚的盐税权，在侵夺州、县盐权的同时也成为上级官府侵夺的对象。如同期，四川宣抚使司便利用权力侵夺总领所盐权。宣抚使“不常置，掌宣布威灵、抚绥边境及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高宗时，以张浚知枢密院事，宣抚四川，始为常置。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虞允文以知枢密院事充四川宣抚使；五年（1169年），王炎除四川宣抚使，依旧参知政事。⁽⁵⁷⁾宣抚使一般由朝廷重臣充任，成为四川盐业最高管辖机构。因四川总领所受宣抚使司制约，只得将手中的盐权部分让出。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朝廷针对四川宣抚司侵夺总领所盐权的现状，“诏四川盐井专隶总所”，然宣抚使安丙借口“防秋借此以助军兴，乃复夺之”⁽⁵⁸⁾。

（三）四川总领所与四川制置使司

除宣抚使司外，四川制置使司也加入了对盐权的争夺。制置使“掌本路诸州军马屯防扞御，多以安抚大使兼之，亦以统兵马官充；地重秩高者加制置大使”。建炎元年（1127年），诏令“安抚使、发运、监司、州军官，并听制置司节制”，又“及许便宜，权之要重，拟于朝迁”，使制置使“其权略视宣抚司”⁽⁵⁹⁾。四川总领所同样受其制约。建炎间，四川制置大使司以军兴之需争夺总领所盐权，总领所只得将所管井盐进行投买，“大使司以为未及价，复卖之，又得钱百万缗，入制司激赏库”。总领王子益以大使司强增盐课“以为失信，檄止之”。而大使司却早有应对之策，“以总计所负制司广惠仓米三十万石，言之于朝”，由此得到了朝廷支持，“子益议遂格”⁽⁶⁰⁾。

淳熙十四年（1187年），臣僚言“长宁岁计独抑盐井”，请“下制置司措置”，可知制置司已拥有蜀盐管辖权。⁽⁶¹⁾嘉定初，四川制置使郑损“强愎自用”，又欲“增总领所盐课，取旧贷军费”；长宁军“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淯井盐利，来者往往因以自封殖”，而制置“司又榷入其半”，可见制置使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四川盐权的占有较为随意。⁽⁶²⁾

（四）四川诸路转运使司与州、县

四川诸路转运使因权限在宣抚使、制置使、总领之下，便向下侵夺州、县的盐权。元祐中，夔路转运司因“大宁井盐为利博，前议者辄储其半供公上，余鬻于民，使先输钱，盐不足给，民以病告”⁽⁶³⁾。高宗时，隆州有仙井监，因其产盐丰厚，被成都府路转运司占有，“仙井岁产盐二百余万斤，隶转运司”⁽⁶⁴⁾。淳熙十一年（1184年），四川总领杨辅变革盐法，大宁监盐权被转运司占有，“归之漕司，监不复与”⁽⁶⁵⁾。新盐法规定地方州、县级盐井由转运使司统一管理，所得盐利定期上缴四川总领所，原先监的管理权被进一步剥夺。淳熙年间，富顺监原用部分盐利兴办监学，“监旧以盐移赡遂宁生徒”，后为转运司所占有。当时富顺监盐课“岁为镪八十万缗”，而监学“公养不丰”，时任知监郭知达“请于漕台”，方争回部分盐利，“俾归之监学，自是岁获二十三万五千（缗）”⁽⁶⁶⁾。

（五）四川州、县之间

在四川州、县级官府中，同样存在为争夺盐权而相互冲突的现象。淳熙三年（1176年），邛州蒲江县有盐井，岁课有定额，置盐井监管辖，然“郡守增岁课，归并于州”，将新增盐课“以资少府私用，而民始病”⁽⁶⁷⁾。宁宗嘉定中，长宁军“郡有淯井，盐旧以卤水弊余资养士之费”，然而这部分盐权却被郡守占有，“郡将掩以自封” ⁽⁶⁸⁾。

三、宋代中央对四川盐官层级博弈的调整

（一）以监察机构监督地方盐政举措

宋代四川诸路提点刑狱司具体负责监察任务。提刑司简称“宪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核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哲宗绍圣初“以提刑兼坑冶事”。可见，提刑司不仅掌管监察，也兼管理地方矿产。⁽⁶⁹⁾绍兴十五年（1145年），户部上言：“已降指挥，诸路提举茶盐官改充提举常平茶盐公事。缘成都、潼川府、利夔州路即无提举茶盐官，及淮西、京西路提举茶盐现系逐路转运、提刑兼管，广西路提举茶盐现系提刑兼管，及诸路常平司主管官所掌职事，并合取自朝廷指挥。”朝廷乃诏“四川、广西令提刑，淮西、京西令现兼提举茶盐官兼领，主管改充常平司干办公事，依转运、提刑司属官体例”⁽⁷⁰⁾。

由此可见，四川诸路茶盐官改充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后，仍由诸路宪臣兼任。因提刑司能够做到“检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钱物者，按劾以闻”⁽⁷¹⁾，而四川盐课利润丰厚，由提刑官兼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可以更好地做到盐务处理的公平合法。同时，提刑司兼任盐官，亦可有效监督各级官府为盐权而屡起冲突的事情发生。

（二）重视地方盐官出任，鼓励纠除盐弊

宋代四川地理偏远，朝廷自有“鞭长莫及”之感，更需注重地方盐官的选拔，并鼓励其积极上言、纠正盐弊。同时，还注重提高盐官政治待遇，对其规避上级官府盐权的侵吞也能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开宝六年（973年），夔州云安县以盐产丰盛，升为云安军。朝廷“差京朝官为军使”，知军“时节得以需章自达于朝，他邑莫比也”⁽⁷²⁾。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符行中任四川总领“尝欲增简州盐策”，以其事委任雅州军事推官李焘负责，焘力谏而止，四川宣抚使张浚赞其“有台谏风”⁽⁷³⁾。淳熙十年（1183年），有臣僚上言“万州南浦县渔阳盐井岁收盐一十四万六千三百余斤，从来以南浦县主簿兼监。盐井去县八十余里，主簿例多恩科老缪之人，不能钤制奸黠”，乞请将“渔阳盐井专差监官一员，而以南浦县尉兼主簿”，得到朝廷批准。⁽⁷⁴⁾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夔路转运通判李訦上请以京官知任大宁监，“大宁监盐场岁趁二百五十万斤体例，本司自拟待阙官一员，往充外计。签厅既无绾系印纸，苟请俸给，或虚额诳申，或减秤干没。乞将盐场从吏部差注初任京官，次任选人”，得到了朝廷的批准。⁽⁷⁵⁾嘉定初年，高定子出任四川制置司主管文字，时制置使郑损欲侵夺总领所盐权，“增总领所盐课”。高氏上言“辨其颠末”，劝谏而至，擢知长宁军。高氏赴长宁后，发现当地官府同样存在争夺盐利的情况，乃“争于制置使，得蠲重赋”，再擢知绵州。⁽⁷⁶⁾嘉定中，彭子远任长宁军学教授，“郡有淯井，盐旧以卤水弊余资养士之费”，然被郡守侵夺，彭氏上谏“诸提举学事司，复归于学”。因彭氏能够优先教育，使人心向学，“郡将反以是敬礼之”⁽⁷⁷⁾。

（三）削减地方盐官对课税的强增

宋代四川盐官为争夺食盐利税，不断增加盐课，造成民间严重骚怨。为此，朝廷通过下诏削减盐官强增的课额，以达到缓解各方盐权冲突的目的。

熙宁九年（1076年），夔路提刑张宗谔奏定开州温汤盐井每年以212553斤为定额。然而，地方郡守为争夺盐课，“本州自行推排，于祖额上增一万八千斤”，此举引起了民间灶户的强烈不满，“于是以井户进状”。朝廷乃诏“制置诸司体究措置，而诸司奏减之”⁽⁷⁸⁾。

绍兴十七年（1147年），因四川宣抚司强增盐课，下诏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符行中、权四川宣抚司事李璆“参酌减放”，于是减夔路盐钱76000缗。⁽⁷⁹⁾绍兴十八年（1148年），因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以“备军费”为名，强增成都、潼川府、利州路“三路茶盐酒课”，下诏“对减四路激犒钱三分之一”⁽⁸⁰⁾。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左朝散大夫、知嘉州朱昌裔上言四川总领所过于强取盐课，请于蠲免：“唯务增添，逮今每岁共收盐酒课息钱一千一百余万缗，比之旧额，几四五倍，……望将未减额以前旧欠，如非侵欺盗用，并行除放”，得到了朝廷的批准。⁽⁸¹⁾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因四川制置司强增盐税，诏尚书省“检会节次行下四川制置等司措置条具减盐酒课息钱”，并同时“捐蜀中盐井虚额”。⁽⁸²⁾同年，有臣僚上言利州路西和州食盐因官府争夺，“不免科及于民，理宜惩革”，上奏“欲望将见今所卖盐每百斤与减一半价钱，则出卖稍易，必不致依前科扰”，得到了朝廷的批准。⁽⁸³⁾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军器监主簿马骐言亦上言因四川地方盐官争夺盐课，造成税课过高，请求加以减免：“凡所谓虚额者皆出于盐酒之课，盖盐泉有盈缩，则煎煮之数不能无多寡，人烟有稀稠，则酤卖之数不能无通塞。向者有司但持目前一定之额，而课其息，将新盖旧，用实填虚，卒以无偿。徒费督责，望下四路监司，取现盐酒课利三年内所收实数，以酌中一年为额，使之趁办，其目前虚额之数，尽与蠲除”，朝廷采纳了其建议，诏“总领所相度申省”⁽⁸⁴⁾。

淳熙三年（1176年），邛州蒲江县盐课被当地官府侵吞严重，“盐井岁欠百三十余万”。朝廷命四川总领李蘩措置削减，“日输不过六十担，担为六十斤，价十有四千，凡减盐十万八千余斤，为缗钱七万五千”⁽⁸⁵⁾。同期，针对总领所盐权过重的情况，也不断诏令蠲减盐课，赵开、杨辅“相继总赋，皆以减放为急，蜀人幸之”⁽⁸⁶⁾。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宋廷因四川盐井“多有年深泉脉不发，陈乞栈闭”，而地方官府为争夺盐利“官司不为施行”，导致“虚负重课”，故“累降赦文约束”。后又访闻“因渲淘旧井，间有咸脉去处，州县又令别增新额，不与对减现欠之数”，遂诏令“逐路监司相度，将实合栈闭与所添新额取现诣实，依条施行，不得仍前抑勒”⁽⁸⁷⁾。

（四）授予地方盐官制衡之权

宋代中央利用四川各级盐官不同的职能，授以制衡之权，使其争夺盐权不能容易实现，以此缓和各方食盐冲突。如对转运使司与州、县级官府盐权冲突的处理，通过四川总领所的职权介入，降低转运司对州、县食盐税额的强征来实现；四川总领所掌有很大的财权，“计臣得以擅取予之权”，然要受到四川宣抚司与制置司的节制；为预防四川宣抚司对总领所盐权的侵夺，则通过提高总领所的地位来实现；四川制置使虽权限极高，但所掌“刑狱、财赋付提刑、转运”⁽⁸⁸⁾。

绍熙二年，朝廷下诏允许夔州“将本州岛奉节、巫山两县转运司科扰盐，每斤减作一百文变卖”，如转运司再有强征行为，“乞下四川总领所从本州所乞施行”⁽⁸⁹⁾。嘉定三年（1210年），“诏四川总领所毋受宣抚司节制”⁽⁹⁰⁾。为预防四川制置使司对总领所盐权的侵夺，则下诏对制置司所侵盐权予以剥夺。嘉定七年（1214年），“罢四川制置大使司所开盐井”⁽⁹¹⁾。

综上所述，宋代四川盐业作为政府财利之源，一直被官方重点垄断，为实现对盐利的最大化占有，政府设置了众多相应的盐官机构。然因盐利的丰厚，诱使各级盐官之间为利税的争夺展开了不同表现形式的博弈。中央为实现地区盐权秩序的稳定，也会采取相应的行政手段对官方层级间的博弈进行调节。采取缓和官方盐权冲突的措施，有助于四川盐区管理的安定有序、减轻民间负担，进而实现了四川盐官职能的正常发挥以及政府对盐税的顺利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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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理工学院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宋元时期四川盐业资源与社会博弈”（YWHQ14-2）之阶段性成果。

(2)裴一璞（1982— ），男，山东潍坊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及盐业史研究。

(3)（民国）吴炜．四川盐政史[M]．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民国二十一年）．

(4)（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M]．刻本．1882（清光绪八年）．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2261．

(6)（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960．

(7)同⑥3969.

(8)（宋）祝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904．

(9)（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60．

(10)同①3969.

(11)（宋）刘时举．皇朝编年资治通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71．

(12)同①3969.

(13)同①3984.

(1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3361．

(16)（宋）王存．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320．

(17)（宋）欧阳忞．舆地广记[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873．

(1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 0 0 5：4 6 2 2-4 6 3 1．

(19)同⑧

(20)同⑨9 2 4.

(2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436．

(22)（宋）祝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1055．

(23)（宋）王存．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372．

(24)（民国）赵熙．荣县志[M]．台北：学生书局，1988：388．

(2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2877．

(26)（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5087．

(2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8)（民国）吴炜．四川盐政史[M]．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民国二十一年）．

(29)同⑤1745.

(30)同⑤1 6 5 5.

(31)（宋）王应麟．玉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 9 8 6．

(32)同⑥5264-5266.

(33)（清）高承瀛，吴嘉谟，等．井研志[M]．台北：学生书局，1 9 7 1：4 5 3．

(34)同⑦.

(35)同 ?453-459.

(3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6：3 0 0．

(37)（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M]．刻本．1 8 8 2（清光绪八年）．

(3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5087．

(39)（清）高承瀛，吴嘉谟，等．井研志[M]．台北：学生书局，1971：453-459．

(40)同①4622-4631.

(41)同②456.

(4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3)（宋）王存．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681．

(44)同⑥372.

(45)同⑤.

(4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9496．

(47)（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6：295．

(48)（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45．

(4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804．

(5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393．

(51)同①300.

(52)（宋）祝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902．

(53)（宋）魏了翁．鹤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4)同①.

(55)（民国）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322．

(56)梁庚尧．南宋榷盐：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6．

(57)（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958．

(58)同⑧4477.

(59)（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956．

(6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804．

(61)（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988．

(62)同①12318.

(63)同①11150.

(64)（宋）祝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902．

(65)同⑥1032.

(66)（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5053．

(67)（宋）魏了翁．鹤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8)同⑨.

(69)（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968．

(7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1)（元）佚名．宋史全文[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412．

(72)（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5278-5279．

(7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2640．

(74)同②.

(7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6)（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318．

(77)（宋）魏了翁．鹤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8)同①.

(79)同②：4225.

(8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2556．

(81)同⑥2898.

(82)同⑥2290-2291.

(83)同①.

(8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3039．

(85)（宋）魏了翁．鹤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393．

(8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8)（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056-3960．

(89)同④.

(90)（宋）刘时举．皇朝编年资治通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180．

(91)同⑤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