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主义的陷阱

然而我最警惕的还有别的事情。

那就是，如果在拍摄前已经设定了主题，纪录片创作者就会被其束缚，很难在眼前现实的“原本”状态下进行观察。

比如，假如我接受孝淑的邀请，决定以“和平与共存”为主题拍摄纪录片，那么纪录片导演通常就会先考虑“为了凸显这一主题，我应该把摄影机对准哪里？”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可能就是发生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这些战争，要么就是发生在韩国和朝鲜之间的诸多问题，又或者是留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的伤痕。不管怎样，导演会去选择和主题相符的素材作为话题。

一旦决定好主题，接下来就是调查。比如，如果选择了原子弹爆炸的创伤作为主题，那么就要通过报纸、杂志、书籍和网络进行具体的调查，考虑要把摄影机对准谁，去问什么问题。然后逐个地和要拍摄的候选对象进行会面，在其中慢慢探查和筛选出与主题相符的对象。

当然，拍摄和剪辑过程中，也会不断注意眼前的“素材”与主题的相关度。于是，不符合主题的部分，无论多么精彩，都要无情地、甚至含着眼泪将其剪掉。

希望各位留意的是，在这种创作方法里，创作者总是重视“主题”多于被拍摄的对象。他们看上去好像专注于被拍摄的对象，实际上心里一直在挂念着“他们的言行是否与主题相符”，所以并没有真正地在看或者在听。也就是说，如果不特别注意的话，被拍摄对象很容易变成仅仅为突出主题而存在的道具。

补充一下，这种由主题进入创作的程序其实是纪录片的标准做法。无论日本国内外，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纪录片、论文、报纸杂志的企划文章，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生产的。大概有些读者会问：“那又有什么问题吗？”

就我而言，这种从主题入手的制作方法很难发挥出纪录片本身的趣味性。因为其实纪录片最为闪耀的时刻，是当生动的被拍摄对象压倒了写在纸上的主题框架，释放出不可思议的、奇妙而妖冶的魅力的那一瞬间。换言之，纪录片的生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现实散发出的复杂离奇的魅力本身。而当我们试图根据主题来拆解它的瞬间，纪录片马上就死了。

也就是说纪录片即使需要有主题，也应当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被拍摄对象与现实之间经过长期斗争，才终于“被发现的东西”，而不该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这样说可能太抽象，太难以理解，所以在第二章里我会再次详述。这也是我提倡、实践的“观察电影”的本质。

总之，以上任何理由都使我对电影节方面的邀请提不起劲来。因此，我在感谢孝淑的同时，只回复了邮件说“让我考虑一下”，但其实心底隐约觉得“我可能不会接受这个企划吧”。